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孙加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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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市和平区有一片被人们称作“五大道”的地区，说是五大道，其实远不止五条道路。
这片地区东西向长，南北向短，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北起成都道，南至马场道，西起西康路，东至马场道东段，大约有2平方公里的面积。
我的家：常德道23号银行大 院，就坐落在这里。
在这片区域里：
从北到南横向排列着
成都道、重庆道、常德道、大理道、睦南道、马场道。
从西到东竖向排列的有
西康路、昆明路、云南 路、桂林路、衡阳路、河北路、新华路、香港路。
还有一些不长的街道也在其中
如澳门路、南海路、长沙路、湖南路、洛阳道、 郑州道等。
而核心是指从北向南排列的“道”，这里是早先的英租界。
打开老地图整个英租界像一斜放的长方块，东北部抵海河，西南部抵西康路，墙子河从中流过，将租界地分为上下两块。
五大道位于原英租界的西南板块，从图上看，道路设计最工整，最合理的是五大道地区，这里是典型的住宅区，一片又一片的别墅与小洋楼，覆盖了整个地区。
“五大道”内道路整齐宽阔，路面一般超过8米宽，人行道与车行道两相分开，车行道两侧有下水道口，人行道上相隔不远就有一盏路灯，还有消防用的柱状水龙头和绿色的邮筒。
这些“现代化设施”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出现在五大道上。
五大道上的道路名称，多为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重新命名的，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它们都有自己的“洋名字”：
常德道原名科伦坡道
大理道原名新加坡道
睦南道原名香港道
重庆道原名爱丁堡道
成都道原名伦敦道
衡阳路原名马耳他道
河北路原名威灵顿道等
皆是以英国地名命名的
五大道的小楼院落更是风格各异，争奇斗艳。小楼一般都在三层以下，主体是单户独居的别墅，也有公寓式民居大楼，典型的有民园大楼、林东大楼、民园西里等。
小洋楼一般都带庭院，院子有大有小，但多数在几十平方米到上百平方米甚至几百平方米之间。
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作为政府招待所的常德道2号大院，就是经典的花园洋房。在这两平方公里范围内，有体育场、公园、俱乐部、邮局、电影院、医院、学校、幼 儿园、街边花园，公共设施一应俱全。
每一个院落都是大树成荫，高墙围挡，庭院深深。
五六十年代的五大道没有后来拆墙露景的改造，高墙侧立，便道平直，一眼望去无隐无蔽，给人一 种宁静而平安的感觉。
归纳五大道小洋楼的建筑风格，不论怎么千差万别，有两个要素是统一的、必备的，那就是不论面积大小，几乎都是楼下有院落、楼上有露台（平台），有院落就有胳膊腿活动的空间，有露台就有户外呼吸新鲜空气的地方。
转遍五大道，几乎无一处不如此。这个特点也在无形中影响了我的择房观，我现居四楼，一个30平方米露台让我仰望星空的同时，也会遥想起当年的五大道。
每一栋小楼都有不同寻常的来历，有着一段又一段的故事。从民国名人顾维钧、张学良、张学铭、高树勋，到将帅之后的朱德之子、林彪胞弟，从名医张纪正、虞颂庭、朱宪彝到开国 将军肖思明、费国柱等，许多知名人士和上流人物都在五大道上居住过。
但是，五大道上也不是处处别墅连着别墅，路路洋楼挨着洋楼，从小生活在此的我，至今仍清楚记得一些曾让我费思量的“特殊”房子和场院，给人留下洋里见土，中西合璧的另类印 象。
在我上小学的路上要经过成都道，紧挨着永定里银行宿舍那片洋楼的西面，是一个从高墙内露出大屋脊的一排长长的中式平房，从马路望去，墙头挂瓦，屋脊挂瓦，长檐上有彩绘，房脊上还有一个个形态生动的小动物雕塑，临街是与平房一边长的高墙，在高墙两端是中式大红门。
成都道106号丁懋英故居 图片|网络
这个典型的中式民居在成都道的洋楼群里，显得格外醒目。而且，从未见过大红门开敞过，仿佛里面没有人居住似的。
我和同学们常常纳闷，怎么租界地的外国人还会盖了这么个中国式大院呢？
这个闷纳了很久，直到后来大了，才慢慢知道其中的故事：这原是著名妇产科专家丁樊英家的旧址，平房部分是医院，后面有两层楼是内宅，她就是要在这洋里洋气的伦敦路上彰显中国传统建筑的美丽，就是让路人一眼看出这个洋里有中的“差异”。
然而，这还不是让我最奇怪的，最奇怪最特殊的是与常德道照星别墅仅一墙之隔的城中村: 李家院子。
这个院子住着李姓一家人，是个平房大院，临街有个大门，但轻易不开，平常走左侧胡同口内的一个偏门，李家兄弟姐妹成家后都住在院内，一大家子男男女女十分热闹。
最有意思的是，院子中间是片“庄稼地”，种着玉米、蔬菜什么的，做饭也是烧大灶点柴火，和农村的方式一模一样。
李家人中也有和我们边边大的孩子，但交往很少。李家养着一挂大马车，只要临街大门一打开，准是马车出来或回来。院子里有马厩，还养着鸡鸭，真正的一个都市里的村庄。
因为太特殊了，小孩子们纳不过闷来， 总想探探院里的神秘，但李家大院却绝不放外人进去，没办法，我们就爬照星别墅的墙头窥望，看新鲜，一旦让李家人看见，可不高兴呢。
直到今天，我也没明白：当初在这个五大道的核心区域里，在林鸿赉、孙凤藻、曾延毅、林宪祖等名人居所的重重包围中，怎么会存在着这么一个“农家院”呢？
除此，还有一个有趣的场院现象，那就是五大道上比副食店还多的煤店，这些煤店多位于路口处，且占地较大。
我记住的就有位于重庆道、桂林路口的重庆道煤店；大理道与桂林路口的桂林路煤店；云南路与大理道交口的云南路煤店；成都道与桂林路交口的成都道煤店；河北路与重庆道交口的木柴店；顾维钧旧居后侧的煤店。
在成都道与西康路交口处，大理道与西康路交口处还分别有两个大型煤场，虽然在西康路外侧，但分明是为五大道而设的，粗算大大小小约有八九个煤店。记得当年煤的创新产品蜂窝煤，就是由桂林路店生产的。
在一个敞篷式车间里有一台压煤机“哐哐”地挤压，一次成型一块，不要小看 了蜂窝煤，也是当初一场“煤炉革命”了，它可以码放堆高，不像煤球散一地或搭起煤池子。
现在除了桂林路煤店还存在， 其余都改造了，例如岳阳道小学现址就是云南路煤店。
五大道上的煤店也是一景啊，一年到头，都看得到拉煤工人拉着一筐筐煤球往千家万户去送，只是在各种书中没有被人们提及过，这种贵人也离不开的市井劳作。
完
作者孙加祺，1952年生人，从小住在常德道23号（银行大院）24年。在国行小学、反修中学上学，1970年下乡黑龙江兵团。返城后进厂务工，1978年考入天津师范大学。退休前为原天津二商集团副总经理，高级经济师，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
采稿 校对 编辑 | 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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