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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松:老年人和子女就近居住现实吗?这些政策直接影响30年后的你


黄石松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本视频转载于12月7日财经·说到。


本文字数:1709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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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了想在儿女身边是奢求吗?


从整个家庭里面,实际上最大的成本是什么?是住房。


所以这次政策也实际上我理解它背后预示着我们的住房政策,从年轻型的人口结构,向老龄化的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住房政策的重构。


第一,在产品的规划设计这方面要先行。实际上西方国家也经历了这一过程。比如,居室户内设计要适应老人年龄增长的变化,有些适老化的改造——扶手卫生间防滑,包括一键通应急,煤气泄漏处理;再是社区老楼加上电梯、门口的坡道等等。


中央出台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再次强调了新建社区、新建商品房社区,必须按一定的比例配置养老服务设施和健康服务设施。


第二,在交易环节,有些地区在尝试如果子女跟父母合住,在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方面会有优惠。


日本和新加坡的公屋制度很早就开始实施,就鼓励成年子女和父母就近居住。我18年去日本的时候,我看在日本还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在一个社区里,“一碗汤”的距离,子女住在商品房小区里,社区里面按照一定的服务半径和规模,比如说10分钟15分钟的距离,就近、就便布置一些嵌入式的养老机构。那么父母住在养老机构里,这样子女很方便看望父母。


北京提了一个概念——建立就近精准养老服务体系。我一直在人代会上提建议,把老年人的需求,老年人人口分布摸清楚,然后我们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建立老年人就近享受和使用养老机构的准入退出机制,跟我们的经济适用房一样。


我们还可以研究在限购的政策背景之下,因为要照顾父母换房合理的需求,在税收、交易等环节给予一些便利。


原来北京在讨论老楼加装电梯的时候,为什么推起来这么难,因为他还要征求别的居民的意见。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让住在6层的老人换到一楼或者换房的时候,不要让他受限购的规定,给予他一些政策上的支持,不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还有很重要的是物业管理环节,管理服务的内容、收费标准都是按年轻的时候来设计,我们要研究有一些老人必须服务,应该进入服务目录里,物业就得提供,但是可以收钱。


总之一句话就是,住房是我们这一辈子中最大的支出,是宜居生活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二、想活100岁,钱够吗?


中央出台这一政策,首先我们还在强调几个制度,一是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养老金足额发放,这是“公平”,我们叫低水平广覆盖。


从全国整体的情况来看,养老金的收入和支出的结余——我有图表——到目前为止是够用的,结余是保持在一个区间之内的。


我们现在养老保险制度存在什么问题?怎样在现有的制度情况下,提高保障水平和质量的问题,这是主要矛盾。


我们的养老保险金主要是依赖基本养老保险人——主要是国家承担的主要的责任。未来的方向是改变养老金现在的结构,做大做强第二、第三支柱。


第二支柱是让企业、让市场主体在它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承担多层面的责任,国家给予一定的政策等各方面支持,把企业年金做实,对企业本身抗风险也有好处。


第三支柱是国家给予一定的支持,激发个人的动能和积极性。在个人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时候,你多为未来做一点储备,别乱花了,为未来买一个安心。


所以国家、社会、个人、家庭,大家一起来,这是改革的方向。


当然总体来讲,国家承担的责任并没有削弱。如果把责任都加给国家,你自己有能力却不量力而行,那国家不可持续。


大家一定要考虑到,国家不是“唐僧肉”,国家跟集体、跟企业、跟大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要互相体谅。


像北欧国家都有现成的历史教训,包括日本在探讨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走到今天已经出现了矛盾。


三、人生下半场,应该怎样过?


2016年的全国卫生健康大会,出台了健康中国行动计划。涉及到建立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推进医养结合。16年的全国卫生健康大会几个突出的理念,其中我印象最深的,第一就是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健康。第二是以治病为主,转向以健康为主的理念。


如果说现在从大众为一角度讲,我认为一定要树立“你自己是你的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观念,加强健康教育,提高全民健康素养,这是最长效、成本最低的办法,这很重要。


我一直呼吁加强老龄国情教育,我们一定不能让我们几十年以后变成跟现在的老人一样,我们未来八九十岁的老人一定是在玩抖音,唱卡拉OK,然后互相交流,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健康、积极老龄观。


看看联合国的老年人五原则,关于健康的理念、观点,你会受到很大触动,真的要提高健康素养。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学习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