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上世纪70年代末，这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所描述的很大的试验，在中国小到乡镇，大到省市的范围，如火如荼地拉开了大幕，将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凭借着辽阔的幅员与地区属性的巨大差异，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的竞争中，在同一时间，将不同的制度设计、产业政策，和发展理念一齐付诸实践。于是，地方经济发展很快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态势。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认为，改革开放进程中大范围的经济发展试验，让中国将空间上的优势直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速度。
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东南沿海的省市是改革开放后最先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区域。通过成功的地方试验，深圳、上海浦东、温州、义乌和华西村这些地名的含义早已超出其所辖区域的范围，成为记录改革开放激荡岁月中的一段段特殊记忆。“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天津滨海新区视察，提出天津要充分利用滨海新区平台，先行先试重大改革措施，努力为全国改革发展积累经验。滨海新区作为成功发展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中国改革大潮中进行了怎样的滨海实践呢？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而立”，这一年的中国经济在成功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肆虐的挑战后，凭借自身高速增长推动着世界经济复苏，并在两年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四十不惑”，依然面对内外多重挑战，却不忘初心，继续推动着中国转型。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到现代化工业国家，中国转型的道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中美贸易战的一触即发，让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对外出口备受压力；中兴通讯遭遇美国监管部门制裁后，暴露了高科技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巨大差距。在中国国内，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民生难题，则凸显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转型发展亟待破局，城市经济体的探索当仁不让。
“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1986年邓小平视察天津时曾留下了这样的论断，并为1984年设立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挥毫写下“开发区大有希望”。如今这片连接天津市区与港口的荒地，正在不断兑现它的巨大潜力，以滨海新区之名探寻中国改革发展的新模式。
滨海新区的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2006年被正式纳入国家战略的滨海新区，承载了带动环渤海地区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增长极的目标。滨海新区设立后，全国范围内新一轮区域发展方兴未艾，并不断向内陆地区延伸。到2017年底，包括重庆两江新区、舟山群岛新区、兰州新区等17个国家级新区在滨海新区之后相继获得国务院批复设立。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迫在眉睫。滨海新区作为天津打造北方经济重镇的龙头，对天津经济发展举足轻重，在实现了过去10年经济高速增长后，正在积极实践经济转型发展。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如何转换，并完成产业升级？如何吸纳能够加强本地区科技研发能力的人才来此就业？如何将先进制造业研发和生产基地转变成实现产城融合的典范新城？
经济增长：从高增长到高质量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是城市经济发展面临的普遍挑战。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需要告别以往通过资本、土地和人力要素的简单投入驱动增长，转向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将科技创新作为实现新增长的关键动力。滨海新区在2006年成为国家级新区以来，在最初的10年中，通过优先发展制造业实现了资源与产业的快速集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创新研发驱动经济发展，将成为滨海新区完成资源与产业聚集后，下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
回顾滨海新区十来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滨海新区一个主要经验就是把实现项目快速集聚作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十多年来，滨海新区按照“项目集中园区、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成建设”的思路，以引进大项目好项目为重点，不断形成经济增长点。在实现这一目标中，又尤为注重项目引进攻坚和项目建设攻坚。项目引进方面，发挥专业招商队伍的主力军作用，紧盯世界500强、国内500强、央企及上市公司，紧盯“珠三角”、“长三角”、北京等重点区域，开展一对一、点对点的精准招商，确保项目引进的成功率。项目建设方面，把项目开工建设作为攻坚重点，明确项目开工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完善服务机制，推动项目尽快建成投产。
滨海新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
对这种经验进行简单归纳，就是“引进项目带来增量，做好服务保证增量”，这种做法同样是国内其它开放区域的通行做法。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以来，经济快速发展正是这种“数量”和“速度”不断刺激的结果。但是，当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党的十九大做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后，滨海新区也开始了着眼长远发展的由高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之路。
为了让经济数据更加真实反映区域发展实际，滨海新区GDP统计从注册口径调整为在地口径，曾一度引发媒体的关注。但是，却鲜有媒体注意到埋没在大批数字中的三个有特殊意义的数字：2017年，滨海新区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总额达到了815.66亿元，同比增长高达3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6%；区级税收收入增长14.4%，占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75.4%。这三个大幅增长的数据分别代表企业利润、群众收入、政府收入，是衡量一个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数据。
在GDP增速下滑影响的“面子”和政府、企业、群众三者收入带来的“实利”之间，滨海新区的选择不言而喻。这种勇气一是来自于政府官员的务实，二是来自于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压力。
凤凰网国际智库在天津、青岛和义乌调研过程中发现，城市经济发展转型往往面临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的权衡取舍。继续保有传统产业，通过刺激投资维持旧增长模式，仍然可以在数年内继续保持先前的高速经济增长。然而，付出的代价将是错失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机会，以及杠杆率和负债的不断攀升，从而酝酿更大的风险。
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张玉卓在2018年年初召开的滨海新区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区发展已进入五个“关键阶段”，分别是经济发展进入动力转换的关键阶段、开发建设已经进入集聚发展的关键阶段、体制机制已经进入亟待创新的关键阶段、整体发展已经进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阶段、生态建设已经进入攻坚突破的关键阶段。这种判断如实反映出滨海新区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从以往的依靠要素投入数量增长加快转变到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上来，加快实现发展动能转换。滨海新区“改革开放先行区繁荣宜居智慧城”创建目标和“三六一”思路举措的明确提出，则是基于这种判断下采取的具体措施——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立足实体经济优势，打造集聚经济、开放经济、智能经济，建设一个面向未来发展的宜居宜业的繁荣新城。
滨海新区已向外界展示了这样的路线图：一是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通过推进要素转移精准化、推进产业承接集聚化、推进园区建设专业化，加快形成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聚效应和示范效应；二是以智能科技为引领，全面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紧布局新兴产业，抢占制高点，形成新动能；三是加大改革开放攻坚力度，努力打造名副其实的改革开放先行区；四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选择“阵痛”，剑指长远，滨海新区顶着压力继续在区域发展中领先了一步。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滨海新区区长杨茂荣多次在新区会议上强调，新区要坚决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真正把战略重点转到拼质量、拼效益、拼结构、拼绿色度上来，宁可速度慢下来，数字减下来，也要保证质量第一。
更重要的是，滨海新区选择高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滨海新区实现了“跳出滨海看滨海”的自身突破，从更高层面上诠释新区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使命。滨海新区致力于高质量发展，将极大推动京津冀地区从单一的经济增长目标导向转向发展目标导向，从竞争性增长的一体化转向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一体化新阶段。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所所长权衡在研究长三角区域发展新趋势时指出，“加快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则是一体化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也是新时代一体化发展的根本要求和最大亮点所在。”在他看来，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的主要特征正在从高速增长、制造业领跑、外向型经济发达等代表的要素驱动型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发展，传统比较优势和招商引资模式等发展逻辑正在被顺应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的大逻辑所代替，这种高质量的一体化将在新常态下成为主流。
对比长三角，滨海新区所处的京津冀乃至环渤海区域在市场化程度方面尚有较大差距。无论是建立一体化的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市场体系、空间规划体系，还是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和一体化的开放经济体系，还缺乏更多实质性进展。滨海新区积极主动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选择，是一次在国家战略框架中自下而上、自内而外的主动作为，它以开放经济发展的示范和带头作用，推动京津冀之间实现高质量的协同发展，以更大程度、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的开放与合作发展，推动京津冀区域赢得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城市转型：从产业之都到宜居之城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城市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方能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中国二线城市近年来开始的“抢人”热潮体现了人们普遍意识到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的重要性。近年来，虽然滨海新区高楼不断拔地而起，基础设施快速完善，有时仍被评价为人气不足。吸纳创新创业型人才聚集滨海新区，是完成产业升级，加强自主研发能力的必要条件。滨海新区不仅以相关功能和产业的发展为导向，更是以城市综合发展的远见规划滨海新区未来的蓝图。当中国经济增长从投资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的过程中，知识经济将取代产业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人才会成为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中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杨开忠教授向凤凰网国际智库表示，天津滨海新区在推动城市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在中国城市转型的过程中具有普遍性，由于早期城市发展重视生产性功能配套而忽视生活性功能配套，改善生活环境和提高生活服务质量，是每个城市当前发展过程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中新天津生态城景色
推动产城融合，滨海新区需要完成从产业园区的综合体，向提供完善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城市转型。作为滨海新区城市转型最突出的成果，中新天津生态城展示了对外开放在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在滨海新区，对外开放不仅能够吸引外资，发展本地产业，更能够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城市转型。2007年底，中国与新加坡政府决定共同建立一座“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蓬勃、社会和谐”的新型城市。在滨海新区一处30平方公里的盐碱地上，十年之间一座完善的绿色生态城市拔地而起。绿色建筑、绿色出行、能源可再生、土壤修复构成了完善的城市绿色生态体系。良好的生态无疑是民生的福祉。坚定的对外开放政策，坚决的行政改革力度，让中新天津生态城有了今天的发展，没有让曾经海南杨浦在引进日本公司集中开发过程中遭遇的争议和错失的机会在滨海新区重演。
中新天津生态城从建设之初就注重高科技投入和高素质人才的引进，统筹好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滨海新区产城融合的示范效应将会不断扩展。北京周边的省市都看重北京丰富的人才资源，希望吸引这些人才加速自身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优质产业、教育、医疗的配套，是吸引人才的关键。如果仅凭靠近北京就迅速炒高房价，在吸引人才的过程中只会适得其反。滨海新区在产业和基础设施以及房价上相比于北京周边其他城市优势明显，但生活服务配套的完善仍然是人才集聚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推动产城融合，实践城市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是一时之功，而是持续性的过程。重视产业而轻视民生的城市发展路径，导致了不少中国城市城区规划不合理的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被视为积重难返，只能在新城区的规划建设中避免重蹈老城区的覆辙。对此，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向凤凰网国际智库记者分享了日本进行城市改造的经验，并驳斥了旧城区难以改造的说法。以日本首都东京为例，为了给市民提供更好的人居环境，适应城市发展的新变化，即便在新宿区、涩谷区和文京区这些发展成熟、历史悠久的闹市区，当地政府对辖区道路桥梁、建筑等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也从未停止。因此，对于滨海新区而言，不仅中新生态城能够完成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在原有塘沽、汉沽、大港三区的旧城区，同样能够通过升级改造，建设更好的人居环境与基础设施配套。
如果说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完善的医疗、教育资源配套是让人们安居乐业的硬实力，那么一座城市的文化和精神，则是吸引人才必不可少的软实力。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通过传承与发扬，构建了城市的文化精神内核；而新兴崛起的都会新城，则在发展和创新中，不断释放属于新时代的文化精神内涵。在完善城市功能的过程中，滨海新区的文化发展潜能也被不断激发。塘沽、汉沽和大港三个原有行政区历史悠久，为滨海新区奠定了历史底蕴；不断开发的特色旅游景区和文化场所，如极地海洋公园、东疆邮轮母港、滨海新区文化中心，为滨海新区赋予了全新的文旅元素。
区域发展，从彼此“竞争”到相互“协同”
深圳、广州带动珠江三角洲，与上海带动长江三角洲，展示了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巨大潜力。北京和天津是中国北方经济竞争力最强的两个城市，加上雄安新区成立后蓄势待发的河北，作为国家战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前景广阔。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取得突破。
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京津冀协同发展继续加速推进。雄安新区设立后，京津冀地区同时拥有了两个国家级新区，关于滨海新区未来战略地位的讨论一时成为热点。事实上，如果对雄安新区与滨海新区的发展方向稍加分析，就可以理解，滨海新区以发展先进制造业研发和生产基地为核心，而雄安新区聚焦全面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雄安新区未来实现带动河北周边地区的发展，恰恰能够大幅增强位于滨海新区的天津港辐射腹地的经济实力，对滨海新区的发展机遇远大于挑战。
滨海新区在融入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理想状态是抓住机遇提升本地科技研发创新水平，吸引高新技术企业投资，凭借自身良好的区位环境和优势产业，服务京津冀地区。滨海新区与北京的中央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进行了深入合作，共建重点产业研究院和科技孵化器等科研和创业平台，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与此同时，天津港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发展现代化的物流产业，为京津冀地区提供通向世界的桥梁。
天津港全力推进津冀港口协同发展
在京津冀共同走向的协同之路中，滨海新区辖区内的天津自贸试验区在服务京津冀发展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国在新时代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批复成立后，广东、天津、福建等地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也相继成立。天津自贸试验区由中心商务片区、天津港东疆片区和机场片区三大功能各异的区域组成。全国各地的自贸试验区承担的改革创新任务各有侧重，与上海自贸区主打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开放不同，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是天津自贸试验区的特色发展方向。
在《天津自贸试验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方案》的引导下，滨海新区推动建立了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机制，设立了总规模100亿元的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引导基金，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推进河北省产业发展升级。借助天津自贸区的优势，京津冀通关一体化改革得以实施，北京、河北企业在天津口岸通关时间缩短到3天。滨海新区制造业中，外资企业占据比例较高。这些企业在生产活动中，需要大量进口所需零部件产品，对产品通关的效率具有较高的要求。天津海关副关长王宏志表示，在自贸区成立之后，贸易便利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京津冀周边企业涉及进出口业务的企业皆可从中获益。
以航空产业为例，利用物联网技术，将以往航空产业零部件的通关时间从48小时缩短至10分钟。对于这项创新，古德里奇航空结构服务（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杰深有感触。他向凤凰网国际智库记者表示，位于自贸区机场片区的古德里奇公司主要从事飞行器维修业务，航空维修周转件的快速通关，能够让公司迅速完成维修任务，大幅降低了飞机停靠机场费用，帮助滨海新区成为了中国航空器维修的中心之一。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一项重大国家战略，涉及范围和领域非常广泛，但核心目标明确，即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因此，尽管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到的省市都希望争取更高的战略地位，但始终不能偏移服务于核心目标实现的参与路径。区域间的协同发展需要克服行政权力分化造成的负面影响，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协调机制和平台也就必不可少。滨海新区以日趋完善的城市环境吸纳周边人口，以良好的制造业基础服务周边地区产业发展，积极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协调机制，正在探索破局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滨海路径。
四年来，滨海新区围绕重点领域，加快推进经济一体、产业协同，形成了载体支撑、联动发展的新格局，为全国优化区域开发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示范样板。但这些成就在滨海新区看来，目前更多地是依靠自身发展惯性取得的，新区更希望通过机制体制创新和实践来深度融入到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国家战略之中。
天津，因港而兴，改革、开放、勇为人先的理念一直流淌在这座城市的血液之中。在滨海新区的发展历程中，不论是在经济转型、城市转型、还是自贸区建设、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等领域，坚持改革开放始终是解决面临挑战的不二法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滨海新区用十年时间已经基本实现了完善的产业布局，和发达的基础设施体系，而不断地吸纳人才，才能为一幢幢现代化写字楼和一座座设施完备的产业园赋予存在的意义，不断创造价值，推动地区发展。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滨海实践正在不断创造新时代的辉煌。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