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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的一个周末，圣公会圣加百利堂（St Gabriel's Episcopal Church）内，四位华裔新移民接受了洗礼。之后，当牧师要赠送《圣经》给他们时，却发现竟然“送不出去”。原因是——“语言不通”。在美华裔虽然都是华人，却说着不同的方言，诸如普通话、台湾普通话；香港粤语、台山粤语……当然还有英语。文字相应的有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和英文。“不要小看了这几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字，它反应了华人社会结构的变迁。”教区内的一位华裔移民说。
市郊小镇中国城华人语言各有特色
蒙特利公园市在大洛杉矶地区的诸多华裔社区内，最有代表性。因为她是继“中国城”——华人生活街区或者说片区之后，出现的第一个华人聚集的城市。上个世纪70-80年代，那些从香港、台湾来的比较有点积蓄的华人，踏上美国南加土地，基本就是来蒙市落脚，经营着生计、置业安家，或继续东移。当街道上中文字日渐增多，“粥、粉、面”店铺悄悄取代鸡蛋、培根餐厅时，本地居民们意识到西式生活习惯已经被“东方化”，于是卖屋、卖店、接二连三地离开了蒙市。在变迁的过程中，教会的触觉非常敏感，他们感觉到——要变化语言了。
“最早，我从旧金山下来，就是为了服务这里的说广东话的居民。”圣公会圣加百利堂的新加坡裔牧师徐子贤说。“我是从香港来的，当时这里说广东话的居民还不是香港人，而是台山人，说的是台山的广东话。”来自香港的上海人朱家佑堂长说。
而这就是圣公会圣加百利堂教会的特色，也是蒙市特征之一，来自不同地理、说着不同方言、看着不同文字、有着地区间微妙文化差异的华人们，聚集在一起，享受着华人特色的美国生活。
为满足当年讲广东话居民的需求，圣公会圣加百利堂的教堂建筑整体搬迁到蒙市，后曾经历一场大火，重新修建了圣坛。侨报记者章宁摄
使用三种语言布道的圣公会圣加百利堂
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蒙市是一个移民的城市，而圣公会圣加百利堂不仅教会中的教友们都是移民，就连教堂建筑本身都是“移民”。
根据熟悉教会历史者介绍，1983年，为适应蒙市地区讲中文的居民的需求，应圣公会主教Robert Rusack要求，华裔李福培夫妇离开比佛利山庄教堂，来到蒙市成立了现在这个圣公会礼仪教会。堂长朱家佑说，“教会的建筑是从其它地方整体移过来的，到现在已有上百年历史。所以，厨房和主建筑的地基还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到今天，穿行于圣公会圣加百利堂教堂建筑内，都会有一种高高低低上上下下、错落有致的感觉。后来教堂也曾经遭遇一场大火，重新设计和修建了神坛。
因为是礼仪教堂，有教友介绍说布置得特别讲究，有仪式感，还有一部昂贵的管风琴。于是，去年圣诞节被朋友拉着过来做弥撒，体验管风琴音乐中神圣的感觉。在过程中，发现了很有趣的事儿，上台朗读经文的教友，有的用粤语，有的用普通话，还有的用英文。一时间，三种语言都齐全了。
既然教友语种混杂，那么《圣经》用什么文字？那么牧师说什么语言？说起《圣经》的文字版本，还发生过小故事。曾经教会在给4位中国大陆的华裔移民做完洗礼后，却送不出去《圣经》，因为全是繁体字版本。这家位于蒙市腹地的圣公会圣加百利堂，一直以来以香港人和台湾人为主，没有人用简体字。而近年来，中国大陆移民数量增加很快，有了新需求。牧师后来表示，得尽快下单，订一批简体字版的《圣经》。
至于传道使用的语言，“我们这里早年有位老牧师、新加坡裔，很了不起，会说非常流利的三种语言：粤语、普通话和英语。他讲经的时候，经常是三种语言各自都说一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我后来住得地方距离另外一个教会近很多，但还是决定一直来这个教会”，有教友说。
圣公会圣加百利堂的老牧师徐子贤，因为能够流利地用普通话、广东话、英文三种语言布道，退休后依然被挽留。侨报记者章宁摄
生活在“小台北”的广东话群体
“有些内容，我们只能用中文表达。比如，真理和真道。西方文字中的‘真理’，和我们中文的‘真道’是不一样的，不好翻译。西方人指的‘真理’，是种逻辑、理性，或者思考，所以对于西方人来讲，‘真理’是越辩越明，因为能辩论出来的一定要有逻辑。而对中国人来说，经常是越辩越糊涂……”
当圣公会圣加百利堂的牧师徐子贤讲到这句时，一室的华人，无论是说广东话的，还是普通话的，都笑出声。徐子贤是圣公会圣加百利堂一位很特别的牧师，恐怕也是牧师中“最费神”的一位，因为他时不时需要同时用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三种语言布道，而徐牧师本人，是新加坡裔。据华裔教友介绍，徐牧师已经离开这个教会有一段时间，但是因为教会实在再找不到一位通晓三种语言的牧师，又请他回来帮忙。“我们这里说广东话、普通话、英文的教友都有，很需要通晓这几种语言的牧师。而且徐牧师不是简单地会说，而是精通这几种语言。”徐牧师早年由旧金山搬迁来至此地，是为了服务生活在这里的讲广东话的居民们，同时也需要拓展讲普通话的居民，当时并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主要目标是讲普通话的台湾人。
“这个教会（圣公会圣加百利堂）建立于1983年，建立的时候，是为了讲广东话的人，尤其是为了香港在这边的圣公会教友。我来这里即可以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教友服务，也希望能开拓讲普通话的教友加入。我的前任牧师曾试图吸引更多讲普通话的居民，可是具体不知是何原因，失败了。”徐牧师说。徐牧师的前任牧师曾经很想吸引讲台湾话的教友，却不见成效。徐牧师上个世纪90年代末才来到蒙市，不过，他并没有感觉到“小台北”的存在
。“应该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台湾人来得比较多。我来的时候，大约是90年代的尾巴，台湾人已经很少再来，而且不少台湾人逐渐开始向东移，比如罗兰岗、哈仙达岗、钻石吧等地，经济状况更好一些的则向北移动，比如阿凯迪亚。还有圣马力诺，那是不少有钱的台湾人，直接就去那里置业。”
徐牧师说他见证了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华裔移民在洛杉矶的迁移，“我们圣公会大部分是白人教会，从中很明显看到我们华裔移民向东一点，他们向东两点，一步步地向东……目前我们圣公会中有白人教友的教会在河滨县比较东的地方会有些。”
说起教友们的语言，徐牧师说后来更加融合了，中国大陆的移民非常多，而老移民的孩子们也成长起来，于是形成了三种语言并存的状况。“我有时站在前面就观察一下，看那部分群体多，就用种语言讲道。大多数情况下，说一段广东话，说一段普通话，再说一段英文。”
圣公会圣加百利堂的堂长朱家佑，上世纪70年代从香港移民至美国。侨报记者章宁摄
粤语群体来自台山或香港
圣公会圣加百利堂的堂长叫朱家佑，是一个典型大背景中的典型移民。出生于上海，196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和妈妈去到香港，香港六七左派工会暴动、廉政公署建立之前，考SAT、到美国读大学，先到俄亥俄州再到明尼苏达，最后，在洛杉矶一家医院找到可办理身份的工作，终于从此安定下来。
“爸爸在49年之前去香港做生意，有工厂在那里，因为认识船王包玉刚，也做了一些投资。那时的香港还是一个小渔港，做生意还容易。解放后，搞公私合营政策，我爸爸成了工人，他不是很开心，说话也不注意，后来就说要去关掉香港的厂子，拿钱回中国大陆，就被允许去到香港。”被问及他是因何移民来到美国时，朱家佑回忆起大背景下的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后来，我和妈妈就借口说是去把爸爸找回来也申请去香港。记得是1960年申请的，1962年终于批下来，我和妈妈去了，两个姐姐和哥哥留在了大陆。”
当时大约四五年级的朱家佑和妈妈在香港和爸爸团聚，到了60年代末70年初，香港也不太平，继续迁移。
“香港当时有左派人士活跃，闹‘土制炸弹’（1967年香港五月风暴），他们也叫‘菠萝’，很多人想离开；廉政公署设立之前香港有很多贪污的事情，设立后，不少贪污了款项的人都想跑……”就是在那样的大背景下，为寻求稳定安全的生活，朱家佑考取不错的SAT成绩后，去到俄亥俄州上大学。毕业之后，几经辗转在蒙市医院找到能够办理身份的工作后，朱家佑结束了迁移，从此安定下来。
“讲粤语的华人早期来自台山、广东四邑等地。后来香港人才来，与我之前说的原因有关。我来教会的原因之一是社交，这个教会很多讲广东话的同乡。我的同事们都是讲英文的，总觉得文化有隔阂，比如，我喜欢的音乐、乐队，很难找到知音。但是，在这里很多人可以交流。我们教会人少，没有按语言分组，反而更有利于大家沟通。现在很多人都可以听普通话了。”
教会对华裔的移民生活影响很大，很多华裔移民后都会加入附近的教会，带着各自的文化背景、语言、习俗……“可不要小看了这些我们大家所说的不同的语言，它反应了我们华人社会结构的变迁。”（原标题：人在他乡丨华人教会“送不出去”的圣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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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侨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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