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伯恩·霍巴特】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美国的GDP几乎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而美国制造业产值在全球所占的比重甚至更高。关于这一点，联合国1948年发布的《世界经济报告》称，全球制造业产值可以分为美国和“其他国家”这两个几乎相等的部分。
当时，如果你问人们该选择哪种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话，答案毫无疑问是美元。在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终于得以确立：美元与美国的黄金储备挂钩，而其他主要货币根据不同汇率与美元挂钩。
美国“钯金杂志”（Palladium Magazine）网站2020年12月5日发表了该杂志财经专栏作者伯恩·霍巴特的评论文章：《为何美元会比美利坚帝国更加长寿？》
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上述货币体系开始走向解体。当时人们把美元与黄金的脱钩称为“一个临时性的意外事件”（a temporary contingency），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这段“临时调整期”在今天看来已经是该体系实际存在期的近两倍了。不过，美元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在今天的世界上，各种大宗商品都是用美元来定价的，公司之间签署协议时也都以美元为标准，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中57%是美元（这个比例要比位居第二位的欧元高三倍）。
一直以来，关于美元将失去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各种揣测时常出现在媒体上。这种揣测分为两类：普通人的猜测和外汇交易者进行的带有投机性的预测。新冠肺炎疫情也好，2008年金融危机也好，互联网泡沫也好，1987年全球股灾也好，每当危机爆发，关于美元失去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声音都会出现。
美国正面临长期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而且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几年后就会在在规模上超越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持有美元还是一个安全的选择吗？利率已降至零的美元每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却在以24%的速度增长，它还能与供应量增长受限于开采技术的黄金或供应量与算法有关的比特币竞争吗？
当我们对美元的表现进行短期预测时，提出上述两个问题并非毫无道理，不过这两个问题与美元是否能保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之间并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对后者进行分析要求我们具备历史视角，我们需要考察一下到底什么是“储备货币”，以及到底什么是“货币”。
与任何一种货币一样，储备货币也有三项职能：交易支付媒介、价值储藏载体和计价单位。对于中央银行来说，储备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最重要的。当然，在某种紧急情况下，交易支付功能也非常重要。当世界贸易体系还处于一种很简单的状态时，人们对储备货币的交易支付功能的要求也符合很简单的逻辑：如果一个国家需要进口某种自己无法生产的商品，它需要用哪种货币来购买呢？从历史角度来看，在大多数国际贸易活动中，被交易的商品可以分为制成品和原材料两大类，例如：一个出口机械设备的国家需要进口谷物，另一个出口煤炭的国家需要进口服装。
不过，由于集装箱运输技术的发展，现代国际贸易已经变得远比上述情况复杂。集装箱货轮出现之后，装卸货物的成本大大下降，这使中间品（intermediate goods）贸易在各国之间成为可能。以智能手机为例，中国大陆出口的智能手机中含有来自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等经济体的零部件以及美国的软件（美国软件在手机行业仍然占据优势地位）。
复杂的供应链体系对所使用的货币也提出了要求：中国大陆手机制造商在与使用韩元、日元、新台币和美元的不同公司进行交易时会更希望用同一种货币来完成所有交易支付，这样显然对这家中国手机制造商来说更方便。而对于那些购买中国手机的各国进口商来说，他们的逻辑就更简单了：没有哪家中国公司会对巴西雷亚尔、印度卢比或尼日利亚奈拉有很大需求，大家都想使用的货币是美元。美元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主导地位就这样获得了确立。
苹果CEO库克
当我们讨论美元时，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可循。在美元时代到来之前，英国的英镑是世界上地位最高的货币。当时，美国、阿根廷和澳大利亚公司都更喜欢收到英镑而不是本国货币，而且伦敦是当时的全球金融中心。
英国的地位是在19世纪末随着美、德、法等国逐渐工业化而开始跌落的，但是英镑的地位却并没有随之下滑。到20世纪40年代末，英镑仍然是全球最强大的货币，在全球储备货币中占有85%的份额，其地位被美元取代是50年代中期的事了。甚至直到60年代末，英镑在全球储备货币中仍占有25%的份额，虽然当时英国GDP仅占全球的4.4%。
为何经济影响力已大大衰落的英国，其货币仍有如此影响力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等几位作者在《全球性货币的原理：过去、现在与未来》（How Global Currencies Work:Past,Present,and Future）一书中指出：一种货币是否能获得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不仅与货币发行国的经济产出规模有关，而且也与该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度、金融制度的复杂度以及各国既有外汇储备情况有关。恰好英镑满足所有上述条件。此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英国的货币政策较为稳定，这使得众多中央银行认为用英镑作外汇储备是一个稳妥的选择。
英镑之所以在各国外汇储备中占有重要地位，最初原因在于英国的殖民地（乃至前殖民地）都更喜欢英镑而非美元。印度、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即便在独立之后也都明显更偏爱英镑。其中有传统的因素，也有现实的社会因素：那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大多受过良好教育，而这种教育的提供者基本上是牛津和剑桥两所英国大学。与普通民众相比，这些在英国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家与他们的前宗主国英国保持着更加紧密的社会联系。
此外，英国还很注意把握去殖民化的节奏，以确保英镑不致受到严重冲击。对于英国来说，维持英镑的储备货币地位涉及国家荣誉，而且也是英国经济地位的重要标志。对于一个金融业具有较大比重的经济体来说，当它的货币被广为接受时，其经济状况也较好；反之，当没有人使用它的货币时，其经济表现便会受到严重影响。
从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的历史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二战后英镑的估值是过高的，英国为自己的前殖民地提供了“胡萝卜加大棒”式的选项：如果那些国家愿意继续用英镑作外汇储备并把那些钱放在伦敦，那么英国就会继续用海军保护他们的安全（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对西欧盟友也采取了类似政策，只要西德愿意持有美元并且答应不把美元兑换成黄金，那么美国便会承担在西德高昂的驻军费用）。
1967年，英国意识到上述安排已经难以维持下去，于是便宣布从新加坡撤军并随即对英镑进行了贬值。很快，新加坡作出了两点声明：第一，新加坡的外汇储备比英国认为的要多很多；第二，新加坡已经把近半外汇储备兑换成了美元。新加坡其实是在账目上耍了一个小把戏——他们少报了自己的预算盈余并把这笔钱投资在了美元资产上。
1972年，李光耀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图自狮城新闻
通过这段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英镑是如何衰落的，英镑的地位竟然能够延续这么久的确是令人有些惊讶。此后，新加坡不得不认清政治现实，对自己的经济增长加以抑制，让自己的盟友和国内民众尽量摆脱对英镑的依赖。一直以来，新加坡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相当出色，也许一个失去了李光耀的新加坡将很难再像过去那样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问题了。
今天，许多国家正在努力摆脱对美元的依赖，不过过程并不太顺利。例如，俄罗斯和中国去年刚刚完成了一个大型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天然气将以人民币结算。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避免遭到美国制裁的好办法；对于中国来说，这样做不但有利于确保天然气稳定供应，而且还可以扩大人民币的影响力。
但问题在于，中国比美国更倾向奉行保护主义，而且国家实力要比俄罗斯强大得多。在储备货币方面存在一个悖论，那就是储备货币发行国越强大，该储备货币在理论上就越稳定，这种稳定给其邻国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
此外，欧元也在挑战美元地位，但目前看来成果仍十分有限。欧元在各国外汇储备中所占比例一直在上下波动，但从未接近过美元的水平，原因之一在于作为欧元前身的德国马克从未被广泛视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这与德国投资银行业相对欠发达、德国对资金流入流出态度消极且德国央行过于保守等因素有关）。1999年欧元诞生之前，金融专家们在就欧洲货币的长期表现进行预测时常常根据德国马克的数据来作出判断，这一事实也许可以被视为“欧元源于德国马克”的最好证据。
在简化模型中，货币其实可以被视为一个谢林点（Schelling Point）1，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可以被视为具有货币功能的东西都会成为货币。如果你的邻居、同事或国家征税部门愿意用美元（或英镑）来偿清债务，那么你也会用美元（或英镑）来积聚财富。
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也是一个谢林点，而且是一个令美国陷入麻烦的谢林点——美国长期无法解决的贸易赤字问题不仅仅因为美国人过度消费，还因为全世界都对美元有着巨大需求。美国之所以存在贸易赤字，是因为相对于出售给美国的商品来说，美国的贸易伙伴们更需要美元。美国的经济衰退通常与高额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和昂贵的美元之间存在关联，这说明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要超过美国对进口商品的需求。
如果一个国家最大的出口商品是美元，那么这个国家最擅长的产业会是什么呢？美国金融产业的规模和实力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虽然一直以来大量信贷泡沫周期性地对美国自身造成伤害，但美国金融业仍然展现了令人吃惊的韧性。截至目前，美国一直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军费开支大国。过去，硅谷科技产业受到军费开支的驱动；今天，这个产业已经实现了良性发展。也就是说，上一代成功的硅谷创业者已经成为了今天的投资者。
像瑞士这样有着令人自豪的货币的国家为了防止热钱流入扰乱经济发展为外来资金设置了门槛。瑞士人很为自己的货币感到自豪，他们认为瑞士法郎是一种安全、值得信赖的货币。然而当瑞士法郎升值到更加合理的水平时，瑞士的出口商品将在价格上处于劣势，瑞士人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不过，美国却不愿对美元也采取这样的干预措施，这样做不但违反自由市场原则，而且对本国消费者也是不公平的。
当下的全球金融局势虽然看起来有些怪异，却是非常稳定的。年复一年，美国人的消费一直大于其产出，各国央行和储蓄者都更喜欢囤积美元，全球各大公司也都喜欢用美元为自己的商品定价。美国人过度消费的现状意味着美国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出口目的地，这使得美元体系保持了牢不可破的地位。
与此同时，美国的军事主义传统（tradition of militarism）为其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地位提供了支撑，这使得一些国家在做出可能对美国经济利益构成威胁的决定前不得不三思而行。让美元流动的开放体系也让人才实现了流动。美国是全球人才的一个重要流入地，而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也确保了那些人才能够获得所需的金融资源。
这种状况会一直延续下去吗？如果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是永久性的，那么美元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永续存在的货币。所以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当美元失去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之后，情况会是什么样呢？在过去几年里，美国贸易赤字通常占GDP的3%左右，美元失去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之后，各国势必将对储备货币的比例进行调整，这将导致美国每年损失3%左右的新增财富。
当我们仔细研究具体数字之后会发现，美国的产出呈杠铃式分布：一方面，美国向全世界销售大量的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而且美国原油的出口量也在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美国还向各国出口飞机、汽车、医疗设备和电子零部件等高科技产品。美国在大宗产品出口方面的相对优势在于土地的数量以及地下资源的类型，不过这些都基本是固定不变的。而在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方面，美国一直以来都面临着来自他国的激烈竞争。
从长期来看，美国将不得不努力在贸易领域实现平衡，这意味着美国会成为一个在经济上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家，而且美国将来也很难再继续维持当前的金融业规模。在过去数十年里，美国金融业雇佣了许多研究火箭的专家（包括电气工程、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专业的博士）来为自己设计交易算法以及给金融衍生品定价。如果美国无法继续从全世界获得持续稳定的资金，那么那些火箭专家们届时会发现，也许自身才华真正的用武之地还是在火箭领域。
对于普通美国民众来说，他们所看到的情况又会有所不同。在短期内，全球贸易额的下降会对他们的消费能力造成打击，服装、家具和电子产品的价格都会上涨。可这也意味着竞争的本地化，社会不平等状况会有所缓解。
虽然普通美国消费者会觉得自己的消费能力有所下降，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也会变得更好看一些。人们购买新款智能手机和电视机的那部分钱会被省下来，而他们的收入会增加，房子、教育、医疗等与国际贸易无关的产品的价格对人们来说也会变得更容易承受。
今年1月，美国gamestop股价暴涨，美国散户联合起来“狙击”华尔街。图自新华社
不过，与对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相比，这一切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要大得多。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使得美国政府与民众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契约——遭遇危机时，多多消费是对国家的有力支持。在全球陷入经济危机时，美元短缺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与那些海外的借贷者相比，美国人更容易获得本国金融系统的资金支持。这样一来，美国消费者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就会扮演一种“把美元从美国政府转移到海外”的中间人的角色。因此，一个失去了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的美国在危机中一定会变得更趋传统，即抑制消费。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大变化。在危机中减少支出是爆发社会骚乱的原因之一。欧盟已经在执行紧缩政策后发现了这一点，我们今天看到的诸多欧洲政治乱象的种子其实在2010年左右就埋下了。
美国是另一个例子，疫情期间的美国社会充斥着各种抗议活动，当人们失去工作甚至变得一无所有的时候，一旦有人带头，难以抑制的怒火便会爆发出来。这也是作为解决方案增加政府支出如此获得支持的原因，被鼓励消费比被要求限制消费还是要受欢迎得多。
纵观历史，与其前任相似的全球性霸权是不多的。西班牙在取代明朝全球性强国的地位之后，并没有要求那些亚洲小国视自己为宗主国；荷兰在取代西班牙之后也没有占据其金矿；不过英国人却效仿了荷兰的榜样，也许未来的历史学著作会把被海峡隔开的英荷两国以“倡导自由贸易的北海沿岸殖民帝国”为题在一个章节里进行介绍。
至于美国，这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沿袭大英帝国的模式。虽然从短期来看情况复杂多变，长期的趋势却是稳定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会拥有处于支配地位的货币，而货币的支配地位会比其他的霸权标志更加持久。
注释：
1.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托马斯·谢林曾做过一个实验，让一群学生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明天你要去纽约见一个陌生人，会和他约定何时何地见面呢?”他发现最常见的回答是：“中午在中央车站见面”。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中央车站对于纽约人来说是一个自然的焦点，这个自然焦点被称为“谢林点”。这个概念后来发展成为博弈论的一个解决方案，指人们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做出自然选择的倾向，做出这一选择可能因为它看起来自然、特别或者与选择者之间存在某种关系。——观察者网注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12月5日美国Palladium Magazine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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