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人民网，作者：陈辉。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沙飞，解放军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的第一任领导者，中国摄影史上第一个提出摄影武器论的人。
1946年3月20日，解放区三大摄影家石少华、吴印咸、沙飞（从右至左）在张家口合影。左一为叶昌林
作为新华社驻北京军区军事记者，笔者是这样认识沙飞的：一次，笔者在北京军区《战友报》观看社史图片，意外发现沙飞的照片，当时他任《战友报》的前身《抗敌报》编辑部副主任；一次，笔者在北京军区档案馆查资料，意外发现1950年3月8日《华北解放军》报登载的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等签署的“沙飞目无法纪杀害人命，军法处判决处以极刑”的华北军区训令和华北军区军法处对沙飞的判决书；一次，笔者与同事郝建聊天，意外得知他父亲郝德贵曾是沙飞生前的护理员；一次，在钓鱼台国宾馆八一学校校友会上，笔者与沙飞枪杀的日本医生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意外相遇；一次，笔者到北京军区下属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采访，听到了许多沙飞当年住院的往事。
惊奇的发现，意外的巧合，功与过的强烈反差，使笔者对沙飞这位中国革命摄影史上的领军人物产生了好奇。于是，笔者开始探寻沙飞那传奇而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生。
沙飞结缘鲁迅，并为之拍下一系列照片；创办八路军第一份画报
沙飞原名司徒传，祖籍广东开平。1912年5月5日，出生于广州一个药商家庭。1926年，14岁的沙飞在无线电学校毕业后毅然从军，在北伐军中当电台报务员。他随军先后去了上海、宁波、济南、北京等地。北伐胜利后，他在广西梧州军用电台工作了3年。1935年6月，沙飞加入上海黑白影社。1936年9月，沙飞离开汕头，来到上海。从此，他开始用相机记录中国现代史上一幕幕重要的瞬间。
1936年10月8日，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会举行，沙飞见到了敬仰已久的鲁迅并为之拍照。10月28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沙飞的文章《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
沙飞拍摄的鲁迅在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会的照片，刻画出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轩昂气质，成为鲁迅留在人们心中永远的肖像。这是沙飞拍摄的第一组新闻照片。他一举成名！这组照片奠定了他作为职业摄影家的基础。
1936年10月19日，沙飞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后惊呆了，随即背上相机，直奔鲁迅寓所。他默立在鲁迅遗体前，深深鞠了三个躬，然后打开相机，连按了几下快门，用相机记录了葬礼的全过程。
沙飞为发表鲁迅的照片，要起一个笔名。他热爱祖国、向往自由，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于是，“沙飞”从此诞生！他以沙飞的笔名把照片投寄给上海、广东各大报刊。《作家》“哀悼鲁迅先生特辑”、《生活星期刊》、《良友》、《中流》、《时代画报》、《光明》、《文季月刊》先后刊登了署名沙飞的《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等照片。
1936年12月3日至5日，沙飞的第一个个人摄影展览在广州长堤基督教青年会举行，展出作品114幅，其中纪念鲁迅的照片26幅。有人形象地说：“鲁迅先生走了，摄影家‘沙飞’诞生了。”
1937年10月，沙飞在河北阜平，经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批准，加入八路军，并正式由司徒传改名为沙飞，成为人民军队第一位专职新闻摄影记者。12月，到晋察冀军区《抗敌报》编辑部任副主任。
参加八路军不久，沙飞就和战友一起创立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摄影工作室。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摄影科成立,沙飞任科长。这是根据地最早的新闻摄影机构。
1938年12月，为了更好地发挥新闻摄影的宣传作用，沙飞萌发了举办战地摄影展的想法。于是，他和战友们紧张筹备，把一年多来拍摄的晋察冀边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照片底片印成小样片，贴在马粪纸上，再缝在长条布上，挂在了军区驻地平山县蛟潭庄的大庙里。1939年元旦，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摄影展览正式推出。八路军官兵和周围数十里村庄的群众争相前来观看，受到极大震撼。聂荣臻观看展览后高兴地说：“照片形象鲜明真实，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照片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要是能够放大，群众会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影展结束后，聂荣臻还派人将照片送到延安和重庆，受到毛泽东的赞赏。
影展取得成功后，沙飞就一直思索如何落实聂荣臻的指示，扩大新闻摄影宣传教育的效果。于是，他大胆地提出了创办画报的设想，得到了聂荣臻的肯定和大力支持。1942年3月20日，首试出版《时事专刊》，喜获成功。5月1日，晋察冀画报社在平山县指角沟村正式成立，沙飞任主任，全社100余人。6月，沙飞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出版《晋察冀画报》，沙飞连续工作，累得吐了血。7月1日，第一本五色套版精印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问世了，为党的21岁生日献上了一份厚礼。画报内容新颖，图文并茂，共发表新闻照片150幅，其中沙飞一人作品就有82幅。随后，《晋察冀画报》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行了1000册，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发送到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重庆、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各单位、其他抗日根据地及苏联、美国、英国、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
截至1948年，画报社在6年时间里，共出版《晋察冀画报》13期，还出版了《解放画刊》、《时事专刊》、《旬刊》等17种画报、67万余册读物，面向国内外发行。此外，沙飞还先后派人协助各抗日根据地创办了《冀热辽画报》、《冀中画报》、《人民画报》、《山东画报》等。这些画报和读物的出版发行，对鼓舞抗日军民斗志，分化瓦解敌军，争取国际支援，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12年枪林弹雨的岁月中，沙飞以相机为武器，视摄影为生命。通过摄入镜头里的一幅幅画面，见证了祖国遭受的苦难，讴歌了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他用数以千计的作品，树起了中国摄影史上的一座丰碑。
沙飞不仅用影像记录历史，而且还特别注重对摄影底片的保存。自创立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摄影工作室之日起，沙飞就要求摄影工作者要把照片底片当做生命一样看待。他经常强调：“摄影底片是画报社的命根子，是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与日寇浴血奋战的缩影，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实行‘三光’政策的历史见证，是教育子孙后代的珍贵资料。”当时，沙飞还专门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
1948年5月25日，晋察冀画报社、人民画报社、冀中画报社三社合一，成立华北画报社，沙飞任主任。
沙飞的镜头下有白求恩，有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等等
沙飞反映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为八路军救死扶伤的照片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沙飞的女儿王雁说：“父亲生前还有一位要好的国际朋友，就是白求恩先生。他拍摄了《戴着八路军臂章的白求恩大夫》、《白求恩与晋察冀边区军政首长合影》、《白求恩和八路军战士在一起》、《白求恩和八路军哨兵在一起》、《白求恩和自卫队员合影》等照片。
“白求恩大夫以身殉职后，在遗体告别时，人们无不痛哭失声，就连身经百战，亲眼看过无数亲密战友伤亡，曾经以‘铁石心肠’自称的聂荣臻将军也潸然泪下。父亲一边流泪一边揿动快门，拍下了这些动人的历史镜头。白求恩在遗嘱中要求，将他心爱的柯达相机赠给沙飞同志。后来，白求恩送给父亲的柯达相机和盛放着他所拍摄的鲁迅先生生前最后留影底片的小铁盒子，总是随身带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沙飞结识白求恩实属巧合。1938年5月，沙飞因为身体不好，住进山西五台县耿镇河北村的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卫生所休养。6月的一天，白求恩率领医疗队从延安到达五台县金刚库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正在住院的沙飞得知白求恩来到军区后，便借了一匹马一路扬鞭赶到司令部，拍下了第一张白求恩的照片。
在晋察冀军区期间，白求恩致力于改进八路军的医疗和战地救治工作，组织制作多种医疗器械，给部队医务人员传授医疗知识和技术，编写医疗图解手册，举办医务干部实习周，加速培养卫生干部。在他的推动下，军区后方医院被评为模范医院。
1938年9月15日，聂荣臻等人参加了晋察冀边区模范医院落成典礼。那天，身着八路军服装的白求恩显得格外精神，沙飞拍摄了不少珍贵镜头。沙飞住院期间，与白求恩有过几次接触，他用并不流畅的英语同白求恩进行交流。白求恩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为挚友。沙飞给白求恩讲述的大多是中国军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感人故事，白求恩给予沙飞更多的是精神和艺术的启发。
白求恩逝世的消息传来，沙飞十分悲痛。他立即前往医院，为白求恩拍摄遗容照。照片上的白求恩静静地躺在床上，头发有些凌乱，脸颊显得瘦削，身上盖着一床旧军被。
在1942年7月出版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上，沙飞精心选编了一组“纪念国际反法西斯伟大战士诺尔曼·白求恩”的专题摄影报道，以表达中国人民对白求恩的缅怀之情和他对异国战友的深切怀念。
目前中国保留的白求恩参加抗战的照片，都出自沙飞之手。
1980年5月，在中日之间掀起了一股“中国元帅与日本小姑娘”的热潮，其根源是沙飞40年前拍摄的照片《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打响。21日，八路军在攻打日军占据的河北井陉煤矿战斗中，抢救出两名日本小女孩——美穗子和美子。
美穗子姐妹俩很快被送到了前线司令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闻讯后前来看望。他安排一名战士给5岁的美穗子做“保姆”，并给不满周岁的美子找了奶娘。聂荣臻原想收养她们，经再三考虑还是觉得送回日本为好。为安全起见，聂荣臻专门给驻守在石家庄的日军军官写了一封信。8月25日，他派老乡用箩筐挑着两个小姑娘，一村又一村，采取接力方式送到驻守石太线微水车站的日军，后由微水车站副站长冈部义太郎将姐妹俩送到石家庄。日军收到两个孩子后，给聂荣臻回信表示感谢。1940年10月，美穗子的伯父加藤国雄从石家庄将她接回故乡——日本宫崎县都城市。妹妹美子因病死于石家庄石门医院。
百团大战开始后，沙飞一直跟随部队参加战斗，聂荣臻担心他在前线有危险，专门去电将其召回随司令部行动。沙飞刚回到司令部，就目睹了聂荣臻照顾美穗子姐妹的情景。他敏锐地拍摄了20多张珍贵照片，留下了不朽的名作《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沙飞曾对战友说:“这些照片几十年后发到日本，可能会发生作用。”
沙飞的预见，40年后得到了验证。1980年5月29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刊登了姚远方的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和沙飞当年拍摄的《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一组照片，将这段往事公之于众。
第二天，日本一些报纸就报道了这则消息。此事在中日两国引起极大反响，广大读者对聂荣臻在40年后还记挂着日本小姐妹非常感动，并十分关注美穗子姐妹俩的命运，纷纷给报社写信或打电话提供线索。经过多方寻找和详细核实，《读卖新闻》记者终于在宫崎县找到了美穗子。当时的美穗子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经营一个五金商店。美穗子也看到了报纸关于寻找她的报道，心情格外激动。她立即给聂荣臻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感谢当年救命之恩，并希望能早日到中国，当面致谢。
1980年7月10日，恰逢美穗子44岁生日，她带着一家人如愿来到了北京。年过八旬的聂荣臻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美穗子一家。
美穗子一家还特意来到河北井陉矿区参观访问，并赠送沙飞家人一张全家福照片，表示对沙飞的感谢之情和深切怀念。
悲剧发生，沙飞枪杀了日本医生津泽胜；又一幕悲剧发生，沙飞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处以极刑
１９４８年５月，沙飞因肺结核住进位于石家庄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以下简称和平医院），给他治病的是日本医生津泽胜。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５日，悲剧发生了。这一天，在按照沙飞要求诊病之后，津泽胜给他开了两种药。当津泽胜转身出门，刚走了两三步时，沙飞对着他开了两枪，津泽胜顿时倒在门口。紧接着，沙飞又从床边走到津泽胜跟前，对着他的头开了一枪，打中脑门正中。
笔者同事郝建的父亲郝德贵，1949年6月参加解放军，离休前任269医院政委，当年他在和平医院担任沙飞的护理员。郝老回忆了沙飞住院、误杀津泽胜和被执行极刑的全过程：
认识沙飞是在1949年，那时我还不满13周岁，是当时华北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年龄最小的小兵，在一部(内科)当看护员。这里住的病人都是师团职干部，病人中沙飞给我的印象最深。那时，他带有两名警卫员，一看就是个大干部，还听说他是画报社主任，我们都叫他沙主任。他随身带着照相机，桌子上还摆着一个留声机，当时我对这些东西都很好奇。
由于历史原因，当时我军医院中有不少日籍医护人员，仅和平医院日籍人员连同他们的家属就有200余人，他们分布在医院各个科室，津泽胜就是其中一个。津泽胜时任和平医院一部主任医师，他工作严谨，认真负责，在病人中颇有声望，沙飞当时就是他主治的病人之一。
1949年12月15日这一天，正处农历大雪时节，天气阴冷。病人开过午饭后正在午休，突然从对面病房传来两声枪响。正当我惊魂未定时，“啪!”又响了一枪，当时我被这连续的枪声惊呆了。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稍微镇定后，我开门出去了。这时候走廊里已有不少人，医生和护士长他们正在忙着把津泽胜抬上担架紧急送往手术室，机关来的人吩咐要保护好现场，协理员和几个病人正在围着沙飞说些什么。只听沙飞不住地说：“人是我打死的，我负责，他暗杀我，我有证据。”
事后，我听警卫员讲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午饭后，沙飞显得十分烦躁，在病房里坐卧不宁。警卫员催他午休，沙飞却不耐烦地说：“不忙，你去把给我治病的津泽胜喊来，我有事找他。”
不一会儿，门外传来脚步声，沙飞从床上站起来。门开了，进来的是警卫员，他对沙飞说：“津泽胜大夫一会儿就来查房。”
过了一会儿，门被推开了，这次先进来的是津泽胜的女助手张富云医生，然后进门的是津泽胜。进门后，张医生站在沙飞的右侧，手里拿着病例夹子不时地记录沙飞回答津泽胜查询的病情，两个警卫员侍立两旁。沙飞表现得极度狂躁不安，他极不耐烦而又心不在焉地回答着津泽胜对于病情的询问。有时答非所问，有时拒不作答，令津泽胜十分尴尬，只好暂时离开病房。
不料津泽胜和张富云刚走，沙飞又要警卫员李有志把津泽胜找回来，说有要紧的事。
李有志回来了，津泽胜紧跟其后，进门后回身把门带上，刚转过身来未及说话，只见沙飞的右手飞快地从裤兜里掏出手枪朝津泽胜连开了两枪。这两枪射出的子弹一发击中津泽胜的前额，一发在他的左边擦肩而过，津泽胜当场倒在地上。此时，两个警卫员都惊呆了，一齐前来夺沙飞手中的枪，沙飞猛地转过身来，将枪口对着警卫员，趁其不备，右臂猛地往前一撞，歇斯底里地吼道：“他暗杀我，我就要打死他。”沙飞趁警卫员被他撞得后退数步之际，又凑到津泽胜近前，朝津泽胜的额部正中又开了致命的一枪。这时，两个警卫员一齐向沙飞扑过去，一人抱住他，一人奋力夺下他手里的枪，然后一人留在现场，一人飞快跑到院部报告。
津泽胜遭枪击后，被医护人员迅速送往手术室抢救。消息瞬间传遍了全院，传到北京，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震惊了，同时也在日籍人员中引起极大的恐慌和不安。院领导迅速抽调人员组成精干的抢救班子，一面争分夺秒抢救津泽胜，一面抽调干部下到各部做好日籍人员的安抚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
为了抢救津泽胜，军区调派专机从北京送来了最优秀的外科专家和最好的药品。全院人员都企盼着能从死神手里早日夺回津泽胜的生命，医院播音室不断向全院报告津泽胜的病情。当人们得知打入津泽胜颅骨的子弹意外掉出时，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盼望着奇迹的出现，然而终因津泽胜伤势过重抢救未获成功。
1950年新年过后，《华北解放军》报刊登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关于开除沙飞党籍的决定。2月24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下达判决书，判处沙飞极刑。《华北解放军》报还全文刊登了由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副司令员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副主任张南生、张致祥共同签署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训令》昭告全军。
3月4日，在和平医院操场召开了对沙飞的宣判大会。判决书大意是，沙飞因狭隘的民族主义，对津泽胜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怀疑对他有谋害行为，查无任何根据，纯属臆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违犯了国家法律，违反了党的政策和军队的纪律，特别判处沙飞极刑，以严肃法纪而保障人权。随后，沙飞被执行极刑。
在沙飞人生的最后岁月有一件必须交代的往事。被关押期间，监守人员搜查时，从沙飞贴身的衬衣上兜中，发现了用蜡纸或者说防潮纸层层包裹的鲁迅遗像底片。监守人员要拿走，沙飞死死地捂住衣兜，并大吼：“这是我自己的东西，这是我参加革命前自己的东西！”监守人员当即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上级派来一名干部和沙飞讲道理，让他自己拿出来查验一下，如确系照片底片，可以允许带在身上。沙飞这才拿出来当场查验，确系鲁迅生前最后留影的底片，又还给了他。
沙飞走后，他的遗物被拿到了华北画报社（解放军画报社前身）。战友吴群、李遇寅发现没有鲁迅的底片时，立即写信追问底片的下落。他们都知道，沙飞对鲁迅底片很珍爱，用纸单独包好每张底片，再把十几张底片放在一个小铁盒里，13年来，他一直把这个小铁盒放在上衣口袋里。
1950年4月5日，负责关押沙飞并行刑的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就鲁迅底片回函：“关于沙飞所摄制之鲁迅先生的底片，来时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给别人遗失。当时负责检查的同志认为那是和他的案情无关的东西，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交给他了。但最后处决他的时候，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这回事，没有给他要过来。可能是在他身上放着埋葬起来了。”
数年后，沙飞的家人曾多次查找沙飞的墓地。但由于沙飞死后，墓地经过两次迁移，一直没有找到。
被沙飞枪杀的日本医生津泽胜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与沙飞有过历史恩怨吗
带着诸多的疑问，笔者来到了位于北京紫竹院附近的一座小楼中，拜会了开国少将、总后勤部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希彭之子殷子烈。
殷子烈退休前任中国国际企业合作公司总经理，退休后任晋察冀老区继承先烈遗志协会秘书长。他与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和沙飞的女儿王雁是荣臻小学（今北京八一学校）的校友，对津泽胜比较熟悉。他给笔者讲述了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时，发生在华北军区卫生系统的往事：
父亲殷希彭，1900年出生在普通人家，发奋学习，追求着人生一世“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梦想，20岁以优异成绩考入河北大学医科就读。毕业后被送往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任河北省立医学院病理学主任教授。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5年3月，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同时兼任由白求恩医科学校为骨干组建的华北医科大学校长。
日本投降以后，学校进驻张家口，与张家口医学院合并，命名为白求恩医科大学，我父亲仍兼任校长。为使学校更快发展，他吸收原张家口伪蒙疆中央医学院的医生、教师及其他卫生人员参加我军并到白求恩医科大学工作。经过多方工作，院长、著名病理学教授稗田宪太郎和20多名日籍教师、医生、护士参加八路军，到白求恩医科大学工作，这其中就有被沙飞误杀的津泽胜。
殷子烈介绍，津泽胜是稗田宪太郎的学生、好友，也是难得的医学人才。当时，他在北平和妻子开了一个小诊所，稗田动员他们夫妇到张家口参加了八路军。
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写文章回忆自己的父母：
我父亲出生于日本熊本县，在满洲医科大学毕业后成为内科大夫。父亲是个诚实、认真、对病人不摆架子和无论什么样的病人都一视同仁的人，技术也不错。1943年，我父母在北平东单西观音寺胡同开了个诊所，他们两人都是内科大夫。病人大部分是中国人，还有日本人、朝鲜人。从小我就跟胡同周围的中国孩子们玩，说的也就是当时的北平话。
1945年10月，父母带着我和妹妹由利子从北平来到了张家口，跟随父亲的导师稗田宪太郎一同参加了八路军。在那个年代，有不少的日本技术人员留在了中国。为了建设一个新国家，他们在各个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时张家口刚刚被八路军解放，成了边区的根据地。……我父亲在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任内科主任。晋察冀军区的卫生部长是殷希彭教授，曾留过日的病理学者。这两位教授一见如故。殷部长对日本工作人员关照得很周到。
后来，我们又随着八路军从张家口转移，行军走了三个月来到了河北省唐县葛公村。在这里我们停留了近两年。我们这些孩子则离开父母被送进荣臻子弟学校学习。1949年，白求恩医科大学迁到石家庄。12月，在医院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的父亲因此离开了人世，这是我的童年时代受到的最大的打击。
津泽胜的女助手张富云也回忆了她心目中的津泽胜：
我与津泽胜大夫认识于1948年10月初，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从河北获鹿县杜北村迁入石家庄市现址，当时医院有100多名日籍医务人员。
内科主任是津泽胜大夫，中等个，微胖，能说汉语。我刚大学毕业，听说主任查房，特别紧张。报告病历后，他领着我们逐个查看病人，面带笑容，和蔼可亲，耐心询问病人的症状，认真细致地查体。每次总能发现新体征、新问题，指出诊断和治疗方针，解决疑难问题。
对我们工作中的差错，他从不呵斥，而且善意地说“这样不对或不好”，同时教你如何如何做。抢救病人时，他更是不分昼夜，不顾劳累地在现场指导，直至病人转危为安。他的精湛医术和良好的医德，受到全体工作人员和病人的称赞。渐渐地，我们由衷地敬佩他。他像老师，又像长者，至今仍然令人念念不忘。
津泽胜先生是最早参加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之一。对八路军的政策有相当的认识了解。他的工作精神很快融入到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的国际和平医院。他认为自己能成为这所具有光荣传统医院的一员是他一生的幸运和理想。他的善良和美德、工作极端负责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通过众多当事人的回忆，可以看出日本医生津泽胜与沙飞无冤无仇，而且为沙飞治病，为解放军的卫生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被沙飞枪杀完全是无辜的。
沙飞为什么要枪杀津泽胜，是精神失常吗？历史沉淀之后，沙飞一案如何平反
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与沙飞有着特殊的感情，华北军区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就出自沙飞之手。杀沙飞对聂荣臻来说是个艰难的选择。
沙飞枪杀津泽胜事发后，如何处理沙飞的请示很快送到了聂荣臻的面前。沙飞的生死大权要由聂荣臻来决定。聂荣臻当时存有疑问，他当即提出：“沙飞精神是否正常？”
聂荣臻希望能够找到证据。但由于沙飞是间歇性发病，其神经正常时，思维、言行与常人无异，书信也字迹清楚、文笔流畅。调查结果终于报了上来：“沙飞在医院检查神经健全。”最终，聂荣臻考虑到国际影响及中日两国的关系，无奈地作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挥泪斩马谡，厚葬沙飞，他贡献大。”
沙飞果真“神经健全”？事隔多年后，许多当事人提供了相反的事实和结论。
沙飞生前的护理员郝德贵回忆：
沙飞住院后情绪极不稳定，性情变得古怪多疑，有时甚至狂躁不安，这种现象下午为重。
在我的记忆中，沙飞对日本侵略者无比仇视，每当谈起日本鬼子的法西斯暴行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时，他恨得咬牙切齿。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腔怒火和他的愤恨心情，对于没经历那场灾难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他甚至憎恨所有日本人，包括为他治病的津泽胜也不例外。
进入初冬的一天下午，我和警卫员陪沙飞在院子里散步，他忽然问我：“小鬼，你说津泽胜是不是好人呢？”我当时想，他怎么会问这样奇怪的问题呢？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好人。”沙飞听了很不高兴，生气地说：“你这个小鬼太单纯了，看问题太片面，你要学会辩证地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比如津泽胜要我多散步，冬天多晒太阳，这表面上看是为了病人好，但是只是想通过散步消耗我的体力，通过晒太阳，利用紫外线杀伤我的细胞减少我体内的抵抗力。这就好比他平时给我透视照相一样，想利用放射线杀灭我体内的细胞，借此达到他杀人的目的是一样的，你怎么还说他是好人呢？”
我和警卫员看他越说越离谱，情绪越来越激动，赶紧把话题岔开，劝他回病房休息。回来后，我把沙飞的情况向医生作了汇报。
2007年1月，津泽胜的助手张富云在和平医院建院79周年时，作了这样的回忆和分析：
沙飞有严重失眠，抑郁的心情，津泽主任也常给予耐心解积安抚。沙飞平时对医生、护士语言不多，但也平易近人，性情内向，有时他很幽默。沙飞入院后经一年多的休养治疗，肺结核病己吸收钙化痊愈。他要求出院，经津泽主任审查他的病情之后，同意病人意见可以出院。
事发后，我和同志们也一起议论过，以沙飞那样的高级干部，怎么会对党的政策不理解，对日籍医务人员参加我院的工作持那么大反感呢？怎么能对勤勤恳恳地为他医治好了疾病的津泽主任那样怀疑和仇恨，竟不顾国法军纪而致人死地呢？
今天回顾事件发生的原因：一是当时我刚从学校毕业，缺乏临床实际经验。当时的医学水平对精神病知识了解甚少，经验不足。对沙飞病中的长期失眠，忧郁焦虑症状，认为是他长期战争紧张过度造成的，是结核病的一般心态，未能考虑他是精神病病态，应给予必要治疗。经过我几十年临床工作经验，也治过不少精神病人，目前医学对精神病的理论也丰富多了，被人们重视多了。以现在医学分析，沙飞具有典型精神病的表现，如抑郁、焦虑、偏执、多疑等症，这种抑郁症常会导致自杀或伤害他人的行为，过去我们没认识到，对他的某些语言总是向常人方面想，可能是文艺家的语言性情。
其二，原因是医院从战争年代延续过来，没有正规的管理制度。譬如，战争年代，住院的首长都带着警卫员、马夫、手枪，这是造成这一事件的重要条件。这次事件的性质实际上是一个精神病人杀害了一位无辜的医生。
笔者从和平医院的历史资料中，看到了当事人还有这样的回忆：由于津泽胜是科班出身的日籍医生，又在医科大学当过教授，所以很注意仪表礼节，工作起来严谨认真，不苟言笑。这一切在沙飞眼里，都好像带着一股武士道精神似的。尤其使沙飞起疑的是，津泽胜在给病人切脉时，那食指和中指轻按病人脉上的手势，同他在电报局发电报的手势几乎一样。有时还一轻一重地一按一点，简直就是把病人的脉腕当成了发报机的按键了。因此沙飞断定，这个表面温文尔雅，面颊时时浮现谦和微笑的大夫，一定是潜伏下来的日本特务。另一个日本大夫高永信，常对沙飞施行“叩诊”，被沙飞称为“重打诊”，认为完全是津泽胜的帮凶。
沙飞一生中最崇敬的人就是鲁迅。沙飞曾对著名画家司徒乔说，在鲁迅先生的葬礼上我听人议论，先生是被给他治病的日本医生害死的。鲁迅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成为沙飞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后来沙飞在住院期间，几次对家人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现在又害我。
目睹了日军的惨无人道，沙飞的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患上了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但这种病情爆发是瞬间、短暂的，平时与正常人一样，当时的医疗手段和医疗技术很难作出准确的诊断。
沙飞事件发生近半个世纪后，在其亲属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经由专门的精神病研究机构对沙飞的病案反复论证后，作出诊断：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笔者在北京军区军事法院了解到，沙飞的家属对该案多次提出申诉，要求再审。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数年调查，复审查明：沙飞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枪杀日籍医生津泽胜，其行为不能自控，不应负刑事责任。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庭为沙飞错案平反，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6月11日，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恢复沙飞党籍。
沙飞枪杀事件发生后，对中日友谊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两个家庭产生了什么影响
沙飞被处以极刑后，组织上专门作出决定：一、沙飞不是反革命；二、不牵连妻子；三、不歧视子女，组织负责抚养沙飞的孩子。
津泽胜遭到不幸后，和平医院按照日本人的习俗将其进行火化。那时医院没有火化炉，就在院内空地上架起木柴将津泽胜的遗体进行了火化。全院为津泽胜召开了追悼大会，各科也都悬挂镶有黑边的津泽胜遗像，以示悼念。
沙飞的女儿王雁作了这样的回忆：
1950年3月4日，我爸爸因枪杀日籍医生津泽胜先生，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在石家庄处以极刑。一个月后，父亲的战友石少华派人把4岁的我从怀安县柴沟堡老乡家接到北京，送进了华北军区八一学校幼儿园。
在我的记忆中，每当周末小朋友的父母都来接孩子回家的时候，我也总巴望着有人接。可是当时妈妈被派往香港、广州工作，我和从阜平上庄老乡家接来的刚满3岁的弟弟无家可归，学校就是我们的家。妈妈每次到北京开会时就来学校看望我和弟弟，在东北空军当兵的大哥和正在读中学的大姐也来看望我们，爸爸的战友石少华和夫人连飞娥也时常来看望我们。
那时候，在八一学校里读书的有开国元勋、高级将领及烈士的后代，有国际友人的子女，还有曾有功劳但犯了错误，甚至非正常死亡人员的子女。我就是这样被算做“烈士子女”，在这里上学的一个孩子。有人问：你父亲去世后，你们是不是过得很惨？
完全不是的。父亲的问题没有影响到母亲的政治前途，而八一学校也是没有歧视的。我在校长、老师的关怀和同学们的友爱中身心健康地成长，无忧无虑地度过了12个春秋。初中毕业时因获金质奖章被保送到北大附中上高中。1963年，我从北京回到广州母亲身边。
两次枪响，两个家庭的孩子相继失去了可敬的父亲。值得庆幸的是，这两家的遗孤都受到八一学校的呵护。
在八一学校就读的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作了这样的回忆：
从石家庄到了北京后，我就读华北军区八一小学校。不仅华北军区的干部子弟，党中央、国（政）务院、解放军各方面的干部子弟都争取进来学习。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们的父亲津泽胜被一个病人在病房用手枪打死。回家后，看到母亲在还没点灯的黑屋子里，抱着出生后刚5个月的妹妹，一句话都不说。这个事件给我们的家庭留下了不少的痛苦。
回到八一，我又恢复了以前的生活。
1952年7月，小学毕业后，八一保送我进了师大女附中。在这儿过了半年紧张有意义的生活后，1953年春季，中央政府号召留中国已8年多的日本技术人员回国去。我们一家又跟着稗田宪太郎回到了日本。回国后，他被介绍到久留米大学任教。虽然我们没能住在一起，但稗田对我们非常地关照。1960年，母亲和稗田再婚，我和弟弟正志成了他的养子。
30年来，我在医学领域做了一些交流工作，现在还在继续做着。我认为这是我的使命，同时也能说明我是个得天独厚的人。
池谷田鹤子还谈到了沙飞的平反以及和平医院对他父亲作出的评价：
1949年12月，当时医院已经搬迁到石家庄。15日那天，父亲被一个病号在病房中用手枪击中，不久以身殉职。这个病号沙飞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拍过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照片的摄影家。这个事件有着一些复杂和微妙的问题。这一事件的发生对于各方都是一个不幸的事件。那以后，我们一家在中国的那些日子里，得到医院和卫生部的很多照顾，在生活上也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从那件事开始，已经快60年了。母亲和弟弟正志都已去世。我和妹妹们已进入老年。听说在80年代沙飞也恢复了名誉。这几年，日中双方有人开始知道这件事，他们知道我们的心里一直希望给父亲一个公正的评价。幸亏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2007年6月，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给父亲颁发了荣誉证书。至此，这件事才得到圆满解决。
沙飞没有被历史忘记。1981年初，《中国摄影》杂志发表了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蒋齐生的文章《沙飞——开创中国人民革命摄影事业的摄影革命家》一文，追忆了为中国革命摄影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摄影家沙飞。
1992年，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沙飞诞辰80周年纪念活动。此后，沙飞摄影展与观众见面。
2004年5月20日，在石家庄市双凤山陵园举行了沙飞铜像揭幕仪式。人民日报社、新华通讯社、解放军画报社、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鲁迅博物馆、北京军区战友报社、石家庄日报社等单位的代表，沙飞的老战友、全国文联主席周巍峙，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邵华等人，还有沙飞的五个子女及亲友参加了揭幕仪式。
沙飞离开我们61年了，但他反映中国革命的不朽摄影作品却永远留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