鹭宾·赫德执掌大清帝国海关长达40年之久。在清王朝日暮穷途之际，赫德的海关事业却风生水起；他与女性知己的亲密友谊则给他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使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受住中国政治风浪的冲击。赫德是中国晚清时期的海关总税务司，执掌大清帝国海关近40年，被公认为近代中国最有权势的洋人，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值得更深入的研究和了解。
晚清
洋大臣们
在马可·波罗之后的岁月里，不断有欧洲人只身前往中国。他们被这个奇异的国度深深吸引，流连忘返，最终甘为奴仆，为其尽忠效力。这些人中，有探险家、传教士，还有怀着发财梦的商人。既有“常胜将军”查尔斯·乔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这样的正规军人，也有“独臂萨顿”（One-Arm Sutton）、“双枪马坤”（Two Gun Cohen）之流的江湖中人，三教九流，不一而足。但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独来独往，浪迹天涯。19世纪中期，中国建立海关。
这一前所未有的衙门实在奇特：它隶属清廷，却由英国人掌控，由多国洋人充任职员。如此一来，海关的总管洋大人算是鸿运当头、吉星高照了。他的雇员皆为洋人，助他加官进爵，使他得以独享尊荣，权倾一方。
中国近代史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洋人势力大规模介入中国政坛，左右着当时的中国局势。洋人势力中，最显著的莫过于各国在华工作的各级洋员以及传教士。相对而言，在华洋员更接近权力中枢，尤其是洋员中的高级管理人员。此前的在华洋员研究作品，更多是聚焦在赫德、裴式楷等寥寥几个总税务司身上。但是掌管晚清中国经济命脉五十多年的中国海关，除了总税务司之外，还有很多突出的执行人员，总税务司的众多政策都是交由这些人执行的，他们在执行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会对中国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
宽大的办公室庄严肃静。然而，在这些洋人的桌案文牍之间，却暗涌着一股冲动和冒险，这种特性一脉相承，代代相传。早年间，老包马提亚（Matthias Bowra）应该算得上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发明家，却有点疯狂且不着边际。他有众多奇思妙想，发明了可拆卸袖口、充气暖手筒、橡胶铁路枕木等物品。他把儿子包腊（Edward C.M.Bowra）送进伦敦海关工作，谁知这个18岁的年轻人却拍拍屁股跑到了意大利，与加里波第的红衫军一起在那不勒斯行军作战，还与一名法国的轻步兵军官进行决斗。不过，听闻此事的老包也只是“略感不安”而已。包腊进入中国海关工作时，已经是太平天国的尾声。
他又一次放弃了原本在江海关的工作，随洋枪队的戈登杀入苏州。之后，他带领老朽颟顸的清廷官员及其使团首次造访英国，还负责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中国展馆的组织工作。他工作起来废寝忘食，殚精竭虑，最终不幸在33岁生日前两天夜里溘然长逝。
包腊之子包罗（Cecil Bowra）也像父亲那样，踏上了效力中国海关之路，并决心完成英年早逝的父亲之未竟事业；曾在牛庄关与义和团周旋；也曾与嗜酒成性的俄国官员对饮，酒量不分伯仲。他还曾挫败令人胆寒的俄国远东总督、海军上将阿列克塞耶夫（Yevgeni Ivanovich Alexeieff），但又不损及对方颜面。他平步青云，官至总理文案。时逢军阀混战，狼烟四起，北京城头频繁更换大王旗。包罗单枪匹马直闯对方阵营，并向对方不可一世的将领叫板。那时，京城街市上的暴乱者和劫匪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包罗手持马鞭，挺身而出，保护手无寸铁的小商贩，使其免遭不测。包腊与包罗父子二人，同为中国尽忠效力。
本书讲述的就是他们的这段传奇。
身着制服的包腊
远赴中国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太平岁月里，假如有人搭乘大英轮船公司（P.&O.）的轮船前往中国，那他肯定可以每晚都安睡在同一张床上，直至在上海登陆为止。但在包腊那个年代，他会惊讶地发现，到达上海之前要换四次船。首先，他要乘“埃洛拉”号（Ellora）轮船，经直布罗陀、马耳他到达亚历山大港。然后换乘火车，经开罗到达苏伊士。在那里，会有更多的有钱人登上轮船加入航行，他们都来自于欧洲大陆甚至是马赛那么远的地方。人们乘“西姆拉”号（Simla）轮船，一路经过亚丁、加勒（去往印度的部分旅客告别其他旅客，在此下船）、槟城，到达新加坡。接着，换乘“渥太华”号（Ottawa）轮船继续沿着中国海岸行驶，到达香港。最后一程是乘坐“北京”号轮船抵达上海。这段旅程一共有长达7周的闲暇时光。
在整个行程中，包腊每日不断地记着日记。本打算大量引用他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但又发现，他在意大利时表现出的文字天赋此时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他的日记时而警句连篇，字字隽永（思念家乡）；时而调侃打趣，满纸荒唐（海上晕船）。但多数时候，他的文笔平庸，有时展现出来的自我优越感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其早期的文采在日记中似乎只能偶然得见。例如：
就我的判断而言，乘客们都是彬彬有礼的绅士。今晚晚餐，未见到女士（除了一位年长的富婆，她执意与我共饮，但我猜她是想自己喝个大醉，找我不过是个幌子罢了）。不过，我在大厅的一个舱门口瞥见一双小巧精致的皮靴，想必主人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
他写道，“吃饭是船上的主要任务”，并列出如下接连不断的可怕的餐饮清单：
9～10点早餐
13～14点午餐，有啤酒和红酒
16～18点正餐
19～20点茶
21～22点晚餐，有朗姆酒或威士忌酒兑水制成的格罗格酒
亚历山大港的欧式景象令他惊讶——到处是“双轮双座马车、四轮轻便邮车、英式路灯柱”。后来到了充满东方气息的开罗，他才松了口气。他爬上巨大的金字塔，领略了那里的风光，但又以“浪费人力、挥霍资源的纪念碑建筑”一笔带过。只有狮身人面像让他印象深刻，可以排在臭虫之后，名列第二——床上的臭虫让他夜晚备受煎熬。
窗帘可以阻挡嗜血蚊子的进攻，却无法挡住“诺福克·霍华兹（Norfolk Howards）”的偷袭。这些臭虫爬满衣物，企图劫持你的躯体。你可以大把大把地拍死它们，犹如大力士参孙（Samson）击杀非利士人（Philistines）一样，易如反掌。你可以把它们的尸体从床罩上抖落。但它们还是会一个营一个营、一个旅一个旅地朝你扑来，前赴后继，源源不断，带着更坚定的意志，更强的嗜血欲望——你的大开杀戒毫无效果。束手就擒办不到，撤退也不现实。到最后，你只能无条件投降，并祈求“昏昏欲睡的上帝”帮忙。第二天早上一睁眼，你看到成堆的尸体，都是你诛杀的生灵呀，不由得目瞪口呆。但当你看到自己那张惨不忍睹的脸时，你会不由得“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口中也不再念叨“我主慈悲，天降甘露”。你只能抓起脸盆、刷子，一边大声咒骂，一边仓皇逃离。你会对自己的脸深感厌恶，对自己的失败满腔愤怒。
退休前不久的鹭宾·赫德爵士（居中者，73岁）
邮轮向南，行驶在红海里。旅客们开始互相搭讪，慢慢熟悉起来。女士们纷纷在甲板上亮相，那双“小巧精致皮靴”的主人也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原来的确是“一位容貌端庄、受过良好教育、举止优雅的年轻女士，只是脑子里空空如也，也许根本没打算往里面装东西”。
包腊的旅伴之一正是金登干，就是在伦敦通知他前去面试的那位。他比包腊年长10岁，但和包腊一样，都是第一次去中国。他于前一年12月辞去财政部的职位，通过比较正规的渠道进入海关。在那个年代，志愿者运动方兴未艾，他同样对业余军旅生活充满热情。
所以，他很快发现包腊这个年轻人很有激情，也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之前他已经与热情奔放、喜欢高谈阔论的李泰国交往了三个月，也开始谙熟远东近代史。此时，与包腊漫步于甲板之上，他又把这些新学到的知识全盘告知包腊。
他们是晚清朝廷的洋大臣，他们是被遗忘的汉学家，他们更是敏锐的时局观察家与历史见证者。他们60年马可·波罗式的冒险经历，背后是近代“中央王国”的黑暗坠落与痛苦觉醒。
你看到的中国和中国人越多，就越发觉得奇妙，接着想要看到更多。——著名汉学家 中国海关高级洋员 包腊
这套海关洋员传记丛书，涉及面非常广泛，不只历史，也涉及经济、外交、语言、文学、文化、汉学、日常生活研究等领域，它们可以把以前分开讨论的各个因素连在一起，构成一幅动态的近代中国历史画卷。——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 滨下武志
19世纪后期，对于敢于冒险的英国中产阶级青年来说，全世界都是他们表演的舞台。包腊、包罗父子，官至二品的大清海关“客卿”，陪同使团周游欧洲，参加世界博览会，与俄国总督周旋，为晚清中国创造了不少第一次。《龙廷洋大臣：海关税务司包腊父子与近代中国（1863～1923）》以身临其境的描绘，还原了历史现场的丰富细节。——中山大学海关史学者 李爱丽
《龙廷洋大臣：海关税务司包腊父子与近代中国（1863～1923）》不仅仅是一部传记，更是一部近代中外关系史著作，包腊、包罗父子的经历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折射出从晚清到北洋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衰落、主权的丧失、涉外制度的变革与混乱及外交的艰难、痛苦和屈辱。——中山大学历史学者潘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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