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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个性的中国城市,逐渐消亡的地域特征

2002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纪录片。片中,作家刘心武回忆起北京的银锭桥,银锭观山是著名的燕京十六景之一,天气晴和时,站在这座位于城市当中的小桥上,朝西望去,可以悠然欣赏西山,那优美的天际轮廓线一览无余。

刘心武感叹道,“古人在规划北京这座城市时有多么睿智,其审美情趣是多么高雅啊。可惜的是,如今银锭观山的望点,被某些不该盖在那里的高楼亵渎了。”

也是在同一年,德国建筑学会会长汉派尔访问中国,“现在我驾车从北京外围向内时,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可以是在迈阿密、新加坡或法兰克福,所有的高层建筑都是一样的,没有各自的特殊个性,只有从写的字上,我才能看出我在中国,这不是一个好的未来。”

01 越来越雷同的城市

1908年,另一个德国人赫尔曼·弗舍尔来到中国,为济南修建了一个当时亚洲最大的火车站。

这个火车站曾被战后联邦德国出版的《远东旅行》列为远东第一站。它见证了清政府的灭亡到民国的转变,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军管铁路,再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这段历史。

1991年年底,由于客流量增大,济南打算修建新火车站。一年后,济南老火车站被拆除。在当时,围绕是否拆除老火车站这个问题,各方展开了激烈争论。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老火车站是一段可以触摸的“立体的历史”,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应该被保留。




图 | 已被拆除的济南老火车站
但在90年代,追求现代化建设、排斥资本主义是一种盛行的思潮,当时执政者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一名身居要职的官员就称,老火车站是殖民主义的象征,看到它就会回想起中国人民那段受欺压的岁月。

这位官员还从建筑细节出发,对老火车站进行了点评:那钟楼(指四面钟塔楼)的绿顶子(弯隆顶)像是希特勒军队的钢盔,有什么好看的?最终,这名官员的意见对老火车站的拆除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吊诡的是,“象征殖民主义”的老火车站被拆了,代表民族精神的七忠祠也没能留下来。

明初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兴兵与侄子争夺皇位,时任山东参政的铁铉率众固守济南,后因退敌有功升兵部尚书。明代中叶,为了纪念铁铉等保卫济南的七名忠烈,官方下令在济南修建七忠祠。文革时,祠堂供奉的七忠臣牌位被毁。到了2002年,七忠祠被拆,原址建起了沃尔玛超市。

拆除七忠祠当天,恰好是铁铉死难600周年。

在济南发生过的拆除与保护之争,首都北京也经历过。据王军《城记》所记,建国后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梁思成与自称“改革派”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争得面红耳赤。有次吴晗直言,“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据说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




图 | 北京曾经的老牌楼
这不是梁思成第一次跟主政者产生分歧。在北京城古建筑的保护问题上,他还跟北京市长彭真据理力争过,最后撂下一句话: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的,我是对的。

济南老火车站、七忠祠的拆除与北京牌坊宫门的消失,几起看似孤立的事件,起因是相似的,过程是一致的,结局当然也是雷同的。

2005年,梁思成之子梁从诫从一些在京外国人口中听到,有人把北京称作“二手香港”,当下便觉悲从中来。“北京有那么深久的历史和文脉,却没有好好地利用,现在落到被人叫做二手香港,真是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此前一年,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去了一趟济南。他专门到趵突泉看了看,认为大有文章可做,“济南有这么大一个广场,又叫泉城广场,泉水流到泉城广场北侧却白白地排走了。”他最后惋惜道,济南有很好的环境条件,可以建成非常漂亮的城市,但是也和其他有些城市一样,其特色也在慢慢消失。




图 | 济南泉城广场
俞孔坚写过一本书,叫《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在跟市长们的交流过程中,俞院长也有不少心得体会,比如他认为,要想改变城市景观的雷同问题,就要反思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长官意识,“谁权大,谁说了算,是影响城市建设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对俞院长来说,他关注的是城市规划建设中的唯上主义与行政干预,而对作家冯骥才来说,他关心的是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人文知识分子的缺席。

“我们国家进入了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时候,有一些糊涂的观念就出来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是文化处于一个从属的地位,经济是目的,文化是工具。如果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能发挥好作用的话,我们600多个城市就不会变得一样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损失,因为我们用了至少一千年以上的时间创造了数百个不同的、缤纷多样的个性城市,现在我们变得雷同了。”


02 迷失的地域文化

历史学家史景迁曾经在《大汗之国》中引用传教士闵明我的一段话,来说明中国人的一项特殊才能,

“中国人善于模仿,所有欧洲货物,他们只要见过,都可以模仿得惟妙惟肖。他们在广东省复制了好几样东西,因为毫无瑕疵,就以从欧洲进口的名义卖到内地去。”

闵明我的这段话写于1674年至1677年间。三百年后,据一项不完全统计,中国至少有十座白宫、四座凯旋门、好几尊狮身人面像,以及至少一座埃菲尔铁塔。当然当下最火的还是小字辈,据统计,全国至少有102 个小京都、68 个小镰仓、52 个小瑞士、43 个小圣托里尼、40 个小奈良,连小摩洛哥都有 27 个。




图 | 安徽阜阳颍泉区政府酷似白宫
如俞孔坚所言,“城市景观是意识形态及审美趣味的符号。民族身份、民族文化认同的游移,是城市景观现状的反映。”山寨景观折射出的,恰恰是地域文化的迷失。

贾平凹曾这样描述过秦腔对陕西人的意义:

“他们一生最崇敬的只有两种人:一是国家领导人,一是当地的秦腔名角。即是在任何地方,这些名角没有在场,只要发现了名角的父母,去商店买油是不必排队的,进饭馆吃饭是会有座位的,就是在半路上挡车,只要喊一声:我是某某的什么,司机也便要嘎地停车。”

2018年,秦腔表演艺术家全巧民发了一条朋友圈:49级的同学们,别坐在家里生闷气了。忍心看着咱们的孙子学了六年戏还不知起霸(戏曲表演程式之一)是个啥吗?当时,秦腔著名剧社易俗社在半月之内连逝两位老人,秦腔最后一批科班生已经所剩无几,而且都年过八旬。




图 | 有着百年历史的秦腔剧社
秦腔之于陕西人,如同评弹之于苏州人。

评弹曾多次出现在苏童的小说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性书写,甚至启发了他创作《我的帝王生涯》。如今在苏州,专门演出评弹的书场中,仅有光裕书场、梅竹书苑等老牌书场仍在营业,许多曾经宾客满座的书场早已不复存在。

跟书场一起逐渐消失的,还有评弹艺人。

数据显示,苏州评弹学校每年招收的学生在五十人左右,这一人数远远低于苏州评弹市场的需求量。没有足够的年轻艺人传承老一辈艺人的技艺,导致如今苏州评弹的在职艺人年龄普遍在五十岁以上。同时,评弹界的青黄不接,使许多经典的评弹曲目最终走向失传。《英烈》《隋唐》《大红袍》《顾鼎臣》等书目已成绝响。





图 | 苏州评弹艺人
学者陈圣来对此总结道:

“西北的秦腔、中原的梆子、江南的评弹,在相应的城市都难觅踪影,城市文化的肤浅化、粗俗化、娱乐化、商业化日趋严重,消解和衰退着城市的传统习俗和审美旨趣,抹平和削损着城市的文化特色,瓦解和摧毁着城市的乡愁依托。”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罗大佑就通过歌曲《鹿港小镇》指出,人们获得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是以人的异化和本土性与民族性的消亡为代价的。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这里的霓虹灯,即是以市场扩张为目标的全球化的象征。罗大佑所悲痛惋惜的,是代表家乡的鹿港小镇最终也难逃全球化的席卷,红砖变成水泥墙,妈祖庙香火不再,“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

八十年代的《鹿港小镇》,跟当下的中国形成了微妙的互文。

2000年,星巴克在故宫中心开业。纽约时报对此评价道,假如要找出全球化延伸的极端范例,那就是:在美国盛行的咖啡文化,传播到了中国最神圣的历史地段——北京的故宫。即使是开在克里姆林宫内的麦当劳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图 | 开在故宫的星巴克因争议关停
截至2021年,星巴克已在中国200多个城市开设了5400家门店,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如今,走在任何城市都不难觅得一杯咖啡,但想吃一口茶却没那么容易。正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的那样,

“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还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学,以及个体的幻想和冲动。”

2014年,何东采访费翔,“很难得碰上你这样一个人,生在台湾,流窜到纽约,转战到伦敦,母亲北京人,又去上海。一般人会问你一个问题,这些城市有什么不同?我想问你,在这种大文化、大现代化下,它们有什么雷同的地方?”

费翔回答:

“我认为现在最悲哀的地方是太雷同了。原来纽约人有纽约人的风格,可是现在北京的年轻人,也都差不多,而且他们都赶时髦得很,上海更是,就变成是差不多。哪一个地方都能看到那些咖啡馆,甚至于广告牌,这一季我们请的是哪一个国际知名度的艺人做广告,那个广告一上,这几个主要城市一个月内我基本上都可以跑一圈了,我说又是他了,我下飞机又是他了。

”三十五年前的1987年,费翔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演唱《故乡的云》。现在何处是故乡?

03 用旧瓶装新酒

1993年,成龙经人介绍,在国内买了十间安徽的古建筑,打算找块地把老房子重建好,让父母住。不料父母在十年内相继离世。成龙认为这些老房子是中国建筑艺术的精髓,如果不摆出来让人欣赏,实在浪费。于是,他开始着手计划这批古建筑的捐赠事宜。

一开始他想把这批建筑捐给香港,但用地问题一直没谈出结果。最终,他把这批建筑捐给了新加坡。

成龙选择把古建筑捐给新加坡,不仅因为新加坡官员知道成龙有捐赠意向后,马上为他在新加坡的科技设计大学找到一块地,还因为该大学的古建教授为了好好陈列这四栋老房子,做了周详的考证和周边环境的设计,并向成龙展示了“精致的模型和三维图样以及镭射扫描”。

据成龙回忆,“这令我非常感动,几乎有冲动想把其余那六栋也捐给他们。”




图 | 成龙将古建筑捐给新加坡
其实成龙一开始收藏古建筑,是因为他的父亲一直有个愿望,想回中国住在古色古香的大屋里。类似这样的愿望,木心也有过。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乌镇大户人家的少爷木心在家里弹钢琴,看西洋画册,还想不到文革期间会被折断三根手指,入狱后在手绘的黑白琴键上无声地弹奏莫扎特以艰难度日。

文革后到海外漂泊半生的木心,在1995年元月独自回了趟乌镇。那时候的乌镇”房屋倾颓零落,形同墓道废墟”,他从小居住的孙家花园变成了翻砂厂,工人们在拉风箱。回到纽约后,木心写了散文《乌镇》记录这次返乡之旅,发表在台湾《中华时报》上。木心在文章里写,永别了,我不会再来。

后来乌镇党委书记陈向宏看到木心的这篇散文,通过陈丹青联系上木心,请木心考虑回乡,占用故居的厂家已经迁出,只要老先生回话,随时翻新故居。与此同时,陈向宏开始了他的乌镇复兴计划。




图 | 早年的乌镇
陈向宏做的第一件事是拆新房。当时陈向宏拿着百年前乌镇的照片做对比,拆掉了景区里所有的新房子,外迁数家工厂,把高压线、低压线、有线电视线、电话线通通埋到了地下。

有几个老年人看不惯他拆房,天天站桥头骂他,还有人连续三天在他办公室门口泼粪。

拆掉新房之后就是修旧房。为了修旧如旧,陈向宏在全国各地搜罗木料跟石料。江浙安徽拆了老街、老桥、老房子,线人第一时间通知,他就派人派车运过来编号,后来全用来修复乌镇西栅的老房子。

拆新房修旧房后,陈向宏又把年久失传的皮影戏老艺人重新请出来,将早已停唱的乡土花鼓戏加以发扬,将拳船表演、高杆船表演重新恢复,再现蓝印花布、酒作坊、蚕丝作坊等濒临失传的手工作坊。

2005年,木心再次回到乌镇,“我回来看到门牌上乌镇东大街的门牌号,和我小时候看到的一样。”

乌镇重建好后,黄磊看上了这个外景地,带着剧组来拍戏。这部戏就是2003年播放后收视率很高的《似水年华》,乌镇以软广植入的方式在台词中出现,吸引了大批游客。陈向宏和黄磊自此以大哥、小弟相称。

在乌镇的后续开发上,黄磊为陈向宏指明了方向,“一个普通游客为什么要住你这儿?看水、听鸟、发呆、艳遇、晒太阳?你这儿缺少真正的厚度。”2008年,黄磊邀请陈向宏去南京看话剧《暗恋桃花源》,看完陈向宏决定,在乌镇办戏剧节。




图 | 乌镇戏剧节现场
乌镇戏剧节的举办,让陈向宏实现了他的愿望,造一个旧瓶子,用它装新酒。而“中国好多地方,都在做新瓶子,装旧酒”。截至目前,全中国一共有312个历史文化名镇。

一个陈向宏解决不了312个历史文化名镇的同质化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城市越来越雷同的现状。刘心武在纪录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中这样发问:

“我在小说中没有为美好事物的消亡责备别的什么人,我拷问的是自己,比如隆福寺的毁灭,我固然没有具体的责任,但作为民族的一份子,北京城的定居者,难道我不应该追问自己心灵上的责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