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曙明
漂泊异乡，成为一代江湖大佬
清咸丰元年（1851），广东潮安淇园乡（今潮州市凤塘镇）贫穷农民郑诗生家里，又添一张食饭的口，儿子郑礼裕（乳名义丰）降生了。家里本来就饔飱不继，如今更为艰难。郑诗生十年前曾到过暹罗谋生，后来因为因日食难度而回到潮州，如今只好再次抛妻弃子，返回暹罗谋生，但没多久就在暹罗病死了。
郑诗生死后，剩下孤儿寡母，一贫如洗，礼裕的母亲只好改嫁到揭阳玉窖（一说是澄海南界），但礼裕性格倔强，不肯寄人篱下，更不愿看继父的脸色过活，便离家出走，在社会上四处流浪。清同治二年（1863），他到了汕头，被一位红头船船主收留，跟船到了暹罗，干脆就不回家乡了。
在《泰国郑氏宗亲会会讯》创刊号上有一篇文章，文字充满诗意，就像电影镜头下的画面，在读者面前缓缓展开：“公元1862年，一艘从中国南方港口汕头向南洋行驶的古老中国式帆船，大伙乘客在挨过千里迢迢航程，都显得神态消沉疲倦，唯有一个蹲在客舱一角落的少年人，神志仍很清醒。这少年一直在沉思，在憧憬他的未来，同舱中许多乘客没有谁去注意他，少年人望着无垠的海洋，想起慢慢给抛在后头的家乡和亲人，看着逐渐接近的海洋彼岸，内心有很多感想，此去将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这个没人注意的少年，就是郑礼裕。
他到了曼谷以后，无亲无友，双目合眯眯，好不容易在湄南河码头栈行当了个跑街小伙计，孬仔年纪虽小，但行走江湖的经验却很老到，寄迹闾巷，如鱼得水，在三聘街结识了不少三教九流的人物。由于他讲义气，肯帮朋友，在江湖中有了一定的名气。
二哥丰 泰国华人帮会真正的大哥大
清同治年间，太平天国失败，康王汪海洋率残部南逃广东嘉应州，卒在大埔被官兵剿灭，部分散兵游勇，在一个外号叫“大哥莽”的人带领下，上船去了暹罗，与曼谷的洪门帮会结纳，共推大哥莽为首领，声势大振。
在中国民间社会，以忠诚孝悌、仁义礼智为其核心价值观的江湖英雄，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亦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及至后世，追随者日众，遂慢慢演变成一种秘密会社组织。《三国演义》里刘、关、张，《水浒传》里的忠义堂，便成为他们最热衷模仿的对象。华侨在异国他乡，往往要抱团取暖，互助互济，才能立足，不被别人欺负，因此，在各种同乡会、宗亲会之外，异姓结拜、秘密会党乃盛行一时。
暹罗最早出现的华侨秘密会党，是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由洪二和尚万提喜领导的天地会，流传入暹罗，称为“洪字会”，在伐木、种植、码头等下层劳工中，发展迅速。1881年，洪字会在向暹罗政府立下保证书时，讲述自己存在的原因：“为了谋生，我们四海为家，丢下了父母和兄弟姐妹，但是，没有一块能使我们生存下去的地方，因此我们组织了情如同胞兄弟这样的组织。”像郑礼裕这种喜欢行侠仗义的“草莽英雄”，必然被秘密会党罗致。他加入洪门后，受到大哥莽的刻意栽培，很快坐上了第二把交椅，人称“二哥丰”。
靠三十六字花会发家
坊间传说，拉玛五世在当“亲王”时，与二哥丰是玩“三十六字花会”的赌友。但当时承办花会的人不甚得力，政府从中所获赌饷并不多。拉玛五世即位后，要二哥丰出来承包花会赌博。因为赌场品流复杂，良莠难分，非二哥丰这种威望素著的人，不足以压阵。
二哥丰也当仁不让，承办花会后，每年为政府缴纳大量赌饷之余，自己也成为一方巨富，花会全盛时期，他日进30担白银，每年盈利不下10万铢。但这些都是坊间传闻，他自己反而稀里糊涂，不清楚到底赚了多少。后来，为了奖励二哥丰的贡献，暹罗政府在拍抛猜路豆芽廊地方，划了一块地皮给他，兴建“大夫第”居住，拉玛六世赐封爵号为“帕阿努越叻差尼荣”。
二哥丰为人疏财仗义，钱来得快，去得也快，他做各种投资，并没有什么周详的规划，想做就做，豪气十足。他在曼谷开设“郑谦和号”商行，业务涉及火砻、钱庄、当押、报馆、印务局、航运等领域，在日本、香港、新加坡、上海、厦门、汕头等地都开设分支机构。其中以创办于1905年的华暹轮船公司最为成功，拥有轮船八艘，航行于暹罗、香港、广州、汕头、厦门、印尼、越南、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日本横滨、长崎之间。
华暹轮船公司的最大竞争对手是洋人的轮船公司。双方为了打垮对手，曾展开过一场价格战，不断以低价打击对方。二哥丰给轮船公司订了个规矩：凡是潮汕籍的乡亲，不管何人，运价一律五折优惠；在南洋谋生的乡亲如有困难，不但不收运价，还倒贴食宿旅费。潮汕乡亲当然要力挺“嘎己郎”，所有货运都委托给华暹轮船公司，并在1909年成立“暹商公所”配合。在价格战中，二哥丰财雄势大亏得起，斗到后来，洋人船公司挺不住了，乞求谈判，停战息争，被二哥丰拒绝，逼得洋人船公司最后以关门大吉收场。
搞革命也有他的份
1903年，孙中山首次到曼谷从事革命活动，了解暹罗华人情况，联络洪门帮派。二哥丰作为当地洪门私派首领之一，与孙中山见面。晤谈之下，两人相见恨晚。孙中山盛赞二哥丰对暹罗华人社会的贡献，称他“智勇”双全。从此，郑礼裕以“智勇”为名，说起郑智勇，在暹罗华人中，如雷贯耳，礼裕这个名字，反而被人淡忘。
1905年，祖籍福建南靖的华人律师萧佛成、香山南屏镇人陈景华在曼谷创办《华暹日报》（前身《美南日报》），鼓吹排满革命。萧佛成也是三合会成员，与郑智勇过从甚密，郑智勇出钱资助《华暹日报》，还成立印务公司，承接报纸的印刷。这份报纸一直办到1930年才停刊。
1908年11月20日，孙中山第二次到曼谷，郑智勇在中华会馆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到会有会党数千人，场面非常隆重而热闹。当晚孙中山到大夫第拜会郑智勇，郑智勇事先把光绪皇帝的御书牌匾摘下，并剪辫易服，以洪门大礼相迎。孙中山赞誉郑智勇为“革命座山”，在郑母八十大寿时，孙中山派人专程赠送一幅亲笔题字的织锦贺幛，贺幛上款绣着：“义母惠存”，中间锈一大“寿”字，落款是“义子孙文”。
1910年，暹罗废除包税制，赌博、鸦片税收归政府管理，秘密会党的资金来源顿显短绌，加上1911年满清倾覆，洪门所标示“反清复明”的宗旨，已失去现实意义，所以暹罗华人中的秘密会党，大部分逐渐停止了活动，或无形解散，或转为公开合法的互助会。
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郑智勇闻讯不胜欣喜，立即派第五子携五万光洋及象牙雕刻工艺品，回国致贺，又从华暹轮船公司自己股份中拨出暹币100万铢，赠给革命的广东都督府。郑智勇派还派出会党子弟三百余人回国，参加革命政府的北伐军（其中80名参加华侨炸弹敢死队）。这批志士到达南京后，加入了总统府卫队。而这三百志士的费用，全部中由郑智勇负责。
发了达，一定要做善事
在暹罗的华人，大多供奉大峰祖师。大峰祖师是宋代的一位高僧。南宋建炎二年（1128），大峰云游到潮阳，带领民众在练江上修建了一座大桥，从此两岸民众来往大为方便。大峰又在当地为贫民施医赠药，施棺执殓，民众感恩戴德，在大峰圆寂后，各地都兴建报德堂，奉祀大峰祖师。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暹罗华侨马润从家乡潮阳县和平乡恭迎大峰祖师的画像到曼谷，供奉于马氏的永顺昌镜庄中，后来屡经迁移。1902年，二哥丰联络了陈慈黉、伍淼源、马曾堃、马阴亭、马梅友、马宴庭、马俊声、陈武烈、翁镜湖、王寿石、陈振敬，共12位华人富商，合资在曼谷拍抛猜路购地，修建大峰祖师庙，名为“报德堂”，永久奉祀大峰祖师和从事慈善事业。
二哥丰凭着个人隆崇的声望，一呼百应，让众多富商联翩而至，共襄善举。1910年，报德堂竣工，门额石匾刻“报德堂”三字，背面刻“佛光普照”四字。堂内供奉大峰祖师画像，重燃传灯，续佛慧命。善堂设有执殓、赠药、施粥、救灾等专责组织，对一切遭受天灾人祸的人家，无论国籍、身份、地位，有求必应，一律施以援手。当时华人中有一句话很流行：“生有二哥丰，死有大峰会。”意思是做人只要行善事，活着的时候有二哥丰照顾，死后有大峰祖师庇佑，生死无忧。
1936年，报德堂改为慈善基金会。1937年1月，“华侨报德善堂基金会”正式成立，第一届董事共15人，注册资金只有2000铢，其宗旨盖为：一、向孤苦零仃、无依无靠者布施，无偿向其提供医疗、用药和住所等条件；二、收殓无主尸首，并为其主持埋葬、火葬仪式；三、为社会公益服务，如向无依无靠者和遭受水灾者提供资助。
男儿行千里，不忘家乡情
家乡留给郑智勇的童年记忆，虽然充满辛酸，但他敬恭桑梓的天性，却并未消减。1911年，他在家乡淇园村旁边，兴建“淇园新乡”。占地140多亩，分有宗祠、洋楼、更楼等。远处村连闬接，隐约万家烟火，一派盎然生机。郑智勇把所有房子都分给家族及近亲嫡系。又在淇园新乡附近，再兴建忠美、信美、井头、铜锣、巷尾等数条村落。
郑智勇宣称，外姓人只要改姓郑，在门口挂上郑姓的灯笼，就可以入住，每户分给房屋两间和良田四亩。结果，四乡八镇的外姓贫民，纷纷改姓入住。他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改变郑姓在当地小姓弱房的地位。果然，旬年之间，郑姓在一跃而成显赫大姓，在当地有一句歇后语流行：“二哥丰养仔——来者不拒。”
郑智勇还在淇园新乡兴办智勇学校（今凤塘中学），第一年免费招收三班180名学童入学，供给校服，提供住宿。还修了两条水泥路，从新乡通往潮州城和浮洋潮汕铁路火车站，方便乡人出入。1918年，潮州发生地震，韩江堤防出现险情。郑智勇急家乡所急，火速拨黄金38万两，并调动旗下的五福轮船公司轮船，由儿子雄材、法材亲自押运，把大批物资送到潮州，修复南堤、北堤和东堤。潮州人感其恩义，在北堤建“郑公智勇纪念亭”，在南堤立了一块“郑公智勇纪念碑”。
1922年潮汕“八·二”风灾，郑智勇主持成立“暹罗潮州飓风海潮赈救会”，认捐10万铢，以为表率，并请国王认捐1万铢，各地侨胞认捐14万铢，共25万铢，购买大米、食物、衣服、耕牛等送回潮汕，还拨款修堤浚河，建立贫民工艺院等。后来汕头市在中山公园西侧对岸韩堤路筑有“赈灾纪念亭”。
郑智勇自己是在街头流浪长大的，没有入过学校的大门，因此对教育恒怀有一种敬畏之心，对读书人十分敬重。当时在暹罗的华文教育很落后，学校甚少。1916年，郑智勇与高晖石、许必志、萧坚麟等华商共同捐款暹币30万铢（郑智勇独捐4.26万铢，居第一位），创建培英学校，历时4年工竣，1920年建成开学。
郑智勇热心兴办学校，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他一贯的夙愿。1917年，清迈华英学校也是在他的倡议下开办的，据当地报纸记载：“郑先生来迈，目击华侨子弟众多，对于华校之设极为重要，遂慷慨首先捐资二千铢为创华校倡导也。郑先生登高一呼，侨胞响应，华英学校于焉诞生。此后，郑先生遂被选为华英学校永远名誉总理。”在郑智勇等侨领的推动下，1925年，华文学校在暹罗已发展到48所，1928年更增加至188所。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局势动荡，海路不靖，华暹轮船公司生意大受影响，卒至歇业。而暹罗政府在1919年实行禁赌政策，郑智勇的收入大减，而他年纪也大了，壮心与身退，老病随年侵，不复有当年的锐气。
1937年3月5日，郑智勇在大夫第逝世，享寿八十七。
《中华民报》在追述其一生行谊时说：“郑君生前所为各项事业，曾经暄赫一时，虽妇人小子，均莫不知识郑君其名者。郑君对于祖国侨社以及暹国等各种事业贡献甚大。自暹国禁赌后，郑君私人事业遂告中落。为时至今已十八年矣。然而渠雄心未死，对前途希望甚大，且年纪虽见高老，而精神则极为矍铄。乃天不再假之以年，竟于老境萧条中，突告与世长辞矣。”
郑智勇遗体送回家乡淇园安葬。他的家庭有子11人，女2人，男女孙28人，曾孙9人。暹罗政府把一条公路命名为“郑差哇呢”，以纪念郑智勇对国家、对社会的劳绩。
读本号文章，品广州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