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鹏
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太古老的民族中间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历史给他的骄傲和负担往往同一，种种的考验，智慧方面和情感的失意，常常使一个聪明人在历史的矛盾面前显得滑稽而又可悲。自命为：“旧中国最后一个代表”的辜鸿铭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不幸的聪明人。
1916年，蔡元培先生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为原则主持北京大学的时候，不顾当时新派人物的反对请进了一个被人称为“怪杰”的清朝遗老讲授外国文学，此人就是辜汤生。(鸿铭是他的字)。据当时也在北大任教的周作人先生回忆：“北大顶古怪的人，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他的遗老象征首先是他那条又长又细的小辫子；他的古怪大概也表现在外表上的不伦不类，生得一付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发，编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文袖马褂，头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即使是清朝，他这一身华装教士式的打扮也足以在街市上召来许多好奇的眼光了。他的车夫，也不知是他从哪个角落里找来的清朝遗民，和他一样扎着辫子，一主一仆走在民国的大街上，两条晃动的辫子或许给了辜氏某种心理上的满足。他在北大讲欧洲文学，却是当时北大旧派人物中的代表；他的古怪更多是体现在他身上的某些矛盾，使他在一般人眼中怪得有点不可思议。
辜氏生于1857年，1928年殁于北京。他自称是旧中国最后的代表，但却从小生长在海外。辜鸿铭祖籍福建厦门，生在马来亚的槟榔屿，其祖先是从福建移民到马来半岛的。他十岁时就被送往英国学习欧洲文化。在欧洲的学校里，他攻读了拉丁文、.希腊文、数学、道德哲学、修辞等科目，1877年以优异成绩考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荣誉学位，尔后又前往德国莱比锡，获土木工程学位。他在三十岁以前，遍游德法意奥诸邦，在欧洲出版了二十本书，他的英文、德文、法文、希腊文都很好，且通晓欧洲文化、政治，他曾自称“假洋人”，此时的辜鸿铭和中国的孔孟儒学、王道政治还无缘，子曰诗云对他来说，似乎还是另一个陌生国度的神话。然而1880年的时候，刚从欧洲回到槟榔屿旋即又被派到新加坡海峡殖民政府服务的辜鸿铭，在新加坡海滨旅馆遇到了到法国留学的马建忠(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代表人物之一)。两人一见如故，倾谈三日，竟使辜氏人生观和生活方式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他似乎因为与马氏的一席谈而顿悟，从此倾心华夏文化，卸下西服革履，留起辫子，三十岁时，回国投到张之洞的门下做幕僚，一做就是二十年。从这时候起，他就不自主地在塑造自己后来的“怪”形象了。他穷四书五经之义，在故纸堆中找到了他的理想。精通西学的辜氏从此“极恨西学，以为专言功利，致人类涂炭”。于是他向西方传起孔孟之道来。他自号“汉滨读易者”，用英文写了《春秋大义》，把中国的《论语》、《中庸》翻译成外文，他的博学和聪明使他在西方人那里获得了声誉。当时的德国人曾将辜氏有关作品译刊为“怒吼之声”，且组织“辜鸿铭俱乐部”与研究会，以示尊崇。俄罗斯大作家托尔斯泰与中国人通信的仅两位，辜氏即其中之一。曾经到中国专门拜访过他的英国著名作家毛姆，对辜鸿铭也很推崇，称他是“中国研究孔子的最高权威”。
辜鸿铭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并且把恢复儒家理想的仁义、礼治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把这种理想寄托给了将死的清王朝，这就注定了他是不幸的。他的不幸在于他误解了历史和时代的要求，所以他发扬中国文明，保持中国王道的抱负最终不过给他自己造了一个悲剧形象。当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时，他曾用英文写《尊王篇》，想用中国古老的道义去开启欧洲强权的良心，但八国联军照样洗劫了北京城，他的“道义”不过是废墟上的一曲无可奈何的挽歌而已。辜鸿铭拥护清王朝，但对时政也时有微词，当朝重臣、顶头上司甚至大清皇太后就被他讽刺奚落过。他曾在为慈禧举行的万寿庆典上作“爱民歌”四句以表示他对皇太后及其臣下搜括民财的不满:“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当时满座哗然，辜氏却安之若泰，其疏狂孤傲由此也可略见一斑了。
然而，他生活的时代是个“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时代，精通西学且对世界大势颇有了解的辜鸿铭却一味执着于历史的渣滓，清朝亡了，他的理想也随已死的王朝而破灭，他悲愤已极又穷无所之，于是他的聪明、孤傲反使他的情绪和行为变得不可理解以至于滑稽可笑，他拖着一根仿佛反杭标志的辫子子与清朝的遗老们为伍，自称是“旧中国最后的代表”。蔡元培先生办北大时，把他，请进北大教外国文学，他和林纾、刘师培等人一道成为北大旧派中的代表人物。当时中国文化界展开新文化运动；精通“西学”的辜先生却用英文写起反对文章来；他认为中国的古文绝不是“死文字”，而是一种高贵的东西，正如莎士比亚的作品是高贵的语文，比较现代流行英语华丽一样;中国经典也比市井白话典雅华丽，而文学革命论者倡导的文学只有使人道德萎缩，才是真正的死文学。他也反对五四运动，以为这样一来会把中国文化给毁了。
他的“怪”，大概是对于时代对他的压抑的一种抗议，因此一有机会，他就要发泄他心中的情绪。有一次，北大召开文科教务会，各文科教授纷纷发言，当时辜氏也在场，先没作声。过了一会，校长蔡元培站起来预备发言，辜氏看见了，首先大声叫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吩咐!”这一声奴性十足的“请听吩咐”出自一个在欧洲受了三十年教育的哲学家之口，未免太可悲。也许在他看来，他是履行了中国人的纲常伦理——这是他的理想。还有一次，北大的教授们在开会，商讨挽留校长蔡元培的事(当时是在五四期间，蔡元培因为政府逮捕了他的学生而辞职)，各教授都主张挽留，但辜先生的意见却十分独待，他跳上讲台晃着他的辫子，大声说:“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留不可!”毕身都献给了民主自由事业的蔡元培先生，竟被他的教授视作皇帝，他知道了，只有哭笑不得。
离开北京大学后，辜鸿铭曾于1926年应东方文协会邀请赴日本作一系列演讲，随后又往台湾讲述孔子学说，晚年留居成都。他平常醉心在他的“春秋大义”里，行为古怪，不与人往来。他是个才气焕发的学人，对歌德有精深的研究，喜欢引用他的名句，但他却不能随时代一同前进，反而不必要地指责那些随时代前进而成功的人。他那么固执地认为自己是把握了拯救人类的“道”，以至最终拖着一条辫子，带着怪癖，做了旧文化、旧政治哲学的殉葬者。他以为自己是混沌世界中的清醒者，然而不幸的是，历史证明了他的自以为是不过是一种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