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日，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的—个海滩上，人们发现了—具男尸。
自那以后60多年中，关于这具男尸的身份、年龄、死因等，虽然不断有新的线索、新的推测出现，却始终没有找到确切答案。
2011年10月，有人根据最新线索，提出发掘这具尸体以进行DNA鉴定的请求，但遭到了澳大利亚总律师的拒绝。
这桩被称为“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大谜案”和“世界十大谜案”之一的案件，再次引起公众的关注。
1948年11月30日晚7时，珠宝商约翰·拜恩·利昂和妻子在澳大利亚港口城市阿德莱德附近的旅游胜地萨默顿海滩散步。
当他们朝着格雷尔沙滩走去时，发现—个男子倚靠在距离他们大约20米外的海堤上，双腿伸出，两臂交叉。
利昂夫妇看到他抬起右臂，随即又放下。他们猜测他可能喝醉了，想抽烟。
半小时后，另一对夫妇也注意到此人：他衣着整洁，皮鞋亮可照人，如此着装与沙滩显得格格不入。他们看到他时，他一动不动，左臂伸开在沙地上，脸上爬满蚊子。
他们以为他睡着了或者喝醉了。
次日早晨6时30分，利昂夫妇在游完晨泳返回时，发现他们昨晚看见“醉汉”的海堤旁围着一些人。
走近后，看到一个人双腿交叉、头靠海堤躺着，位置就是昨晚那个“醉汉”所躺的位置，但他们不能肯定他就是那个“醉汉”，因为他们昨晚与“醉汉”之间有一定距离，看不真切。
此时这个男子已经死了，尸体都变冷了。一根抽了一半的烟搭在他的右边衣领上。
病理学家约翰·克里兰对这具无名男尸进行了检查。他发现，该男子具有英国人的特征，身高180厘米，死亡年龄在40～45岁之间。死者的衣着高档。
在他死前一天当地天气炎热，可他却穿着褐色套衫和时髦的欧式灰褐色双排纽扣外套。
令人奇怪的地方还有，在他所穿衣服上不见任何标签；他没戴帽子，而在当时的澳大利亚，戴帽子是一种时尚，几乎人人都戴帽子。此外，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
警方很快到达现场。警方在死者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一张汽车票，是从阿德莱德市前往格雷尔沙滩上的圣里昂纳多站的。圣里昂纳多站距离尸体发现地只有大约1100米。
警方还在死者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一包“军队俱乐部”牌香烟，不过里面装的是当时仅在英国有售的“肯西塔”牌香烟。另外还有铝梳、口香糖、火柴等。
尸检表明，该男子的死亡时间是12月1日凌晨2时左右。尸检报告说，“死者心脏大小正常，其他各方面也都正常……通常在大脑中观察不到的小血管，现在很容易观察到充血。咽喉部位也充血，食道黏膜浅层变白，中段有一块溃疡。
胃深度充血，十二指肠下半段也充血。胃中食物里混有血。双肾充血。肝脏血管里有大量多余的血。脾脏很大，是正常大小的三倍。在显微镜下，可观察到肝小叶中部受损……总之，急性消化道出血，肝脏、脾脏和大脑广泛充血。”
在死者胃内，除了他在死前3～4小时吃的最后一餐——馅饼外，未见任何异物，经化验确定馅饼无毒。
验尸官既没能确定死者的身份和死亡原因，也没能确定11月30日晚在沙滩上被发现还活着的那名男子就是死者。
1948年12月2日，当地媒体报道说，1日早晨发现于萨默顿海滩的男性死者是当地的45岁男子E.C.约翰逊。可第二天，约翰逊本人就到警署证明自己没死。
12月4日，警方宣布，死者的指纹与南澳大利亚州(澳大利亚南部州，首府是阿德莱德)警方掌握的所有指纹都不匹配。
当死者的照片在报纸上公布后，有许多人称认识或见过此人。到1949年2月，关于死者身份已有多种猜测，包括伐木工、马厩帮工、船工、瑞典人、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人等。截至1953年11月，警方一共收到了251个辨认报告，但都不能确认死者身份。那么，死者究竟是谁呢?
此案调查的一个转机出现在1949年1月。阿德莱德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只在1948年11月30日中午11时过后存入该车站寄物处的褐色手提箱。箱子上的标签已经被人取走，箱子里装有衣物和刀等用具。
奇隆的是，衣物上的可辨识标志也几乎都被移除，警方只在一条领带、一只洗衣袋和一件汗衫上发现了“T·Keane(基恩y’或“Keane”字样，另外还发现了三个干洗记号：1171/7、4393/7和3053/7。
警方相信，不管是谁取掉了衣物上的标签，他都是故意留下“Keane”标签的。
在箱子里发现了一卷“巴伯”牌的橘色蜡线，这成为一个重要线索。警方正是根据这卷当时在澳大利亚没有销售的蜡线，确认这只箱子的主人是萨默顿海滩死者，因为死者的一只裤袋就是用这种线缝补的。
然而，警方并未找到一个名为“T·基恩”的失踪者，在全澳大利亚对三个干洗记号展开的调查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从这只手提箱里得到的最有价值的线索，是一件当时只在美国才生产的外套，因为只有美国才拥有制作这种有着三角形衬料和羽状绣花针迹的外套的缝纫机，而且制作时需要定制者试穿，在澳大利亚也没有进口。警方据此认为，死者可能在美国呆过。
警方检查了火车记录，发现死者是乘坐隔夜火车从墨尔本、悉尼或奥古斯塔港(南澳大利亚州第五大城市，位于阿德莱德以北322千米)来到阿德莱德的。
警方推测，抵达阿德莱德后，他在火车站附近的“都会浴室”洗了澡，刮了胡子，然后返回火车站购买了上午10时半发车前往亨利海滩的车票。
可不知为什么，他错过了这趟列车。他把手提箱放进车站寄存处，然后改乘汽车前往格雷尔沙滩。
1949年6月17日，法医病理学家约翰·克里兰再度检验了这具尸体，并取得多项发现。
根据死者的鞋子很亮，不像是在沙滩上溜达一整天后的状态，在死者身上未发现中毒的主要症状——呕吐和痉挛，以及相关证人不能确定他们头晚所见的那名男子就是第二天早晨发现的死者，约翰·克里兰认为不排除该男子死于他处、然后被移尸海滩的可能性，而阿德莱德大学生理学及药物学教授斯坦·希克斯则指出，某些药物即使低剂量使用毒性也很大，而且很难检出。
他还指出，中毒后不出现呕吐症状并非没有前例。
既不能确定死者身份，又无法知晓其确切死因，此案在当时被警方称为“前所未有的悬案”。
当时澳大利亚媒体指出，既然连专家也难以检测出毒杀此人的毒药，说明他本人(如果他死于自杀)或者凶手(如果他是被人毒杀的)拥有高深的毒物学知识，这就暗示这不是一起通常所见的家庭中毒案，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
在调查时，警方还在死者所穿外裤的一只表口袋里发现了一小片卷起的纸，上面印有“TamamShud”字样。
经图书馆专家确认，这两个单词来自于古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所作的长诗《鲁拜集》的最后一页，意思是“结束”。
《鲁拜集》的主题是说—个人应该活到生命的最后，去世时要无怨无悔。
这张纸片是沿着两个单词的边很规整地裁剪下来的，纸片的背面是空白的。警方在全澳大利亚寻找这本《鲁拜集》，并将纸片的照片向公众公布。
很快就有一名医生报告说，他发现了一本由英国诗人兼翻译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翻译、新西兰维特科布·图姆斯公司出版的《鲁拜集》，是于1948年11月30日晚在他的汽车后座上发现的，当时车门未锁，就停放在格雷尔沙滩上。
医生发现的这本《鲁拜集》的最后一页上正好缺失“结束”二字，这一页的背面也是空白的。经显微镜比对后最终确认，死者裤子表口袋里的小纸片正是从这本书上裁剪下来的。
《鲁拜集》中最后一首诗在“结束”二字之前的诗句是：“你闪亮的双足将经过/草地上星星点点的宾客/在你前往目的地的快乐使命中，放下你的空酒杯!”
警方在这本书上有了新的发现：封底上面有一系列用铅笔写的五行模糊的大写字母：
W R G O A B A B D
M L I A O I（这部分又被划掉）
W T B I M P A N E T P
M L I A B O A I A Q C
I T T M T S A M S T G A B
警方怀疑这是一种密码，并请来密码专家进行破译，但未成功。
1978年，澳大利亚国防部人员对这些字母串进行分析后作出结论：“没有足够的符号来提供一个模式，这些符号有可能构成复杂的替换式密码，但也可能只是一个内心不安者的毫无意义的涂鸦。不可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警方还在这本书上发现了一个电话号码，经调查，是家住格雷尔地区莫斯利街的一个女子的家庭电话号码，她家位于尸体发现地以北约800米。该女子在“一战”期间当过护士。
她在回答警方询问时说，1945年，她在悉尼一家医院工作，当时曾将一本《鲁拜集》送给在澳大利亚海军运输部服役的阿尔弗雷德·伯克萨尔中尉。
她在战后搬到墨尔本居住，并在那里结了婚。她说自己曾收到伯克萨尔寄来的一封信，但她回信说她已经嫁人了。1948年底，她听邻居说有一个神秘男子曾打听过她。
在看到萨默顿海滩死者的半身石膏像时，她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但随即又说此人不像伯克萨尔。
警方一度相信萨默顿海滩死者就是伯克萨尔，但后来发现伯克萨尔不仅活着，而且还拥有一本完整的《鲁拜集》，最后一页上也不缺“结束”二字。
在这本《鲁拜集》的扉页上，那位女护士抄写了该书的一句诗：“我曾经一而再一而再后悔/我发誓——但我发誓时清醒吗?/春去春又来，手执玫瑰，我的后悔已四分五裂。”
这名女子对警方说，她不认识萨默顿海滩死者，也不知道他为何会选择在他的死亡之夜来到她家附近。她要求警方为她保密，因为她已经结婚，不想因牵扯上死者或伯克萨尔而蒙羞。警方对此表示理解，也这样做了，却让后续调查可能因此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在有关此案的一个电视节目中，主持人提到了这名女子的名字一“捷丝婷”，这是她送给伯克萨尔的那本《鲁拜集》的扉页上的签名。但“捷丝婷”很可能不是她的真名。“捷丝婷”已于2007年死亡，密码专家认为她的真名很重要，根据她的真名有可能破译那段密码。
很快就有传言说，伯克萨尔在战争期间与军事情报部门有关。甚至还有人猜测，萨默顿海滩死者是一名被毒死的苏联间谍。
1978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制作了名为《萨默顿海滩之谜》的电视节目，伯克萨尔在节目中接受了采访。
主持人问伯克萨尔：“遇到‘捷丝婷’以前，你是否一直都在为情报部门工作?你是否对她说起过这件事?”伯克萨尔回答说：“没有。”
主持人又问：“她是否可能了解这些事?”伯克萨尔回答说：“除非有人告诉她。”主持人接着问：“此案是否与间谍有关?”伯克萨尔稍做停顿后说：“这真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话题，不是吗?”
由于死者的发现之地阿德莱德距离伍默拉很近，而伍默拉是一个绝密的导弹发射地，于是间谍之说愈演愈烈。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件事：1947年4月，美国军方发现，有关美英两国针对苏联制定的代号为“薇诺娜”的谍报行动的顶级机密，从澳大利亚外交部流入苏联大使馆。
这件事导致美国在1948年禁止一切机密材料进入澳大利亚。作为回应，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建立国家安全情报组织。
警方再次检验萨默顿海滩死者尸体后，为他制作了一个石膏半身像，随后把他葬于阿德莱德的一座墓地中。
几年后，警方发现有人向这座墓献花。
几乎与此同时，阿德莱德火车站对面一家旅馆的女接待员报告说，在萨默顿海滩死者死亡时间前后，一名神秘男子住进该旅馆的第21号房间，并于1948年11月30日(即发现萨默顿海滩死者之日)结账退房。
清洁工打扫卫生时，在房间里发现了一只黑色药箱和一个皮下注射器。1959年11月22日，新西兰一所监狱的一个囚犯声称知道萨默顿海滩死者的身份，但他的说法随即被否定。
自发现这具尸体，几十年来，有许多人试图破译那本《鲁拜集》上面的“密码”，其中包括军方情报人员、数学家、星相学家和业余密码爱好者等，但他们的尝试都告失败。
1994年，维多利亚州大法官兼该州法医研究会会长哈勃·菲利普斯重启此案调查并作出结论：萨默顿海滩死者极可能死于洋地黄中毒。
他的依据是，死者的脏器肿大，与洋地黄中毒症状相符合。
巧合的是，1948年8月16日，也即萨默顿海滩死者死亡之前三个月，有报道称，美国财政部长助理德克斯特·怀特死于过量服用洋地黄，他当时被指控在“薇诺娜”泄密事件中充当了苏联间谍。
2004年，退休侦探盖里·菲尔特斯声称自己可能破译了“密码”的最后一行字，它可能代表一个英文句子：“It’s Time To Move To SouthAustralia Moseley Street……”(“转移至南澳大利亚州莫斯利街的时候到了”)。而“捷丝婷”正是居住在莫斯利(M9seley)街。
在萨默顿谜尸案发生前后，还发生了两桩疑似关联案。
1945年6月，也就是萨默顿谜尸案发生前三年，34岁的新加坡男子约瑟夫·马歇尔被发现死于悉尼的莫斯曼，胸口上放着一本打开的《鲁拜集》，他被认为是服毒自杀。
巧合的是，马歇尔死后大约两月，“捷丝婷”就在克利夫顿花园给了伯克萨尔一本《鲁拜集》，而克利夫顿花园距马歇尔死亡之地莫斯曼不过1千米。
更蹊跷的是，1945年8月15日，在约瑟夫·马歇尔的死因庭审上，一个名叫格温妮丝·多萝西·格雷厄姆的女子出庭作证，但13天后，她被发现割腕自杀，面朝下裸死在浴室里。
1949年6月6日，两岁男孩克里夫·曼格隆森的尸体在拉格斯湾沙山上的一只布口袋里被发现，而他的父亲凯斯不省人事地躺在他的旁边。发现地距离萨默顿海滩大约20千米。曼格隆森父子于四天前失踪。与萨默顿海滩谜尸一样，验尸官无法确定小曼格隆森的死因，但相信他不是死于自然原因。
小曼格隆森的母亲在儿子死后向警方报案说，一个蒙面男子差点驾车撞死她，男子还停车恐吓她：“离警察远点儿!”她还说，出事前有个男子曾在她家附近出没。她相信一切缘起于她丈夫帮助警方辨认萨默顿海滩死者，她丈夫相信死者是曾和他一起工作的某人。
这些疑似关联案让萨默顿海滩谜尸案更加扑朔迷离。前南澳大利亚州总警司伦·布朗在上世纪40年代曾参与萨默顿海滩谜尸案调查，他相信这名死者来自苏联阵营国家，并认为这就是澳大利亚警方无法查到此人身份的原因。
目前，由阿德莱德大学教授德雷克·阿尔伯特领头的一个调查队，正尝试通过破译密码来破解萨默顿海滩谜尸案。专家们使用计算机对《鲁拜集》中的疑似密码的英文字母进行统计分析，目前已经确认其字母频率与随机书写的字母频率明显不同。
下一步，他们打算弄清楚书写者在醉酒状态下是否会改变字母的随机分布。密码格式看来符合《鲁拜集》的四行诗格式，这意味着这有可能是一种一次性加密方法。
相关的解剖学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
2011年10月，赫恩伯格教授在一张旧身份卡上发现了新的线索。这张身份卡是—位阿德莱德妇女从她父亲的遗物中发现的，是“一战”期间由美国签发给海外水手的。
赫恩伯格将此卡上的照片同萨默顿海滩死者的照片进行对比，发现两者除了年龄存在明显差异外，鼻子、嘴唇和眼睛等解剖结构都相似。更奇特的是，两者的脸上都长有—颗痣，且形状和位置是一样的。
这张身份证是在1918年2月28日签发给一个名叫“H.C.雷诺兹”的人的，身份证上此人的国籍是“英国”。可是，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和澳大利亚战争纪念研究中心进行的联合调查中，未发现与“H.C.雷诺兹”相关的任何记录。
澳大利亚警方表示，将继续追踪这些最新线索，期望萨默顿海滩谜尸案最终能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