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茗
现在提起吴乾兑（1932—2008）先生的名字，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吴先生生前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他原籍海南文昌，1932年出生于新加坡，并在当地接受教育。1950年6月，因为参加新加坡学生抗英同盟，被学校开除。随即回到祖国，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师从邵循正先生攻读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1958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先后被评为副研究员、研究员，历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等职。至2008年11月19日因病去世止，吴先生前后在历史所工作和生活了半个世纪，做出了许多学术贡献。
吴乾兑先生手稿
回顾其学术历程，他的研究集中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早发表的文章以帝国主义侵华史为内容，随后转向中外关系史和孙中山研究，晚年则主要从事上海史研究。他的治学旨趣顺应史学发展的趋势，产生了从大到小、由上而下的转向，并且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大量利用第一手档案资料，绝大多数文章都以中外档案为主要史料，尤其是外国档案，计有《英国蓝皮书》，美国众议院、国务院档案，英国、法国外交部档案，苏联《红色档案》杂志，以及俄国、日本、法国、德国的外交文件等。
这一特点与吴先生本身的能力和经历密切相关：首先，精通外语。他的英文造诣很高，又通过自学，俄文、法文也不错。深厚的外语功底为他阅读利用外国档案奠定良好的基础。
其次，工作单位提供的机遇。吴先生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刚成立不久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历史所初建，“领导上确定本所的方针任务，就是充分利用上海地区所收藏的中外文图书资料，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主体，从搜集资料入手，在全面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于是，历史所先后编撰出版《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四部资料书。这四部资料书充分利用上海报刊资料、外文资料比较丰富的优势，编得很有特色，产生较大社会影响，吴先生也参与其中。其时“历史研究所位于漕溪北路40号，与藏有大量近代外文报刊的徐家汇藏书楼毗邻而居。由于‘彼此关系很好’，藏书楼为历史所的翻译人员提供了诸多便利，甚至开辟了一个阅读、翻译外文资料的专用室”，这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大量外文报刊、档案，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所以，广泛征引外国档案成为其著述的一个突出特色。
如他所写《沙俄与辛亥革命》《辛亥时期沙俄侵华政策》二文，汤志钧先生高度评价它们是“根据俄国以及日本、法国的外交文件，对辛亥革命前后和革命高潮中沙俄的侵略活动与对辛亥革命的破坏，联系各国当时在远东的复杂关系，作了深刻、系统的揭露，深具说服力”。而他对于孙中山的研究，也侧重于学界较为薄弱的孙中山与欧、美、日关系研究，各有文章发表。欧洲方面的为《1911年至1913年间的法国外交与孙中山》一文 。该文从题目上看，似与张振鹍《辛亥革命期间的孙中山与法国》同题重复，但内容完全不同。张振鹍考察了孙中山法国之行的外交活动，下结论说孙中山“并没有能同法国政府官员交往”，“他在巴黎接触到的都是‘在野的人’，而没有‘在朝’之士。因此，他后来所说的‘过巴黎，曾往见其朝野之士，皆极表同情于我’，是不完全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的”。但他的这一结论有人表示异议。吴先生虽赞同张振鹍的看法，但为进一步弄清真相，利用法国外交档案撰写上文，发现法国政府对辛亥革命持反对态度，也不承认孙中山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因而不愿与孙中山有任何交往。该文史料翔实，内容丰富，分析深入，雄辩地证明张振鹍的看法是成立的。他从法国的对华外交政策切入，可谓角度新颖，独辟蹊径。
美国方面的为《1908年孙中山在曼谷：与美国驻暹罗公使的会见》一文。吴先生在文章开头说：“孙中山与美国驻暹罗公使汉米尔顿·金的会见，是1908年他在曼谷期间的一项重要活动。孙中山和随他一起前往曼谷的胡汉民等人都没有谈及此事，汉米尔顿·金向美国国务院所作的报告则提供了一些有关情况。”由此可见，此事因当事人不提及，详情不得而知，所幸汉米尔顿·金曾向美国国务院作了汇告，才保留了一些材料。吴先生就是根据美国国务院所保存的这些档案材料还原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原来孙中山到曼谷或多次发表演讲，引起清政府的恐慌，要求暹罗当局立即把孙中山驱逐出境。于是，孙中山去找美国驻暹罗公使汉米尔顿·金，拿出“他的夏威夷出生证、誓词、居住证以及美国发给的夏威夷疆省护照，要求承认他的美国公民权，并发给他美国护照”。汉米尔顿·金接受孙中山的要求，并代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申请。经过几个月的审查，美国国务院认为孙中山不符合美国公民的资格，不能取得美国护照。尽管如此，孙中山延长了在曼谷的逗留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他秘密组织同盟会暹罗分会，并为革命筹集了部分资金，达到其在暹罗发展革命工作的目的。该文发人所未发，填补了孙中山生平研究的部分空白。
日本方面的为《孙中山与宫崎寅藏》一文。宫崎寅藏是长期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日本友人，对中国革命有“极伟大之功绩”。他别号白浪庵滔天，因此也被称作宫崎滔天。后其孙女成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滔天会”。1980年11月，该会组织代表团访华，在上海访问期间，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有关同志举行座谈，团长——宫崎寅藏孙女将所藏孙中山和宫崎寅藏的来往书信、笔谈残稿、合摄照片的几张原件影印件，赠送给历史研究所。吴先生据这些一手资料，再辅以其他材料撰成此文。对于孙中山和宫崎寅藏初次会面的时间，没有材料能够说明确切的日期，《宫崎滔天年谱稿》估计是在1897年9月上旬。经吴先生严密的考证，认为应在8月23日左右，最迟不会超过8月26日，地点是陈少白横滨的住所。这次会面，宫崎深被孙中山中国革命的主张所折服，决定协助孙中山从事革命，奠定他们伴随一生的革命友谊。孙中山不会说日语，宫崎不会说中文，初次会面他们只能靠笔谈，从现在保存的少量残稿中，吴先生细心地整理概括出他们笔谈的主要内容，如宫崎是怎样知道孙中山的、孙中山在日本的活动情况以及孙中山对中国局势的看法等。而从宫崎和孙中山的来往书信中，吴先生也勾勒出宫崎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几件事情，认为这些都是“应该受到人们纪念的”。
吴先生在1986年刊发的《孙中山与欧美日关系研究述评》一文指出：“孙中山与欧美日关系研究，在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近几年来，才有专门论述这方面问题的文章陆续发表，可以说这是孙中山研究中的一个新进展”。他认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张振鹍所写《辛亥革命期间的孙中山与法国》正续篇：“张振鹍依据大量中外文资料，特别是法国外交部档案资料，联系法国的对华政策，对孙中山法国之行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具体论证了其意义和影响，不仅填补了过去这方面长期存在的空白，而且对于开展孙中山与欧美关系的研究也是一种有益的启示”。但他也强调已有孙中山与欧美日关系研究的不足，即“只比较集中于辛亥革命期间，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各个时期，可以说还是一片空白。就从辛亥革命期间来说，研究也是很不充分的”。正因为此，他努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予以弥补。上述他所撰写三篇相关文章“是前人较少或尚未论及的课题”，几乎每一篇都是利用一手资料，“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功力深厚，见解独到”， 可以说不仅有力地推动孙中山与欧美日关系的研究，而且也丰富了孙中山研究的方法、手段和内容。
当然，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晚年对上海史的研究。前文提及“文革”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先后整理出版了四部资料书。据汤志钧先生回忆，“对《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的编辑工作，吴乾兑同志是倾注了全部精力的，他从报刊中仔细寻求、校核，把没有档案的‘辛亥革命在上海’编出‘档案’的是他，写作‘大事记’的也是他”。因此，吴先生不仅非常熟悉沪军都督府的建制及其成立经过等，而且积累了丰厚长足的资料。在此基础上，他写成《上海光复和沪军都督府》一文，针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上海光复是谁领导的、沪军都督府是什么性质的政权以及革命派和立宪派关系如何等问题，明确地做出他的解答。该文抽丝剥茧，观点鲜明，对革命派和部分立宪派在上海光复时期的表现作了充分的阐述。但白璧微瑕，有不足之处：其一，对张謇、赵凤昌等为首的立宪派研究不够；其二，过分强调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不同一性。因此，其文章最后结论便出现偏差。吴先生认为革命派妥协倒退的原因是“一不相信群众，二怕帝国主义，便显得软弱无力，终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胁制下，在立宪派的拉拢中，政治上走向倒退，使自己和立宪派的原则区别归于消失”。应该说这是以事后之明苛求前人，不客观，也不可取。
大概在写完《上海光复和沪军都督府》一文后，吴先生也意识到对临时国会以及张謇、赵凤昌等为首的立宪派等着笔不多，尚有可议空间，他又写了篇《沪军都督府与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建》。尽管两文相隔10年，但吴先生的观点一以贯之，并无丝毫变化。他认为张謇、赵凤昌等为首的立宪派上书要求程德全主持全省政务是企图取消沪军都督府，但细绎上书全文，并无此意，而是用商量的口气，请沪军都督府考虑：“值兹大局尚未全定，军事计划自必特别注重，因以上海为重镇。若夫其他行政事宜，尽可统全省为一致，诚足以副全省之望。……上海亦苏省之一部分，若行政亦经分立，殊与全省统一有碍，拟请从长计议”。陈其美在复函中不仅接受了赵凤昌等统一全省行政的建议，“苏省敉平后，民政各事，自以由程都督统辖为宜”，而且主动表态沪军都督府将一方面“专注重于进取事宜”，另一方面“拟邀各省同志代表联合来沪，组织临时议会”。 可见，陈其美非但不认为张謇、赵凤昌等立宪派有取消沪军都督府的意思，还赋予沪军都督府新的使命，尤其“组织临时议会”一项，为上文所言临时国会虽是张謇、赵凤昌等酝酿成立的，但得到上海革命党人大力支持提供了有力证明。然在吴先生看来，组织临时议会是“张謇等人排斥沪军都督府的计划”；对于沪军都督府所发《沪军都督府议设临时会议机关启》，他认为体现了“张謇关于‘共和分治’的政见”，“所谓‘共和分治’，也就是他们鼓吹的‘联邦共和之制’或‘联邦政体’，与同盟会主张的‘民主共和’是对立的”。只看到立宪派与革命派的不同一性，那么吴先生笔下自然都是两者不同和对立的内容。
与沪军都督府研究一样，吴先生对上海英租界的研究也是建立在深厚的资料积累基础上。汤志钧先生回忆说：“吴乾兑除负责《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主体部分的编纂外，还参与《辞海》中国近代史部分和《中国近代史词典》的编纂。在和我共同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时，他不仅亲自编写了其中1840-1850、1911-1918年的大事记，并且参与了这部近120万字工具书的统稿和定稿工作。该书同样受到学术界特别是上海史学界的重视和好评。” 因为“近代上海的档案资料（1918年前），除旧公共租界工部局、旧法租界公董局的档卷尚有存留外，其余未曾发现”，吴先生在编写上海1840—1850年的大事记时，只能逐日翻阅当时中外报刊如《上海新报》、《北华捷报》以及《英国蓝皮书》、英国外交部档案等，从中摘录， 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所以其英租界研究能纠正前人不实说法，发人所未发，颇多新见。
其《〈南京条约〉至〈虎门条约〉期间英国在上海选择居留地的活动》一文，指出“有关上海租界史的论著中一般都认为，英国侵略者企图在上海设立居留地（后称为 租界）是在1843年11月上海开埠以后的事情”。实际上并非如此，“从《南京条约》至《虎门条约》期间，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侵华专使璞鼎查和清政府的钦差大臣耆英等人已有过一段在上海等口岸设立居留地的交涉过程。要在中国各个通商口岸中设立居留地，是当时英国政府的侵华政策，巴富尔则是这一政策在上海的执行者”。至于“上海的英人居留地，最初划定的时间和划定的界限，在有关论著中的说法不一，相当混乱，还需另作进一步的探讨”。随后，吴先生撰《鸦片战争与上海英租界》文，就英租界的地点选择、划定时间和界限以及租地章程等问题作了着重探讨。他从当时中英双方当事人的记载判断,“上海英租界似在1843年年底即12月下旬划定的”。在英租界划定后不久，外国商人就陆续在现在的外滩一带租地建房。那么上海英租界的最初界限在哪里呢？一般认为东面是黄浦江，南面是洋泾浜，北面是李家厂南面的一条公路(即今北京东路)。但吴先生根据《上海租地章程》 第4条规定，认为“英租界最初的北面界限应是苏州河，而李家厂南面的公路只是英领事馆地基和英商建房居住地基的界限”，他并从英国外交部档案捡出1846年4月28日英驻上海领事巴富尔给英驻华公使德庇时的报告予以证实，使其看法更有说服力。
在划定租界之后，巴富尔就与上海道宫慕久开始了租地章程的谈判。吴先生通过阅读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宫慕久和巴富尔的来往函件，了解到《上海租地章程》不是一次议定，而是各条先后议定，经宫慕久在江海新关分别公布，才最终完成，前后共持续整整两年的时间。《土地章程》共23条，吴先生高度概括为4条，分别是：1、由英国领事馆掌握土地租赁的管理权，2、将土地租赁变为土地买卖，3、由英国人管理租界的市政，4、英国领事具有最高的权力，精辟而又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土地章程》的实质。这个《土地章程》不仅成为其他口岸议定同类性质章程的范本，而且也是上海英租界的“根本大法”，后来历次《土地章程》即是在此基础上修订的。由于不像沪军都督府研究那样先入为主，带有主观偏见，吴先生的上海英租界研究言之有据，令人信服，甚至成为一种共识，被上海史研究者所广泛接受和采用，凡有关上海早期租界的论述基本都取自吴先生的著述。
由于受时代以及材料局限，吴先生的著述有的留下很深的时代痕迹，有的论证不够充分，观点尚可商榷。但需要指出的是，吴先生和陈匡时先生合写的《林译〈澳门月报〉及其他》一文通过精审的考证，认为林则徐组织翻译的《澳门月报》，主要是从《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和《新加坡自由报》翻译出来的。30多年后，台湾学者苏精根据《澳门月报》译文比对1839与1840年的英文报纸，全部还原出《澳门月报》的英文底本，得出结论：《澳门月报》的底本就是“《广州纪事报》《广州新闻报》和《新加坡自由报》三者”。他很佩服两位先生虽然未见到报纸原文，却能推断出《澳门月报》的英文底本，然后感慨地评论：“只是他们的推断似乎没有获得后来的研究者重视”。 就此而言，吴先生有些文章本着客观理性的态度去研究，就能不落时代印迹，留下隽永恒久的学术价值。尽管它们可能一时不为人所知，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最终会被有心人所发现和称道。这一点，对后辈学人来说很有启迪意义。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