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立本 今日头条原创首发
香港特首选举的热门题目，就是何时与内地通关，也可以与国际通关。这是选举委员重点关注的题目，也是特首候选人李家超要面对的第一道难题，内地通关与国际通关，似乎是两种不同的标准，两者是否难以兼顾？但其实深入思考，关键还是何时将疫情的死亡率降低，但又不能只是“严防死守”，甚至制造了“次生灾害”，就好像这次上海抗疫被人诟病之处，引起民间反弹。
西方媒体对于这次上海抗疫的风暴，大加挞伐，认为这是中国体制问题。英国《经济学人》封面故事就以此来冷嘲热讽，认为这是中国制度所造成的悲剧。但其实这是西方媒体的误读，对中国问题简单的“泼污水”，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因为英格兰的疫情死亡人数逾十四万人，对于今天只有双位数死亡数字的上海来说，对比强烈。
整个中国因为疫情而死亡的人数约四千多人，还不到英国伦敦约一万八千多人染疫死亡的一半。严肃的说，这些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英国媒体，根本就没有资格骂上海与中国。如果用死亡数字作为指标，英国的政治制度与决策方式可以休矣。
长期被西方媒体也标签为威权统治、不被列入民主政体的新加坡，却是全球抗疫的成功范例，值得香港参考。五百多万人口的新加坡，迄今死亡人数不到一千人。它的成功秘诀，就是推动落实全民注射疫苗，满足全部打三针的要求，才算完成防疫注射，否则就不能进入很多公共场所。因而迄今新加坡接种三针疫苗的人数高逾九成，等于社会编织了一个绵密的抗疫网，防止病毒渗透。
新加坡胜过上海与香港的地方，就是超越封城的僵硬做法，重视“生活与生命”(life and lives)的平衡，对应之道就是全力推高注射率，攻破很多来自西方的疫苗谣言，说注射后会更危险，或是影射疫苗是政府的阴谋，内藏操控民众的机关等荒谬说法。新加坡当局还派人上门给老人接种，比率冠全球。
同时，新加坡不再重视感染人数，而是集中处理重症，防止老人的并发症。实证的例子显示，从香港到上海很多死亡者都是没有接种疫苗的老人，一旦感染，就会引发并发症死亡。一般健康的民众即便感染，在家隔离吃药就痊愈。上海被批评的地方就是大炮杀蚊子，反而让很多人被流弹所伤，造成“次生灾难”，耽误了经济民生。
香港僵硬的防疫措施也引发民怨，如规定餐馆下午六时后就全部关门，禁止堂食，好像六点之后病毒就突然增加，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而香港的上班族起码有一半是外食族，家里不开饭，六点下班后没有地方吃饭，往往买了外卖蹲在街上吃，边吃边骂政府。新加坡则不会这样僵硬，重视以人为本，防疫措施则是剑及履及，公民素养也高，遵守所有的防疫规定，才取得全球罕见的抗疫成绩。
如今新加坡的乌节路、牛车水一带，日夜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尽管户外空旷地方不需要强制戴口罩，但民众大部分还是自觉地戴口罩，不会像美国社会还在为公共地方是否应戴口罩而争议不休。这都和社会的共识有关；四月十九日，美国佛州联邦法院最新判决，认为联邦当局要求延长在飞机等交通工具强制性戴口罩是违法行为。从亚洲人观点看来，佛州法院是滥用司法，以维护人权之名，行损害人命之实。
香港的总体接种率比新加坡低，老人的接种率更低。由于疫情出现之初，香港一些舆论都在鼓吹疫苗有害论；“黄丝”媒体人受到特朗普保守派的影响，不仅抹黑疫苗，并且特别抹黑中国大陆的疫苗，说会打死人。但新加坡却承认中国疫苗（联合国认可的标准），外国打了科兴与国药的民众入境新加坡都获得承认。
内地一些自由派也长期散播疫苗注射自主论，一些自媒体还在网上主张，人民有权利不打疫苗，政府应该尊重人民不打疫苗的权利。这都成为内地抗疫的破口，引起忧虑。
新加坡当局对于疫苗的宣传，非常细致，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务求深入民心，成为全球注射率最高的城市，也因此成为防卫病毒的干城。
西方攻击中国的严厉防疫，背后就是一种“达尔文主义”心态作祟，认为让年老的人和弱者死去，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结果。但中国则坚持每一条生命都重要，在保护人民的生命权上，一个都不能少。
新加坡不仅抗疫理念上重视每一个人的生命，还在方法上更为细密，在生命与生活之间取得平衡。领导抗疫成功的财政部长黄循财，还成为总理李显龙的接班人。
香港的下任特首李家超也应该在新加坡的经验中吸取重大启示，为香港的抗疫之战带来新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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