7月20日，国家网信办对滴滴处80.26亿元罚款。官方通报，滴滴公司共存在16项违法事实，其中不少涉及违法收集用户信息。
滴滴事件是这轮平台经济整治的重要事件，如今总算有一个结果。最近一年，互联网平台遭遇海啸般的舆论冲击，大量网民痛斥互联网平台不“为国分忧”，不投资“卡脖子”技术，只会在消费端反复收割用户。
这种批判情绪包含两个层面的信息：
一是对互联网平台侵犯用户权益的不满。
违规收集用户信息的互联网平台，与违规放贷的商业银行和挪用预售款的开发商一样，必须依法惩处和严格监管。去年，我在《蚂蚁的野心》等文章深入讨论过这一问题，不再赘述。
二是对互联网巨头不愿意投资技术的不满，以及对硬核技术的渴求。
后发国家往往带着赶超发达国家的强烈冲动参与国际竞争。寄托于大企业、政府大规模投资硬核技术是实现国家赶超目标和满足民族主义情绪的“捷径”。近些年，国际政治局势动荡，对外贸易条件恶化，技术制裁升级，不少人表达了对星辰大海的强烈渴望以及对互联网巨头不追求“大国技术”的不悦。
本文借滴滴事件讨论第二个问题，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技术创新的逻辑，回答后发国家如何才能实现科技立国。
本文逻辑
一、大国技术焦虑
二、吃喝玩乐逻辑
三、星辰大海入口
【正文7000字，阅读时间20'，感谢分享】
01
大国技术焦虑
近年，很多人指责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头只在吃喝玩乐的消费市场上赚钱，不愿意大规模投资芯片、操作系统等硬核技术。如此下去，中国消费市场和互联网企业一直给美国科技企业做嫁衣，长期被“卡脖子”。
糟糕的是，经济学还有一个理论似乎支持这种说法。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在1967年发表了一篇论文。他在论文中将宏观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一是生产效率高的“进步部门”，制造业、现代农业等；二是生产效率低的“停滞部门”，教育、餐饮、旅游、表演等服务业。
鲍莫尔指出，生产效率高的部门，雇员越来越少，劳动工资下降。比如受摩尔定律驱使，手机技术快速迭代、成本不断下降。而生产效率低的部门，雇员需求量大，工资成本越来越高。比如，三百年前的莫扎特四重奏要四个人演，三百年后依然要四个人，劳动数量一样、技术可能更差、工资却更高。
这样下去，会产生什么问题？当进步部门的经济产值占比越来越低，停滞部门的经济产值越来越庞大，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效率越来越低，经济最终趋于停滞。这就是鲍莫尔成本病。
如果鲍莫尔成本病成立，那么一些人的担忧就是对的——应该将更多资源投入在制造业、科技领域，避免产业空心化、金融化，尽量少投服务业和金融业。他们甚至主张政府主导投资硬核科技，以引爆一场技术革命。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迫于战争需要组织资源集中开发出大量新技术，比如，航空航天、核能、导弹、计算机、互联网等。二战后的技术革命，是由这些军用技术民用化驱动的。化肥中的氮，原本是二战中炸药的主要成分。战后，军用的氮和硝酸盐生产工艺民用化，农业化肥技术突飞猛进。
硅谷半导体产业的兴起也与美国国防部有着密切关系。二战期间，德州仪器的前身GSI为美国军用信号公司和美国海军制造电子设备。1954年德州仪器生产了第一颗以硅做成的晶体管，但当时它的主要买方还是美国国防部门。
不得不承认，二战时期国家组织和推动的技术创新几乎主导了战后半个世纪的产业技术路径。
该如何解释以上问题与现象？
一、互联网巨头为何不投资硬核技术？
中美互联网格局差异显著，美国互联网企业习惯于纵向延伸、垂直整合，中国则倾向于终端市场横向整合，并形成几大消费巨头。这受很多因素影响：
首先，两国监管法律不同，在美国整合消费市场容易遭受反垄断调查，企业不得不投向垂直领域；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受巨大的消费人口红利（大数据红利）驱动而反复角逐终端市场，同时用户数据方面的监管没那么严厉。
其次，两国人力资本与金融市场不同，美国拥有高科技人才和廉价资本的优势，中国的融资市场不发达，高风险的技术投资主要依赖于跨国的风险投资和国际资本市场。
最后，两国市场准入政策不同，在中国一些上游或纵深领域的准入门槛高，买方地位强势，这降低了企业进入的意愿。如亚马逊从电商延伸到上游的低轨卫星和无人机配送，而京东难以进入这些领域，只能做地面物流。
二、鲍莫尔成本病是否真实存在？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定义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市场上，不存在绝对的进步部门或停滞部门。当一个部门效率下降时，无利可图时，资本和人才会流出，但这个部门效益提升时，资本和人才会进入。一个部门，即便是服务部门，人才和资本持续进入，说明它有效率、有效益。
如果鲍莫尔成本病成立，苏联的计划经济是对的，美国这种自由经济最终会走向停滞。二战以后的美国，制造业占比越来越低，服务业占比越来越大，劳动力的成本越来越高；但是，美国的经济并没有走向停滞，技术的全球领先程度远超二战之前。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会计、律师、航运等，反而大大促进了技术进步。可见，鲍莫尔这种上帝思维不可取，投资现代服务业同样带来效率。
三、政府投资是否可以一劳永逸？
首先，政府投资存在一定的效率，大规模的密集投资定然会带来技术创新。这不可否认，但效率低、成本高、风险大。公共部门的垄断性质和寻租成本决定了低效，同时会产生挤出效应，破坏社会与竞争的公平性。另外，政府过度投资依赖于过度征税，会扭曲利率抑制私人投资；或依赖于过度借债，扭曲市场价格，容易引发债务危机或通胀危机。
其次，一个地方投资，另一个地方损失。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提出非常著名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二战时期，参战国政府大规模借债投资战争武器及技术，但民间民生凋敝，“看不见的”损失巨大。当然，这在当时是无奈之举，战后极少国家再集中资源行事。不过，苏联继续实施计划经济，这种集中决策的技术试错成本极高。当年，苏联的官僚们认为晶体管无法抵御核战中强大的电磁脉冲，从而选择了受干扰较轻的电子管。这让苏联错失了晶体管赛道。如今，电池技术路线有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氢燃料电池等，让各类技术企业去探索不同技术路线的可行性比政府更有效。
最后，二战时期以及战后密集技术创新，主要来自通用、贝尔实验室等私人企业。美国政府更多地扮演买家和组织者的角色，而不是直接投资者和生产者。
后发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容易催生强烈的大国技术焦虑以及对市场的不信任偏见。但在具体路径上，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比政府在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方面更具效率优势。问题是，如何能够证明自由市场与大众消费能够促进技术进步？
02
吃喝玩乐逻辑
现实中，我们找不到一个生活物资匮乏、技术领先的国家。反过来，我们很容易看到，吃住行游购娱繁荣的国家，技术往往比较先进。世界顶级的消费大国，往往是技术强国。美国、英国、法国、韩国、日本是娱乐大国、消费大国，也是技术强国。
逻辑上，如何解释消费大国与技术强国之间的关系？
埃隆·马斯克是这个时代星辰大海里的航海家。他最近在推特上表示，已经将自己的大脑上传到云端，并已经与自己的虚拟版本交谈过。这是怎么回事？
人机交换是前景可期又充满未知的技术。马斯克的神经科技公司Neuralink正在开发脑机接口。这个设备试图将人的意念输入网络，人可以通过思考来控制计算机和手机。马斯克的想法并非无中生有，他曾表示这项技术可以帮助瘫痪的人通过意念使用手机。除此之外，人可以借此用意念玩游戏、驾驶汽车、发射火箭……爆炸性的需求场景正在激励企业家、神经科学家与计算机工程师打通人机界限。
一、吃喝玩乐为硬核科技提供消费场景，驱使企业家与工程师持续创新。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电子产业兴起，数码相机风靡全球。当时日本的数码相机是一种大众的成人“玩具”，在国际市场上属于廉价商品。它有一个别称叫“傻瓜”相机。但是，“傻瓜”相机推动了日本光学及相关材料技术的进步，这些技术今天被运用到了半导体及光刻机上。
光刻机的原理和照相机一样，通过曝光的方式把设计好的芯片电路图成像在涂了光刻胶的硅晶圆上，最后用光来雕刻芯片电路图。索尼、尼康和佳能被后来的荷兰ASML超越，但是日本在半导体产业上依然占有一席之地。
日本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材料输出国，在光刻胶、硅晶圆等14种重要材料上，占据了全球超50%的份额。同时，日本的半导体生产设备也令人瞩目。在国际半导体设备公司排行榜前15名中，来自日本的企业便占据了8席。
可见，吃喝玩乐等大众消费为技术不断迭代和基础科学落地提供消费场景。比如电子游戏。二战后，电子游戏作为公共部门的技术研究项目，技术进步缓慢。1961年第一款非研究属性的电子游戏——《Space War（太空大战）》问世。这种人机交互的游戏快速流行于各大高校和科研所。1972 年第一款家用游戏机出现，爆炸性的市场需求刺激电子游戏一日千里。如今，网络游戏替代电子游戏成为了日常娱乐方式之一。
网络游戏极大地促进了网络技术的迭代——这被其娱乐性与道德情感所掩盖。我这里使用中科院研究团队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游戏技术——数实融合进程中的技术新集群》，这份报告罗列了网络游戏技术中所包含的各项技术，如虚拟人技术、游戏引擎技术、游戏 AI 技术、云游戏技术，还有算力开发、芯片运算、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图像渲染、多元互交网络。
例如，图像渲染。大型网络游戏需要高性能图像芯片，而强大的图像芯片技术是工业互联网的底层技术。去年4月，在英伟达GPU技术大会上，“假黄仁勋”骗过了所有人的眼睛。英伟达披露，从黄仁勋到厨房的各个细节，都是渲染出来的。老黄做了一次超级营销，也给元宇宙工业应用场景打开了想象空间。
“2020年游戏技术对我国芯片产业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大约为14.9%；对于5G和XR(VR/AR)，游戏技术的科技贡献率达46.3%和71.6%。【1】”
再如，多元互交网络。1974年的电子游戏《Spasim》最多只能支持 32名玩家，而如今的手机游戏《王者荣耀》同时在线人数可以达到 9800万人。这种亿级别的在线互交与协作网络技术可能广泛运用于未来的智慧城市和分布式协同作战之中。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市场需求与竞争机制刺激企业创新技术。衣食住行等广泛的需求刺激广泛的技术创新。吃喝玩乐与硬核科技互为一体，玉米中的转基因种子、建筑中的特钢、汽车中的智能驾驶、日用品中的化学原料、眼镜中的镜片、网络游戏中的算法，都是硬核科技。大众消费需求的不断提升促进了广泛的技术进步。
二、极限需求催生极致技术，激励人类探索最前沿的技术。
在保留农耕文化传统的国家，人们对极限运动的接受程度低，极限运动被戏称为“国外人少系列”。极限运动代表着人类追求极致的意志和探索未知的勇气。如果没有飞翔的梦想，没有飞翔的勇气，就不会有飞机，不会有星辰大海。
极限运动带来极限技术。国际赛车的汽车技术普遍领先家用汽车5-10年。美国四大运动赛事是全美骨伤科先进治疗方案的大买家。百米赛跑运动员的跑鞋和游泳运动员的泳衣藏着先进的化学材料及技术。
在日常生活中，越是矫情的懒惰的需求，越需要硬核科技来满足。闭着眼睛开车的需求催生无人驾驶，追求精致面容的行动催生微创手术，残疾人跑步的渴望推动医疗机械技术进步。所以，大众越富有、越享受，技术越发达。
三、消费竞争增进人的创造力，持续改善人的社会福利。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消费的本质是对人的投资，消费规模越大、消费比重越大，对人的投资越大，人的创造力越强。这就是为什么消费大国往往是技术大国。
实际上，经济是一个相互促进的系统，有效的供给满足有效需求，进而创造有效供给。融资市场促进芯片技术创新，按摩改善工程师身体促进编程工作，餐饮增进智力促进人的学习能力，适度的游戏和音乐让人放松促进人的灵感与创造力。
有人可能会反问：天天吃喝打游戏也能促进技术创新？
消费是对人的投资，有收益，也有风险；有竞争，也有淘汰。过度沉迷游戏，如暴饮暴食，这种消费行为会带来风险，甚至被市场淘汰。奶粉消费需要政府监管，防范毒奶粉；房屋预售需要监管，防范开发商和银行违规；游戏消费也要监管，防范渲染暴力、数据侵权和少儿沉迷。尤其是针对少儿沉迷，建议政府采取游戏分级制度保护少儿健康。
在庞大的自由消费市场中，消费的竞争与淘汰反馈机制可以最大化提高消费边际效用，即消费的投资回报率。这种消费竞争的逻辑促进人在消费中获得更多的成长性和创造性。我反复建议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家庭中，改善家庭消费，减少基建项目的投资。其实，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增长的目的是增进个人的消费福利。
那么，繁荣的消费能否促进国家集体行动目标的达成？
03
星辰大海入口
国家作为一个组织，它确实有其集体行动的目标与能力。一个国家一旦面临一场战争，像如今的俄乌战争，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军事技术，足够雄厚的经济与财政力量，可能陷入亡国的悲惨境地。这是国家主义者支持核心技术国家化的理由之一。
不过，美国当年赢得二战的基础是美国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通用汽车等私人企业摇身一变转化为武器制造厂。可见，强大的战争统筹能力是建立在繁荣的市场与发达的工业基础之上。这是国家达成集体行动目标的关键。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个体技术与国家目标之间的关系：
一、扩展秩序促进集体行动。
现代社会是一个哈耶克所说的扩展秩序【2】。扩展秩序，比如语言、市场、货币、习俗都是扩展秩序。扩展秩序是一个自发自生的秩序。它不是一个人决定的，而是个体之间经过长期的磨合、选择和交易形成的。一个市场，不管是芯片、卫星、工业软件，还是房地产、金融、游戏，不是一个人创造出来的，是每一个个体共同参与的结果。
扩展秩序还是一个分工协作的概念。分工协作越庞大，技术越精细。扩展秩序越庞大越好，市场规模越庞大、分工越精细，对国家集体行动能力的提升与目标的达成越有利。
在星辰大海中，庞大的消费市场是无数繁星，培育人的才能的多样性，刺激技术星火燎原。发达的金融市场是星空里的银河，给高风险、长周期的技术项目提供一轮又一轮的融资。
资本规模越大，技术分工越精细。过去，中国互联网及众多私人技术投资，是中国创业者、消费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分工协作的结果。国际风险投资给互联网项目提供一轮又一轮的融资，待成熟时赴纳斯达克上市，由股票投资者继续投资这些项目。对中国互联网及众多私人技术项目来说，这个国际协作链条犹如生命线。当下，解决好“中概股”的监管冲突重要而迫切。
所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国家行动以集体诉求取星辰大海中一颗恒星便可达成国家目的。这次俄乌战争展现的分布式协作作战网络与无人机武器给各国决策者描绘了未来的战争图景。分布式计算、加密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均是决定未来战争胜负的核心技术。
大疆创新的无人机是消费级别的游戏机，但这种娱乐需求可以促进技术进步，为工业级别、军事级别的无人机提供技术支撑。嘀嘀打车系统、美团骑手系统均是复杂协作系统，这些系统所积累的加密、大数据技术及人才是将来的分布式协作作战网络不可或缺的。
更何况，战争及安全防御只是国家目标的一部分，而国家更为广泛的公共用品的满足，依赖于庞大的消费市场及其先进的技术。例如，网络技术能够给国民教育和医疗提供在线解决方案。又如中国正在推动的新基建，尤其是数字新基建，更多地使用私人资本和技术。引擎技术、实时渲染、物理模拟等技术被运用到城市智能交通、工业互联网、“东数西算”工程等。
二、复杂系统突破国家能力。
扩展秩序是一个复杂系统，技术创新也是一个复杂系统。现代技术是一个个高阶次、多回路和非线性的复杂系统，甚至充满混沌和不确定性。如今，任何一项革命性的产品，智能手机、无人驾驶汽车、光刻机等都是众多先进技术的复杂集合。
一台光刻机十万个零部件，涉及物理学、光学、数学、流体力学、表面物理、化学、自动化、精密仪器等等。不是说掌握一两项技术或关键环节就具备制造高端光刻机的能力。
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流行“微笑曲线”理论。这项理论误导了很多人，很多人据此认为，中国制造企业应该向品牌、设计两端延伸，摆脱低利润的制造环节。其实，从原材料勘探、开采、加工、物流、组装、测试最后到销售、售后，每一个环节都深藏着巨大的技术潜力。
比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半导体产业链逐步实现全球精细分工与协作。如今，制造环节的台积电凭借强大的制造能力名震天下。日本半导体企业在原材料环节占据着统治地位。荷兰光刻机、美国芯片设计均通过创新来创造利润和获得行业话语权。即便“家里有矿”，探矿需要技术，开矿也需要技术。美国私人技术公司引爆的页岩气革命促使美国从能源进口国转变为能源出口国。中国已探明的页岩气、页岩油储量比美国大，可惜开采技术不成熟。
又如消费端。销售被认为是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实际上，沃尔玛的供应链技术、亚马逊的低轨卫星技术都是非常领先的技术。腾讯、美团、滴滴等消费端的复杂系统均是国内领先的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未来，这些复杂系统不断迭代，将进入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无人机配网络等领域。
如今，复杂系统的技术创新远远超出了一个公司、一个政府、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能力。那么，如何才能获得全球顶级技术？
市场扩展秩序与技术复杂系统是高度匹配的，国际市场是一个更大的扩展秩序，催生更加精细的技术分工和更复杂的技术密度。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精细【3】。像新加坡、荷兰这类国家更愿意融入全球化，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来提升技术水平，而大国因可自成市场体系而易封闭。但是，这种封闭市场的技术分工程度在逻辑上要低于国际市场。斯密定律表达了一个基本逻辑：全球最顶级的技术只诞生于国际市场之中；只有深度融入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才能获得顶级技术。
有人提出，如何应对他国的技术封锁？其实，当前的挑战都不是事，只要做好这四个字：改革开放。
三、多元文化孕育星辰大海。
比特币是一种由密码朋克运动诞生的创造。上个世纪70年代，一群技术极客以加密技术为手段发起了一场反对一切政府规则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比特币最早只是一种流行于密码朋克圈的分布式“游戏”。在最初的几年，工程师们乐于奉献出自己的CPU算力去“挖矿”，设计者“钟本聪”给第一个解出哈希函数的“矿工”50比特币作为奖励。而当时的比特币只是一种没有任何价值的积分。就这样，一个个技术玩家“无偿”加入，共同构建了一个点对点加密的分布式网络。这种网络后来被称为区块链。
这群看似荒诞不经的无政府主义者，身上带着桀骜不驯与理想主义，却极大地推进了加密技术、分布式计算和共识算法的进步。这就是多元文化给他们提供了试验场和试错场。
什么样的制度与文化造就什么样的人和技术。马斯克、普京、马云、贝多芬、巴菲特，这些人都是充满能量的人，他们的能量需要宣泄，宣泄可能是创造也可能是破坏，这取决于制度与文化。
如今，人们畅想的是加密技术、人机交换等技术将人类推入元宇宙。元宇宙充满着更多荒诞、不羁、无政府主义，而这种多元文化恰恰是星辰大海的灵魂。
在国际上，多元文化更加宽容、更易协作，而统一性导致狭隘、极端与冲突。一个优秀的民族需摆脱急功近利与浮躁浮夸，抛弃上帝思维和父爱主义，设法保持宽容与试错的心态融入世界。
多元文化、扩展秩序、复杂系统，三位一体，多元社会培育多样化的市场秩序，促进技术分工和复杂系统。它们共同造就人的才能的多样性，而人的才能的多样性是一切创造的源泉。
回归个体，是星辰大海的入口，是文明的起源。
参考文献：
【1】游戏技术——数实融合进程中的技术新集群，中科院自然史所王彦雨课题组；
【2】自由秩序原理，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国富论，亚当·斯密，郭大力、王亚南译，译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