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美
19世纪末，德国《法兰克福时报》记者保罗·戈德曼的中国之行，记录了晚清通商口岸城市社会风貌的方方面面，也给今人留下了李鸿章、张之洞、荣禄、谭钟麟、蔡钧、王存善等人物的时代剪影。百余年后，戈德曼当时留下的文字被重新发现、翻译，以《1898年的夏日：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为题，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一个德国记者对清末官场和社会的观察，总不免带有一些偏见，但换个角度看，他的观察和分析也多有独到之处，常常是中国人自己容易忽略和熟视无睹的。戈德曼的游历和采访，展示了1898年前后中国社会的一些原始样态，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1898年的夏日： 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
[德]保罗·戈德曼 著
吴伟栗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董店里淘出宝
《1898年的夏日》原始德文版图书的发现者是旅居德国的华侨吴伟栗。他在欧洲学习、生活多年，每到一座城市都喜欢去看古董店和邮票店。徒步古老的街道寻觅历史痕迹，是他在外旅行的最大爱好。
2011年的初秋，吴伟栗第一次前往地中海的亚得里亚海岸，意大利东北部边境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引起了他的兴趣。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保留着很多原始印记。吴伟栗沿着古老的街道漫步前行，来到一家古董店前。在那里，他意外发现了一本德文名译作《一个夏天在中国》的旧书，里面全是古典字体的德文。回到法兰克福后，他立即把书拿去请人翻译，发现这是德国记者保罗·戈德曼对1898年中国社会的描述。
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一场戊戌变法震动全国，至今仍是史学热门话题。这年3月6日，清政府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德国通过该条约租借胶澳(即胶州湾)及其周边地区，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4月10日，戈德曼受《法兰克福报》指派，从意大利热亚那港出发，对中国进行采访。
《胶澳租借条约》
保罗·戈德曼，1865年1月31日生于德国布雷斯劳市(现为波兰弗罗茨瓦夫市)，1935年9月25日在维也纳去世。他是奥地利、德国新闻工作者，也是旅行作家、戏剧评论家、小型戏剧作者。戈德曼父亲是当地的商人，母亲是家庭主妇。他在德国布雷斯劳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获得法律博士学位后前往维也纳，在他叔叔马姆罗斯主持的《在美丽的蓝色多瑙河》杂志工作。
1892年至1902年，戈德曼在布鲁塞尔、巴黎和中国担任《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1896年，由于“德雷福斯事件”，他与法国反犹太新闻记者卢西恩·米勒瓦之间发生了一场手枪决斗，最后以放弃告终。
从1902年开始，戈德曼在维也纳、柏林担任《维也纳新自由报》的戏剧记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担任了战地通讯员。
戈德曼因反纳粹而命运多舛。据吴伟栗考证，戈德曼是德意志帝国陆军元帅、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的密友，希特勒最怕的人物就是兴登堡，年老的兴登堡去世以后，希特勒走上了德国的政治舞台。戈德曼是反对纳粹的，他选择出走米兰投奔女儿躲避，奥地利秘密警察局于1933年8月把他从米兰抓了回来，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不满。
戈德曼的身份特殊。他从1916年起出任德国外国记者协会主席，他也是该协会的创始人。得知他被捕的消息后，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各国记者协会，分别致信纳粹政权，要求公正对待戈德曼。在多方强大的压力下，纳粹政权3天后释放了戈德曼。出狱后，他被遣返至维也纳。1935年9月25日，他在维也纳去世，享年70岁，葬于维也纳城市公墓。
吴伟栗费尽心力查到戈德曼的资料，并在维也纳找到了他的故居，同时在维也纳公墓管理处，找到了戈德曼墓地的编号。遗憾的是，由于墓地费用仅支付到1994年6月5日，此后无人前来缴费，墓地管理部门无法联系上其后人，只能按惯例给予20年的延期。2014年6月5日，该墓作为无主墓处理，现在墓碑已经不存在了。
曾被纳粹列为禁书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西方媒体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派出大量记者来到中国，戈德曼就是其中一员。此行，他专程对大清帝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司法、出版、宗教等进行考察。
1898年4月，他从意大利北部热亚那港口出发，乘坐德国普鲁士号远航机械船，由地中海经埃及萨德港、苏伊士运河、红海、亚丁湾，远航至新加坡。此后，他从香港登陆中国大陆，经广州、上海深入中国腹地。
整个夏天，他先后拜会了广东总督秘书兼厘金局局长、上海市市长、两个通商城市的地方要员。他沿长江乘船而下，在汉口、武昌、镇江等城市都有所停留，对中国铁路建设中列强资本竞争的内幕有所了解。他在武昌考察了德国军官训练营，结识了湖广总督张之洞，记录了德国工程师与军事教官在中国工作的全过程。
随后，他又前往胶州湾的青岛、威海、芝罘(即烟台)，探访刚刚纳入德国租界的胶州。接着，他从芝罘继续北上到达天津，访问、参观了天津武备学堂。此时，北京发生了戊戌变法，他被困天津多日。待北京戒严解除，才得以进入北京城采访。
戈德曼的运气不错，此行所见到的中国近代史大人物颇多。在芝罘，他与原清政府驻欧洲外交官陈季同相遇，这是一位曾在欧洲大力推广中国文化的近代史重要人物。在天津，他采访了清政府的陆军总领、直隶总督荣禄。在北京，他拜访了刚刚下野的李鸿章。
返程之后，戈德曼将自己的中国见闻整理出来，原著于1899年在德国出版发行后，1900年很快发行了第二版。戈德曼为了确保历史记录的准确，在再版时根据后来的事态发展做了一些注解。吴伟栗买到的正是第二版，所以，读者能更好地了解这本书的全貌。
因为作者反对纳粹，这本书在德国曾经被列为禁书，纳粹时期要求全部销毁，图书存世并不多。吴伟栗希望将这本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图书重新出版，所以马上与德国版权管理机构联系，他们很快给了书面答复：该书已经过了70年解禁期，可以申请获得再版的权利。由于原书是古典字体德语，普通人阅读困难，于是，吴伟栗委托专业人士用了一年时间，将古典德文逐字转换成现代德文，并于2014年在德语国家出版。时隔数年后，这本书的中译版终于与国人见面。
独爱芝罘的海湾
作为记者，戈德曼观察细致。他把握住来之不易的机会，从方方面面记录中国。仅是一座北京城，他就写了2.5万字。
他从火车开始写起，写到皇城，写到田野、坟墓、平原的景观，写到城市里生活的人，以及大清帝国都城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的皇权气派：“火车的其他车厢里都塞满了中国人，有些人穿着胸前绣有四方形图案的华丽长袍。所有这些人头上都戴着前方有直立帽檐的黑色冬帽。因为几周前皇帝下了一道换穿冬季服饰的诏命，于是整个帝国，无论什么气候，由极北到热带南方，从皇帝喜欢的那一天起，都开始进入冬季。在北京的圣上一旦发现，洁净的北风吹抚过他高贵的鼻尖，那么他的四亿臣民也会同样感到寒冷，需要躲进温暖的长衣里。南方的住民，例如广东一带，即使仍在夏季，也必须换穿冬季服饰，因为皇上觉得冷了。夏天何时开始，也会以同样的方式，通过皇帝的诏命来认定。”
让人有些意外的是，戈德曼走访了那么多城市，似乎对山东半岛的芝罘印象尤佳。用他的话说：“在平淡无奇而生活单调的中国，芝罘算是一个令人十分喜爱的地方。”
在他笔下，芝罘的风景不像青岛那样开阔自由，因此山和海之间的所有建筑全都拥挤在一起。不过这份拥挤却不显得拘束或沉闷，因为山之外是无边无际的海洋。夏日里，芝罘海湾的海水时不时呈现一片蔚蓝，像极了意大利的海水。特别是芝罘对面有山驻足的海滨，形成了一个深蓝色的海水区。山脚下的村庄在他看来很像意大利的卡普里岛。
戈德曼很喜欢这里的环境。“一般说来，芝罘的海湾很平静，平日里海面看起来也很平滑，有的时候会有稍许的移动。这里的空气干净极了，阳光普照。每当快到黄昏，西边天空就会出现美丽至极的色彩变换，云朵全部变成了玫瑰色泽，一道天空蓝则会从云朵中清晰照射出来，阳光这时呈现着灿烂的金黄色。就在太阳西沉的地方，水和天空形成了一片明亮的光影。在海面上行驶的船只就停留在这片金黄色当中，像极了法国画家克劳德·洛兰在他画中所幻想的那个华丽的风景。”
他还对当地的葡萄酒产业有关注和研究。当初欧洲人来到芝罘后，观察到这里的气候环境适宜种植葡萄，便试着在当地酿造葡萄酒。不过，欧洲人建起来的葡萄园，最后被中国张裕酿造公司收购了。
戈德曼对中国国产葡萄酒期待很高：“中国人非常清楚，质量好的葡萄汁价值几何，在过去几年中，他们已经习惯了喝气泡酒，不知不觉变成了专家，欧洲商人是不可能拿次级品蒙骗过关的。他们可以从口味分辨品牌，清楚地知道带有金色印记的牌子代表着什么。现在他们则想自己酿造葡萄酒。张裕酿造公司那里有一位优秀的、为人亲切的、来自奥地利的葡萄酒专家，他曾在纽因堡修道院学习葡萄酒酿造技术。目前，他们已经种植了八公顷的葡萄，种植面积还在持续不断地扩大。葡萄在中国的烈日下茁壮成长，不久的将来想必我们就能喝到中国的香槟酒了。”
实际上，对芝罘喜爱并非只有戈德曼一个人。当时，中国所有的通商口岸几乎都在河口，只有芝罘直直地连接着海洋，这也是为什么在炎炎夏日时，当地依然可以感受到一丝丝清新。因此，芝罘就成了中外公认的海滨度假胜地。直到后来，离北京、天津更近的北戴河才作为竞争者出现。
读史以明志。时隔百余年，《1898年的夏日》一书还是能带给我们许多营养和惊喜。中国与世界，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需要历史的沟通、文化的沟通，需要消除偏见，需要相互尊重。这正是这样一部史料著作在今天出版的另一种价值和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