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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撤退台湾后,60万去台老兵是怎样消亡的?

1949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大迁移,就是国民党大撤退。

国民党被共产党击败,国民政府带领200万残兵、难民来到台湾。”

时年41岁的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史专家、林徽因与梁思成夫妇的好友费正清不无讽刺地写道。

200万是没有,120万倒是有的。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3年,进入台湾的外地人共有国民党军队60万人,其他各类人员50多万。

在这之前,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五次人口迁徙,其中较大规模的有三次,分别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

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地区,俗称关外。清军入关后封锁东北,严禁汉人进入,使得东北人口稀少,出现大面积的无人区。19世纪黄河灾害频发,大批灾民冒险逃至东北,由此开始了难民“闯关东”的历史。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入侵东北,清政府无奈放垦东北以增强防卫,山东、河北农民大量涌入,形成“闯关东”的大高潮。到上世纪30年代初,仅迁到关东的山东人就已超过千万

准备进入东北的山东人在等待检疫

西口是指长城北的口外,这里的“口”,包括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和河北独石口,均是长城要隘,为明朝抵挡漠北的重要塞外关口,后来逐渐成为陕商、晋商与外蒙的贸易集散地。走西口的主要是晋北人、陕北人和河北人。

山西杀虎口

从明中期开始至民国初年的四百余年中,晋、陕、冀三省的大量人口行走在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之间,繁荣了北地的经济和文化,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增进了汉蒙之间的民族感情。

南洋是指以东南亚较深区域(不包括越南北部等地)为主的区域,包括斯里兰卡、阿拉伯海以东的广大区域。下南洋的人多数为经商、打工或移民,主力人群以福建和广东人为主。

现在东南亚各国华人占有很大比重:印尼2亿人口中,华人约有1000万;马来西亚2500万人,华人约600万;泰国6500万人,华人约2000万;新加坡现有的500多万人,约75%是华人。

新加坡的唐人街叫牛车水

这几次大的人口迁徙,虽然时间长,人口多,但没有哪一次像国民党撤退那样,一次性迁移上百万人的,所以称这次大迁徙为中外历史所罕见,也并不为过。

我们无法想象100多万人一齐涌入狭小的台湾岛是什么情景,不过有一点可以明确:他们无论是命若蝼蚁的士兵,还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抑或名噪一时的专家学者或嗷嗷待哺的婴儿,都成为国民党政治失败和军事溃退的牺牲品。他们在时代的挟裹下,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背井离乡,随遇而安,让自己的人生在惶恐不安中继续。

这些人无论原籍何处,此时已经成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一起承受漂泊异乡的愁苦。岛上的原住民给他们起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外省人。面对600万原住民,百万之众的外省人将被如何安放?他们谁也不知道。

不过问题很快就出现了。

1950年后,台湾实行义务兵役制,去台的原60万国民党官兵,逐渐被年轻的台湾新兵取代,大批官兵退伍。而这些退伍官兵将直接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生活?

他们在台湾没有父母亲人,没有土地,没有一技之长,更没有自己的家。退伍后怎么吃?怎么住?怎么养活自己?这其实不仅是退伍官兵的个人问题,也是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个亟需解决的大问题,否则极易引起社会动荡。

蒋氏父子自然明白这个道理。1954年11月,台湾当局成立了一个专门安置和辅导退伍官兵转业的“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即“退辅会”。

退辅会主任为台湾省“主席”严家淦[gàn],副主任蒋经国,实际工作都由蒋经国操办。

与这个组织应运而生的,是“荣民”一词。“荣民”就是“荣誉国民”,指的正是这些退伍官兵。蒋介石给退伍军人赐了个“荣誉国民”的称号,似乎这样就能让他们感觉不到饥饿了。

不过蒋氏父子终究还是为荣民们做了一些实事。

在蒋经国的推动下,1956年6月6日,台湾当局在台北兴建了“荣民总医院”,该院于1959年11月1日正式建成营业。这家后来被称为“荣总”的大型综合医院,成为与台大医院、三军总医院等医院并列的最高级别的医学中心。

荣总投入运营后,不仅成为荣民看病就医的地方,也逐渐成为国民党高层人物的病房,包括蒋介石、蒋经国等人均在此就医与过世。

蒋经国领导退辅会还干了另一件大事,就是在台湾中部兴建了横贯台湾东西的一条公路——中横公路。

这条路穿越台湾岛中央山脉,主线与支线全长300多公里,全部由荣民完成。该工程共动员了1万余名荣民,其中伤亡300多人。

中横公路将台湾东西部连接起来,促进了台湾东部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对当时的台湾当局来说,这条耗资巨大的公路还有另外一个用意,就是安置数量众多的荣民。

工程完工后,众多荣民在公路沿线扎下根来,靠种植蔬菜和水果谋生。荣民们开动脑筋,不断摸索,成功培植了台湾以前没有的温带水果和高寒地带蔬菜,改写了台湾农业史。在荣民的努力下,这一带逐渐发展成为台湾蔬果生产基地,公路及附近优美的山林、绿地、连绵的果园,也成为台湾重要的旅游景区。

中横公路

到上世纪80年代,两岸关系有所缓和。1981年9月30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明确了党和政府两岸“三通”的政策主张,即“通邮、通商、通航”。台湾方面则将“三通”扩展为“三通四流”——通邮、通商、通航与探亲、旅游以及学术、文化与体育交流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三通四流”在很长时间内只限于理论层面,未能付诸实施。

1987年,众多荣民走上街头,向台湾当局请愿,要求开放回大陆探亲的通道。很多人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老先生在1962年写的《望大陆》印在横幅或小旗子上,表露自己要回家的心声。

1962年,83岁高龄的于右任自知来日无多,于1月12日写下日记,嘱托后人:“我百年后,愿葬我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他还在旁边注明: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

两天后,一夜未眠的老先生披衣而起,写下了那首让人读起来怆然泪下的悲歌《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于右任与蒋介石

于右任的望乡痛哭,触动了老兵们的思乡情,他们渴望回到家乡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强烈。

一名请愿的荣民胸前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两个字:想家。他告诉记者,“我离家快40年了,我不愿死在外面,我想回家!”

蒋经国迫于舆论压力,于1987年11月正式宣布:“基于人道立场,开放老兵探亲。”

消息传来,荣民们奔走相告,喜极而泣。

随后,台湾红十会准备了10万份表格,让愿意回家探亲的老兵们填表登记,结果仅仅半个月时间,10万份表格就被荣民们抢空。当年12月,第一批荣民终于踏上了返乡探亲的归途。

时隔数十年回到家乡,荣民们内心很复杂。此时的他们绝对算不上衣锦还乡,很多人过得并不像大陆人想象的那样好。

当年蒋介石曾信心满满地向老兵允诺:“一定要带你们回去!”当时蒋介石还做着“反攻大陆”的美梦,为稳定军心,他给每一名士兵都颁发了“战时授田凭据”,告诉他们,这个田是他们在大陆老家的田,等“光复”大陆后,每人都能拿这个“战时授田凭据”领到一块地,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蒋经国掌舵后,“反攻大陆”成为历史,在老兵们的抗议下,台湾当局收回“战时授田凭据”,改为发补偿金,按官兵的等级高低,分别发放5万到50万元台币补偿金。

补偿金从1990年才开始发放,而在那之前回大陆探亲的荣民,除了在台湾做生意或通过其他渠道挣了钱的以外,大多数人都没什么钱。即使后来用“战时授田凭据”领到了补偿金,也并没有多少钱。当时1台币约合人民币0.2元左右,5万台币也才1万多人民币。这在90年代的中国似乎是大钱,但这可是荣民几十年的身家啊!

不过有总比没有强,不少单身荣民就用这个补偿金在大陆娶了老婆再回到台湾继续生活。更多的荣民因为受限于蒋介石时期“不准退伍、不准成亲”的苛刻规定和微薄的收入,在年轻时未能结婚成家,退伍后依然单身,成了名符其实的单身汉——无父母亲朋,无妻子儿女,以至孤独终老。

当然,台湾当局并未对荣民不管不问,为安置荣民,台湾当局在台南、花莲、新竹、屏东等地修建了“荣民之家”,用来安置那些没有家室的单身老兵。

台湾花莲县荣民之家

另外,台湾还有很多安置老荣民的集体宿舍——大我退舍,80年代初,仅台北就有十六处大我退舍。

相比大我退舍,荣民之家建得比较晚,也要高档一些,不仅设施完善,而且环境优美,老兵在这里颐养天年,倒也不失为一个好去处。

台湾花莲荣民之家附近景观

对于去台时带有家属或在台湾娶妻生子的中下级官兵,台湾当局则建设了大量的眷村。眷村多为平房或两层小楼,有点像上世纪许多国有企业的家属宿舍,简易而朴素。后来随着台湾城市化的进展,昔日的眷村越来越像大城市中的贫民窟。

不过,眷村却是一个出名人的地方,像曾经的台湾省省长宋楚瑜、凤凰卫视知名主持人吴小莉等人都是从眷村走出来的。演艺界的就更多了,比如:邓丽君、林青霞、李立群、焦恩俊、任贤齐和周渝民等等,都曾在眷村生活过。

白崇禧之子、著名美籍华人作家白先勇虽然未在眷村生活过,却在多部小说中出现过眷村,可见眷村在台湾影响之大。

时至今日,台湾还有近900处眷村。随着荣民数量的减少,有些村落已成为旅游景点或被改为他用。

最后的眷村

如今,仅生活在大我退舍的荣民,就从高峰时的数千人减少到不足800人,且大多是年逾八旬的老人。随着一位位荣民的逝去,一个个房间的空出,荣民这道在台湾特有的历史图景,将渐渐走向消亡。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除了4000多名已返回大陆的荣民以外,剩下的50多万荣民,无论是活着的还是业已去世的,都已远离故土,漂泊异乡,成为终生的游子。尤其是直到去世时都未能返乡的荣民们来说,回家,似乎成了他们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个梦,直到有人能帮助他们“回家”。

2012年,“CCTV感动中国”栏目组请来了一位叫高秉涵的台湾老人。

高秉涵生于1935年,原籍山东荷泽。13岁那年懵懵懂懂地随同学投奔到国民党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之后汇入逃难队伍到了台湾。他先在垃圾堆里和狗争食,后在火车站做小贩。不久在同乡的资助下,考上初中,六年后又考取了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做了法官。之后辞掉公务,成立工作室,成为一名著名律师。

高秉涵在台湾的经济条件不错,又是知名律师,老乡们把他当亲人,有事就向他求助。高秉涵是热心肠,总是有求必应,老乡们就经常到他的办公室聚会、聊天,把那里当成了“家”。

一些老兵眼看着回乡无望,就嘱托高秉涵说,如果我死了,希望你有一天能把我的骨灰带回家去……

上世纪90年代初,肩负着老兵们嘱托的高秉涵终于等来了两岸三通的这一天。从1992年起,他开始郑重地履行自己的承诺,频繁往返两岸之间,把上百名老乡的骨灰从台湾送回老家,了却了他们“回家”的遗愿。

高秉涵将老兵骨灰交给其济南亲属

可是送了那么多人“回家”见亲人,高秉涵却未能见自己母亲最后一面——他的母亲早在三通之前的1983年就已去世。

在2013年感动中国的颁奖典礼上,当主持人问他想说些什么时,已78岁高龄的高老脱口而出:“俺想俺娘!”

短短的四个字让无数人泪目,也说出了老人和几十万荣民内心深处那无法弥补的遗憾。

对离家几十年的游子来说,家乡的一切都异乎寻常的珍贵。早在1981年,高秉涵的一位已移民阿根廷的学姐回乡探亲,专门绕道台湾给高秉涵和老乡们带去许多家乡特产。

第二天上午,高秉涵的100多位荷泽同乡齐聚一堂,激动地听这位学姐作“乡情报告”,之后大家开始分发礼物。高秉涵是律师,老乡们就推举他来给大家进行分配。于是每家分得烧饼1个,柿饼3个,红枣和山楂各5枚,家乡泥土一小勺高秉涵因分配有功而多分得一勺泥土

后来高秉涵把这些土一半放在银行自己的保险柜里,另一半分7次放进茶水里喝了

老兵亲属向高秉涵磕头致谢

那是家乡的味道,甜的,可不能咕咚一下咽下去,含在嘴里半天不舍得咽。分得的耿饼(柿饼)和烧饼直到放得发霉了也没舍得吃。”高秉涵说。

土是什么味道?相信大多数人没尝过,也不愿尝。可是对高秉涵来说,能尝到家乡泥土的味道,竟然是一件无比奢侈的事情!这种催人泪下的思乡情,又有多少人能够体会?

在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颁奖典礼上,高秉涵说:“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这海峡好浅,好浅,深不过我的遗憾。”

初次离家的少年,会因为想家而在暗夜里低声啜泣。可是少年尚有回家时,老兵们离家几十年,年岁渐长,却只能望乡兴叹。

“关山四面绝,故乡几千里。”老兵们能做的,只有远眺大陆,只有痛哭!

2017年4月20日,97岁老兵胡定远在老家泸州的父母坟前痛哭

莫说老兵,就连蒋介石自己也是如此。他晚年一直以没有机会重回故乡而耿耿于怀。他经常谈及溪口和奉化,牵挂着父母的灵祠。每次到金门,他都要登高远眺,对着大陆的方向久久不语,思乡之情凝重,令人动容。

1986年,冯玉祥将军之子、著名物理学家冯洪志专程到浙江溪口的蒋家旧址,取蒋经国生母坟前一抔黄土寄给蒋经国。据说蒋经国收到后激动得直流泪。

历史给我们留下遗憾,也赋予了我们完成祖国统一的重大使命,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只有统一,才能强国,只有统一,台湾才有前途,也只有统一,老兵们的“回家”梦才不会成为永远的遗憾。

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

高秉涵与姐姐高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