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纪录片。片中，作家刘心武回忆起北京的银锭桥，银锭观山是著名的燕京十六景之一，天气晴和时，站在这座位于城市当中的小桥上，朝西望去，可以悠然欣赏西山，那优美的天际轮廓线一览无余。
刘心武感叹道，“古人在规划北京这座城市时有多么睿智，其审美情趣是多么高雅啊。可惜的是，如今银锭观山的望点，被某些不该盖在那里的高楼亵渎了。”
也是在同一年，德国建筑学会会长汉派尔访问中国，“现在我驾车从北京外围向内时，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可以是在迈阿密、新加坡或法兰克福，所有的高层建筑都是一样的，没有各自的特殊个性，只有从写的字上，我才能看出我在中国，这不是一个好的未来。”
01 越来越雷同的城市
1908年，另一个德国人赫尔曼·弗舍尔来到中国，为济南修建了一个当时亚洲最大的火车站。
这个火车站曾被战后联邦德国出版的《远东旅行》列为远东第一站。它见证了清政府的灭亡到民国的转变，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军管铁路，再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这段历史。
1991年年底，由于客流量增大，济南打算修建新火车站。一年后，济南老火车站被拆除。在当时，围绕是否拆除老火车站这个问题，各方展开了激烈争论。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老火车站是一段可以触摸的“立体的历史”，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应该被保留。
图 | 已被拆除的济南老火车站
但在90年代，追求现代化建设、排斥资本主义是一种盛行的思潮，当时执政者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一名身居要职的官员就称，老火车站是殖民主义的象征，看到它就会回想起中国人民那段受欺压的岁月。
这位官员还从建筑细节出发，对老火车站进行了点评：那钟楼（指四面钟塔楼）的绿顶子（弯隆顶）像是希特勒军队的钢盔，有什么好看的？最终，这名官员的意见对老火车站的拆除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吊诡的是，“象征殖民主义”的老火车站被拆了，代表民族精神的七忠祠也没能留下来。
明初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兴兵与侄子争夺皇位，时任山东参政的铁铉率众固守济南，后因退敌有功升兵部尚书。明代中叶，为了纪念铁铉等保卫济南的七名忠烈，官方下令在济南修建七忠祠。文革时，祠堂供奉的七忠臣牌位被毁。到了2002年，七忠祠被拆，原址建起了沃尔玛超市。
拆除七忠祠当天，恰好是铁铉死难600周年。
在济南发生过的拆除与保护之争，首都北京也经历过。据王军《城记》所记，建国后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梁思成与自称“改革派”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争得面红耳赤。有次吴晗直言，“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据说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
图 | 北京曾经的老牌楼
这不是梁思成第一次跟主政者产生分歧。在北京城古建筑的保护问题上，他还跟北京市长彭真据理力争过，最后撂下一句话：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的，我是对的。
济南老火车站、七忠祠的拆除与北京牌坊宫门的消失，几起看似孤立的事件，起因是相似的，过程是一致的，结局当然也是雷同的。
2005年，梁思成之子梁从诫从一些在京外国人口中听到，有人把北京称作“二手香港”，当下便觉悲从中来。“北京有那么深久的历史和文脉，却没有好好地利用，现在落到被人叫做二手香港，真是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此前一年，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去了一趟济南。他专门到趵突泉看了看，认为大有文章可做，“济南有这么大一个广场，又叫泉城广场，泉水流到泉城广场北侧却白白地排走了。”他最后惋惜道，济南有很好的环境条件，可以建成非常漂亮的城市，但是也和其他有些城市一样，其特色也在慢慢消失。
图 | 济南泉城广场
俞孔坚写过一本书，叫《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在跟市长们的交流过程中，俞院长也有不少心得体会，比如他认为，要想改变城市景观的雷同问题，就要反思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长官意识，“谁权大，谁说了算，是影响城市建设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对俞院长来说，他关注的是城市规划建设中的唯上主义与行政干预，而对作家冯骥才来说，他关心的是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人文知识分子的缺席。
“我们国家进入了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时候，有一些糊涂的观念就出来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是文化处于一个从属的地位，经济是目的，文化是工具。如果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能发挥好作用的话，我们600多个城市就不会变得一样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损失，因为我们用了至少一千年以上的时间创造了数百个不同的、缤纷多样的个性城市，现在我们变得雷同了。”
02 迷失的地域文化
历史学家史景迁曾经在《大汗之国》中引用传教士闵明我的一段话，来说明中国人的一项特殊才能，
“中国人善于模仿，所有欧洲货物，他们只要见过，都可以模仿得惟妙惟肖。他们在广东省复制了好几样东西，因为毫无瑕疵，就以从欧洲进口的名义卖到内地去。”
闵明我的这段话写于1674年至1677年间。三百年后，据一项不完全统计，中国至少有十座白宫、四座凯旋门、好几尊狮身人面像，以及至少一座埃菲尔铁塔。当然当下最火的还是小字辈，据统计，全国至少有102 个小京都、68 个小镰仓、52 个小瑞士、43 个小圣托里尼、40 个小奈良，连小摩洛哥都有 27 个。
图 | 安徽阜阳颍泉区政府酷似白宫
如俞孔坚所言，“城市景观是意识形态及审美趣味的符号。民族身份、民族文化认同的游移，是城市景观现状的反映。”山寨景观折射出的，恰恰是地域文化的迷失。
贾平凹曾这样描述过秦腔对陕西人的意义：
“他们一生最崇敬的只有两种人：一是国家领导人，一是当地的秦腔名角。即是在任何地方，这些名角没有在场，只要发现了名角的父母，去商店买油是不必排队的，进饭馆吃饭是会有座位的，就是在半路上挡车，只要喊一声：我是某某的什么，司机也便要嘎地停车。”
2018年，秦腔表演艺术家全巧民发了一条朋友圈：49级的同学们，别坐在家里生闷气了。忍心看着咱们的孙子学了六年戏还不知起霸（戏曲表演程式之一）是个啥吗？当时，秦腔著名剧社易俗社在半月之内连逝两位老人，秦腔最后一批科班生已经所剩无几，而且都年过八旬。
图 | 有着百年历史的秦腔剧社
秦腔之于陕西人，如同评弹之于苏州人。
评弹曾多次出现在苏童的小说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性书写，甚至启发了他创作《我的帝王生涯》。如今在苏州，专门演出评弹的书场中，仅有光裕书场、梅竹书苑等老牌书场仍在营业，许多曾经宾客满座的书场早已不复存在。
跟书场一起逐渐消失的，还有评弹艺人。
数据显示，苏州评弹学校每年招收的学生在五十人左右，这一人数远远低于苏州评弹市场的需求量。没有足够的年轻艺人传承老一辈艺人的技艺，导致如今苏州评弹的在职艺人年龄普遍在五十岁以上。同时，评弹界的青黄不接，使许多经典的评弹曲目最终走向失传。《英烈》《隋唐》《大红袍》《顾鼎臣》等书目已成绝响。
图 | 苏州评弹艺人
学者陈圣来对此总结道：
“西北的秦腔、中原的梆子、江南的评弹，在相应的城市都难觅踪影，城市文化的肤浅化、粗俗化、娱乐化、商业化日趋严重，消解和衰退着城市的传统习俗和审美旨趣，抹平和削损着城市的文化特色，瓦解和摧毁着城市的乡愁依托。”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罗大佑就通过歌曲《鹿港小镇》指出，人们获得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是以人的异化和本土性与民族性的消亡为代价的。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这里的霓虹灯，即是以市场扩张为目标的全球化的象征。罗大佑所悲痛惋惜的，是代表家乡的鹿港小镇最终也难逃全球化的席卷，红砖变成水泥墙，妈祖庙香火不再，“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
八十年代的《鹿港小镇》，跟当下的中国形成了微妙的互文。
2000年，星巴克在故宫中心开业。纽约时报对此评价道，假如要找出全球化延伸的极端范例，那就是：在美国盛行的咖啡文化，传播到了中国最神圣的历史地段——北京的故宫。即使是开在克里姆林宫内的麦当劳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图 | 开在故宫的星巴克因争议关停
截至2021年，星巴克已在中国200多个城市开设了5400家门店，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如今，走在任何城市都不难觅得一杯咖啡，但想吃一口茶却没那么容易。正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的那样，
“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还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学，以及个体的幻想和冲动。”
2014年，何东采访费翔，“很难得碰上你这样一个人，生在台湾，流窜到纽约，转战到伦敦，母亲北京人，又去上海。一般人会问你一个问题，这些城市有什么不同？我想问你，在这种大文化、大现代化下，它们有什么雷同的地方？”
费翔回答：
“我认为现在最悲哀的地方是太雷同了。原来纽约人有纽约人的风格，可是现在北京的年轻人，也都差不多，而且他们都赶时髦得很，上海更是，就变成是差不多。哪一个地方都能看到那些咖啡馆，甚至于广告牌，这一季我们请的是哪一个国际知名度的艺人做广告，那个广告一上，这几个主要城市一个月内我基本上都可以跑一圈了，我说又是他了，我下飞机又是他了。
”三十五年前的1987年，费翔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演唱《故乡的云》。现在何处是故乡？
03 用旧瓶装新酒
1993年，成龙经人介绍，在国内买了十间安徽的古建筑，打算找块地把老房子重建好，让父母住。不料父母在十年内相继离世。成龙认为这些老房子是中国建筑艺术的精髓，如果不摆出来让人欣赏，实在浪费。于是，他开始着手计划这批古建筑的捐赠事宜。
一开始他想把这批建筑捐给香港，但用地问题一直没谈出结果。最终，他把这批建筑捐给了新加坡。
成龙选择把古建筑捐给新加坡，不仅因为新加坡官员知道成龙有捐赠意向后，马上为他在新加坡的科技设计大学找到一块地，还因为该大学的古建教授为了好好陈列这四栋老房子，做了周详的考证和周边环境的设计，并向成龙展示了“精致的模型和三维图样以及镭射扫描”。
据成龙回忆，“这令我非常感动，几乎有冲动想把其余那六栋也捐给他们。”
图 | 成龙将古建筑捐给新加坡
其实成龙一开始收藏古建筑，是因为他的父亲一直有个愿望，想回中国住在古色古香的大屋里。类似这样的愿望，木心也有过。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乌镇大户人家的少爷木心在家里弹钢琴，看西洋画册，还想不到文革期间会被折断三根手指，入狱后在手绘的黑白琴键上无声地弹奏莫扎特以艰难度日。
文革后到海外漂泊半生的木心，在1995年元月独自回了趟乌镇。那时候的乌镇”房屋倾颓零落，形同墓道废墟”，他从小居住的孙家花园变成了翻砂厂，工人们在拉风箱。回到纽约后，木心写了散文《乌镇》记录这次返乡之旅，发表在台湾《中华时报》上。木心在文章里写，永别了，我不会再来。
后来乌镇党委书记陈向宏看到木心的这篇散文，通过陈丹青联系上木心，请木心考虑回乡，占用故居的厂家已经迁出，只要老先生回话，随时翻新故居。与此同时，陈向宏开始了他的乌镇复兴计划。
图 | 早年的乌镇
陈向宏做的第一件事是拆新房。当时陈向宏拿着百年前乌镇的照片做对比，拆掉了景区里所有的新房子，外迁数家工厂，把高压线、低压线、有线电视线、电话线通通埋到了地下。
有几个老年人看不惯他拆房，天天站桥头骂他，还有人连续三天在他办公室门口泼粪。
拆掉新房之后就是修旧房。为了修旧如旧，陈向宏在全国各地搜罗木料跟石料。江浙安徽拆了老街、老桥、老房子，线人第一时间通知，他就派人派车运过来编号，后来全用来修复乌镇西栅的老房子。
拆新房修旧房后，陈向宏又把年久失传的皮影戏老艺人重新请出来，将早已停唱的乡土花鼓戏加以发扬，将拳船表演、高杆船表演重新恢复，再现蓝印花布、酒作坊、蚕丝作坊等濒临失传的手工作坊。
2005年，木心再次回到乌镇，“我回来看到门牌上乌镇东大街的门牌号，和我小时候看到的一样。”
乌镇重建好后，黄磊看上了这个外景地，带着剧组来拍戏。这部戏就是2003年播放后收视率很高的《似水年华》，乌镇以软广植入的方式在台词中出现，吸引了大批游客。陈向宏和黄磊自此以大哥、小弟相称。
在乌镇的后续开发上，黄磊为陈向宏指明了方向，“一个普通游客为什么要住你这儿？看水、听鸟、发呆、艳遇、晒太阳？你这儿缺少真正的厚度。”2008年，黄磊邀请陈向宏去南京看话剧《暗恋桃花源》，看完陈向宏决定，在乌镇办戏剧节。
图 | 乌镇戏剧节现场
乌镇戏剧节的举办，让陈向宏实现了他的愿望，造一个旧瓶子，用它装新酒。而“中国好多地方，都在做新瓶子，装旧酒”。截至目前，全中国一共有312个历史文化名镇。
一个陈向宏解决不了312个历史文化名镇的同质化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城市越来越雷同的现状。刘心武在纪录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中这样发问：
“我在小说中没有为美好事物的消亡责备别的什么人，我拷问的是自己，比如隆福寺的毁灭，我固然没有具体的责任，但作为民族的一份子，北京城的定居者，难道我不应该追问自己心灵上的责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