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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推行“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把全力运用于欧洲战场，而忽视亚洲战场。在这一战略指导下，英国的对华政策是既要维持中国的抗战，又要防止中国通过抗日战争而变成强国。同时由于英国的衰落，也无力给中国较多的援助。因此英国奉行对中国援助口惠而实不至的政策。这种政策，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
1、英美“先欧后亚”战略的分歧
“先欧后亚”战略，是美国首先提出来的。1940年9月28日，面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由美国总统罗斯福主持，召开了有美国国务卿和美国三军首脑高级领导人等参加的会议，研究一旦美国参加对日战争时的战略方针。会上，美国确定了“大西洋第一，欧洲第一”的基本战略。
1941年1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英、美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美国提出这一战略，立即得到英国赞同。这样“欧洲第一”战略，就被列入了英、美联合战略ABC-1作战计划中。
从此“先欧后亚”战略，成为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全球战略。
这一战略的提出，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反对法西斯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是英国所想的“欧洲第一”战略与美国提出的“欧洲第一”战略不同，其侧重点也不一样。英国的“欧洲第一”，实际上是“地中海第一”。
其内容是先在北非作战，然后发动地中海战役，夺取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再进攻德国。英国偏爱这一战略，首先是因为这一战略方便英国对德国和意大利作战；其次这一战略有利于英国维护其战后在地中海地区的殖民利益。
北非和地中海地区，是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英国绝对不肯轻易放弃。
英国还企图利用“欧洲第一”战略，为其在远东的殖民主义政策服务。
英国在“欧洲第一”战略的借口下，消极抗日，不愿增加对中国的援助。英国知道，在打败德国后，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有强大的美国为后盾，英、美军队到远东打败日本，将必胜无疑。
到那时，英国就将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在远东。那么战后英国可以继续其称霸远东的殖民主义计划。
因此英国的“欧洲第一”战略，从一开始，就带有双重目的：
既可以集中全力在欧洲打击德国，确保其在地中海地区的殖民利益；又可以用“欧洲第一”战略为借口，借用日本人之手，削弱中国的军事力量，维持远东僵持的战争局面，使中国被战争拖累，不能强大到战后威胁英国在远东的殖民主义统治。
而美国的“欧洲第一”，与英国不同。
美国主张以英国为基地，在欧洲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直接与德军决战，打败德国。这表明，在“欧洲第一”的战略上，即使在对欧洲战场如何进行，英、美双方都存在分歧。美国最初全力贯彻“先欧后亚”的战略，忽视了中国战场。
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不是数量太少，就是迟迟不能落实。例如1942年6月，美国军方甚至将原已确定加入中国战场的空军调往非洲。
1943年1月，罗斯福与丘吉尔等在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召开军事会议，再次确定以欧洲战场为重点。但是在1943年后，美国看到了太平洋战争的重要性，认识到在贯彻“欧洲第一”战略时，不能不顾亚洲战场，而要支持亚洲战场。
因此美国开始两头并重。在对德战争的同时，进行对日战争。因此美国主张早日发动缅甸战役，支持中国抗日。
英国本土受到德国的袭击，自顾不暇，无力东顾，对中国援助不多，这是可以谅解的。但是英国殖民主义的对华政策，不利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进行，给太平洋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造成了损失。因此英国“欧洲第一”的战略，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反对，中国各报都载文批判“欧洲第一”战略。旅居海外的华人，也在英、美等国发表文章，反对英国“欧洲第一”的战略。
为了贯彻英国“欧洲第一”的战略，消除中国人民对“欧洲第一”战略的反对，改善中英关系，英国政府加强了对英国舆论的控制，并精心制订了一个对华宣传计划。
2、利用滇缅公路卡中国脖子
为在华实施其“先欧后亚”战略，英国采取了与中国消极合作抗日的策略，其具体策略，是拖延缅甸战役（1942一1944)，以及在英国援华问题上制造障碍。
缅甸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军方认为：
“缅甸作为南方重要地区的北翼根据地，不仅具有必须确保的战略地位，而且还具有对中国方面来说切断援蒋公路、对印度方面来说促进其脱离英国的重大的战略意义，所以大本营开战伊始就迫切希望进入缅甸全域作战。”
当时中国的抗战，主要依靠滇缅公路作为战略物资的补给线。如果缅甸为日军占领，这条补给线就会被切断。因此，滇缅公路的畅通，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英国也知道滇缅公路对中国的重要性。但是英国关心的不是中国的抗战，而是英国的利益。因此，为了保住在远东的利益，英国在滇缅公路问题上向日本让步。
1940年6月19日，日本要求英国关闭滇缅公路。英国于1940年7月18日，关闭了滇缅公路，并延续了3个月。滇缅公路的关闭，使战时中国对外交通中断。
滇缅公路的关闭，是丘吉尔对日妥协政策的必然产物。他认为日本军队只敢去攻打中国，而不敢打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1939年3月25日他写信给张伯伦说，日本根本不可能打新加坡，因为日本离新加坡太远，正如日本离纽约太远一样。
1941年10月20日，他告诉英国内阁国防委员会，说他想日本不会打马来亚。1940年8月11日，丘吉尔在致电澳大利亚总理解释英国为什么要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时承认：
“我们极力避免与日本作战。”
英国前首相张伯伦也认为关闭滇缅公路“使我们摆脱了一场严重危机”，即避免了与日本的严重冲突。
在珍珠港事变前4天，他还认为日本怕英、美，不可能打东南亚。他命令海军部不必做准备，只采取抑制政策。因为预先没有准备，所以当日军进攻英国在远东殖民地时，英军节节败退。
由于英国的远东殖民地大部分丢失，故缅甸之存亡立即变为英国最为关心的大事。只有坚守残余的缅甸领土，才可以确保印度，使之成为战后重建英国远东殖民地的基地。但是英国军队的力量，不足以保卫缅甸。只有中国军队的帮助，才能保卫缅甸。
早在1941年，英国就意识到一旦英国卷入与日本的战争，就需要中国的帮助来保卫缅甸。因此，在1941年春，就曾邀请中国军事考察团到缅甸、印度和东南亚考察，商谈保卫缅甸的事宜。中国由于为了保证滇缅公路畅通，保证中国西南运输线的安全，派出了以商震为团长的军事考察团，对缅甸、印度和马来亚进行了3个月的考察，提出了中、缅、印共同防御草案，要求中国军队早日入缅。
但是英国害怕中国军队入缅，会唤醒缅甸独立的意识，因此迟迟不允许中国军队入缅。只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无力保卫缅甸时，才请求中国出兵缅甸。但这时为时已晚，如果中国军队早日进入缅甸，就可能阻止日军的进攻。
3、拖延缅甸战役
1942年初，日军入侵缅甸。在英军要求下，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入缅。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在师长戴安澜率领下，在缅甸同古地区与日本激战，缓解了日军对英军的压力，使英军得以退守缅甸南部。
但是英国担心中国军队深入缅甸南部，会影响英国的殖民利益，因此英军不仅不配合中国军队的战斗、万般刁难中国军队的行动，而且不援助中国军队，导致缅甸保卫战在1942年5月底失败。戴安澜将军战死缅甸，中国远征军一部分退回国内，另一部分退到印度。
缅甸保卫战失败之后，中国远征军在印度得到美军训练，武器装备大大提高，战斗力空前提高。同时中国政府加紧了准备，希望尽早发动一次缅甸战役，收复缅甸，以保证滇缅公路的畅通和安全。
但是当中国政府向英国提出反攻缅甸战役的要求后，却遭到了英国拒绝。丘吉尔认为缅甸收复与否，对英国来说没有多大意义，英国的作战目标是在欧洲，不在亚洲。
然而由于美国担心缅甸的失守，会危及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因此支持中国关于发动反攻，收复缅甸的要求。1942年7月18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代表美国提出了发动反攻缅甸的计划。
由于这个计划是美国提出的，英国不好拒绝，在表面上同意。但是英国却以种种借口，拖延发动缅甸战役。丘吉尔说他对“在北缅甸进行一场吃力而无实际利益的战役不感兴趣”。
他还认为，支持中国作战与扶助中国对战后的英国非常不利，他说：
“中国战后之强盛或即大英帝国远东厄运之开始。”
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美国再次提出要求开始收复缅甸的战役，英国被迫同意。会议制订了“安纳吉姆方案”，计划最迟在1943年11月实施缅甸战役。但是由于英军1943年1月，在孟加拉湾对日军发动了进攻。由于英军在孟加拉湾对日军发动的进攻准备不够，遭到失败，“安纳吉姆方案”被迫暂停。
1943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中、英、美3国参加的“三叉戟会议”上，英国提出反对发动缅甸战役的意见，声称英国将把重点放到北非。在远东，则放弃缅甸战役，转而进攻新加坡。1943年8月，在魁北克会议上，美国再次要求发动缅甸战役。
经过激烈争吵，丘吉尔最终同意反攻缅甸。但是英国仍然不肯支持在缅甸北部发动反攻，而主张在缅甸南部发动反攻。因为占领缅甸南部，有利于英国反攻新加坡。
从政治观点看，英国只想维持缅甸的局面，以便在战后恢复其殖民统治。因此重开滇缅公路对英国并不重要。但是从军事观点来看，中国要求重开滇缅公路意义十分重大。一方面中国亟待运进抗日物资，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货物也亟待从滇缅公路运出。
中国军方认为滇缅公路的重开必须由一次成功的缅甸战役来实现。这次战役打败在缅日军就可以减少日军对越南和中国云南省的压力。因此中国要求英国在缅发动一次对日战役。
1943年10月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勋爵到重庆，19日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谈，讨论了缅甸局势。蒋介石坚决要求应配备绝对优势的海军在孟加拉湾及缅甸附近海面，以配合缅甸战役。蒙巴顿当时答应，但事后并不兑现。丘吉尔则继续反对在缅甸进行大战役。他相信缅甸战后会自动落入英国之手，他指示暂把缅甸问题放下。
他强调英国不应：
“选择一个错误的地方与日军进行决战”。
于是英国一直拖延不肯在缅甸发动战役。
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英国再次为反攻缅甸与中国讨价还价。由于英国的反对，在不久之后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反攻缅甸的计划被彻底推翻。就这样，缅甸战役被一拖再拖。
但是美国政府要求盟军尽早在缅甸发动战役。由于美军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运尝试失败，只能改为沿喜马拉雅山边缘绕着飞往中国。但这样一来就容易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损失惨重。因此美国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重开滇缅公路。
这就要求早日发动缅甸战役，击溃缅甸的日军。在1943年12月的魁北克会议上，由于美国的强烈要求，英国被迫同意尽快开始缅甸战役。但是虽然英国政府答应尽快开始缅甸战役，但却迟迟不采取行动。
这样，中美军队只得自己开始了缅甸战役。事实上，从1943年10月开始，中美军队就已在一些地方进攻缅甸日军。到1944年3月，中美开始了缅甸战役。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才被迫于1944年5月不情愿地参加了缅甸战役。
正如丘吉尔在写给威尔逊元帅的信中所说的那样：
“我们极不赞成将来在缅甸的丛林里进行大规模的战争。”
在中美军队节节胜利的情况下，英国才开始重视缅甸战役。但英国作战的重点是在缅甸南部，北部的战斗完全靠中美军队。
1944年8月3日，中美军队攻占了缅甸北部重镇密支那。这个重镇的获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盟军获得了一个未来陆上作战的前进基地，为美国向中国空运提供了一个中途站。
此后，著名的“驼峰”空中运输，就不再需要飞越危险的喜马拉雅山了。
也正在这个时候，英国在缅将军蒙巴顿提出建议，要求进行进攻缅甸首都仰光的大规模作战计划，该计划代号为“吸血鬼”。但是，丘吉尔不是要英国军队自己去打仗，而是要求美国再派一个或两个师到缅甸去进行战斗，而英国军队则留在欧洲打德国。他的建议没有被美军采纳，于是英国不得不中止“吸血鬼”战役的计划。
1944年10月5日，丘吉尔向蒙巴顿上将发出了中止“吸血鬼”战役计划的命令。
4、中国反对“先欧后亚”战略的努力
1943年1月，罗斯福、丘吉尔等在北非卡萨布兰卡召开军事会议，再次确定了以欧洲战场为重点的战略。这一战略，忽视了亚洲战场，遭到重庆国民政府的反对。
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受命争取美国人民的同情，反对“欧洲第一”的战略。
宋美龄的访美，受到了美国人民热烈的欢迎。美国还专门为她的到访，铺了红地毯，从白宫门口，直到大厅，隆重欢迎。宋美龄小时候曾在美国读书，受过良好的美国教育，能说一口纯正的美国英语。她的发言，使美国全国人民感到非常亲切，认为是“自己的女儿回家了”。她利用了这种有利的条件，在美国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反对英、美“先欧后亚”战略的活动。
1943年2月12日，蒋致电宋美龄，具体指示其应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宣传亚洲战场的重要性。他告诉宋美龄，在演讲时要特别强调以下观点：
“今后世界重心将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如欲获得太平洋永久和平，必须使侵略成性之日本，不能再为太平洋上之祸患。”
蒋还要宋美龄尽量游说美国有关方面，以改变美国的“先欧后亚”战略，将其战略重心转移到太平洋方面，首先打击日本侵略势力。宋美龄于是寻机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丘吉尔1943年3月21日晚发表的广播演说，给宋美龄在美国反对英国“欧洲第一”战略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
在这次演说中，丘吉尔在谈到中国时说：
“吾人可击败希特勒，余作此语，即表示希特勒及其作恶之力量，将被粉碎，了无余存，然后吾人终将前往世界之另一方面，惩处贪婪残暴之日本帝国，拯救中国于长久磨难之中，解放吾人本身及荷兰盟友之海外领土，并使日本对于澳洲、纽西兰及印度海岸之威胁，永远解除。”
丘吉尔还说：
“吾人必须希望三大胜利国家之团结，确能无负其最高之职责，且彼等不仅将顾及其本身之福利，亦将顾及一切国家之福利与前途。”
他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看成是“三大胜利国家”所取得的，完全不提中国和其他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与作用。在他提出的战后成立国际组织来安排世界的设想中，就只有英、美、苏“三大胜利国家”，完全把中国和其他国家排除在外。
丘吉尔的演说完全无视这种中国人民长期、英勇抗战自救的历史，却以高傲的姿态声称将在击败德国后到东方去“拯救中国”，恢复殖民统治。这种典型的“先欧后亚”论，对于渴望得到国际协同作战的中国军民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打击。
丘吉尔关于由美、英、苏协商成立联合国，“总揽一切”，处理战后问题的建议，把中国排除在外。这一建议，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来说，也极不公平。它不仅反映出英国一贯轻视、排挤、敌视中国的态度，而且反映出英国将企图继续其传统世界政策的立场。
按照蒋的指示，宋美龄于3月22日晚在芝加哥发表演说。
她以国际联盟在过去反对法西斯的工作中，奉行着殖民主义政策开始，进行批评丘吉尔的讲话。她说：
“过去每一共同努力之失败，在其固有之弱点，即袭用老套把戏，互相妒忌，各谋私利。”
她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虽然标榜“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但实际上成为巩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体系的工具。
她不点名地、但却尖锐批评了丘吉尔关于要成立战后世界机构，主宰他国事务的帝国主义做法。她说：
“有若干人士之主张，对于战后各民族更密切之合作，不啻树立栏障，而犹自以为高明。”
宋美龄提出：
“良心告诉吾人，为防止将来之毁灭与屠杀计，不应专着眼于本国之福利，而应兼顾其他民族之福利也。”
在这里，宋美龄不仅批评了丘吉尔的殖民主义和利己主义，而且提出了任何参加战后国际组织的国家，都要“不应专着眼于本国之福利，而应兼顾其他民族之福利也”的主张。她的讲话，表明了中国对战后成立联合国的原则立场。
在演讲前，宋美龄曾先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请罗斯福收听自己的演讲。当演讲结束后，她又主动征询罗斯福的意见。罗斯福为她的这种信任所感动，当即表示他与宋有“同一感想”。罗斯福这样的人，一言既出，当重如泰山。这一表态，对重庆国民政府来说，不能不感到欢欣鼓舞。
而美国人民更支持宋美龄的讲话。纽约、芝加哥和各地的报纸纷纷发表文章，宣传宋美龄的主张，它们强调了宋美龄的观点：
“以后全世界各国不得专顾一国本身的利益，而应以全人类利益为制，努力益使防止战争之再发，维持永久之和平。”美国舆论对中国的支持，反过来又对美国当权者产生了影响。
宋美龄是一位很有心计、讲究工作方法的人。为了得到美国人的支持，她联络了美国上下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及各委员，请他们出面表态，就欧亚先后、战后中国务须列入四强及亚洲和平与中国关系等问题发表意见。
在宋美龄的强有力的攻关工作之下，美国国务卿赫尔表态支持宋美龄。赫尔告诉宋美龄，罗斯福正设法邀请美国“行政负责人”发表演说“对付英国”。
鉴于上述压力，丘吉尔在表面上不得不改变对中国的态度，表示要重视亚洲战场。19日，丘吉尔在美国两院发表演说，保证英国对日本继续发动“无休止、无怜悯性之战争”，他说：“吾人一息尚存，吾人血管中一日血流不息，则吾人即将发动此种战争。”
这样，中国反对“先欧后亚”战略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
虽然中国人民和重庆国民政府反对英国“欧洲第一”的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英国口是心非，并没有在实践中改变这一战略，更没有改变与这一战略相关的具体政策。
在这些相关政策中，英国对战时中国国际地位的政策，是英国坚持“欧洲第一”战略，为恢复战后英国在远东殖民主义统治而提出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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