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日本政府正式提出将大阪、福冈建成国际性金融中心的提案，体现了日本的金融战略雄心和“多中心”发展思路。
过去，日本一直全力打造东京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地位，经过不断发展，东京已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和香港的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东京在全球金融领域地位不断攀升，一方面得益于日本庞大的经济体量，支撑了东京的金融业发展，另一方面，也因日本政府有意向东京导入金融资源。然而，东京的金融业仍受到很多限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自由化和国际化程度不够高。无论是人才流动，还是资金运转的灵活性方面，东京都不及香港，这就让东京难以登上亚洲最重要金融中心的宝座，再加上新加坡快速崛起，成为东南亚地区金融中心，东京在亚洲地区的地位也受到了挑战。二是东京的税率较高，又不像其他一些全球金融中心那样承认双重国籍，这让东京对企业和高端金融人才的吸引力大打折扣。
大阪
将日本的金融资源集中在东京，还会加剧日本经济的“一极化”。战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工业大都集中在东京及其周边，为了解决由此造成的发展不均衡和公害问题，日本推进“环太平洋经济带”战略，将工业分散到太平洋沿岸和九州岛北部地区，名古屋、福冈等城市因而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日本还将东京的科研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集中迁往邻近东京的筑波，筑波很快发展成了著名的“科学城”。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变，金融业对日本经济的支配作用和推动作用日益明显，由于金融资源高度集中在东京，日本的经济格局再次转回了东京一家独大的“一极化”模式。“一极化”加重了东京的城市病，同时，也让日本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增。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东京经济运转速度下降，导致日本经济整体运转不畅，这也是日本经济遭受疫情冲击比欧美“多中心”国家更重的主要原因。
为了降低金融风险，分散东京经济功能，并促进地方经济均衡发展，日本的金融发展战略从集中发展东京“一极”，转变成在保持东京国际竞争力的同时，推动大阪、福冈发展。大阪是日本关西地区经济中心，又是松下电器等知名企业总部所在地，其经济体量和商业活跃度仅次于东京。早在江户时代，大阪就和江户（即东京）扮演着日本经济双轴的角色，当时的江户是最大的消费市场，而大阪作为商业枢纽，同时发挥着物流和金融中心的作用。明治维新前夕的著名商家鸿池家、浅野家都是以大阪为基地发起来的，日本工业化早期的很多企业都设在大阪，涩泽一郎就是在大阪的纺织厂引进汽灯，开创了“三班倒”工作制。战后，大阪与东京的差距逐渐拉大，但在关西地区，大阪在一些领域的影响力还可超过东京。
福冈地理位置优越，自古就是日本与亚洲大陆各国之间的贸易枢纽。战国时代，日本最主要的外贸港博多港就位于今天的福冈附近，江户时代，日本采取锁国政策，所有外国船只只能到长崎进行贸易活动，结果导致了福冈的没落。在“环太平洋经济带”战略的推动下，福冈以及北九州地区逐渐发展成日本新的工业中心，这样的经济实力让福冈拥有了建成地区性金融中心的基础。同时，福冈环境优美，也能让它在竞逐全球性金融中心地位时，拥有一定优势。日本要提升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就必须加大对亚洲企业和投资者的吸引力，也就是要与香港、新加坡、上海等金融中心争夺客户，福冈地近亚洲大陆，很多亚洲企业也在福冈发展，这是日本把福冈当作金融基地候选的一个重要原因。
福冈
大阪和福冈都有发展成全球金融中心的潜力，大阪还曾一度荣登全球“崭露头角金融中心”名单榜首，但近年来，两地金融业发展都比较缓慢。除了日本政府的“一极化”策略，导致原本应流向大阪、福冈的经济资源被分流，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这两个城市的金融人才储备不足，大阪是工商业城市，商场林立，被誉为“购物天堂”，可金融业在大阪经济中占比较低，跨国业务更是大都被东京的金融机构垄断。福冈工业比较发达，环境优美，可金融业机构实力和影响还不及大阪，更多是处理九州地区企业的相关业务。业务数量和规模有限，让大阪和福冈的金融企业和从业者无法积累处理大型交易和跨国业务的经验，两地的“双语人才”又很缺乏，限制了当地金融业的国际化发展。
二是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的金融业发展迅速，挤压了大阪、福冈的发展空间。除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香港外，新加坡、上海、北京、深圳、墨尔本等亚太地区城市也都跻身全球前20的金融中心之列，新加坡在一些领域的影响力已经逼近甚至超越了东京。亚洲金融中心快速崛起，得益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发展迅速，给各国金融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日本全力参与TPP谈判，但对与亚洲各国合作兴趣不大，放弃“亚太共同体”构想，对亚投行筹建持观望态度，对RCEP谈判也长期忽视，这就让日本错失了和亚太各国共同推动金融中心升级的机会。
要加速大阪、福冈的金融业发展，日本需针对两地的不足，确立补强之策。首先，要分散东京的金融功能，让大阪和福冈在关西、九州地区更好发挥主导作用，从而使两地金融机构的业务更为充实。其次，要注重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除提升金融业“双语人才”培养力度、改进人才引进机制外，日本还可对金融机构自身的人才培养和管理模式进行改革，比如建立国内外工作人员轮岗制度，选派新入职员工到海外实习等，以提升处理国际业务的能力。第三要破除一些制度性障碍，如简化审批程序、优化金融相关的政府服务功能、解决“双重国籍”造成的法律障碍等。此外，日本还要更加积极地与亚太地区国家开展合作，特别是在金融及其相关的科技合作方面，借以保持东京的竞争力，并提升大阪、福冈等城市的地区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