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东岸客家渊源及其与新马等南洋诸国的关系初探（下）
文：詹泉洲
【注：本文为2015年笔者参加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举办的国际客家文化节，在新加坡国立中文大学原系主任黄贤强教授主持的国际学术交流会上的演讲论文】
三、珠江东岸客家与新马客家的关系
（一）珠江东岸客家人迁徙新马等南洋诸国
1．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珠江东岸客家迁徙南洋诸国
唐朝时期，由于战乱，已经有大批客家先民到达泰国，并转辗迁徙到马来西亚等地。据史料记载：唐僖宗乾符六年（公元八七九年）黄巢起义军攻进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兵荒马乱，中国人逃避海外至泰国等东南亚地区者颇众。今天，南洋华侨把祖国叫做唐山，渊源就在于此。
元末明初，福建、梅州、潮州、惠州、河源客家人大量迁入粤西、粤北、广西地区乃至出国，客家人大批迁入东南亚。
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实行海禁，但出国经商、谋生者仍不少。洪武三十年，三佛齐国亡，“华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据之。有梁道明者，广州南海县人，久居其国，闽粤军民泛海从之者数千家，推道明为首，雄视一方。”（ 《二十五史·明史·外国传·三佛齐》,第924页。)(福建省志•人口志/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方志出版社出版/1998年5月第1版。)
明朝张琏起义失败后，义军逃亡进入南洋特别是三佛齐的不少。张琏还在三佛齐建国。
清朝的海外移民数量巨大。迁出地临海的广东、福建，以去台湾和东南亚各岛为最多。从18世纪中叶开始至嘉庆十六年（1811）迁台的汉民超过200万。1840年以后，移居海外更多，从1850到19世纪末，仅广东台山就移居海外20万。从1840年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以华工形式迁移出国的约有1000万左右。
顺治十八年(1661年)，在郑成功退守台湾后，清廷又实行“迁界”，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纷纷逃亡海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为清所统一，残余的郑氏官兵及不满清统治的百姓，又有不少逃往海外。此后至鸦片战争，随着“海禁”的逐渐开放，福建人口的国际迁移量继续增多。（福建省志•人口志/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方志出版社出版/1998年5月第1版。）
早先移入新加坡的华侨，多由马六甲和廖内群岛而来，其中包括客家人。这一点可以从会馆的建立得到佐证。早在1822年，嘉应五属客家先辈就建立了应和会馆，来自惠州的客家人也建立起惠州会馆。由此可以确定在1822年之前已有客家人到达新加坡。这些客家人不是直接来自中国，而是由马来西亚、荷属东印度移入。（ 黄贤强主编《新加坡客家》，2007年10月第一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鸦片战争以后，深圳客家迁徙新马印尼等南洋诸国
深圳地区海外华侨、华裔有12万人之多，分布在54个国家和地区。华侨中的第一代绝大部分是以华工形式输出国外的。华工出国大体可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鸦片战争爆发后至19世纪末；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初以后，由于连年战乱民不聊生，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出国谋生者更多。其中美国、荷兰、比利时、英国的第一代华侨，大多是在香港当海员的宝安华工上岸定居的，以美国最多，其次是荷属西印度的乔利梳及亚鲁巴、非洲的尼日利亚和莫桑比克。此外，宝安华侨有部分从荷兰、比利时转徙北欧三国及西德。
华人出国谋生或被掳掠到海外做苦力的历史很早，但大量华工出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造成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破坏，使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这就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市场。无以为生的劳苦大众为生活所迫，有不少人逃到海外谋生，这是大量华工出国的原因之一。其二，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澳洲及美国西部金矿的发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自从19世纪以来，西方各国先后废除奴隶贸易和废除奴隶制度后，中、南美洲和南洋群岛的种植园等，到处出现劳动力的危机。因此，西方殖民主义者便以人口众多的中国为目标，猎取劳动力，开展所谓的“苦力贸易”。
鸦片战争后，英、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迫使清政府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和《北京条约》使苦力贸易与鸦片贸易合法化，他们肆无忌惮地在中国东南沿海掳掠华工，大批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生活无着落，被迫陷入西方殖民主义者人贩子的圈套。当时出国的华工有几种类型：一是契约工，系被人贩子拐骗、掳掠并强迫签订卖身5-8年契约的华工。他们多被运到南洋群岛、西印度群岛、古巴、秘鲁、巴拿马等地从事种植园、开矿、修铁路等苦役劳动。二是赊单工，即出国华工的船票款由招工代理人垫付，到国外后以工资加高利抵还。在债务未清以前，这类华工要听从债权人的控制与驱使。1862年以后运到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的多属赊单工，到南洋群岛华工的一部分也属此类。三是得到亲友资助，自费移民的华工，这类华工大多移居南洋群岛，他们到达目的地后，也往往陷入招工经纪人及其爪牙的魔掌中。香港是重要的华工出口岸之一，因此，深圳地区首当其冲。深圳地区出国华工，多为契约工。苦力贸易又称为“猪仔贸易”（西方殖民主义者视贩卖华工如同贩卖猪仔），西方殖民者不便出头露面来干这种罪恶勾当，于是他们用付给“人头钱”的办法收买一批流氓、地痞、拐匪、歹徒担任买办及经纪人（俗称“猪仔头”）。“猪仔头”为从掳掠拐骗人口中获得一些好处费，不惜坑害自己的同胞。或者以介绍职业，许以厚利，进行诱骗；或者诱赌、诱酒，使其欠下赌债，而后索欠讹诈；或者下蒙汗药，甚至强行绑架。苦力贸易有了不平等条约作掩护后，各地“猪仔馆”纷纷挂牌营业。从各地被拐骗来的“猪仔”以3-8元一人的价格卖给外国贩运华工的商人，从香港、澳门等处上船，先被运到新加坡和槟榔屿两大转口岸，然后被分别输送到英殖民地各埠。印尼的契约华工于1885年以前，绝大部分是由香港、澳门运去的。据统计，1860年至1881年，华工经香港被贩运到美国的人数达到了高潮；加上被贩卖到澳洲和东南亚的华工，从1883至1898年，经过香港出口华工累积达991568人。西方殖民者从苦力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最少可在贩卖每个苦力的过程中获得50～70美元。
这些被拐骗、掳掠出国的华工，遭受着比奴隶贸易还悲惨的虐待。“猪仔头”强迫他们承认自愿出国做工，如果不同意就严加拷打，或施以种种酷刑，直到他们答应为止。然后他们被送往“猪仔馆”订立卖身5-8年的契约。到了“猪仔馆”，他们便失去自由，住在拥挤、不卫生的囚室，饮食粗劣。数名华工为一组以发辫相连，结成一串又一串。许多人由于受不了拷打和折磨而死亡或自杀。
华工出国所乘的船只，实为“浮动的地狱”，他们受到非人的待遇。船老板为了多赚钱，超额滥载，多者达一倍。船上卫生条件极差，拥挤不堪，缺乏阳光，空气污浊，缺水少食，华工生病又得不到医治，且经常遭受人贩的毒打，死亡率或自杀率极高。1860年至1863年运往秘鲁的华工在船上死亡率一般为30.44%，而死亡率高达50%甚至90%、100%的屡见不鲜。到达目的地后，华工被当作商品一样成批地被卖给雇主和代理人，或在“人市场”被拍卖。到了种植园或矿场，又往往受尽雇主虐待，劳动过重，饮食不足，工作时间过长，有的每日工作达18-21小时，甚至被捆打荼毒。据载，1847年至1877年运抵古巴的华工总数为126008名，被折磨至死的有三分之二。
在马来西亚的华侨中，原籍深圳地区的最多，约有五万人以上，绝大部分是客家人。深圳华侨和惠阳叶氏华侨对吉隆坡的开发做出过重大贡献，尤其是当初在开采锡矿方面的贡献更为显著，历来客家乡村把过去马来亚称之为“过锡山”。随后，马来亚发展橡胶种植，大多数华工成为割胶工人。因此，在英属马来亚的华工所受的剥削和压迫要比印度尼西亚及其他国家的华工轻。契约期满后，华工们在国外极力寻找机会转到华人经营的企业，或联合起来经营种植业和矿业，独立自主地开拓自己的事业。
印度尼西亚的深圳籍华工，绝大多数是1855年之前与其他苦力华工一齐从马来亚转运而来。在印尼也设有“猪仔馆”，“猪仔头”倒卖华工给荷兰人，每卖一名华工可获利80盾荷银。后来荷兰和印度尼西亚资本家认为价格高，于是由荷兰政府出面，于1888年派员前往中国，与清政府订立佣工章程。从此契约华工可以不经过新加坡而直接被运抵印尼。1864年以后，每年都有几千名中国苦力被贩卖到苏门答腊东海岸地区的烟草种植园工作。自1888年到1931年约有30.5万中国苦力被运入勿拉湾。60年间，苏门答腊烟草种植园的工人几乎全是中国苦力。1931年后，中国人民不再接受残酷的契约劳工制，西方殖民者的契约劳动制度在中国已行不通了，于是逐步用爪哇人来替代中国苦力。
在印度尼西亚华人中，原籍深圳者亦为数不少，多是龙岗爱联乡、观澜、横坑以及石岩官田村、罗祖村、布吉、沙湾、三联村等村的人氏。20世纪40年代末，仅在爪哇一岛便有观澜横坑村华侨50多户人家。中爪哇淡猛公县有一间雪茄烟厂名为“利索纳”（Rirona），在荷兰统治时期，已是当地第二大雪茄卷烟厂，闻名全印尼，至今仍存在，创始人就是观澜横坑村契约苦力出身的何石崇。
出国华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从他们的发展史可以体现出中华民族具有树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他们历尽磨难，艰苦创业，不仅为促进当地工、农、商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且他们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奉献，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深圳博物馆姜蔚：《深圳华工与华侨》。）
3．奴隶之路：新加坡的客家人
客家人有“勤快而耐苦，值廉而易致”的特点。他们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对生活的要求很低，十九世纪的殖民者在东南亚各国掠夺资源时，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增，他们盯上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客家人，称华工为“猪仔”，意思是可以任意宰割的猪。
鸦片战争后，满清划了很多通商口岸给列强，如上海、宁波、福州、厦门、汕头、广州、澳门、香港。列强不仅要掠夺中国的金银和各种资源，还要诱拐甚至抢掠中国人当“猪仔”。在上列通商口岸设立“猪仔馆”，对外雅称“新客馆”，专门关押“猪仔”之用。新加坡就是臭名昭著的“猪仔”贸易中心。1887年，清光绪年间，李仲玉著《新加坡风土记》云：“西人开垦招工，佣价顿贵，于是贩卖人口出洋者，名曰‘卖猪仔’，设馆于澳门，公然买卖。沿海人民或被骗，或被劫，一入番舶，如载豚豕。”航程遥远，途中有病无医，有不满者被拷打折磨死。当时就有学者测算：“每运一名‘猪仔’到目的地，则有五至十名死亡了。”
剩下活着的抵达新加坡，“驱入‘新客馆’……馆中设一大栅栏，以圆木柱排立而成，悉闭其中，不令出。或以为关猪然，因呼之国情曰‘猪仔’”。这是对“猪仔”一词的形象解释。
“猪仔”经纪人都有列强政府作后盾，他们诱拐中国人是有组织的：“荷兰之好时洋行，为东印度买猪仔之总机关。企业烟园均委托之理其事，在港、厦门、汕头等地设有分行。常派人员至茶楼旅馆，见国人之失业者，故作亲呢之状。享之以酒食，诱之以赌博，借以赌本，作为圈套，使其负局后，乃夸耀南洋之富庶，以动其心。然后允介绍其工作，并许借与川资，使受骗者心悦诚服，而不自知已堕入术中，彼则从中得以身价，每名可得百余元，于是交易猪仔上船后，即失其自由，任人宰割矣！”其它骗术、诱拐的花样还层出不穷。
掳掠的手段就更加狠毒了。林大川著《韩江记》卷8搭摺歌条载：“咸丰戊午（公元1858年）正月二月间，有洋船数十，买良民过洋者，过咕哩。初则平买，继则引诱，再则掳掠。海滨一带，更甚内地。”在列强势力横行的通商口岸，则发展成绑架行人。“道路劫夺者，直伺伏于僻径，待可欺者经过，即一人突出遮其口，数人强纳之于麻袋，负之而径行。”还有用迷脑药将人脑神经麻醉，然后像死猪一样劫走。
中国人一旦被殖民者抓获为猪仔，就是失去了自由的奴隶了。而那些老奸巨滑的农场主或工场主要治得奴隶们俯首听命，让劳工在暴力威逼下“自愿”签订“劳动契约”棗实际是“实身契约”。契约规定作息时间，劳动年限是5至10年，工资仅能糊口，如有逃跑和消极怠工，雇主和监工可以鞭打甚至杀害他们。多数“猪仔”未熬到“合同期”满，就被折磨死了。要是契约期满而劳工又还健在，雇主则找借口迫使他们续订契约，直到吸尽劳工的最后一滴血。
十九世纪，中国有3O0万人沦为猪仔，同期的非洲，有1至1.5亿人沦为黑奴或丧身，这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问题。二十世纪各国相继解放奴隶，罪恶的猪仔贸易终于销声匿迹。世界民主化的进程，使当年流落新加坡和东南亚各国的“猪仔”后代也有了出息，有不少人成了政治家、企业家等各行业名人。
4．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逃往东南亚各国
中国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有大批起义军战士逃亡至东南亚各国（包括西马）侨居，其中多有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者。至于西马地区，早期已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区。
5．三洲田起义等反清起义失败后，不少深圳地区客家人外逃新加坡等地
三洲田起义失败后，清军对三洲田及起义村庄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大肆烧杀抢掠，滥杀无辜。清兵将三洲田大部分房屋放火焚烧，又采取禁住、禁耕等手段，逼得村民流离失所，逃亡他乡，有的飘洋过海到异国谋生。
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流落在南洋的三田起义军壮士们，又把革命的火种播洒在那里。在新加坡，他们创立了中和堂，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并高悬起三洲田起义军的青天白日旗，成为华侨团体最早使用的革命徽号。
（二）马来西亚等南洋诸国客家人的信仰与庙宇以及跟珠江东岸客家人的关系
下面以马来西亚客家人的信仰为例，论证马来西亚等南洋诸国客家人的信仰与庙宇跟珠江东岸客家人的关系。
西马客家人是多神信奉者，所信奉的包括天、地、鬼、神、仙、佛，例如在天神方面，有玉皇大帝等；地神有阎罗王等；鬼神有姜太公、关帝、岳王爷等（即生前是人，死后封神）；随物命名的神有屋之龙神、门之门神，塘之塘神、井之井神等；仙方面有太上老君、三清圣祖、吕太仙、张天师等；佛方面有如来佛祖、观音大士、四大金刚、十八罗汉等。
一部分西马客家人信奉的神，是他们从中国祖籍地或家乡请到西马聚居地的，如关帝、吕帝等。另一部分的神是居地的保护神，如三宝太监、郑王爷、大伯公、天后娘娘等；还有另一类是新的土地神，如本头公、财神爷、土地伯公等。
西马客家人的宗教信仰基本上以佛教与道教为主，亦有少部份真空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真空教乃江西寻鄢人廖帝聘于大约公元1875左右创立，盛行于赣南各县及广东之东江区域，其后更传至广州、香港和南洋等地。创教人自出家参禅六年后，即悟儒释道三教之短长利弊，意谓人世本原，不离真、空二义，人生之追求，即应以此为依归。中国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有大批起义军战士逃亡至东南亚各国（包括西马）侨居，其中多有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者。至于西马地区，早期已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区。
这里仅就西马客家人供奉的几类主神及庙宇提出概略介绍。
三山国王庙。三山国王庙的主神三山国王，是客家人的守护神，原是不同姓的三兄弟，后来成为镇守巾山、明山、独山的三位山神。贝闻喜在《潮州三山神的由来及其对马来西亚、台湾等地的影响》一文中这么写道：“巾山、明山、独山的三位国王乃昔日忠义护国安民的三位勇士，前后曾救过隋朝开国君主杨坚及隋末恭帝杨侗，被封为开国驾前大将军及大元帅。………归化后又曾显灵于唐、宋………”。三山国王庙原是粤东（包括惠潮嘉地区）汉族移民的祖祠，后来演变为神庙，即把祖先、前贤神化。根据学者之考据，三山国王乃宋代封号。由于三山神显灵，护国庇民，宋帝赐封粤东汉族移民的三山祖祠为三山国王庙。三山神信仰可说是自然物崇拜、神明（土地神）崇拜和鬼魂（先贤）崇拜的混杂。三山神的信仰文化随着粤东移民飘洋过海，传播到西马等地，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它对早期西马客家移民的精神生活有着重要作用，并延续至今。三山国王信仰文化包含了深刻儒家思想与宗族观念，即国家民族受到侵略危难的时刻，祖先崇拜、宗族观念扩展为与民族思想爱国思想统一，移孝作忠，毁家抒难，舍小我为大我，舍生取义，愿为国家民族贡献一切。目前在西马的吉隆坡老街场、增江北区及蕉赖六哩村；雪兰莪州的根登埠、霹雳州的金保、双溪古月；柔佛州的永平、乌鲁槽、居銮、哥打丁宜、江加埔莱及士乃等地都建有三山国王庙。三山祖庙精神的内核，即怀土念祖，和睦共处，抵抗侵略，为民族为国家献身。
谭公庙。谭公庙中供奉的主神是谭峭。他生前是五代道士、道教学者，在道家中称为紫霄真人，十二岁时就得道，在惠东地区经常帮助渔民和船家预测天气及治疗疾病。他著有《化书》六卷，分为道、术、德、仁、食、俭六化，共一百一十篇。他的思想源出于老、庄，认为世界起源于虚，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产生天地万物，最后又复归于虚；万物的生灭无非是虚、实的转化，主张无生死，冥出是非，齐昏明，忘祸福，泯灭一切事物的差别，达到“虚实相通”的大同境界。他同情劳苦大众，主张均食而致太平，幻想无亲疏、无爱恶的太和社会。由于他关心人民，人们设庙供奉他。在天后庙未普遍时，谭公是海上安全之神，因此他的庙宇，在中国沿海不少。随着客家人从中国南来到马来亚谋生，客家人的谭公庙也在马来西亚建立起来，成为马来西亚客家人信仰文化的一部分。目前在西马设有谭公庙的地方包括吉隆坡增江南区、增江北区、大同华文小学内，森美兰芙蓉，槟城亚逸淡，浮罗及威省大山脚等地。
大伯公。大伯公庙里供奉的主神大伯公是地方上最早的华族拓荒者。一般认为“伯公”是粤东客家人特有的对土地神的称号。伯公在粤东民间流行甚广，不专限客家，乃一般土地神之通称，潮属各县，无不如此，家家各祀土地福神……。无论如何，西马客家人多信奉大伯公是不争的事实。最早的一位大伯公张理是广东大埔客家人，成神在槟榔屿的海珠屿。18世纪中叶的乾隆十年间，张理与同乡人丘兆祥和另一位福建永定人马福春乘帆船来到海珠屿，相传他们是最早抵达槟榔屿的华人。三人情谊很深，并结拜为兄弟。张理一直住在海珠屿，丘、马二人在邻近找生活，但他们常常欢聚。一日，丘、马二人到海珠屿探望张理，见他已在石岩之中坐化了。丘、马二人把他安葬和祭祀他。丘、马二人去世后，人们把他们安葬在张理坟墓左右，并奉祀他们和祀求他们的保护。据说在他们踏上海珠屿的土地一角就成了大伯公庙的建庙处，也即大伯公神灵的发源地。其后，在西马各地，大伯公庙普遍地建立起来。海珠屿大伯公庙乃由惠州、嘉应、大埔、永定、增城五属客家人代表管理。除槟城外，其他各地如彭亨州北根等地亦有大伯公庙的建立。
仙四师爷庙。仙四师爷庙是为纪念甲必丹盛明利（仙师爷）和叶四先贤而建立的。第一间仙四师爷庙由吉隆坡甲必丹叶亚来于1864年创建。甲必丹盛明利是叶亚来在双溪乌戎时的上司和结拜知交。传说盛明利战死时，颈项中喷出来的是白色的血液，盛明利死后先后在双溪乌戎显灵二次，且托梦叶亚来谓不久将有土酋作乱，并许以诺言，庇护他平乱。据说叶亚来就藉着盛明利之神力扶助，捧其灵位出战，成功地战败敌人。叶四是曾提携叶亚来的前辈，也是叶亚来的莫逆之交。叶四与丘秀是第一批开拓与发展吉隆坡的华族先驱者，他们最初在吉隆坡建起“三家村”，从事商业活动，同时也开采锡矿，使吉隆坡发展为繁荣的锡业贸易站。叶四还把锡矿业发展到问征去，并成为问征的地方领袖，在叶四的谦让和推荐下，叶亚来才能担任第三任吉隆坡华人甲必丹，他更是后来的叶亚来阵营内的忠诚支持者和盟友。叶四不幸于1870年正月被叶亚来的敌对集团所杀害。为感念盛明利与叶四的恩义，叶亚来建立仙四师爷庙，褒封他们为仙师爷和四师爷，并受埠众供奉为地方保护神。西马共有十二间仙四师爷庙，分布于吉隆坡，雪兰莪州的加影、士毛月、万挠、双文丹、新古毛、龙邦、牙吃十四碑，马六甲，森美兰州亚沙、芙蓉及彭亨州文冬。
钟万仙师庙。钟万仙师庙的主神是惠州人钟万。钟万仙师原籍中国惠州紫金南岭东溪塘北寨大良背人；少时即入吕山法门学法，仙师天资聪颖，勤勉为人，数十年潜心研究，及长精通吕法，境界崇高。曾于乡井设馆授徒，教人从善，悬壶济世，兼用神医，无不药到病回，所以名噪一时，万民敬仰。后因国内动乱，盗贼蜂起，民不聊生，始离乡别井，逃难南来。初时执业矿场，工余时候，兼做赤脚医生，所有病者求医，一律免费，同时妙手生香，颇得当地同侨的爱戴。仙师逝世时，享年近百岁。同门兄弟筹款购地，在吉隆坡建庙供奉锺万，以发扬仙师之丰功伟绩及吕仙祖师法门为民治病之威灵。钟万因而成了客家人信奉的地方守护神。钟万仙师庙创立于1879年，至今已有120年之历史。目前马来西亚仅有吉隆坡一间钟万仙师庙。（2000年4月24日《南洋商报》。）
（三）珠江东岸地区客家人及其后裔对开发南洋以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1．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兰芳共和国”：客家政治文化影响全世界
220多年前，在世界第三大岛——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印度尼西亚人对婆罗洲的称呼，今约有三分之二为印尼领土）西部，诞生了一个华人建立起来的小国家“兰芳共和国”。它的开国元首是中国广东省梅县石扇堡人罗芳伯。
很早的时候，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有很多华人来到加里曼丹岛谋生。他们大都集中在该岛西部的沿海城市坤甸一带打工。有的在农村种植水稻、椰子、咖啡、胡椒，有的则在山区开采石油和煤炭。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由于路途遥远，他们得不到祖国的关心和照应，所以被乾隆皇帝称为“天朝弃民”。为了生活，他们需要团结互助，于是组织了不少“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后来，这些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以东方津为首都的兰芳共和国。罗芳伯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出众的组织才能，在坤甸一带华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所以被各地搞同乡会的人推举为领袖，于1770年建立了“兰芳大统制共和国”，这一年定为兰芳元年。罗芳伯参照西方国家的一些法制，设置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国家有国防部，但没有常设军队，而是全民皆兵，平时分散各地搞生产，战时集中起来御敌。地方分省、府、县三级，由各级公民投票选举出当地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罗芳伯以特有的政治天才，推行民主政权建设，于1777年罗芳伯将“公司”改为“共和国”，创立共和体制，定名为“兰芳大总制共和国”，定都东万津，在世界诸国堪称第一，比华盛顿1787年当选为首任总统并实现联邦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共和体制还早11年。
罗芳伯拒绝了人们要他称王的请求，而是称总制、大唐总长、大唐客长，意思是华人作客海外的首长，并且规定，他及后世领导人都不能把兰芳共和国变为一姓人的“家天下”。罗芳伯仿效西方当时才出现的民主制，规定国家的大小事情都必须咨询人民群众之后，才能施行。罗芳伯当了25年的国家元首，于1795年病逝。随后，由全国公民选出江戊伯继任国家元首。此后还有7人先后担任过这个职务。1886年，这个在异域建立起来的华人小国，遭到荷兰殖民主义侵略军的进攻。兰芳共和国全体民众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终因武器太差而遭到失败，这个华人小国灭亡。“兰芳”共存116年。
2．开辟吉隆坡的伟人：惠州客家（夏家、客赣）人叶德来
叶德来（1837—1885），原名茂兰，又名来、亚来，清归善县沙坑周田村（今惠阳市秋长镇）人。为生活所迫，清咸丰四年（1854），与同乡取道澳头，乘小船往香港转乘大桅船，前往同乡宗亲聚居的马来亚马六甲。最初在吉山、芦骨等地当杂工。1859年，得族叔叶福资助，经营生猪和锡米买卖的小本生意。清咸丰十年（1860）初，从马六甲到芙蓉，结识华人甲必丹（华人社区领袖）卫队长、乡人刘壬光。叶德来行侠仗义、精明干练，经刘壬光举荐，被华人甲必丹盛明利委任为卫队副队长。8月26日芙蓉当地两个土酋内战爆发，因争夺锡矿税收权和保护费而爆发内乱，部分华人亦卷入其中，深受其祸。盛明利军战败，盛被害。刘壬光负伤后辞职离去，叶德来负重伤逃回芦骨。战争结束后，商界领袖叶石被选为芙蓉华人甲必丹。叶石无意仕道，任职不久，举叶德来以自代替。叶德来在任期间，稳定芙蓉社会秩序，居民安居乐业。清同治元年（1862）秋，叶德来应吉隆坡华人甲必丹刘壬光之请，辞去芙蓉华人甲必丹，前往吉隆坡协助刘壬光管理矿务。1864年创设惠州公司（即今雪隆惠州会馆前身），以接待前来拓荒的同乡。次年，开设德生药材店，被华人推举为海山会（雪兰莪天地会支派）和雪兰莪劳工首领。1869年6月刘壬光病逝后，叶接任吉隆坡华人甲必丹。他也被称为“吉隆坡王”。吉隆坡是马来西亚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也是该国第一大城市。距今150多年前，吉隆坡还是两条河口交汇的一片沼泽,在马来语中，吉隆坡就是“泥泞的河口”之意。祖籍惠州惠阳的客家人叶亚来率领华侨华人，经过艰苦奋斗，把吉隆坡建成一个初步繁荣的城市。
他挑选精壮青年组成卫队，严惩盗贼，使吉隆坡成为夜不闭户的太平市镇。1870年，雪兰莪王室内部因经济利益之争，爆发内战。土酋军队乘机攻袭吉隆坡，企图夺取统治权。叶德来率部数次击退入侵者。1872年5月，土酋军队再次袭扰吉隆坡。叶德来率部与之激战3个月，因粮械不济被迫撤离吉隆坡，转入巴生。为重整旗鼓，特派其弟叶德凤回乡招募精壮兵员300余人。经严格训练后，于次年3月举行反攻，奋战3天，歼灭土酋军队，收复吉隆陂，稳定雪兰莪州局势。因功勋卓著，被雪兰莪邦执政东姑古丁委任为吉隆坡首任行政长官，享有行政、司法、军事和税收全权，并获得“巴生、吉隆坡光荣、英勇、胜利而忠诚的华人甲必丹”封号。内战结束后，吉隆坡百废待兴。叶德来团结当地马来人和华人重建家园。大量招募劳工，恢复和发展矿业生产。发动马来人开荒垦殖，栽种水稻，解决粮食困难。创办房地产、建筑材料、炼锡、矿场用具制造、屠场、码头运输、货栈、金银首饰等实业；率先从欧洲进口蒸气抽水机，解决锡矿场排水问题，提高锡矿开采效率；从家乡引进制砖、制瓦、烧石灰等生产技术，在马来亚开始建造砖瓦结构楼房。到19世纪80年代，吉隆坡采锡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仅他经营的锡矿场就达1000多英亩，还拥有种植园、养猪场、货仓、码头、货船等，雇工4000余人。叶德来重视华文教育，创办华文义学，招收华人子弟入学。同时还兴办各种慈善公益事业，建立难民收容所，兴建四爷庙，资助医疗卫生事业，使原来不足千人的吉隆坡，发展成为马来亚进步繁荣的大商埠。叶德来被称为“开辟吉隆坡的巨人”，他的名字在马来亚家喻户晓。清光绪元年（1880）3月，英国人接管吉隆坡行政管理权，叶德来被迫辞去行政长官职务。1882年英方驻扎官官邸由巴生迁至吉隆坡后，叶德来被委任为华人甲必丹，并聘为政府顾问，被称为“雪兰莪的灵魂”。1885年4月15日病逝。为纪念他，吉隆坡至今还保留“叶德来街”及其塑像。农历二月初八是叶德来诞生日，每年是日人们都前往叶氏宗祠举行纪念活动。
3.新加坡国父李光耀
李光耀，汉族客家人，祖籍广东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党溪乡。李光耀自幼接受英式教育，12岁考入当地顶尖的英校莱佛士书院（初中部），18岁（1940年）考入原校的高中部，但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中断学业。战争结束后，李光耀荣获大英帝国女王奖学金，并开始赴英国留学。1954年10月，李光耀与一些从英国回来的华人、当地受华文教育的左派学生和工会领袖成立人民行动党，参加次年举行的首次选举。这次选举中李光耀本人顺利当选立法议院议员，开始与新加坡的共产党合作争取独立。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在自治政府的首次选举中人民行动党成为立法议院第一大党，李光耀出任总理，此后李光耀一直希望能够与马来亚合并成立“大马来西亚”，以取得正式的独立，同时也可以为新加坡经济发展提供保障。1961年李光耀坚持新加坡应与马来亚合并。1963年7月，李光耀在伦敦与马来亚政府达成协议，双方正式合并。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布独立。独立后李光耀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内政，成功使新加坡在三十年内发展成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40年之内经济平均增长了7%。在其任内，李光耀推动了开发裕廊工业园区、创立公积金制度、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教育改革等多项政策。李光耀采用了限制公民民主自由的政策。在执政早期他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比如关押共产党。但也包括了一些敏感话题：包括经济成功联合，改变选举区，控制媒体，打击反对派包括外国媒体。今天的新加坡的政府以高效、廉洁而闻名，人民生活水平较其他亚洲国家为高。李光耀是人才强国的忠实拥护者。李光耀主张高薪养廉，李光耀的政府人员是全世界工资最高的，以此来吸引社会人才并预防腐败。
4．大埔妇女的名字传遍全球，极大地提高了客家妇女的美誉度。
客家女人是有客家特色的女人。她们是汉族女性中独特的一类，是汉族女性中唯一没有过缠足陋习的女性。客家妇女在长年累月的社会实践中，锻炼了她们特有的勤俭、刻苦和坚韧的性格以及特强的生活能力。
美国传教士罗伯·史密斯说：“在我所见到的任何一族的妇女，最值得赞赏的当推客家妇女了。”英国学者爱德尔在他所著的《客家人种志略》称：“客家妇女是中国最优美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客家妇女集中体现了客家人刻苦耐劳、勤俭朴实、坚毅顽强、自力自强、聪明进取等优秀品质与精神，更完整充分典型地塑造出客家人的形象和精神风貌。她们身上闪耀着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坚毅不拔、聪明善良等光芒，了解客家妇女的人，无不为她们谋取生存和催人奋进的精神所震撼，所折服。清代学者徐珂在《清稗类钞·风俗类·大埔妇女之勤俭》中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奉俭约，绝无怠惰骄奢之性，于勤俭二字，当之无愧。至其职业，则以终日跣足，故田园种植，耕作者十居之七八。即以种稻言之，除犁田、插秧和用男子外，凡下种、耘田、施肥、收获等事，多用女子。光、宣间，盛行种菸，亦多由女子料理。种菸、晒菸等法，往往较男子汉为优。其余种瓜果、植蔬菜等事，则纯由女子任之。又高陂一带，产陶颇多，其陶器之担运，亦多由女子承其役。各处商店出进货物，或由此市运至彼市，所用挑夫，女子实居过半，其余为人家佣工供杂作者，亦多有之。又有小贩，则寡妇或贫妇为多。又除少数富家妇女外，无不上山采樵者，所采之薪，自用而有余，辄担入市中卖之。居山僻者，多以此为业。又勤于织布，惟所织者多属自用耳。总之，大埔女子，能自立，能勤俭，而坚苦耐劳诸美德无不备具，故能营各种职业以减轻男子之担负。其中道失夫者，更能不辞劳瘁，养翁姑，教子女，以曲尽为妇之道，甚至有男子不务正业而赖其妻养之者。至若持家务主中馈，犹余事耳。”
徐珂的这段赞美大埔客家妇女的话，被学者反复引用。大埔客家妇女的美德美名传遍四方。随着大量大埔客家人的立足新加坡，大埔妇女的美德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的客家人，并对塑造新加坡国民的勤勉务实刻苦进取的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5．客家精神、客家传统文化，随着客家人的飘洋过海，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发扬光大。
1973年9月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为配合世界客属第二次恳亲大会举办了《客家文物艺术展览会》介绍客家精神说：“客家虽自中原南迁，然其重道德、重义气、重礼节、重理智、性刚强、仍具古风，保存汉族血统，最为纯粹。语言风俗习惯，犹是中原遗风，其守重礼节义，好学问讲伦理，均表现为中原民族气质。唯几经离乱，披星戴月，更养成其坚忍卓绝，耐劳、耐苦、独立奋斗之精神，养成其向外发展，冒险犯难之精神。太平天国之起义，辛亥革命之前驱，与抗日战争之贡献，均可为客家精神之表现，亦即为中华民族精神之伟大发扬。客家之民族精神，无时无地不在充分表现中。客家，就其语言与精神表现，均深具中原古风，而日益发扬光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继往开来，永恒悠久，生为炎黄子孙的中华民族，实感荣耀。”丰富多彩的客家文化，概括起来，有八个基本特征：一是质朴无华的风格，二是务实避虚的精神，三是反本追远的气质，四是重人伦、重人文的互相守望的精神，五是重道义、重修养的气质，六是崇尚忠义的家风。七是兼收并蓄取其长、开拓进取不保守的民风。八是为了正义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
这些弥足珍贵的客家精神、客家传统文化，随着客家人的飘洋过海，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发扬光大。
总之，珠江东岸地区客家人对于新马等南洋诸国的发展，作出过突出的贡献，并且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当然，珠江东岸地区的客家人与新马等南洋诸国，关系密切，渊源深厚。本文挂一漏万，以求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