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河南农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日本的古人是如何理解和接受词学，并将其移植到日本的？这是日本词学家神田喜一郎(1897—1984)在《日本填词史话》中提出的问题，也是中日词学交流的核心问题。日本的词人从平安时代，到近代的明治大正时代，不过寥寥一百多人，与日本的汉诗、汉文作家的数量完全不能相比；而即便是熟悉中国文字的日本汉学家，对于词作的情感，大多也难以理解。只有少数真正投入且沉醉于这种轻柔婉约文体中的人，在大量的填词练习中，不断熟悉词的音律格调，才能真正体味到词的妙处。近现代的日本词学家水原琴窗与渭江父子就是这样的词人，具有家学传承，又谙熟中国音律，才能以毕生之力填词和研究词，肩负起接续传统、联结中日文化的重任。
水原琴窗、渭江父子出身汉学世家，二十五代均研究汉学。水原琴窗(1892—1977)原名子瑞，原籍兵库县，为红蓼吟社主笔，宝林寺十四世住持。他是近代日本著名词人，对中国音乐和诗学也有研究。有《换巢鸾凤》《日本雅乐传来考》《琴窗词稿》《琴窗词稿二集》《菩萨蛮一百首》《凤凰台上忆吹箫》等。其子水原渭江既是诗词作家，也是著名学者，别名水原蓬心，1930年生，师从铃木虎雄，毕业于京都大学中国哲学史专业，后在香港大学就读中国文学博士，曾任职于香港大学、龙谷大学、大谷女子大学等，主要从事敦煌学与词学研究。其著作除其整理的森川竹磎《梦余稿词集》和藤本烟津《烟津词》外，还有《词乐研究》《敦煌舞谱的解读研究》《南唐李后主词研究》《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日本文艺的研究》《中国音乐关系著述论文目录》《水原渭江学术精华》等多种，又有《水原渭江词集》。水原父子二人专精诗词与音乐，创作成果之丰，于日本近现代词人中亦数佼佼者。水原渭江尤精敦煌舞谱与音乐。他自幼接触唐乐，后被送到日本“宫内厅乐部”接受严格的雅乐教育达十年之久，工吹筚篥与独笛。父兄也是乐舞专家。家学的陶冶使他通乐律、习乐器，筑牢了实践的坚实基础。他又得到日本著名音乐理论家林谦三教授和神田喜一郎的亲自指导，嗣后转益饶宗颐、罗忼烈等学习诗词与文学，在美术、绘画、篆刻、书法方面均有造诣，形成了敦煌乐舞研究的先天优势。他积极吸收任二北、饶宗颐、王昆吾等中国学者的意见，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
水原琴窗与日本近代多位词人都有密切关系，尤以其师森川竹磎为最。森川竹磎(1869—1918)名键藏，字云卿，号鬓丝禅侣，是日本近代填词史上的重要人物，与森槐南、高野竹隐并称“日本词学三大家”。他不仅是“光耀日本填词史的唯一专家”(神田喜一郎语)，而且是影响近代日本词学发展的重要人物。竹磎通过在杂志上发表词话的方式，系统地对日本读者进行词学启蒙，使词学在日本深入人心。琴窗在《菩萨蛮》词中说“吟联每侍填词席”“白发及门生”，《凤凰台上忆吹箫》也说“及门弟子，涕泪交颐”(均见《日本文艺的研究》)，可知琴窗对老师的感情十分深挚。在竹磎去世后他成立遗稿刊行会，请久保天随圈点森川的《听秋仙馆词稿》并刊印发行。水原父子与神田喜一郎的交往也非常密切。琴窗《高阳台》词写道：“海西既有传佳话，隔千里竟获知音。”小序云：“南京《同声志》有‘槐竹角逐记事’，李圭海所笔。谱寄神田鬯盦。”(《琴窗词稿》二集)海西指中国。鬯盦是神田喜一郎的号，琴窗与其为友，故寄词告知日本词坛填词酬唱的盛况已经引起了中国词学界的关注。他在《菩萨蛮》中亦云“万里传佳话”“遗芳五十年”，显现出对森川词学得到中国词坛认可的喜悦。水原渭江还有书评《神田喜一郎著〈日本的中国文学——日本填词史话〉》，介绍了神田氏的词学成就。琴窗还与铃木虎雄(1878—1963)有诗词酬唱。其词《念奴娇》(满城秋丽)小序云铃木虎雄和诗云“词界肩随‘二竹’豪”(《琴窗词稿》二集)，称赞琴窗的词学几可比肩森川竹磎和高树竹隐。其他交游的汉学家还有诗人岩溪裳川、桥川醉轩，音乐家多重雄乐长等。
水原父子曾数次访问中国，与多位中国学者进行过学术交流和诗词唱和。其中知名学者有饶宗颐、唐圭璋、曾克耑、金启华、罗忼烈等。饶宗颐(1917—2018)先生号选堂，是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对敦煌学和音乐文学很有建树。1964年秋，饶宗颐赴京都时与水原父子相识。饶先生擅古琴，精乐论，水原渭江对其非常倾慕，琴窗也精通音乐，工于填词，于是邀请饶先生至其书舍“燃林房”剪烛谈词，出其词集请其润饰。饶先生的《冰炭集》有《燃林房与水原琴窗论词》即言此事。琴窗词集出版时特意将选堂指点更改之处刊印出来，足见钦佩之意。水原渭江曾送饶先生到皇居宫内厅欣赏日本雅乐，饶先生兴之所至，即谱《兰陵王》词以赠。水原渭江在香港大学就读期间，又随饶宗颐教授专门研究唐宋文学，奠定了其学术研究和创作基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水原父子与港台文坛学界交往甚密。《琴窗词稿二集》中汇集了水原琴窗与港台词人的唱和作品，专列为“海外唱和”一卷。如香港大学罗忼烈教授，有词《菩萨蛮》：“鬓丝禅侣嗟天堕，琴窗窗老传薪火。”集中收录与何敬群、方宽烈、曾克耑、潘重规等多位词人的酬赠之作。水原渭江也在《香港三游记》中回顾了与香港文坛交往的经历：1971年，他在香港大学文学院开展研究时向多位当地学者求教词学，得到了非常热情的反馈。他与黄文山、潘重规、罗香林、甄陶、罗忼烈、周亿孚等多位教授数次往还，与甄陶教授谈论中日诗坛的动态(《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这些交流不仅增进了两国文坛和学界的互相了解，也丰富了彼此的创作。
改革开放后，水原渭江与著名词学家、《全宋词》的编者唐圭璋先生有深入的交流。1981年他通过香港学者罗忼烈向唐老介绍自己，并赠寄《琴乐浅说》《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研究》《中国音乐关系著述论文目录》等书；1982年他曾与唐老通信，并寄照片一枚，寄赠《近代日本丛林之诗人之作品》；1985年，水原渭江拜会唐先生呈示新作《敦煌写本南乡子舞谱之解读》。唐先生热情帮助联系发表，还欣然为《琴窗词稿》题写了一首《菩萨蛮》，词云：“芙蓉清水调。潇洒东坡老。文化好交流。飞行不泛舟。”(《梦桐词》)既有对词作的赞誉，也有对改革开放后中日开展词学交流活动的喜悦和期盼。唐先生在编辑《词学》时在《编辑后记》中又一次提到了渭江在词学方面的贡献：“今承惠寄其《敦煌写本南乡子舞谱之解读》的汉译本，亟为发表。我国学术界研究敦煌学者，为数无多，而研究敦煌舞谱者，犹寥若晨星。此文发表，希望能推动一下敦煌词学。”(《词学》第7辑)唐先生去世后，水原渭江特撰文《敬挽老师唐圭璋教授》以示纪念。金启华教授(1919—2011)也曾与水原父子有过交流。琴窗曾寄赠《浣溪沙》，金启华和作云：“仙岛风情入素描。宛如十五国歌谣。书来不觉路迢迢。晚鸟迟花高境界。新词美句自娆娇。才同司马不题桥。”(《中国词史论纲》附录《匡庐词》)将其词与《国风》相提并论，颇称其境界之高，词句之美。1987年金先生又在《贺新郎》词中与《琴窗词》唱和，叙述改革开放后神州气象焕然一新的局面。其他与水原父子交往的国内学者还有董锡玖、王俨思、唐君毅、吴天任、余少帆、施议对，新加坡的黄勗文教授等。
综观水原父子的词学，其目的一是传承日本绵延不息的填词传统，且将日本的词学发展出新的特色。二人广泛搜集和研究日本近代词人词作，自己也进行创作实践，在中日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二是促进中日词学的交流。他们数次访问中国，与众多词学家书信往还，唱酬切磋，加强了词学界的联系(《日本文艺的研究》)。他们的词学也将继续影响东瀛词学的存续流传。《琴窗词》代表了日本20世纪中后期词作的高度，足以和同期的中国词人相颉颃。虽然日本词学在战后曾一度式微，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和两国交流的深入，日本的词学研究也开始逐渐繁荣。水原父子的词学研究和创作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力，对中日词学的交流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值得中国学者学习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