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式，1901年1月9日出生于广东信宜镇隆大路街，英国剑桥大学第一位同时获得经济、法律双科硕士学位的中国人。他是英王乔治六世的同学，曾经被四个国家的首脑倚重，是多国王室的座上宾；他曾经在中国抗日第三战场的波诡云谲中几次救国家于危难，还曾经婉拒过文莱国首相兼财政部长的权位；他终身漂泊异国他乡却在相当范围内对世界发生过重要影响……他是一位杰出的实业家、政治家、银行家和社会活动家，是千千万万“南洋客”的杰出代表。
Ⓞ 李孝式
一、名动剑桥
1919年，中国大地上学生运动与革命活动正风起云涌。18岁的李孝式在香港皇仁书院毕业了，在母亲甘固真的支持下前往英国留学，就读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在剑桥大学，他因为一次舞会结识了同在三一学院读书的英国王室成员艾伯特王子，之后不久又在剑河边邂逅了格顿学院的贵族女子多伦·格林。这两个人后来一个成了他的好朋友，一个成了他的妻子，对他的人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艾伯特王子就是后来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多伦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其中长子李剑桥成为后来李家在国外与国内联系的唯一纽带。
但是真正让剑桥大学的同学和校友记住李孝式这个名字的，却是因为两件事和他的毕业论文。一是他带领同学代表学院参加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联合举办的板球比赛，轻松地赢得了第一名。这得益于他课余时间经常陪艾伯特王子打板球，是校园里知名的板球队员。那时候他的英文名字叫“亨利”。另一件事就是他同时获得了剑桥大学的经济和法律双科硕士学位。那时候，他是第一个同时获得双硕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而那篇让剑桥大学师生记住的毕业论文是他的法律硕士论文：《〈大宪章〉的伟大：把权力关进了法律的笼子》。在这篇论文里，李孝式肯定了英国人遇到君王的恶政时，不是起义推翻国王，用“彼可取而代之”的激进方式改造社会，而是与国王谈判、彼此妥协，通过渐进、稳健的社会改革，推进社会进步的做法。他的这篇毕业论文最后被学位委员会的教授们推荐编进了剑桥大学出版的优秀论文选集，很多英国学生都是在读了他的论文之后，开始认真地关注起自己国家的历史。
他在毕业论文里流露出来的思想，在后来的岁月里，深刻地影响甚至左右了一个国家的独立进程。
二、为中国抗日战争留下义气千秋的一笔
“1936年，他组织雪兰莪中华总会，任会长长达16年。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陈嘉庚在新加坡主持华侨筹赈总会，筹义款支援中国抗日，他在雪兰莪组成筹赈分会，筹得义款一千万元。这笔钱在当年是天文数字……”1998 年10月26日的《南洋商报》这样追述李孝式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筹赈义举。
Ⓞ 李季濂（李孝式父亲）故居
《南洋商报》是陈嘉庚1923年创办的，在华侨社会颇有名气，被公认为是南洋华侨报群之首，周恩来曾推荐胡愈之出任该报编辑主任。
另外，根据李孝式长子李剑桥在其亲自撰写的英文版《敦·李孝式爵士》一文中提供的信息：据日本历史教授哈拉（Hara）的说法：“中日战争时期，敦·李孝式在南洋华侨筹赈会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个筹赈会的成立，很不顺利。当时的马来亚（今马来西亚）是英属殖民地，英方不仅不支持他们的行动，反而采取排斥、打压等恶劣手段，甚至驱逐华人出境。
新加坡筹赈会成立后，李孝式就以自己牵头成立的雪兰莪中华总会为基础，率先成立了雪兰莪筹赈分会。在他的影响下，马来半岛各州槟榔屿、马六甲、彭亨、柔佛、吉打、玻璃市、丁加奴等州也分别成立了各州筹赈会。东南亚各殖民地国家的华侨，也纷纷成立了筹赈会。在他的号召与带动下，第二任妻子关小舫也跟一群进步华侨教师一起，响应宋庆龄在香港倡导的“一碗饭”运动，去到各个学校联络老师和学生，开展“捐献一个面包”活动，组织进行各种义卖，为雪兰莪筹赈分会筹募义款。儿子李剑桥在学校发起的捐款活动中，捐掉了自己所有的零花钱……他成立的雪兰莪筹赈分会，为“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筹得义款总共超过一千万元。
为了加强东南亚地区华侨筹赈会的领导，统一协调行动，李孝式向陈嘉庚建议召开南洋华侨筹赈代表大会，成立一个涵盖南洋各地的筹赈总会。经各地华侨领袖协商，南洋华侨筹赈代表大会于1938年10月在新加坡召开，参加的有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荷属东印度、菲律宾、暹罗、砂捞越、安南、缅甸、北婆罗洲以及中国香港等地区代表160多人。大会通过决议，选举产生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总会”（简称南洋华侨筹赈总会），成立了21人的常务委员会，其中以李孝式为首的常委委员中来自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的就有16人，是南洋华侨筹赈总会的主力，陈嘉庚当选为总会常务委员会主席。
据相关资料记载，华侨捐款，是中日战争期间中国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补充，是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据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的报告，1939年军费支出18亿元，同年华侨捐款和侨汇达11亿元。向外国购买武器和军需物资，要用外汇，华侨捐献作用之大是不言而喻的。除了捐钱，华侨还捐赠物资，绝大多数是衣物、粮食、药品、医疗器材，也有飞机、坦克、汽车等武器装备。
从1937年下半年起，这些物资被“南侨机工队”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国内。
李孝式除了全力为筹赈会筹款，还率先发起抵制日货运动。为了支持南侨机工队，还卖掉了他刚刚去世的父亲生前送给他的车，四处向朋友推销他的藏酒……为了每个月都给筹赈会省下他认捐的两千元“常日捐”，妻子关小舫不仅卖掉了自己的首饰，还连家里的用人都辞退了，每天自己买菜做饭，像样的衣物也都捐到妇女会去了……
著名画家徐悲鸿在得知李孝式为祖国筹款的种种义举之后，特地画了一幅巨型水墨画《破晓公鸡》，签名赠送给他。
三、在马来亚抗日前线和中日战争第三战场
据李孝式的八叔李如泉的儿子李汝礼回忆，他们家曾收到两张从马来亚寄过来的李孝式一身英式戎装的照片，一直珍藏至今。那张照片是李孝式接受吉隆坡防空总司令任命的那天，马来亚的报社记者为他拍的。
那是1941年12月10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的第四天。那一天，他正准备将家人送往开至印度的船。因为早在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凌晨，南侵日军就已在马来半岛的吉兰丹港口北沙湾强行登陆，马来亚已经很不安全了。日军还在同一时间分兵数路进攻中国香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美、英终于被迫对日宣战。
Ⓞ 李孝式故里大路街
设在新加坡的马来亚总司令部决定在吉隆坡成立临时空防部和民防部医药辅助队等战时机构，并指定由李孝式担任防空总司令— 在此之前，李孝式并没有从军的经历。空防部的主要任务是迎战日军入侵吉隆坡时极有可能施行的空中轰炸，积极配合民防部掩护、协助正面抵抗日军的英军。
李孝式上任仅三天，空防部就招募了3000多人，华人、马来人和印度族人都有。
然而，他们并没有抵挡住日军的铁蹄。
吉隆坡在1942年1月11日沦陷。李孝式的防空部队最后撤出吉隆坡，他们刚离开，吉隆坡的大街小巷就贴满了日军悬赏六万美元捉拿“吉隆坡防空总司令李孝式”的通缉令。
仅仅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马来亚战役就以大英帝国10万人的军队被3万日军彻底打败、撤出马来半岛结束。
李孝式在逃出吉隆坡之前秘密约见警长佩拉克，佩拉克指点他去印度兰姆伽，告诉他有个叫吉米的剑桥大学校友也是他的铁杆粉丝在那里。之后，他混入逃难的人群，挤上了一艘开往缅甸仰光的船。他在海上漂泊了21天，才抵达印度孟买— 半途中，他们通过船上的无线电广播得知仰光已经沦陷，只好转往印度。几经辗转，他终于在印度东北沿海地带的加尔各答最北部一个叫“穆莎瑞”（MUSSORIE）的与中国西藏交界的地方找到了家人。劫后余生，短暂的团聚之后，他就按照佩拉克的指点启程往兰姆伽了。
他在兰姆伽联军驻地找到了佩拉克说的学弟吉米，吉米却给他一封重庆寄给他的信。信是他父亲的好友梁宇皋写给他的。此后，他按着梁宇皋在信中的指引辗转到了重庆。蒋介石秘密接见了他。
随后不久，李孝式肩负着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的秘密使命，重新来到了英国驻印度军军部所在地兰姆伽。秘密使命就是，他除了要协助重新打通滇缅公路，还要负责为重庆提供情报，确保中国远征军的消息不因任何情况滞后于英军。当然远不止于此，他还要盯着与蒋矛盾越来越尖锐的美国派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
鉴于他在马来亚抗日战争中的出色表现，英国政府授予他上校军衔，并正式委任他为盟军参谋联络官，专门负责联络中美英三国参谋，也就是参谋之间的联络官，负责协调中美英三方关系。几乎在同一时间，国民政府也颁给了他与英国方面军衔相等同的委任状，他从此被尊称为“李孝式上校”了。
而他真实的抗战经历，主要集中在印缅战场。印缅战场就是中国历史教科书提到的中国抗日“第三战场”。从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进入缅甸算起，中缅印大战前后历时三年零三个月，李孝式在兰姆伽就待了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两年半的时间里，他曾辗转缅甸的雷多、密支那、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的临时指挥所等战火纷飞的前线要地，但待的时间最长的是兰姆伽。他在波诡云谲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中几次力挽狂澜，改变抗战局势甚至化解政治危机于无形之中。
其中一件事情，是他及时把史迪威将军打算将中国驻印军营长以上军官，全部改由美国人担任的消息秘密报告给重庆，这一严重影响中国军人士气甚至战斗力的计划，最终因为重庆的秘密干涉而流产。
第二件事情事关抗战大计：就在蒋介石已经完成军事部署，准备让远征军进攻缅甸的关键时刻，李孝式无意中得知，英国的军事专家们正在研究是否为了早日结束对德战争而放弃缅甸……他在来不及甄别情报真假的情况下，将自己听到的消息和个人分析，利用蒋介石给他的“特约密码”如实报告重庆。最后，在宋氏兄弟的努力下，罗斯福总统说服英国首相丘吉尔，英美参谋团会议才重新拟订新的攻缅计划。
在中国抗战的第三战场，他跟那些牺牲在野人山的，在异域的枪林弹雨中为国捐躯的无数中国远征军士兵一样，是真正的无名英雄，一名普通的盟军参谋联络官，以上校的身份从事着普通的联络工作。他不是情报员或者间谍，却一次又一次于无声处以及时的信息密报力挽狂澜，为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做出了不为人知却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为族群谋福祉
1945年9月，李孝式返回马来亚。
被日军赶出马来半岛的英军也重新回到了马来亚。
英国军政府先是提出“马来亚联邦”计划，遭到以“本土人”自居的马来人的强烈反对后，又提出“马来亚联合邦”计划，这个计划被当时占人口多数的“非本土人”反对，但最终被强行执行。曾与英军并肩抗日的马来亚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华侨华人，尤其是那些没有政治倾向的华侨华人，被夹在了英军和马共中间，陷入了空前灾难。
为了拯救再次陷入苦难的华族同胞，李孝式及时创办《中国报》，以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团结、引导广大华侨华人，帮助因为中国内战而陷入彷徨的华侨同胞，将注意力转移到与自身生存更密切相关的“马来亚问题”上来。与此同时，他还积极配合华社，协助解决战后最需要的、普通民众被战争破坏的生活问题。
孝式纪念馆张挂的照片记录了他在马来西亚的辉煌历史
鉴于李孝式的身份地位和影响力，英当局委任他为战争损失赔偿委员会委员。在深入调查、收集到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之后，李孝式立即提出具体的赔偿方案和投资方案，建议政府成立“华人矿务复兴贷款委员会”，并拟定了高达250万美元的贷款数额，由政府低息贷给华人矿家，扶持被战火毁坏的锡矿尽快恢复生产。锡业是马来亚的经济命脉，亦是华侨衣食之源，此举使战后的华人锡矿得以迅速复兴。之后不久，他又联络其他的华人锡矿主，发起成立了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他被推举为会长，并由此结识了一些国际锡业界的重要人物，马来亚华侨华人在锡业方面的重要贡献和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从那时候开始逐渐被世界各国所了解。
Ⓞ 李孝式纪念馆张挂的照片记录了他在马来西亚的辉煌历史
1948年6月，随着英当局“马来亚联邦”计划的流产，和“马来亚联合邦”计划的强行执行，马来亚共产党被迫重新拿起武器，英当局旋即颁布《特别紧急条例》，即马来亚历史上的《紧急法令》。英国出兵镇压马来亚共产党，设立作战委员会的时候，曾委任李孝式为作战委员会的顾问及委员，为了取得英国当局的信任，为重新陷入战争灾难的同胞争取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他没有推辞，只是在接受任命的时候坚决表示，出于民族情感，他绝不参与剿灭马共的战争。并在关键时候搬出了他与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同窗情谊来获得当局的理解与尊重，最终让英当局同意他只负责协助安抚居民和移置新村。他知道在《紧急法令》的严苛要求下，华人移居新村是无法改变的事情，于是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独特的应变方式，为被迫迁移的同胞寻找适宜居住、种植以及置业的富庶之地，来建造马来亚历史的特殊产物“华人新村”。几经考察和比较，他先后向当局要到了广为后人称道的“红毛港”和双溪大年。后来，“红毛港”成了马来西亚声名远扬的“适耕庄”，双溪大年也成了有名的鱼米之乡，特别是发展成为工业区的双溪毛糯和梳邦新村，一直是马来半岛人口最多、最富饶的地方，也使这个地区的不少华人，成为百万富翁。
为了帮助华侨华人在新的政治环境中获得应有的政治地位，李孝式以自己矿务总会领袖和雪兰莪马华公会会长的身份，联合马来亚土生华人领袖陈祯禄，积极组织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公会，在成立大会上，他被推举为马华公会政治部主任、总会副会长。华人社会至此终于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马华公会对华侨华人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推动了华侨华人对马来亚的政治认同和国家意识的转变。
马华公会的运作步入正轨之后，为谋求华族与马来族的亲善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李孝式又以其卓越的政治眼光在1952年促成马华公会与巫统的联盟。华巫联盟在后来的马来亚从下至上的民主选举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本人也先后担任马来亚联合邦的海港铁道部长和交通部长。
1955年，马来亚全国大选，李孝式被推举为华巫联盟圆桌会议主席和联盟竞选委员会副主席，大选结果，联盟在52席中赢得51席，联盟受命组阁，成为执政党。李孝式继续任交通部长。
五、主导独立谈判，成为开国元勋
1956年，李孝式先后两次与东姑阿都拉曼一起，带领包括各州苏丹在内的代表团前往伦敦，与英国政府谈判马来亚独立与国防条约及财政问题，并以其深厚的人文学养和卓越的政治才能一度左右谈判结果，最终促成马来亚和平独立，在《马来亚独立声明》的签字仪式上，他是唯一用中文署名的人。
第一次伦敦谈判曾因为“建国经费”问题陷入僵局。鉴于李孝式是“国家独立最大的功臣”，英当局才承诺3700万英镑的“赠款”。第二次独立谈判主要是就《宪法》的一些敏感的细则问题进行磋商。鉴于李孝式在第一次伦敦谈判中显示出来的重要作用，依然由李孝式主导宪制方面的谈判。《宪制草案》的焦点是马来人的特权和华人的公民权以及华族要求的宪法公平问题，这是一个即使在今天的马来西亚都依然会让各方觉得敏感的问题，李孝式最后以他有底线的妥协—将“马来人拥有特权”，更正为“马来人拥有30年的特权”达成了彼此的谅解协议。
“独立前夕，令华人社会忐忑不安的公民权课题已获解决；虽然没有争取到列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可是《宪法》中已明文保证各族有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力，也就是说，所获得的待遇，华人社会已比较能够接受……独立后的华人再也不是侨民，而是新生国家的公民。”
一切过往，皆成序章。马来亚联合邦的独立，标志着英国在马来亚长达171年的殖民统治基本结束，马来亚历史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六、功成身退
马来亚独立后，李孝式出任首任财政部长。
那时候，国家刚刚独立，百废待兴，财政困难可想而知。有着“马来亚国父”之称的东姑阿都拉曼曾亲自前往富裕的文莱国贷款，结果无功而返。
1958年，马来亚独立后第一年的财政经费，依然是李孝式借回来的。之后，他开始着手改变马来亚国家经济结构单一、脆弱的现状，提出了如何提高马来人经济地位和“工业建国”等一系列财经方面的施政纲领。曾经是剑桥大学经济硕士毕业的李孝式，完全从经济学的角度，对马来亚进行了种种深入而持久的改革，在他倡导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带动下，马来亚的国民经济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善：农业结构走向多样化、制造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工业化脚步加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猛增、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生产力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等。
更重要的是他还成功筹组中央银行，实现马来亚自主发行货币，还亲自参与制定税法等，奠定了马来亚国家金融体系的基础。为了纪念这一连串划时代的大事件，马来亚政府内阁集体讨论决定，将他的签名印在了发行最多的一元纸币上。
大事上纵横捭阖，小事情上呢？他曾经留下过拒绝为“国父”买单的佳话。李孝式自小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从母亲协助父亲对财务的管理中就潜移默化地养成了一切按规矩办事的习惯。越是位高权重越是谨小慎微，他对财政支出的控制正如当时的媒体评价的那样：“每一分钱，他都用得十分谨慎。”
Ⓞ 求志居（李孝式纪念馆）
1959年，马来亚独立后的第一次大选前夕，李孝式因严重的健康问题退出竞选，但是他在病床上以笔代口，写下“多说建设性的话，多讲联盟施政的特色与主张，尤其不要对政敌做破坏性的批评”的训诫，对联盟的竞选进行指导，最终让联盟以深入人心的施政纲领与和谐团结的形象，再一次赢得大选的辉煌胜利。
这一年的8月31日，国家独立两周年纪念日，吉隆坡的苏丹王宫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封赐仪式：马来亚最高元首为李孝式颁赐这个国家的最高勋衔：敦（TUN）。当时获得这个勋衔的，在这个国家总共才四人，李孝式之后再无人受此封赐。这是他在1948年和1957年，分别获得英国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二世颁赐“大英帝国最优秀指挥者”（CBE）与“爵士”（KBE）勋衔之后，再一次获得国家级殊荣。这是个令人尊敬的勋衔。从此之后，李孝式署名为“敦·李孝式”，称呼则变成了尊敬又亲昵的“敦李”。
是年底，李孝式正式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并声言从此退出政坛，不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1966年开始，彻底淡出政坛的李孝式创立了兴业银行，从此致力于金融业发展。马中正式建交后，他将目光投向久别的故乡：中国信宜，对信宜华侨中学的兴办，给予了大力支持，并亲笔题写“华侨中学”校名。
1988年6月22日，李孝式在病中与世长辞，享年87岁。他的葬礼举行了三天，马来西亚所有的内阁成员都参加了守夜。出殡那天，240人组成的扶柩队在前引导开路，灵车在众人的护送下经过他生前喜欢的地方，沿途万众肃穆，很多人都流下了悲伤的泪水。
三个月后，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院举行了“敦李生平事迹展览会”，时任首相的拿督斯里马哈迪亲自为展览会主持开幕礼。国家博物院同时出版了《敦李孝式爵士纪念册》，这是国家博物院有史以来唯一为华裔功臣所出版的纪念册。“这个展览会的举行，是为了纪念一个爱国者的史迹，国家非常尊敬敦李为国家奉献的一切……”首相在纪念册的序文中这样说。
除此之外，为了褒扬李孝式的贡献，马来西亚还把首都吉隆坡建市时第一个命名的街道谐街易名为“敦李孝式街”，并由首相亲自宣布这项决定。
文 | 向梅芳
图 | 丘立贺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