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城市让人讨厌：被压力折磨的大城市人
几年前，病人 O 先生找到我，因为几个月以来他丧失了对所有东西的热情，包括以前能带给他快乐或对他来说很有意义的东西，他觉得自己疲劳无力而且睡眠也不好。正常情况下的 O 先生是一个有干劲儿、很乐观的人，但是现在的他，每天早晨起来脑袋昏昏沉沉的，在决定去洗澡之前，要盯着空气发上二三十分钟的呆。他陷入无限的循环中，丧失了希望，觉得工作和私人生活再也不会有什么意义了。
我的诊断是：严重的抑郁症。但是之前发生了什么？他的生活中有什么变化引发了他的抑郁症吗？我询问了他相关的问题， 慢慢地拼出了下面这幅图像：半年之前，O 先生还一直生活在上巴伐利亚的农庄里，他的全部生活几乎都是在农村的田园风光中度过的，孩提时在父亲的农庄里工作，后来自己买了一个农庄， 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公关办公室。但是后来，农村的隐居生活开始不太利于他和他的公关工作的开展，于是他决定搬到柏林，去寻找新的机会。他卖了他的庄园，在柏林的舍内贝格区租了一个房子。但是那边还在修葺和改建，而他在柏林也还没有真正的社会关系网，当他回到自己的公寓时，仍然能听到繁忙街道上的熙熙攘攘，而他只有踩着卧室窗子前的小阳台才能看到一点天空。
一个星期以后他就已经很后悔选择这种生活了，他觉得这是他人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O 先生感受到了来自这种繁忙、拥挤和城市陌生感的威胁，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对此完全无能为力。他抱怨大城市抽走了他身体中所有的能量，回到公寓之后， 他不仅感到孤独，而且没办法安静下来，因为大街上的噪声可以丝丝入扣地融入四面墙内建筑工地上的电钻和锤击声中。他每天在脑中无数遍地后悔自己的决定。
我们开始了心理治疗，这位O 先生聊了自己最初的职业规划， 描绘了自己设定的前景。慢慢地，他不再指责自己，而是开始意识到城市生活的不同，分析了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相比的优势。作为一个优秀的业余小提琴手，他加入了一个专业的乐团，他的心情越来越好，他又有了勇气，渐渐地找回了以前的乐观。他的睡眠又变好了，他不再无休止地胡思乱想，又能专注地工作了。最终 O 先生也明白了，对于城市生活他并不是无能为力，而是可以经过治疗重新获得自己的文化和职业优势。他在乐团里交到了第一批朋友，很快他住的房子也不再是建筑工地，而是变成了大城市中一个根据他的意愿改建的对他来说极好的休养之地。
我们不一定会像 O 先生一样得抑郁症，但是类似他这种艰难的感觉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过。我们受不了城市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总是有很好的理由在周末逃避到农村去。我们会因为太密集的人群而生出压力感，同时却依然觉得孤单，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对我们来说也是个问题。或者我们会在有限的空间里感觉紧张不安，因为赤裸裸的社会现实而面临巨大的困境。我们会因为邻居的犯罪和暴力而崩溃，会因为噪声和无休止的交通拥堵而疲惫不堪，也可能会因为过多的选择而焦虑，那些选择浪费掉我们的休闲时间、让我们筋疲力尽。很多人抱怨大城市的生活不分白天黑夜、躁动不安，在城市中我们每天都需要做更多的决定，有更多的人际交往和情感，城市越大，对我们的要求越多。压力下的大城市人的样子，我们大概在 150 年之前就已经认识了。一直以来，城市都是一个奔波忙碌和喧嚣的地方。但是19 世纪后期，大城市的飞速发展创造了一种新的城市生活品质， 这种转变是深远的，它改变了城市居民。城市研究者和历史学家谈到了当时定居在大城市里的人的“内心城市化”。1983 年，神经学家威廉·埃尔布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增长的紧张不安， 并且首先从大城市生活中找到了原因。“加上大城市的飞速发展， 包括所有的不良发展，”埃尔布在海德堡大学的同名演讲中这样说过，“大城市中的生活越来越精致、越来越让人焦躁不安，疲惫的神经在不断增加的刺激和重口味的享乐中寻求放松，因此让神经变得更加疲惫。”
“神经紧张”，类似的进一步表达是“神经衰弱”，这一概念在神经病学和科普类图书中非常有名，它表达了大城市人的精神状况，与之相伴随的是大都市日益增长的人口密度、噪声强度和越来越快的节奏，以及随之增长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城市中的“神经紧张”表现在身体和精神的疲惫、情绪的波动及交替的无精打采与亢奋。其诱因据猜测是因为城市生活产生影响的过度刺激。在 20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 , 精神病学家阿尔伯特·尤伦堡在柏林写了几篇关于柏林居民的精神生活的文章［《大城市的精神卫生》（1902）、《紧张的柏林人》（1910）］，描述了在像柏林这样的城市熙熙攘攘的交通中与不断增长的“道德”和“不道德” 的娱乐选择之间消磨的精神生活。
当时许多医生都持这种观点，而且这种观点也因此与很多人的主观经历相吻合。为了表达对城市中日益膨胀的噪声的不满， 潮水般的抱怨和投诉涌向市政府和法院。交通和娱乐是大城市的徽章，同时也是诅咒。这种新的流行病使当时大量涌现的神经和医疗机构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繁荣。城市研究者格奥尔格·西美尔也记录下了紧张的大城市人的生活景象，并于 1903 年写出了著作《大城市和精神生活》（参见第 10 章）。“神经紧张”的流行概念和现代人的典型形象由此产生。
我的病人 O 先生很可能会在这些前人的作品中重新找到自我，并证明他也被“大城市的神经紧张”侵扰过。但重要的是， 在他的案例中，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症状，是对大城市的躁动不安、陌生感和噪声的艰难的适应过程，在他开始借助小提琴参与到城市生活中之后，这种症状就消失了。
城市的节奏
事实上，焦虑的大城市人的形象到现在依然存在。就连我们21 世纪的城市居民也常常认为自己是被驱动的，觉得我们的城市是一个一切节奏都快的地方。然而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很大的不同：每一个城市的气质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节奏。一个城市的节奏是其城市氛围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参观者和游客，我们大部分人更喜欢都市忙乱和休闲的混合。或许正因为如此才会有那么多人喜欢法国的大都市巴黎，它节奏快、人口稠密且经常很忙碌，但同时它也拥有数以百计的风景如画并通常让人感觉很浪漫的广场、胡同和桥，人们可以在那里遐想、午休、读报或接吻。而在上班高峰期，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流穿过地铁和大区快铁站内迷宫般的走廊。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以一名伊拉斯谟交流生的身份去巴黎学习了几个月。我离开奥地利的首都，从多瑙河畔来到了塞纳河畔。我一下子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城市的节奏明显更快。在巴黎期间，我早晨在一家典型的巴黎咖啡馆有固定的位置，它位于马莱区的里沃利街，早晨站在贡多尔咖啡馆前喝着浓缩或奶油咖啡，我能直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繁忙。
客人会隔着吧台点东西，他们主要是附近要去上班的邻居， 咖啡师飞快地开关浓缩咖啡过滤器，大声地敲打着倒掉里面的残渣，其间他会将上一位顾客一声不吭留在托盘里的硬币数都不数地收到钱包里，同时大声地给他的女助手下指令。那位女服务员为那些为数不多的坐在桌旁的客人服务，他们主要是外国游客， 根本不知道在这个时间点人们只会蘸着咖啡吃个牛角面包，以便几分钟后迅速消失。那时，我爱上了那个混合着快与慢、繁忙与从容的巴黎。
很难说一个城市的“节奏”是由什么组成的，但是一个城市的生活、日常、交通和人们的活动是与另外一个城市不同的，这种感觉每个人都了解。维也纳、哥本哈根或温哥华会让我们感觉舒缓或放松，而纽约、巴黎或孟买又或许会让我们感觉忙碌且不安。一个城市的节奏由完全不同的部分组成：居民有多匆忙，他们每天是否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赶很长的路，城市的人口密度有多高，它的经济是否繁荣且因此使人们的时间变得“更贵”。
气候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位于温暖气候区的城市节奏明显比较慢，它们给人的印象是，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多花一些时间。究其原因可能是，暖和一些的气候会让我们人类觉得放松。也可以说，不同城市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时区”。地区不同，时间的价值也会有很大的差别。一些调查显示，生活在相对温暖地区的人走路更慢一些，这不管怎么说似乎也支持了这种观点。
另外还有对守时的不同态度。在汉堡，十点的约会意味着： 十，点，〇〇分。在特殊情况下，比如下雨了，你要去朋友家里会面，这种情况下可以允许你迟到 15 分钟，如果 20 分钟过去了你还没到，就是很失礼的行为了，尤其是你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让对方在那里干等。越往南，人们对待守时的问题就越不严肃，在德黑兰，一个上午十点钟的约会很容易推到下午一点钟才碰面。
与以集体为导向的文化相比，那些对个体发展和个人幸福高度重视的文化拥有更快的生活节奏。关心自己和核心家庭的幸福是比较浪费时间的。人们必须操心自己的生计、家庭的建立、住房、孩子的教育及个人社会形象的建立和维护，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和精力。
在那些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团体中，个人对自我发展的责任比较小，很多事情都是预先规定好的，或者人们根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生活经历的可变性很小，由此便生出了一种等待文化，而最终导致一种较慢的生活节奏，比如与联邦德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民主德国。在这种走向的文化中，“钟表走得就慢一些”，个体是否加快速度，对他本身和集体来说最终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对时间的浪费是苏联解体的最主要原因。
巴黎给我的体验是舒适的快节奏，相反，维也纳则是真正的慢节奏，太慢，这使我 1992 年搬出原本就很安逸的波恩时，也经历了一次必要的节奏转换。我从一个规模相对小一些的大城市搬到了一个拥有 150 万人口的大都市，晚上我从波恩火车总站上了夜班车，它的站台少到用五个手指就能数得过来，早晨我又从维也纳火车西站下了车，这是一个终点站，它的站台和轨道就像是从球根里长出来的一样。我发现了这两个城市的巨大不同，不仅仅是规模，还有生活的节奏：维也纳明显更悠闲。
我刚来到奥地利首都时，不习惯一早就出门赶地铁或公交车。直到今天我还是会计划到下一站比较短的路线，然后相应地加快速度，这个办法我执行得很好。如果说我在过去误过许多的航班、火车和汽车的话，现在我就不会这么做了。我计算的时间表中 99% 都能完成，不过前提是，准备好在去车站或者登机口的部分路段加快脚步。
但是在维也纳，这种策略给了我很糟糕的体验。头几天，我按照以往的习惯往 Bim（奥地利人这样称呼轻轨）车站跑，当然有些路段多多少少也会快走，这时我发现，这根本是行不通的， 不仅行不通，而且很明显会干扰到我周围的人。我在人行道上快速迈动的脚步与周围环境不合拍，嗒嗒的鞋跟声从城市的背景音中传出来，我忽然觉得自己的动作很不和谐，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给周围的人传播的不是什么好的情绪，行人好奇地转过身，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逃跑的小偷。我在城市的不同地方都有过这种体验，无论是在工人居住区还是在中产阶级居住区。即使是在邮局，人群也会习以为常地耐心等待，直到每一个顾客在柜台前结束他的私人聊天，其间没有人不耐烦或骂骂咧咧，它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干扰，在维也纳，更多的是我的匆忙打扰到了别人。
大多数人直觉地认为，大城市的生活更快更忙碌，大城市人拥有的自由支配时间和休闲时间更少。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或许这只是一种主观印象，因为很多人把比较高的事件密度、比较高的音量和比较大的空间局限与速度混为一谈。令人吃惊的是，是否城市人的生活真的更快一些，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几乎还没有人系统全面地研究过，不过还是有一些个人研究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例如，2007 年英国赫特福德大学的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这项研究测量了世界上 32 个城市的路人的行走速度。怀斯曼让居民们在离家比较近的地方走 18 米，并统计了他们所需要的时间。他用了相同的设计、一个星期中相同的时间和一天中相同的时间段做了一个 20 年的比较研究。每个人的测试都是在宽阔繁忙且没有障碍的人行道上进行的。需要注意的是，参加测试的人员在行走过程中不能打电话，不能拿着很重的包，而且要一个人走。怀斯曼断定：在 20 年中，全球的行走速度平均上升了 10%。2007 年的平均速度为 12.94 秒，而 20世纪 90 年代的平均速度是 13.76 秒。
在怀斯曼的研究中，占据前几位的是亚洲大城市的居民，最靠前的是新加坡（10.55 秒），这儿的行走速度与 20 世纪 90 年代相比甚至提高了 30%。位于第二位的是哥本哈根（10.82 秒），柏林以 11.16 秒的速度位列前十，紧随其后的是纽约（12.0 秒）。速度最慢的有伯尔尼（17.37 秒）和巴林的麦纳麦（17.69 秒），走得极其慢的是布兰太尔人，这个马拉维的城市里的人走完 20米需要 31.6 秒之久。
这个结果同时也证明了我们对世界上的城市的一系列常见的想法。一些听起来已经几乎是带有偏见的看法：繁荣的亚洲经济大都市拥有最匆忙的居民，他们几乎没有“慵懒生活”，这儿的城市空间主要用作中转区，最多用作购物区。在伯尔尼，瑞士人在走路时明显也很悠闲。但在那些个人行为对自己的经济收入影响不大的炎热的大都市，人们走路的速度从很慢到极其慢。在巴林的保税区，无论个人干多干少，经济都会照常运转，位于南美的马拉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大部分的居民每人每天的生活费低于 1 美元。
早在怀斯曼之前大概三十多年，心理学家海伦和马克·伯恩斯坦夫妇就已经发表了世界不同地区的行走速度研究结果。他们的结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生活在大都市的人比生活在农村的人走得快。他们认为，城市里的人走得更快是人在面对人群时一种心理上的防御和保护反应。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两位地理学家再次研究了城市和农村地区居民的不同行走速度。他们的结论证明了伯恩斯坦夫妇的测量结果，但是两位地理学家并没有做太多心理方面的说明，而是从国民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这一结果：城市越大，其经济绩效就越高，因此城市人的生活时间就“更有价值”，其生活就会更快、更忙碌。
有关哪些因素会影响城市人的生活节奏的问题，在 20 世纪90 年代也有两位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对此感兴趣。两位心理学家计算了来自 31 个国家的行人在晴天的行走速度，还让他们假装客户去邮局买一张标准邮票，并用尽可能小面值的钞票支付，他们从提出购买请求到拿到找零的时间都被精确地测量并记录下来。此外，在每个调查的城市中，两个人都用 15 个公共时钟来计算这些行人到底是怎么走的——以衡量各个城市中的居民对时间和守时的重视程度。这两位心理学家的观察证明了他们最初的猜测：一个城市的经济实力对生活节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此外，气候和个性特征也是决定性因素，城市越冷，它的居民在路上的行走速度就越快。
该项研究结果显示，生活节奏最快的城市全部都在欧洲的高收入国家（苏黎世、伯尔尼、都柏林、法兰克福、罗马、伦敦、斯德哥尔摩、维也纳、阿姆斯特丹）。在排名前十的城市中，亚洲只有东京和香港。欧洲城市中的一个例外是排在第 21 位的雅典，纽约的排名在中间，排名最后的是里约热内卢、雅加达和墨西哥城。虽然随着节奏变快，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在增加，但是住在快节奏城市的人满意度却更高，可能是因为他们总体上都生活在福利水平比较高的国家。
如果说经济实力会影响生活节奏，那么能不能反过来说，生活节奏也会影响经济实力呢？事实上这是我们的出发点，更加忙碌的生活和更高的时间物质价值会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另外还有一点：一个重视个性和速度的环境对那些喜欢比较快的生活方式并在这种环境中感觉很舒服的人来说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快节奏的人会吸引相似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的节奏也因此越来越快。
当然，这样的研究只能描摹出一个小片段，而现实情况却复杂得多。事实上，就像科学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这些发现也存在一些矛盾的地方，不过只要仔细观察就能够解释。根据怀斯曼的研究，伯尔尼是世界上最慢的城市之一，而在美国人的研究中，瑞士的首都排名则比较靠前，为什么呢？一旦邮局的工作效率和公共时钟的准时性被添加到步速中，城市的排名也就变了。伯尔尼的钟表走得很准，但在维也纳的研究中，可能无意中碰到了一个特别麻利的窗口工作人员。
虽然对于行走速度、工作速度及公共时钟的测量显示了人们对逝去的时间和守时的重视程度，但是这些测量对城市嘈杂的氛围和忙碌的生活，也就是对那些可能让人感觉疲劳的事情，却很少能给出一个说明。同时，在某个工作日中测出来的生活速度也只能得出有限的结论，我们很难知道人们在下班时间或周末的速度会放到多慢。例如，东京的一个上班族和巴黎的一个父亲，当他们下班离开单位的时候，其“减速方式”就完全不同。或许可以这样大概地描述：东京人的下班时间经常要到 21 点，下班之后他最喜欢去购物或游戏吧，晚餐经常站在街边的小酒馆里解决；而巴黎人最喜欢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通常要花上两个小时左右。
城市的噪声
城市还从来都没有安静过，古代的城市很吵，中世纪的城市也很吵。在机器、发动机和汽车变成主要的背景音制造者之前， 马蹄声、木轮子的吱嘎声、市场上的叫喊声、教堂的钟声或手工匠的锤打声构成了日常的声音背景。人群拥挤着穿过罗马的街道，骑士和马车在喧闹中前行，作为人肉喇叭的奴隶大声吆喝着挡着主人路的行人，或者把他们推到一边。罗马拥有非常大的交通量，在公元前 45 年，尤利乌斯·恺撒直接宣布这座城市白天成为步行区。罗马在当时已经拥有百万居民，大街上人群的拥挤程度完全可以与今天伦敦或巴黎的上班高峰期的地铁口相媲美。直到傍晚，拉着香料、大理石和木头的送货车才被允许入城，它们又在城市夜间的背景音中留下了印记。从外地乘马车去罗马的人，必须把车停在某一个城门步行进去，如果能付得起钱，也可以转乘轿子或轿椅，让人抬着穿过内城的胡同，这种交通方式是不受交通禁令约束的。
19 世纪末，大城市的噪声发生了变化。大城市一直是机械化最快的地方，但是当机器和发动机出现时，随之也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噪声污染。在这一时期，如果要去柏林、维也纳、巴黎或伦敦这样的大都市，你就必须习惯这种新型的背景噪声。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种戏剧性的体验，比如 19 世纪 80 年代从西里西亚农村搬到维也纳的流浪汉费迪南德·哈努什（后来成为重要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现代奥地利社会福利国家的创始人）：高大的房子、巨大的开支、从我身边匆匆走过的对我漠不关心的人群、飞驰而过的出租马车和在石头路上轰隆隆驶过的公共汽车、有轨马车和它的叮当声，以及骂骂咧咧的车夫，所有这些产生了这样一种大城市人可能已经习以为常的噪声。但是这些对一个第一次来到大城市的人来说却非常压抑，他失去了最后仅存的一点勇气，因为对他来说，似乎不可能适应这样的生活和喧嚣。
这种控诉出现在汽车占领城市，成为一种新的噪声来源之前。1892 年，柏林颁发了第一张机动车牌照。一开始，发动机车的数量很少，但是和今天相比它们的噪声更大，且味道特别臭，尾气过滤器和消音器还未发明出来，人们很远就能听到汽车开过来的声音，而开过去很久之后尾气的味道依然存留在空气中。1907 年的德意志帝国有 1 万辆汽车，1914 年已经增加到了 6.5 万辆，配备发动机的交通工具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这个时期也出现了第一次反噪声运动。1906 年，纽约的慈善家、出版商的妻子茱莉亚·巴奈特·赖斯创立了抑制不必要噪声协会。1908 年，德国哲学家提奥多·莱辛参考这一事例成立了德国反对噪声协会，对莱辛来说，不可忍受的噪声主要来源于工作和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人：
锤子的敲击声，机器的轰鸣声，肉店和面包店的车一大早就从门前驶过，此起彼伏永无休止的钟声，上千扇门的开关声，上千个饥渴的人毫无顾忌地渴求权力、成功，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原始的本能，在我们的耳边讨价还价、吵吵嚷嚷，他们做着自己的买卖，挤满了城市的大街小巷。一会儿电话响了，一会儿汽车喇叭响了，一会儿电车呼啸而过。一辆火车驶过铁桥，横穿过我们疼痛的大脑，横穿过我们最好的思想……每时每刻都有新的噪声！后屋的阳台上正在敲打地毯和床，上面一层挤着工匠们，楼梯间的走廊里有人在往明显是包了一层铁皮的木箱子上钉钉子，隔壁房子里的孩子们在打闹。
莱辛创立了《反对无教养》通讯报，其纲领性的副标题为“月报，反对德国经济、贸易、交通中的噪声、粗鲁和不文明”。然而他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在协会成立那年，莱辛预计“成员将很快达到 6000 人”，而两年过去之后，全德国范围内才只有 1085 名成员。反对噪声协会收到很多批评的言论，因为它主要抱怨的是受噪声困扰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压力：“一条无尽的痛苦链条穿过所有脑力工作者的身体。”相反，这个有组织的反对噪声协会对工人的命运却不那么感兴趣。不久之后，当时新成立的德国汽车协会发声，它称莱辛的协会是神经衰弱的小市民的运动，并指责他们是“神经质的暴政”。1911 年，莱辛辞去了协会主席的职务。
然而，噪声的问题显然还继续存在，讨论也在继续。这个问题也体现在美国人艾米丽·汤普森的研究中。艾米丽·汤普森自称是“噪声历史学家”，目前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城市噪声问题。她试图在音频文件、城市发展规划和几百份当时的纽约市民写给市长的投诉信的基础上，重构那一时期的声音景观。这个项目被她称作“咆哮的二十年代”（The Roaring Twenties），它也成为这些启程年代的代名词。据汤姆森的研究，20 世纪 20 年代的纽约人多数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极其吵闹的时代，其原因主要是，和他们有关的噪声对他们来说都是全新的。新兴工业化世界的声音干扰着他们，这是一个充满发动机、蒸汽机、液压泵、沙沙作响的电线、扩音器、有轨电车和火车的世界。到 20 年代末，纽约市政府认为该采取行动了，于是他们在 1929 年正式成立了噪声削减委员会。当时城市居民的数量已经接近 700 万，委员会的任务是，用专门的仪器测量不同地区的噪声强度，并对噪声给居民造成的心理压力做问卷调查。工作人员坐着摄影车从一个十字路口到另一个十字路口，录下来自汽车、高架铁路、工厂、车间和路人的声音。
因为有了这些研究，我们今天的城市人比一百多年前的城市人对噪声的危害要有意识得多。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噪声是一种压力？“噪声是来自他人的声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化的敏锐观察者库尔特·图霍夫斯基是这样概括的。实际上，他的这种观点已经非常接近噪声的科学定义了：噪声是不受欢迎的声音。同时，噪声还是人类主要的环境压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它排在空气污染之后，位居第二。在压力心理学中，长期接触噪声是影响健康的压力。
关于噪声对人类的影响已经有了很好的科学研究。干扰性的噪声会导致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应激激素的分泌，然后就会开启机体中有名的应激反应链：血压和心率上升， 凝血能力及血液的糖分和脂肪含量增加。这也增加了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顺便提一句，在我们不自觉地感知噪声时，这种反应也会触发，比如在睡眠中，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那些已经有睡眠障碍的人、慢性病人、年纪较大的人和倒夜班的工人身上。再顺便提一句：人们面对噪声越焦虑，应激激素分泌得就越多。除了听力障碍、睡眠障碍和心血管疾病之外，噪声对身体健康的最重要影响还有心理方面的，如注意力减退或神经质。
孩子对持续噪声的反应尤其敏感，因为他们平衡慢性压力的能力比成年人差。因此，学术论文中经常会写到暴露在噪声中的孩子的注意力问题。在这些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当中，各种影响因素经常会变大，因为他们通常是来自社会的弱势家庭和比较差的居住环境。英国科学家研究了儿童获得阅读能力的年龄与他们接触到的噪声之间的联系，其结果是：学校和居住地的飞机噪声每增加 5 分贝，孩子学会阅读需要的时间就增加两个月。
无法避开的噪声是特别能给人造成干扰和对人的心理造成伤害的。我们无法理解它的意义，它干扰我们的注意力，打扰我们和别人的交流或我们的休息，比如我们住在一条繁忙的街上，或者我们的办公室在一条满载的铁路线旁。我们很难给造成干扰的噪声一个通用的界限值，因为每个人对声音的评分都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你是否有意地去屏蔽它或至少去影响它（比如你可以关上门让自己安静一些），或者你主观上是否有不适感（比如当邻居家的孩子练习拉小提琴的时候）。
只有很少的声音能让所有人感到不适，这其中包括尖锐的声音，比如粉笔或指甲划黑板的声音，或者特别粗暴的声音，比如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我们对这些声音反应特别敏感是有进化的原因的。高频范围内的声音有信号的作用，比如小孩的叫喊声或同类临死时的叫喊声。低频范围内的声音，特别是有穿透力的嗒嗒声或咆哮声，它们在我们的历史发展中指向的是危险的动物， 这种声音出现的时候意味着会有生命危险。
但是为什么同样一个声音，一个人听了会不舒服，另外一个人却不受干扰呢？确切的原因我们目前还不清楚。一些研究提出，胆小的人对日常环境中的压力如噪声、脏污或气味更加敏感。有些研究者甚至提出这样的观点，天生就对噪声敏感的人， 他们对其他的环境刺激的反应也更加敏感。工业国家中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属于这种特别敏感的人群。通常情况下，如果同时存在别的让人不适的刺激，人们对噪声的敏感度会更高。
我们常常是在城市的噪声忽然消失的时候才会注意到，原来它是多么烦人，也就是说人们的反应经常是反过来的：我们留意到了安静，没有留意到噪声。只有当我们在公园里散步或周末去郊外游玩时，才会意识到周围是多么安静。我们习惯了日常的喧嚣，只要它没有超出习惯的范围。
在日常的噪声之外还有环境噪声，它侵入我们的家里，打扰我们，而且你没办法屏蔽它。它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触发“领地压力”。我们回想一下前面章节中提到的把电视声音开得很大的邻居，如果一个外部的声音源发出的噪声越过我们的边界逼近我们，我们就会觉得在自己的领地中受到了威胁。很多人把故意发出的噪声也看作是对领地的侵犯行为，比如在住宅区街道上轰鸣的赛车。此刻的噪声不仅是一种声音压力，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压力。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觉得噪声源随时都能关上，就会更愿意接受噪声，让自己不再继续受其干扰。对此，心理学家 D. C. 格拉斯和 J. E. 辛格尔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做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实验。他们发现，被置于城市噪声中的受试者在校对任务中的注意力明显下降，但是只要让他们觉得噪声随时都能屏蔽，他们在各方面的成绩又会明显提高，即使他们根本没有屏蔽噪声。
城市噪声有官方规定的标准，它界定了哪些声音“太大”，会给人造成困扰：不打扰夜间睡眠的声音在 30 分贝以下，30~40 分贝的声音会让睡眠不宁。此处，不同个体之间的敏感度差别很大，55 分贝及以上的声音会让一大部分人有严重的睡眠障碍， 从而引发心血管疾病。
白天的噪声如下：在 50 分贝以下的声音中人们可以很好地生活，可以不受打扰地工作、集中注意力，放松地聊天。但是如果声音达到 55 分贝及以上且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就会伤害到我们并降低我们的效率。在 50 分贝的声音中，我们说话时会不自觉地抬高音调，在 60 分贝往上的声音中我们必须大声说话才能听得清，65~70 分贝属于“非常大的声音”，会让我们的器官感受到压力，会对健康有长期的影响，例如高血压。80 分贝以上属于“极其大”的声音。工作场合 85 分贝往上的声音就需要我们带听力护具了。75~85 分贝的声音强度会对我们的听力造成长期的损伤。135 分贝以上的短时间顶级噪声，例如枪声或附近的爆炸声会对身体造成永久性伤害，这样的噪声会让内耳敏感的毛细胞死亡，且不可再生，最终导致耳聋或耳鸣。
如果不想被城市的噪声干扰太多，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经过验证，最好的减轻噪声压力的方式是去理解一种噪声是否有意义，有什么意义。例如与对飞机完全陌生的人相比，机场的工作人员在家里就很少会受到飞机声音的打扰。
有时，搞清楚某种噪声产生的原因就能对我们有帮助，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噪声背后的“意义”。亲眼看到某一段路需要修整，修完我们才能重新安全、方便地走在上面，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同样，如果你能想象到某种噪声是有时间限制的，比如邻居家烦人的地板摩擦声第二天就会消失，这也是有帮助的。知道了噪声产生的背景，面对它我们就不会那么无助了。当然， 这主要适用于有时间限制的噪声，如果是持续的噪声，这个策略就没那么有用了，比如家门前一段繁忙的铁路或高速公路。
提奥多·莱辛的反噪声运动放到今天可能会比一百年前成功得多，只要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今天城市的交通噪声上。在德国，人们对这种噪声特别敏感：大概有一半的居民感觉自己的身心受到道路交通噪声的伤害。处于第二位的是飞行噪声，它给30% 的德国人造成了困扰，四分之一的德国人感觉受到了铁路噪声的干扰。
选择的痛苦
太忙、太吵——谈到大城市压力的时候，我们经常这样抱怨。同时我们也很重视城市提供给我们的休遣和各种各样的选择。不过丰富多样的选择也是个问题。一位对艺术非常感兴趣的医生同事最近抱怨，自从他搬到城市之后，一直感觉自己待的地方不对， 尽管有太多休闲、教育、文化的选择，可他从来都没有特别满意过。他每做一个决定，比如去看电影，都会不断地想，自己是不是错过了别的什么重要的机会。这对他来说就是城市压力。我确实不能否定他的想法，因为“更多的选择”不能自动和“更多的满足感”画等号。从某一个点起，更多的选择就开始意味着压力。从心理学研究中我们了解到，当我们有各种各样选择的机会并需要从中决定选择哪一个时，我们就会觉得不满意，因为随着选择机会的增多，要求也随之提高了。如果我们需要鞋子，而在一家商店里正好有一双大小合适的，我们就会很高兴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然而如果有一百双不同颜色不同款式的鞋子，我们肯定就会想要选出最漂亮的，那么这种寻找就变成了痛苦。
心理学家称之为“ 选择太多效应”（Too-Much-Choice-Effect）。与有限的可选择性相比，拥有太多选择的人会因为奢侈的选择性而感觉更糟。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谢娜·伊耶加和斯坦福大学的马克·莱珀在一项研究中证明了这一效应。他们在一家超市的入口摆上试吃的果酱，一次是 6 种，一次是 24 种。其结果是：选择多的货架前聚集了更多感兴趣的人，但是只有 3% 的人选择购买其中一种果酱；而当选择较少的货架摆出来时，周围驻足的人比较少，但是却有 30% 的人选择了购买。结论是：选择太多，动机和决策的快乐就会受到影响。美国经济心理学家巴利·施瓦茨将其称为“自由的专政”，他认为，太多的选择让人精疲力竭，以致最终根本做不了决定。
但是，经济学家埃琳娜·鲁特斯卡亚和罗宾·霍加斯的研究显示，这并不意味着选择少就是好的。他们在受试者面前分别摆5 个、10 个、15 个或 30 个数量不同的装礼物的盒子，让他们从里面给自己的朋友选一个。当有 10 个可以选择的盒子时，他们感觉最舒服，当有 15 个选择时他们的满意度就下降了，当有 5 个或30 个选择时，他们感觉最不满意。也就是说，满意度曲线的走向呈倒 U 形。
当我们面对很多选择的时候，最终不满意的风险就会增加， 也就是说，如果电影院的座位太靠前，点的菜不如想象的好，或者从盒子里拿出来的夹心巧克力不太符合我们的期望，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其他的许多选择，不自觉地就会对自己的选择更加不满意。我们拥有的选择越多，对结果的期望值就越高，而期望值越高，当结果很好但是不够完美的时候，失望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拥有自由选择权时要求过高的问题在健康心理学中也是众所周知的。当今，因为生病去看医生的人，几乎没有谁能得到一个明确的指示，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医生更多的是会跟我们讲明各种治疗的可能性、副作用和风险，然后让我们自己做决定， 是做手术还是接受药物治疗，或者可能因为某种风险什么都不做。这被称为“患者参与决策”。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很少能做出完全自由的选择，大部分人会问医生，要是医生是自己的话会怎么决定。
最后，我建议那个因为城市过多的选择而倍感压力的朋友采用“隧道视线策略”，在几分钟内，他就可以有意识地因为自己的选择而高兴。比如当他决定了晚上去看电影，就要将思想和感觉百分之百地集中于此，让自己“进入隧道”，将所有自己原本感兴趣的选择给屏蔽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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