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百色除了正统的宗教外，曾经还存在着一些反动道门组织。也可以称为宗教异端。怎奈百色这地方山高皇帝远，别说了道门教派了连正统宗教进入百色的时间相对都比较晚，今天给大家说道的这个道门教派同善社就是直到民国九年（1920年）才传入百色，你别看它起步晚，后期发展却很迅速。仅用四年时间，层层发展大批教徒，其活动遍布百色专区及各县。
在具体介绍百色同善社之前，我们先聊聊一个人，那就是同善社的创始人彭汝尊（又有说法叫彭泰荣）。这家伙少时苦读孔孟诗书，本想着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怎奈运气不佳多次应试不第。没办法了想当个公务员这条路是走不通了，正道走不通就走歪门邪道试试看，当时这家伙在光绪后期加入先天道，拜当时的綦江县先天道首胡慧贞为师。胡慧贞去世后自立门户成立同善社。
同善社成立后此人表现出了惊人的思维天赋，一般的道门信奉相对单一，可是同善社不一样，信奉的神包罗万象，光是奉祀的神祇及道统祖师就有燃灯古佛、释迩牟尼佛、弥勒佛、如来佛、玄天上帝、无生老母、观世音、孔子、老子、亚圣孟子、吕纯阳、关公、岳飞、张飞等等。杂取儒释道三家，自吹“万法归一”。宣扬“三期末劫”、“气功修炼”，宣称加入同善社才能避此劫难，得升天宫。此人还自封为“南无清静自在无极燃灯佛”，是奉弥勒古佛之命，下凡间来普渡众生。
跟中国的其他道门不太一样，这家伙倒好简直吹上天了，把我国各大教派、教义都网罗到他的同善社里面。这还不算由于吹牛了得，该组织居然在民国六年（1917年）得到了北洋政府批准备案，其后在北洋政府支持下，于全国各地广设省级分社组织，省社下设县社，统称“先觉祠”。各乡镇基层组织称“事务所”，成为一个号称拥有信徒3000万的反动道门组织。甚至连新加坡都有其分支机构。
为了更好地发展其组织，彭汝尊还极力拉拢各地权贵加入，由于忽悠技术一流，当时的四川督军刘存厚、省长赖心辉、湖北省督军王占元等均当上了该省同善社的名誉社长。就连北洋国民政府总统曹锟和总理段祺瑞都曾担任同善总社的护法。
同善社正是在这一时期传入百色，1920年由一个叫易兆蓉的道首从湖南来到百色办道，首先发展班金、叶仪寿二人为道徒，并得到当时百色县政府批准取得合法地位并迅速发展壮大，1924年又一路传道至那坡、西林、隆林等地，而且组织分工严密，分设办道部、解体部、询事部、理财部、庶务部等五个部。
随着同善社在全国的发展壮大，这个号称信徒3000万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开始撕开其伪善的一面。大肆鼓吹“三期末劫”，宣称只有入道才能升入天堂。同善社的创始人彭汝尊更是阴谋策划组织武装暴动，企图称王称帝，当时连龙袍都制作好了，这家伙连睡觉前都不忘对着镜子试穿龙袍。老蒋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还试图跟革命军对抗，组建“神兵大刀队”，还尊称溥仪为弥勒佛。抗日期间甚至投入日本帝国主义怀抱，成为侵略者的帮凶。还大言不惭地宣扬日本入侵是“上天使命”。
老蒋一看好家伙，你好好传道不香吗，居然还想跟我分天下？这不是吃饱了撑着，于是下令全国取缔该组织。百色同善社的招牌随即也被摘下，这个道门组织也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该组织在百色活动期间利用开设香堂消灾治病等方式征服人心，凡入社者均要交纳供果费和“护道金”，然后为其烧文书同禀，开示师点道，受戒焚“誓贴”，请神拜佛，诚心宣誓，再抽签批准，秘密点体，发给“三师证”，才算正式入道。百色境内入教的也多为商人和农民。此外这些反动会道门的首领更是借此收刮钱财，道内主要有七种手段剥削道众，入道费、升层费、建庙费、功德费、司命会费、神符费、放生会费等，敢情跟现在的传销组织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三师证
1939年日本南侵广西发起昆仑关战役并占领南宁。南宁的同善社副号大义祥子头子甘北泉迁入百色，看到百色同善社门庭冷清于是重新发起组织，推选六层道首刘古心负责百色同善社（该组织从共计分有十六层），佛堂设在班金家内。百色这一道门组织又开始死灰复燃，直到百色解放初期为止，百色同善社遍布于第一区（那毕）、第二区（永乐），单一级道首就有10人。
日本投降后，该组织又投靠国民党当局高举反共大旗。从投靠北洋军阀、日伪政权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简直是怎么反动怎么来，铁了心要跟人民民主对着干。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同善社分子造谣惑众， 残害人民，破坏土地改革，先后组织发动了20多起武装暴动，最后被人民政府坚决镇压。
1952年11月，广西地区的公安机关即对反动会道门进行了取缔，但不久又暗地活动起来。于是在1953年中共广西省委再次发出《关于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工作指示》，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斗争。百色也积极响应，贴出布告公开宣布，并依法逮捕一批证据确凿、罪恶严重的道首，百色专区于10月份作为第二批行动，在7个县开展，至12月底基本结束，至此同善社在百色全部瓦解。
其实不仅有同善社，归根道、普渡道等反动道门组织也在当年也同时传入百色，只不过相对规模较小。经过解放初期的一系列打击这些反动道门组织活动大为减少，但也未能将这些组织斩草除根。
造成这一现象主要还是因为百色由于地处山区，经济及交通相对落后，当地民众受教育程度较低，这也使得一些死心不改的邪教组织头目有机可乘，特别是在百色一些县份及农村私下欺骗、愚弄群众，继续散布反动言论。
其次这也跟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民国时期是中国由传统封建社会像现代社会过渡阶段，传统的一些观念和思想收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造成多种宗教信仰、文化的相互交融，一些民众无法鉴别其中的真伪善。加之正处于军阀混战，中央政府也无法行之有效的进行管理。这也使得百色一些地方得以死灰复燃，由于发现早很快又被打压下去。
其中在1955年，普渡道道首梁以臣在百色凌云和天峨县交界地区的9个乡镇以“降仙” 为名，串连老道徒、发展新道徒69名，复印反动经书50多本，自封“皇帝”，委任了“军长”、“师长”、“团长”，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纠集道徒练武习武，阴谋搞武装暴乱。破案后被公安机关逮捕判处死刑。
1984年，百色田东县普渡道老道徒邹宪纲煽动说：“现在政府政策放宽了，上上下下都恢复寺庙，我们也要搞慈善。”欺骗群众集资修建寺庙1座，立坛4处，发展道徒61名。同为靖西县普渡道为首复辟分子何名炳也扬言：“我们设坛念经是宗教信仰，中央同意，宪法有规定，念经修身是救苦凡人， 和‘五讲四美’一样”。诱骗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参加了普渡道，不过最后也被打压下去。
1991年，百色西林县八达镇八达街黄汉超等组织300多人进行复辟活动，县公安局予以取缔后， 1993年7月又恢复念经、扶乩活动，发展道徒，至1995年6月，共有坛员66人。最后还是一样都打压下去。
进入21世纪，随着百色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得到不断提高，道门组织赖以生存的生存土壤也不复存在，这也是很多经济学家所说的用经济命题可以解决掉大部分的社会问题。毕竟大伙日子过好了谁还会去想一些不合实际、乱七八糟的事情呢，每天逛逛淘宝、刷刷抖音这日子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