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1980年代的对美贸易摩擦，在此后的30年里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很大影响，其中一个影响是至今为止日本央行都无法摆脱零利率。另外，日本银行实行旨在应付低增长和低通胀的政策，对2000年代前半期的美国金融政策也有影响，但有好和坏的两方面。
本文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原审议委员植田和男在CF40-NRI第八届中日金融圆桌内部研讨会“全球经济复苏的挑战”上所做的主题演讲。
“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大幅升值
日本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
by 植田和男
1980年代的对美贸易摩擦，在此后的30年里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很大影响，其中一个影响是至今为止日本央行都无法摆脱零利率。另外，日本银行实行旨在应付低增长和低通胀的政策，对2000年代前半期的美国金融政策也有影响，但有好和坏的两方面。
01
日本在贸易摩擦中的政策失误
1980年代初期到中期，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增加，对美贸易摩擦变得激烈。当时日本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在4%-5%以下，其中大部分是对美贸易顺差。其结果是，1985年9月日美等国签订“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急剧升值。在美国一直要求扩大内需的情况下，因为担心日元升值给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日本实行了强力的金融宽松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在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之间曾连续5次下调基准利率。
为了应付对美贸易摩擦带来的日元升值而在金融和财政两方面采取扩张性政策，这本身是合理的。但由于做得过度，引起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的急剧上涨及后来的急剧下跌。同时，金融监管在应对个别金融机构或宏观审慎方面也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对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把握或资产价格急剧下跌后的应对也不适当。因此，不只延误了金融宽松的转换，也延误了对金融机构的注资。其后果之一就是以后的通缩和对通胀预期的下降，这到现在还影响着日本经济。
日本政策当局对同时推行的金融市场化的过程也没有控制好。1970年代以后，中央政府财政沦为赤字，发行国债常态化。为了能在市场顺利消化，国债慢慢地市场化。也有人认为在这背后有来自美国方面的金融市场化的压力。长期利率能够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对民营企业来说比以前更容易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但另一方面，银行与证券的分业监管政策继续严格实行，在传统客户分流到资本市场的压力下，银行就把精力和资金投入到被认为资产审查比较容易的房地产行业的融资上。这也被认为是产生泡沫的原因之一。
在1980年代，企业一方面不断地融资，一方面向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等投资，一步步将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不断推高。
由于这些资产的价格随泡沫而上涨，自有资本急剧增加，看起来杠杆率反而下降。但从1990年开始，资产价格急剧下跌，自有资本减少，杠杆也急剧上升。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之后，企业就一直抑制设备投资等，去杠杆效果显现。另一方面，金融部门忙于处理不良债权导致自有资本减少，在2002-2003年股市下跌步入最后时期时，杠杆还在持续上升。事实上，从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中期，金融部门花了很长时间处理巨额的不良债权。另外，1997年以后的10年左右，银行贷款的增速为负。
比较一下日美在泡沫峰期（日本是1990年、美国是2007年）以后的政策利率，与日银相比，很明显地美联储是急剧地下调利率。可以说美国是以日本的经验作为反面教材。事实上，美国在2000年代初期的不景气的时候，通胀率跌到1%，而美联储为了避免通缩，把强力的金融宽松政策一直实施到2004年左右，理由之一是美国有意识地避免重蹈日本覆辙。但这引来以后的房地产价格的长期上升，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2008年雷曼危机之后，美联储迅速实行大规模的金融宽松政策。结果，美国的通胀率比较早回到美联储的目标2%，通胀预期也比较稳定。但是，离金融政策的正常化还有一段距离。随着美联储的金融政策的正常化，难以预测它对美国以及世界经济会有什么影响。
02
保留发动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余地
对于缓和国外发生的危机带来的影响，在国内留有发动宏观经济政策的余地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比如在2007-2009年，除了日本以外的中央银行，就好像给美联储拉着一样急剧地下调利率，只有日本因为已经是零利率，没有进一步放宽的余地。不能否认这导致了严重的日元升值，并引起后来的经济停滞。而且，由于日本是对外债权国并拥有很多外汇储备，因此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会购买日元避险，这就造成了日元的升值。
来自日本的危机有两方面的风险。许多日本的地方银行因为人口减少、本地经济疲乏，缺乏借款人以致收益低迷，再加上日本银行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的利差一直缩小，因此存在着许多地方银行的经营同时受困的风险。政府债务也依然是一个风险。现在的国债收益率并没有反映政府债务超过GDP200%的风险溢价，背景之一是在日本央行的低利率政策及在此之下的大量购买国债。因此，反过来说，金融宽松政策成功，通胀率向2%的目标上升时，其速度而异导致利率急剧上升，加上反映财政债务的风险溢价，就会有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
今后的日本金融政策有三种情景。
第一个是通胀率一点点上升，日本央行最终有加息的余地。达到这种情况的条件是需要通胀趋势明显且持续改善。
第二个是随着世界经济减速，日本经济也陷入不景气，通胀率下降，在此情况下，日本央行会因实施金融政策的余地很少而会陷入困境。理论上是有强化负利率的选择，但如前面所讲，因为有地方银行等问题，实际上会很难实行。虽然可以增加购买股票或不动产投资信托（REIT）等风险资产，但这样日本央行对资产市场的控制就会加强，引起市场机能消失。而且，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即使采取这种政策，对股价和REIT价格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第三个是可能性最大的情景，就是现在的低通胀仍将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现在美国的核心CPI上涨率在零左右，距离目标还很远。日本央行本应加强金融宽松以提高通胀率，但由于有效的工具有限，在现实里不得不继续维持现状的政策。事实上，日本央行一贯的态度是尽早达成2%的目标，但最近变成缓慢地达成通胀目标。有一点担心的是，在这种政策下，当日本经济发生某些冲击的时候，政策应付的余地就会很有限。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作者： 植田和男
延伸
阅读一
日本学者对中美贸易冲突的真实看法
中美贸易冲突升级以来，30多年前那段日美贸易战史也在国内越来越多地被提及。人们希望从历史中找到适用当下的应对之策，更希望中国能够避免重蹈日本“失落的二十年”之覆辙。
只是历史从来都非简单的横向比较。日本的产业政策曾深刻影响了我国的相关政策思路，但前两年国内开始的产业政策大讨论，却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我们多年来对于日本产业政策实践的理解偏差。因此，就贸易战之镜鉴，我们也不能只局限于埋首故纸堆。
2018年6月7日-9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专家团赴日访问，拜访了日本经济产业省等决策部门，并与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NRI）共同举办了第八次“中日金融圆桌研讨会”。曾深度参与当年日美贸易谈判以及长期致力于研究该领域的近20位日本官员和学者，总结了当年日美贸易谈判的教训和经验，并为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提出了相关建议。此次中日金融圆桌研讨会的主要参会嘉宾有：
余永定 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高善文 CF40学术委员、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管 涛 CF40高级研究员
哈继铭 CF40高级研究员
张 斌 CF40高级研究员
王海明 CF40秘书长
津上俊哉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木下信行 日本银行原理事
植田和男 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审议委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此外，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日方专家还包括：野村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井上哲也、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野村综研（北京）金融创新研究部部长神宫健、武藏野大学教授深尾光洋、大阪经济大学教授高桥亘、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干冈崎久实子等。
CF40专家团与NRI专家团进行金融圆桌讨论
CF40专家团与NRI专家团进行金融圆桌讨论
CF40专家团与野村综研社长此本臣吾一行会面
贸易战本质是一场政治角力
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可以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受朝鲜战争期间“绞丝旁景气”的影响，当时的日本纺织企业一方面售出大量积压商品，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产量，导致在战争结束后出现了产能过剩的局面。随后，日本纺织企业将目光投向美国，开始低价大量对美出口纺织品，甚至出现了“1美元女士衬衫”事件，引发了美国企业的不满，后者要求美国政府对日本纺织品出口进行限制。
此后，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美日贸易摩擦的焦点逐渐从轻化工领域转向钢铁、彩电、汽车、半导体等行业，期间美国迫使日本签订了大量贸易协议，不断限制日本各类产品的出口。
简单捋一下，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极为清晰的美日贸易摩擦发展脉络：
轻工业品（初期）→钢铁、彩电、汽车（升级）→半导体、金融、服务业、投资等（全面爆发）
这一演变路径与特朗普政府当前对中国的层层加码极为相似，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贸易摩擦逐渐扩大至一些涉及国家安全或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伴随对手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冲突焦点也上升至经济制度、商业习俗等层面。
美国对于“中国制造2025”的指责就可以看作是上述路径的典型诠释。
早在2015年5月，我国就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但直到三年后，美国才对其高度警惕。背后原因尽管复杂，但我国这几年在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迅速发展突破，无疑是令美国感到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出现了“苏联发射的‘伴侣号冲击(Sputnik shock)’的重演”这种说法。
“…global industrial leaders—including U.S. companies—so that China may achieve global market dominance.”在301调查报告中，美国认为中国正在推行由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并如是描述产业政策的目标，同时却没有给出关于这一指责的任何证据。
在一些日本学者看来，美国发动贸易战“不需要证据，只需要借口”，因为贸易战的本质就是一场政治角力。
而驳斥美国的借口也并不难，“中国近年来新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BAT这种民营企业的自发创新，和政府主导关系不大。”有日本专家建议，中国应该对外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产业政策的审视没有意义。即使是在日本这种很多人认为是产业政策实践最为成功的国家，其曾令欧美望尘莫及的半导体产业，也在一定程度上败在了产业政策手上而非贸易战。
尽管日本半导体衰落从1986年美日半导体谈判就已开始，但在1991年美日签订第二次半导体协议时，日本仍旧是DRAM市场的霸主，占有全球DRAM 市场60%的份额。此后，当时的通产省由于之前在存储器领域实施产业政策尝到了甜头，遂又发起了无数个官产学项目。经通产省撮合，日立制作所和NEC的DRAM业务于1999年合并，尔必达（ELPIDA）内存公司诞生。2003年，尔必达又将三菱电机的DRAM部门纳入麾下，成为日本唯一的DRAM厂商。但其后公司业绩始终无法走出低谷，于2012年宣告破产。
尔必达的失败完全可以用哈佛大学教授阿吉翁等人的研究进行解释。该研究表明，当政府扶持竞争激烈的行业时，产业政策就对效率起正面作用，但当政府支持的是垄断行业时，产业政策对效率就不起正面作用。在CF40专家团访日期间，多位日本学者建议，中国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时一定要慎重。
CF40专家团与野村集团专家关志雄一行会面
中兴事件或引发
IT自由贸易趋势逆转
美国曾声称制裁中兴是一起孤立事件，与贸易战无关，而后又否决了这一说法。但无论打击中兴的真实目的为何，部分日本学者担心，由此或引发IT自由贸易趋势逆转。
IT产业之所以能够实现自由贸易，《信息技术协议》（ITA）功不可没。ITA是WTO成立后的重要谈判成果之一，其源于1994年在日本神户会议上正式启动的IT产业全球谈判。当时参会的美、日、欧、加四方达成默契，要求四方在2000年前完全取消半导体、电子计算机、软件以及通信器材等方面主要IT产品的关税。1995年，上述四方的信息技术产品进出口额超过国际该类产品贸易的50%，于是四方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1996年向WTO提出了该议题。1996年12月，在WTO首届部长级会议上，29个参加方在新加坡签署的《关于信息技术产品贸易的部长宣言》中指出，“从1997年7月1日开始到2000年1月1日，分期削减IT产品的关税”，并在“当所有参加方的贸易额占世界IT产品贸易额比例超过90%时，协议正式生效”。
鉴于当时29个原始签字方的信息技术产品贸易总额仅占全球IT产品贸易额的83%，未达到90%的贸易份额，随着签字国的增加，到1997年3月26日，占世界IT产品贸易总额92.5%的40个参加方才在《信息技术协议》上签字承诺：发达国家在2000年1月1日，发展中国家在2005年前取消IT产品的关税。至此，ITA正式生效。
2015年，WTO成员国再次达成协议削减信息技术商品的关税。这一协议是对此前ITA的更新，将在零关税商品清单中加入超过200种商品，这些新增商品的年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
很难想象，如果IT业没有实现自由贸易，如果苹果公司无法低成本的在世界各地寻找最有效率的零配件供应商，如果中兴从此缺席通信产业，今天我们是否还能用一部手机就随时随地“遇见全世界”，未来是否还能等来5G技术的应用。
“虽然中兴这次也有咎由自取的一面，但如果规范IT产业及其贸易的政策理念从‘自由贸易’变成‘安全保障’和‘地缘政治’，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可能再也看不到信息技术的发展了？”有日本学者在中日金融圆桌研讨会现场发问，回答他的是一片静默。
CF40专家团拜访日本经济产业省
多边框架下解决贸易争端
对于中国来说，今天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一个最有利的局面就是基于WTO的多边贸易规则体系已经建立，美国的单边贸易保护行为将受到WTO规则的约束。
中国必须坚持在多边框架下解决贸易争端，这是多位日本学者反复强调的一点，也是此前中美经济学家在《2018·CF40-PIIE联合报告》中所达成的一项共识，实际上也是中国目前正在实践的解决策略。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遵从了WTO的绝大部分决议，包括在某些贸易冲突上作出的有悖中国利益的决议。美国则在绝大部分与其相关的WTO诉讼中获胜。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意见分歧并没有影响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效果与基本的公正性。更重要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可以防止以牙还牙的报复行为升级。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和美国的双边磋商很难取得好结果。”有日本学者回忆，在双边谈判中，美国最后总是会拿出安全问题恫吓日本，迫使日本接受美国提出的单方面条款。直到WTO取代关贸总协定（GATT）后，日本才改而利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日美贸易摩擦和争端。1998年，日本在日美胶片争端案中取得了多边框架下解决日美贸易争端的首次胜利。此后，日本政府运用WTO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贸易磨擦和争端的信心大增，运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提起多起申诉，并且多数获得了胜利。
而中国在多边框架下解决贸易争端还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即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和很多国家都有连带利益关系。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将在全球价值链上引发连锁反应，也正因此，中国可以争取更多盟友共同对抗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但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则是，争取盟友是否等同于强化区域贸易安排？有日本学者建议，自多哈回合谈判启动以来，区域贸易安排的兴起甚至架空了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体制，这对于全球贸易规则体系是一种伤害，中国在解决贸易争端过程中应避免这种伤害。
延伸
阅读二
应对美国贸易大棒，日本当年做了啥？
本文刊于中国经济时报2018年7月4日，作者陈昌盛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杨光普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应对美国贸易大棒：日本的经验与教训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与美国贸易争端延续时间最长、交手次数最多的国家是日本。据日本朋友回忆，上世纪80年代，日本大街上的小朋友和老太太都知道“301调查”。
笔者近期梳理了日美贸易争端的全过程，并利用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双边联合研究等渠道，先后同来自日本财务省、经产省、日本银行、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原通产省等部门的官员和研究人员（多为日美贸易争端当时参与谈判者或亲历者）开展了一系列座谈，总结了日本应对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尽管中美贸易争端与日美贸易争端并不完全相同，但对我国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其中的教训更值得我们从中深刻吸取。
日美贸易争端的概况
二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十年左右的恢复期，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了长达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期。195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仅为美国的十五分之一；到了1960年代末，日本的GDP已经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与此同时，日美双边贸易也开始快速增长，并且日本对美出口增速远超自美进口增速，日美双边贸易迅速由日美逆差转为日美顺差，且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为遏制日本的快速崛起以及来自日本的产业竞争，同时也为了打开日本的国内市场，美国从1960年代开始以各种理由不断向日本挑起贸易争端，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
就行业层面而言，在这三十多年时间里，日美之间共发生过6次大型贸易冲突（见上表），先后涉及到了纺织品行业（1957—1972年）、钢铁行业（1968—1978年）、家电行业（1970—1980年）、汽车行业（1979—1987年）、电信行业（1980—1985年）和半导体行业（1987—1991年）。
在早期的时候，日本以“自愿限制出口”的形式先后在纺织品行业、钢铁行业和家电行业向美国作出了妥协。但是到了后期，“自愿限制出口”已经无法满足美国的诉求，并且伴随着美国贸易保护的手段更加多样化，日本不得不接受诸如自愿扩大进口、取消国内关税（如汽车行业）、开放国内市场（如电信行业）、对出口美国的产品进行价格管制（如半导体产品）等条件，日本汽车厂家甚至选择直接赴美投资。
除了行业层面的贸易冲突之外，美国还对日本挑起了数次宏观层面的贸易冲突，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日美贸易失衡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有：
1985年，在美国的主导和强制下，美、日、德、法、英等签署了《广场协议》，日元对美元汇率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升值；
1989年，布什总统提议讨论直接影响日美贸易失衡的结构性问题，并最终与日本签订了《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要求日本开放部分国内市场，并直接强制日本修改国内经济政策和方针，之后日本政府通过举债的方式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
1993年，宫泽喜一首相同克林顿总统举行了会谈，并发表了“关于日美新经济伙伴关系框架的共同声明”，几乎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所有要求。
有什么经验
通过回顾日本应对日美贸易争端的历史，并结合几位亲历者的口述回顾，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对我国应对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第一，坚持通过对话和谈判缓解并解决贸易争端。对话能够避免贸易争端升级，谈判是化解贸易争端的根本之道。纵观三十余年的历史，无论美国提出的条件多么无理，也无论美国制造的压力有多大，日本政府都坚持同美国的对话机制通畅，并且在对话中保持有礼有节，以不激怒对方为底线。
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2月，细川护熙首相与克林顿总统的会谈破裂，日美双方对话一度陷入了僵局。3月3日，美国政府就决定重启“超级301条款”，要在18个月之后对进口的日本商品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4月底，羽田孜首相上任后很快又重启了日美经贸对话。
第二，多渠道充分掌握各方面信息为谈判赢得议价能力。扎实的研究和信息搜集工作对日本开展围绕具体产品和行业的事务性谈判起到了很重要的支撑作用。在美国指责日本的纺织品出口伤害了美国的企业和就业时，日方利用多种渠道和多种力量在美国搜集有关美国本土企业受到日本出口产品影响的证据，以在谈判中证伪美方的证据。
第三，善于利用美国的规则、工具和力量与之进行谈判。在日美贸易争端时期，国际贸易的主导规则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由于美国的纺织品行业主要集中在美国南部，尼克松为了获得美国南部的选票就对日本的纺织品出口进行发难，要求日本必须限制出口。根据GATT的精神，如果美国要求日本采取限制措施，就必须拿出其纺织品行业受害的证据。
时任日本通商大臣的大平正方的策略是，如果美国能够证明这一点，日本就会作出一些让步给美国一个台阶下。同时，日本还派调查团到美国进行实地调查，寻找日本的纺织品出口对美国造成伤害的证据。不过当时美国纺织产业界并没有积极向日本调查团证明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最后日本只能得出美国纺织行业并没有受到伤害的结论。
第四，以贸易争端为契机淘汰落后产能并实现产业升级。客观来讲，日美之间行业层面的贸易争端声势浩大却并没有阻止日本相关产业的崛起。事后看，在贸易争端中萎缩的行业恰恰是符合日本产业升级需要被放弃、被淘汰的行业，而那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端产业（如汽车行业和半导体行业）并没有因美日贸易争端而受到抑制。
日美贸易争端前后持续三十余年，同二战后日本制造业的重生、崛起、鼎盛三个阶段基本吻合。事实上，当美国就日本纺织品出口挑起贸易争端时，恰恰是日本第一次产业升级之际，借助“自愿限制出口”的手段，日本实现了对纺织业“过剩产能”的淘汰；无独有偶，当美国针对日本的钢铁产品发难时，又恰恰是日本第二次产业升级，日本再次借助“自愿限制出口”的手段，实现了对钢铁业“过剩产能”的淘汰。
第五，借外部压力推动国内改革和市场开放。除了美国的要求之外，日本政府自己也在推动一些改革，比如中曾根内阁时期日本政府开始以《前川报告书》为蓝本重点推动结构改革。中曾根内阁就巧妙地借助来自美国的压力，推动了国内的改革和市场的开放。
1985年，在里根总统和中曾根首相峰会上，美日共同启动了电信行业开放，最终消除了日本在电信行业的贸易壁垒，系统性地开放了日本的全国市场。
1990年以后，日本根据“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改善了包括通关在内的与进口相关的各种程序，改善商业惯例，促进商品进口。同时，日本政府也更加强化反垄断法的运用，在规制缓和、行政指导等方面改善政府行为，在民间企业的采购中强化市场机制的自由竞争作用，实施有效的特许审查制度等。
有什么教训
不容忽视的是，在应对日美贸易争端中，尤其是当美国从个别领域转战到结构性问题和宏观层面之后，日本也出现了自乱阵脚的情形，犯了一些严重的失误。事后看，这些政策失误对日本经济的伤害，远大于日美贸易争端本身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第一，以经济妥协换取政治资本导致日本在对美谈判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美国是一个善于利用政治借口搞经济制裁的国家。1972年，为了使美国尽快向日本归还琉球群岛（冲绳）的施政权，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美日纺织品贸易协定”谈判中向美国做了比较大的妥协，接受了数量巨大的“自愿限制出口”要求。后来为兑现这一承诺，日本政府甚至选择出巨资购买纺织企业的生产设备并销毁掉。
将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捆绑在一起，表面上看日本对美国在贸易谈判上的妥协换回冲绳的早日回归是一次划算的交易，但是这种妥协实质上变相承认了美国对日本挑起贸易争端的依据，为美国后来向日本接二连三挑起更多更大规模的贸易争端、不断提出新要求提供了合理性，将自身置于谈判中的被动地位。
无独有偶，1993年，日美贸易谈判接近破裂，而此时恰逢七国集团（G7）峰会在东京举行。为避免谈判破裂，时任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同克林顿总统临时举行了秘密会谈，在没有任何经济大臣陪同的情况下，几乎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所有要求。
第二，崛起过程中出现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情绪和舆论没有得到很好的管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正值鼎盛时期，整个国家都处在一股崛起情怀中，一大批描述日本崛起的书籍问世，如傅高义撰写的《日本第一》和石原慎太郎撰写的《日本可以说不》。根据日本专家描述，当时美国是贸易和财政“双赤字”，日本政府内部甚至有一种声音，认为可以“教一教美国怎么做得更好”。这种不合时宜的骄傲情绪，对形势误判也有一定的助推作用。
第三，政府内部职能部门各自为政弱化了日美谈判中日方的议价能力。根据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当时日本政府内部各职能部门各自为政的现象比较普遍。在“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时，日本政府内部的这些问题被美方所利用。
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人员对日本各职能部门逐一拜访，先是对所拜访部门的工作表示极大的认可，然后请所拜访部门对其他部门的工作进行评价。受部门利益驱使，加之各部门之间缺乏横向联络机制，相互之间信息不畅，每个部门都向美方提供了一长串其他部门的问题。最后美方列出了一份很详细的有关日本政府各部门的问题清单，导致日本政府在谈判中非常被动。
第四，内外协调不力导致一连串政策失误并最终酿成经济危机。“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导致贸易顺差减少，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双双下行，为应对“日元升值萧条”，日本银行开始不断放松银根。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国内过剩资金剧增，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提供大量的流动性，进而推动了投机热潮的高涨，最终酿成了1991年平成泡沫的破裂。
与此同时，《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签署以后，日本政府开始通过举债的方式进行大量公共投资。这些低效率的公共投资挤占了大量的资源，极大地伤害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效率；而快速上升的公共债务加重了日本政府的财政负担，加上伴随经济增速放缓的税收收入下降，日本的财政可持续性受到了极大伤害。直到今天，日本的政府债务水平都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