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均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原创，限时免费阅读中）
编者按：在新冠状病毒呈现全球传播的情形下，我们选择了疫情较重的世界各大城市，邀请居住在那里的人拿起笔记录自己一日的个人生活。时间为3月3日到5日，分三辑刊出。
3月3日，洛杉矶：去诊所体检
吴徽之（文化学者，居住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
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的屋外
三月三日，被窗外的鸟鸣唤醒，晴。
晨起第一件事，是看看当地网站的信息，第一条是副总统彭斯的讲话，关于政府正积极应对，特别承诺因新冠状病毒造成的就医将由政府与医保买单，美国已有华盛顿、旧金山、佛罗里达等州进入紧急状态。
上午应约去家庭医生那里接受简单体检。本来是两周前的预约，当时可能是医生遇到了疑难病人，所以候诊室里坐满了人，一位老人不停咳嗽，引起其他人不安，甚至有人上前劝说她去看急诊。看到人数太多，我们只好改了时间。护士们均戴有口罩，前台醒目位置有中英文字宣传提示，预防新冠状病毒。
今天候诊室里比较正常，只有二三位等候，很快就接受护士与医生的简单体检，然后开出验血通知，到抽血所抽血。这里人员就显得杂多，室内外排队等候的有十多个人，还有感冒状态的老人，老人家居然找医院护工要了几枚口罩让随同的家人都戴上。这个时候我总能想起刚到美国时一位来自台湾的医生的告诫：没必要尽量不要到医院，特别是流感季，最容易感染到病毒。
还是比较快，半个小时内就抽血完成，两周内就能从医生那里得到报告。这几年在美国除了体检没有到过医院，去年流感确实严重，去年也是这个时候我感染上了。感觉肺都要咳破了，只好晚上去了急诊，量了体温做了胸透，没有打针或打点滴，开出的也是普通的消炎药，但非常有效，不久寄了一份账单，一千多美元，保险报销了九成。
午餐特意去吃了一家羊肉馆，只有二三桌客人，伙计说，生意清淡多了（少了七八成客人），附近已有饭店关门。吃过饭两点多去学校接孩子（下午均没有课），带她去学校边上的麦当劳点了一份儿童餐，美式快餐店生意没有受到疫情一点影响。
带着孩子到十多分钟车程的COSTCO（好市多）。网上出现很多的视频与图片，说华人抢购粮食，今天看来抢购的风潮似乎过去了，这里一切供给正常（矿泉水似乎断货了）。因为华人毕竟占城市人口比例不高，其他族裔吃米粮较少，而面包牛奶之类的无法大量囤积，加州产粮，水果与蔬菜都非常丰富，不可能匮乏。听说已有人开始大量退货，我特意到退货中心看到了下，没有看到华人排队退粮。
大洛杉矶地区有上百万华人，如果一千人出现抢购，也就是千分之一的华人恐慌性购买，造成的声势也是惊人的，这显然是对加州的物资供应体系与资源不了解造成的，一些人因过度恐慌去抢购，一些人对华人群体的指责也是反应过度（认为就华人群体素质低、无道德）。就整体素质与道德品格来说，我的直觉是华人在美国社会是中等偏上，特别是二、三代移民基本就融入当地社会了。
傍晚带孩子到市政府后面的公园骑自行车，这里主要是华人休闲、陪孩子游戏和运动的中心，目测与没有疫情的日子相比，人数少了一半，但对其他族裔的孩子几无影响。特别是中老年人聚聊、唱卡拉OK的地方，无人聚会、唱歌了。
回家之前又特地去华人超市看看，顺手买些蔬菜水果，感觉一切如常，特别是粮食区，可以看到经过了一轮“抢购”，工作人员正快速大量补充，看到各种食物、粮食如此充足，人们购买也就常态了。有分析说，好市多会员店之所以出现抢购粮食，是因为这家店供应米类食物本来就不多（货架上一般不足一百袋），加之可以无条件退货，使得一些人抢购，而华人超市米类供应多是五百袋甚至上千袋（每袋从五磅到五十磅不等），食物类均不退货，这样华人超市就没有出现非理性囤货抢购现象。
晚上到FITNESS健身中心，器械区与平常一样。但游泳区里华人明显减少，特别是SPA区，本来晚上会有一群说广东话的亚裔泡SPA聊天，疫情之时，就不再聚聊了。
熟人圈子里，从新加坡转香港回到洛杉矶的MAY女士，在海关测体温后没有自我在家隔离，很快就开始了工作，而从大陆回到湾区的一位华裔工程师，在家隔离十四天才允许上班，今天刚从广州转道香港到洛杉矶看孩子的X先生，租住在偏远的城市自我隔离十四天，才会开启美国的行程。
4日美西时间上午十一点，看到一则最新的信息：洛杉矶地区官员周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称在过去48小时内，他们发现了6例新的冠状病毒病例。
这则消息显然会增加人们的不安，特别是华人社区的不安，会不会进而让学校停课，尚不得而知。
3月3日，台北：开学第一课
廖伟棠（作家、诗人，台北艺术大学客座教授）
在台北艺术大学校园的露天咖啡座吃午餐
这学期我的第一节课是在3月3日下午。我任客座教授的台北艺术大学在延期之后于3月2日正式开学了。虽然讲课的前一天晚上备课到很晚，这天我还是七点一刻起来，准备好一家人的早餐，给儿子和女儿各准备好三个口罩放进书包——昨晚收到防疫中心的消息，台湾防护用品产能稳定增长，将从3月5日开始，把小童口罩的配给增加到每周五个，让我出手“大方”了一点。
我们一家是大年初三凌晨从香港回到台北的，因为台湾小学幼儿园原定初十左右开学。香港的疫情气氛已经颇紧张，我们正寻思着是不是应该请假一个星期，以便自我隔离。但开学前夕，台湾的防疫工作也宣布中小学延迟开学。于是我们正好过了两个多星期才送孩子去上学。
妻子开车送我们去学校，本来我们蛮担心台湾照常开学有感染的隐忧，不过听儿子说他们每节上下课都要用酒精消毒手，还比较放心。送完孩子我和妻子回家，进门又是一轮忙活，各种消毒。至今没戴口罩的胖保安，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我们所在区域属于台北的卫星城，绿化面积大，人们戴口罩与不戴的比例是7:3左右。
我的文学创作课在下午一点半，北艺大位于关渡，距离我家相当遥远而且路线复杂，妻子决定还是开车送我去。八里、关渡一带的公路依然拥塞，台北的工商业基本没有受疫情影响。到了大学校园，我们在露天的咖啡座吃简餐，幸运坐到面朝树林没有人流的一个桌子。突然发现我们已经差不多一个月没有在外用餐了。
我戴着口罩、手拿酒精消毒纸巾走进教室的时候发现，作为台湾数一数二的艺术院校，向来以自由散漫著称，但学生们的轻松态度还是让我吃惊。我的助教和四名选修本课的研究生都没有戴口罩。所幸地大人稀，他们都坐在离我四米远，我稍一犹豫，也脱下了口罩。本节课讲民初诗人卞之琳诗中的时空魔法，但有意无意地，我反复强调了卞之琳诗风的高度克制，课堂气氛高冷，两个半小时无人提问，遂无口沫横飞之嫌。
我下课后走到最近的关渡车站自行归家，身边学生和途人的口罩比率渐渐从只有一成人戴增加至八九成。进去捷运（地铁）车厢，环顾四周，发现只有一个中学男生没戴口罩，在低头玩手机。在台北车站换桃园捷运，擦肩而过的人潮里，没戴口罩的几乎都是西方人面孔了。台湾虽然疫情不算严重，但华人的保命意识还是强的，尤其很多人还记得17年前SARS肆虐下台北的惨重景象。
路上用了两个小时，6点钟，我回到家。妻子预先让我准备好干净衣服和消毒喷壶，让两个在公园玩得一身臭汗的小孩进门就换衣消毒。他们到家时，我把晚饭已经做好了。我做的生活青酱意大利面和有机菜沙拉——凑齐沙拉材料不太容易，超市里只剩下中餐材料，最后还是缺了意大利水牛芝士和橄榄。
我们的餐桌话题，自然地谈到了疫情大爆发的意大利，这个我和妻子年轻时待过的地方，如今完全进入他们大哲学家阿甘本所说的“例外状态”，健康与自由激烈冲突——我们看到法国哲学家南希对阿甘本的调侃，心想这下意大利人也无语了。
十点钟，把孩子们都哄睡之后，我着手为我的新评论集《暴雨反对》作最后的校对，一直工作到4日凌晨三点。
罗马，3月4日：14天隔离生活结束了
胡兰波（作家，意大利《世界中国》杂志社社长）
从北京回到罗马居家隔离的儿子，在阳台上
今天是3月4日，14天的隔离结束了。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是罗马常有的天气。我没出门，在家里准备做烤鸡，儿子出去买菜了，晚上和朋友聚餐，他们打算喝很多酒，是托斯卡纳的好酒。
2月20日，儿子从北京回来，意大利规定需要自行隔离14天。儿子的房子在我楼下，又不是真病了，为什么要与我们父母隔离？但是，不和我们隔离，也就意味着我也得和外界分开。于是，我和丈夫也同儿子一起开始了14天的隔离生活。
隔离是自愿，没任何人监督，政府不管，完全是个人行为。当时儿子说要打1500热线，通知他从中国回来，但永远占线，他和他父亲打了很多次打不通。
回意大利之前，他就职的酒庄对他说：“你在中国目前也无法工作，还是回到意大利公司工作两个月吧！”于是，酒庄给他买好北京到罗马的往返机票。
没想到，他刚到罗马，疫情就爆发了。电视从早到晚播送着意大利疫情，加上之前一个月报道中国疫情，觉得耳朵里已经长满了新冠病毒。
上个周末，感染人数几乎是以小时为单位急速增加，意大利北方出现了几例针对中国人的暴力事件。不过，有羞辱中国老人的小混混，被意大利歌手逮着了，两个耳光扇过去，给中国人出气了。另外，有加油站也出现对华人年轻夫妇的暴力。华侨二代对此忧心忡忡，他们每天都在商议怎么制止这些暴力与歧视。
接着最严重的疫区伦巴第大区主席秘书感染了，主席也被隔离了，接着大区议员也有感染的。意大利也开始在欧洲遭受歧视，去毛里求斯的飞机愣是不让意大利人下机，怎样磋商都不行，最后，让重灾区的40人回返，其他人下机。意大利因为疫情受到非洲兄弟的不待见。
估计意大利人也因为尝到被歧视的滋味，开始不和中国人较劲了。但一些中国人却开始往意大利人身上扔“呆梨”，满朋友圈不叫意大利国名，拿“意呆梨”开涮。我觉得看不下去了，发了一篇《请停止叫意大利为“意呆梨”》小文，结果，群起而攻之，我成了汉奸。
我在家里，通过电视和微信看外面的世界，微信圈里啥都有，故意夸张疫情的，新闻被翻错的，等等；意大利电视节目能从早到晚、昼夜接替地谈新冠肺炎，唯有电视台驻京记者发自中国的消息能给人带来一缕光亮。
我也奋笔疾书，想在最快时间写完新书《青花瓷瓶》，一本解释中国文化的小书。计划去年就该做的事，现在隔离了才有时间做。但是每天这疫情弄得人心长草一般，出不来好文字，最大的幸福是和儿子一起做比萨饼。以往我忙着工作，退休的老公经常孤单一个人在家。此时，儿子和老婆都在眼前晃着，他幸福着，以往阴沉的脸也拨云见日了。我们家基本吃素，与丈夫的哥哥住在一栋六户的小楼，都是亲戚。他有个菜园，三天两头给我们蔬菜。
我终于有时间休息一下。我从疫情开始就成为愤青，在意大利各大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游说，讨伐意大利因病毒而泛滥的种族歧视，为中国人说话；近几天又为意大利说话，得罪我的同胞。今天《西西里日报》用中文和意大利文整版刊登我的《反种族歧视，中国人向意大利扔呆梨》文章。文章里讲了中国抗疫的经验，劝意大利人不慌张，更不能歧视，全球需要协作。
罗马的警察和神父等都有感染的，这两个职业让人更没有安全感，本来警察是保护百姓安全的，神父代表上帝，神父病了，说明上帝谁也保护不了。中国人人心惶惶，都急着回家，回中国的家。主要是华侨对意大利政府没有信心，知道万一疫情再严重，政府绝对撑不起中国那样抗疫的大战场。意大利民众也都不带口罩，他们认为病人才需要戴，为戴口罩和关闭公共场所的问题，左右派天天打架，像往日的政治讨论。但现在，危在旦夕，打架太不是时候。
华人多看不懂意大利文，一些华媒及自媒体炒作渲染恐怖气氛。除了最近回国的8个浙江青田人有7个感染了，还有北方一个小城的华人男子也病了，检测呈阳性，最初感染时还没能住进医院，因为床位紧张。这些负面的消息使华人圈人心惶惶，都害怕万一疫情爆发，发生武汉初始的情况。有些人已经回国了，还有很多人在准备回去。现在那几个人为祖国带去麻烦，也加重华侨心理压力，进退两难。
依旧在北京的大儿子告诉我，物业问他最近父母有没有回京的计划。看来，我们被北京的小区也盯着，北京也难回了。
我的隔离生活就要结束了，很不愿再去编辑部上班。儿子起得早，看我还赖在床上，摸摸我的脸说：“小懒猪，还睡啊！”这是他小时候我的话和动作。看来，小时候怎么对他，他长大就怎么对老妈。
儿子回来这么多天都没见到朋友，解除隔离后得疯狂一下。隔离期间他给自己新装修的房子组装了家具，按中国人的习惯，今天招朋友来聚会暖房。
不知儿子如何感受他的隔离生活，反正我觉得特别幸福。在疫情中，我们最能明白的事是亲情与健康最宝贵，其余都不那么重要。
2020年3月4日 ，东京：上班的半日
周雨霏（德国日本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居日本京都/东京）
京都的出租屋外的风景
早上8:30出门去研究所。太阳很好，外濠河里鸭子们已经有几只敢下水了。路过位于都心的市之谷车站与四谷车站，目测人流比平时少了三分之二。东京都在2月中旬就开始呼吁错峰上班，鼓励在家办公，看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出租屋到研究所步行20分钟，沿着外濠公园，哪怕在拥挤的都心，平时也是条人影稀少的小路，完全不必担心有1米内的接触。研究所虽然响应政府号召，2月25日开始取消出勤义务，但不强制要求在家办公。
9点前我到了位于上智大学校内的研究所。春假期间的学校处于休眠状态，安静得很。同事们有一半在家。德国驻日本使馆在2月27日发送了一份告国民书，呼吁在日德人积极向使馆提供个人出入境信息与健康情况。虽然德国官方和在日机构对疫情保持着较高的警惕性，个体德国人对病毒的重视程度却不算高。研究所内的公开学术活动与评议会大多取消或改为线上进行，但私下的送别会等照常进行。有一名整天咳嗽的德国同事，不习惯在家办公，依然天天出勤，而周围的德人也并不认为有何不妥。3天前，日本自媒体上爆出山手线上一名戴口罩的女士咳嗽，遭旁边的男乘客怒吼。看来不同地区的人们对疫情严重程度的把握，与本地媒体的报道和疫情经验还是有关的。
单位的洗手间厕所纸的储备充足，我放下了一颗心。安倍内阁劝告全国各地中小学于3月2日停学后，日本全国各地忽然刮起了囤积厕所纸的风潮，大小城市超市的卷筒卫生纸首先售罄，接下来抽纸巾也断货。推特上有消息称方便面也告急。昨天我在市之谷的几处药妆店和超市看到货物充足，或许是个别地区的暂时断货。除了断货的卫生纸让人感到了疫情的真实存在，这一事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似乎仅存在于媒体报道中。
新闻推送和SNS上的信息显示，昨天又增加了38个病例。大阪市京桥Arc和北区Soap opera classics-Umeda的小规模现场演出爆出若干个确诊病例。因工作需要，我平时经常往返于东京、大阪、京都之间。2月22日，我还与友人在大阪市中心看了一场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这类纳粹德国相关的喜剧片通常在日本不算卖座，当天却是满席，据观察有一半观众没戴口罩，邻座的大学生若无其事地吃着爆米花。现在想来有点害怕。
9点到10点半，开了一场会议，没有一个人戴口罩。会后我赶回京都。东京站的人流与平时相差不多，虽然据JR东日本报道，3月的新干线预约率减半。从东京站到京都站2小时9分，列车上坐率约二分之一强，戴口罩的约三分之二。
列车一路向西，路过多山的静冈、本州中部的平原，到达富饶的近畿。或许是因为少了外国游客，或许是因为京都的感染病例和感染风险远不如东京严重，疫情下的京都意外地有了一种旧照片式的闲散优雅感。人们慢悠悠地穿梭在小巷子里，晒太阳，打招呼，毫无时间感地闲聊。本地人惊呼：“回到了过去的京都！像小时候一样！”而这个城市为疫情做的一些努力也颇具这个古都的特色：2月29日，日莲宗本山立本堂的僧侣们裸身做“水行”，祈求疫情尽快平息；3月4日，仁和寺僧侣读经追悼逝者，祈求患者康复。
在京都这个城市里，关于过去的幻想与当下的现实似乎总是交织在一起的。在现实中，京都市的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关闭至3月15日。
我看了看手机，京都最新的感染病例数是4个。这个数字似乎也悄悄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吉祥院麦当劳店员确诊，店铺停业；国税局下京区税务所职员家属确诊，窗口业务暂停。
12点到达我在京都的出租屋。从西阵的高层公寓向南望去，整个洛中笼罩在阳光下的薄雾里。疫情会如何发展呢？不过，樱花季会在三月中旬照常到来。
3月4日，湖北黄冈：开始写一篇新小说
马亿（旅居北京的青年作家，老家黄冈市浠水县汪岗镇）
黄冈市浠水县汪岗镇空荡荡的街道
3月4日，7点起床。多云转晴。自1月20日从北京返回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汪岗镇老家过年以来，今天是我起得最早的一天，因为昨晚设置好了闹钟，要早起动笔开始写新的小说。
洗漱完毕后坐在书桌前面，面对空白的文档的，一上午只写了几百字。
从座位上起身的时候，窗帘的缝隙里有阳光透进来。这之前，黄冈已经是连续一周的连绵春雨了。我每天穿着我妈织的厚棉布拖鞋，还是会冻得脚指头痛。
我妈在做午饭。我爸还没睡醒，昨晚他又熬夜了。
黄冈市已经是连续三天新增病例为0 了。三天前，我爸接镇上的通知，说我们这条街上的卡点要24小时执勤。因为这条路是去镇集的主要道路，镇政府接到举报，有部分镇上的商家竟然在深夜开门营业。因为很多人在家已经憋得受不了，趁着半夜三更出门溜达，私自采买物资。作为一名基层共产党员，从1月24日接到上级的封村指示开始，我爸就张罗着带领我们这条街上的党员和志愿者，搭建卡点帐篷，设置路障，安排执勤排班，小组联防测量体温上报等众多事项。
吃午饭的时候，我爸起床了，两只眼睛下面是青黑的眼袋。他毕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所幸，他说他是隔一天值一个通宵大夜班。
镇上实施十天一次的统一采买的办法之后，我爸还负责起统一采买生活物资一事。他说，多数物资的价格都上涨了三五倍，有部分人对采买的价格不满，想要自己去买。湖北作为千湖之省一向盛产的莲藕，往年的这个时候，多是一两块钱一斤，现在竟然涨到了八块一斤。莲藕的价格大幅波动是因为需要人工下塘挖掘，产量明显降低所导致。火腿肠价格也翻了三倍。本地猪肉已经涨到了38块一斤，还很不好买。从武汉回老家过年的大舅一家，半个月没买到猪肉。大舅家离我家不远，我爸利用自己的“工作人员”之便，骑摩托车给大舅家送了十斤猪肉。
我爸把他的手机推给我，让我帮他发一个200块的红包到一个微信群里。他只上到小学二年级，手机玩得还不溜，一个操作教了好多遍还没学会。我爸说，村里在号召为这次疫情捐款，所有党员都要带头。我拿着手机有些迟疑，我们身处的黄冈市不就是疫情的重灾区吗，还要捐款？我爸说，也就两百块钱，捐吧。我按了发送键。
吃完午饭，我拿了一把椅子去二楼的露台上晒太阳。不远处田畈里有不少的人影在晃动，看来今天的晴好天气又给了他们自觉松动的理由。
我妈说，现在正是春耕的好时候，前几天田畈有人冒雨在犁地。她还带来了久违的好消息，对面住的那个女人已经回来了。
去年底女人在武汉做缝纫工的时候就感冒发烧了，一直没好。她是腊月二十二从武汉回来的，腊月二十六我们街道上还办了一场酒席，我爸去吃了，就跟这个女人坐在一桌。腊月二十九，这个女人还参加了一场牌局。1月31日正月初七的下午，马路对面突然停了一辆面包车，下来好几个穿全套防护服的人员，进入了这户人家。有消息说，前一天这个女人就被救护车带走了。
我妈今天说，对面的女人在医院检查的结果是没有感染新型冠状肺炎，之前一直隔离着。
这时候我爸也吃完午饭了，他上楼催着我在支付宝里面的湖北健康码上打卡，把我们全家的打卡记录截图发给他，然后统一由他把“联防”的十户人家的打卡记录发给村里的负责人。这项工作我们家已经进行好几天了。新闻上说，这个健康码是稍后湖北解封出去的凭证。为了能尽快出去，大家都很认真，我们村的“打卡率”已经超过90%。
我在网上详细查询了从湖北返程北京的最新政策，目前北京仍然不允许湖北人进入。身为一名自由写作者，没有返工时间的催促，算是个安慰，损失的也就是这几个月的北京房租钱了。
下午我看了洪尚秀的电影《这时对，那时错》。
晚饭前，全家人一起给门前的枇杷树剪了旁枝，又新栽了一株栀子花的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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