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源稀缺是全世界都在面对的问题。美国有 9.5 万人在肾移植等待名单上排队，一年大概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能够进行移植手术，十分之一的人要么死亡，要么因为太过虚弱而无法接受移植。欧洲的情况同样严峻，2013 年，欧盟国家肾移植等待名单上去世的人数超过 4000。
虽然各国都渴求肾源，但不同国家地区肾的捐赠情况不尽相同。根据《经济学人》的说法，欧洲北部的国家活体捐赠的情况更为普遍，南部的国家则主要是死后捐赠。
西班牙是全球器官捐赠率最高的国家。它在 1979 年出台了“默认同意”的法案，这意味着所有人都是潜在的器官捐献者，除非本人表态不愿意捐赠。在护理器官捐赠者这件事上，西班牙也比其他国家行动得更早，比如，它会对受到脑损伤的病人进行器官保护治疗。而其他一些国家往往采取姑息治疗，这样一来，器官就无法得到良好的护理。
鉴于肾源的短缺，越来越多国家采取了和西班牙一样“默认同意”的方案。这些国家多在欧洲和南美，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捷克、瑞典、芬兰、法国、意大利、希腊、卢森堡、荷兰、波兰、西班牙、斯洛伐克、俄罗斯、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土耳其、厄瓜多尔、巴拉圭、智利、克罗地亚、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新加坡、突尼斯。
英格兰从 2020 年开始加入上述国家的行列。届时英格兰所有 18 岁以上成年人都将被视为同意捐献器官者。按照英国卫生部的说法，此举有望每年多拯救大约 700 人的生命。
英国上世纪 70 年代引入器官捐献全国志愿者注册机制，但受宗教因素、对死亡的忌讳等多种原因影响，多数英国人不愿捐献器官。数据显示，只有三成英格兰人登记同意捐献。从“告知同意”到“默认同意”，背后有一个具体案例的推动。
2016 年，9 岁的 Max Johnson 因为患有扩张型心肌病需要进行心脏移植来维持生命。九个月后，他终于等到了因车祸去世的 Keira Bell 捐献的心脏。经历漫长等待的 Johnson 及其家人明白一个合适的器官对患病者的重要。因此，逐渐恢复健康的 Johnson 在他母亲的帮助下，发起了支持默认同意的“选择退出制度”（opt out）运动。
英格兰和西班牙不同的一个地方在于，即使实行了“默认同意”，潜在捐献者的家人都有权在最后时刻拒绝捐献至亲的器官。数据显示，最近五年内，英国超过 500 个家庭拒绝捐献死去亲人的器官，尽管死者本人生前同意捐献。对于亲属仍然握有决定权的做法，一些人视为是最后一道有必要存在的保险，而另一些人则视为干扰。
伊朗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合法买肾的国家。伊朗政府称，1999 年肾交易合法化高效地终结了肾移植的等待名单。在这里，需要肾的人被推荐给器官移植病人联合会，机构会为他们寻找合适的捐赠人；捐赠可以得到政府 1200 美元左右的补偿以及来自接受者 2300-4500 美元的报酬；捐赠者的医疗保险可以延期一年，以后在公立医院看病享受折扣；所有移植费用由政府承担。
在德国（采取的是“告知同意”原则，卫生部长有意修改为“默认同意”）和爱尔兰等国家，活体捐赠者必须与捐赠对象有血缘关系。而在美国，捐赠者可以自由选择捐赠对象。在英国，这种所谓的“非直接”捐赠在活体捐赠中占到了 10%。
在过去，人们通常认为，年老的人不适合捐赠器官，这种看法逐渐改变。在美国，2014-2018 年间，65 岁以上捐肾者的数量翻了一倍，50-64 岁的捐赠者数量增长超过四分之一。
捐肾后，捐赠者一般需要在医院里住上两天，恢复时间在一个月左右。在拥有着较高活体捐赠率的荷兰，捐赠者享有三个月的疗养津贴，如果需要请人到家里看护宠物，这个费用也可以报销。而在美国，只有条件在一定基准以下的捐赠者才可以获得费用的报销。
有的时候，即使愿意为亲属捐赠，肾也可能不匹配。活体配对因此变得愈发普遍。新加坡 2009 年实行活体配对肾脏交换移植计划。活体配对肾脏交换移植主要由两种方式完成。肾脏和患病亲友不匹配的捐赠者可直接同另一对有相同处境的病患和捐赠者进行一对一交换。或者，病患也可接受由素未蒙面的自愿捐赠者移植肾脏，亲友则需将肾脏捐赠给另一名病患作为交换。2016 年，新加坡出现了首个活体配对成功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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