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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珠峰大本营汇聚了大量的“歪果仁”，也一度成为了尼泊尔外部新冠病毒输入案例的“集中营”，但相比尼泊尔本土的疫情，这已经是小巫见大巫了，此时的珠峰向导们认为，呆在高海拔的珠穆朗玛峰，可能比他们回家时更安全。
最近印度的疫情并没有实质性的好转，虽然每日新增有所降低，但毕竟还是6位数的疯狂，短短一两个月，累计确诊就直奔3000万人，而累计死亡也达到了33万人之多。与印度相邻的尼泊尔因此惨遭波及，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尼泊尔每日新增自4月底以来一度飙涨到了9000人，这对于人口仅有2800万人的尼泊尔来说，确诊率甚至高过印度。
接下来，我们开始谈尼泊尔在珠峰大本营向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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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穆朗玛峰一侧的高处，比什努·古隆（Bishnu Gurung）可以听到直升机在大本营降落时发出的嗡嗡噪音。52 岁的比什努是一位尼泊尔的珠峰向导，他无法判断这些航班是在营救生病的登山者，还是在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运送新冠患者，但无论哪种方式，都不好。
比什努低下头，可以看到他的客户正在费力地爬上洛子峰。他慢慢地进入第三营地并放下他的补给品，将冰爪抵在斜坡上，算是完成了阶段性工作。
比什努在珠穆朗玛峰上工作了 30 年，这座山几乎变成了他第二个家。此时的他虽然他看不到大本营，但他从其他向导和登山者那里听到了新冠病毒正在尼泊尔肆虐的传言。
比什努今天的客户是一位名叫戈宾达·德夫科塔的尼泊尔登山者。尽管他在小时候因小儿麻痹症而失去了一条腿，但比什努对他在最初的适应之旅中表现出来的速度和灵巧印象深刻——戈宾达为这次攀登计划了六年。
由于无法筹集资金完成夙愿，戈宾达最终抵押了在加德满都的家产来支付探险费用。
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他们稍作休息，开始从高处掉头，往大本营下撤。
当他们进入昆布冰瀑时，路线变得越来越拥挤，导游和客户都共用一条固定的绳索。在吱吱作响的铝制梯子的两侧形成了交通堵塞，这些梯子被绑在一起以跨越巨大的裂缝。冰瀑中的人群总是很危险，因为他们会减慢进程并增加暴露于不可预测的坠落冰冻碎片风险。
今年，其他可能携带新冠病毒的登山者则放大了这一风险。当他经过其他人时，比什努试图像戴面具一样把他的护颈罩拉到鼻子上，但他的太阳镜很快在山间寒冷的空气中起雾了。
但他管不了那么多，他此时此刻，只想回到大本营，他们一进大本营，比什努就马上给他的妻子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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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比什努和他老婆一起住在拥挤的小套二里，他们和 25 岁的儿子住在加德满都附近的巴鲁瓦塔。他当时意愤难平，此前比什努最后一次前往珠穆朗玛峰登山探险是2019年，他的客户虽然探险成功，但是没有预先支付登顶奖金或小费，然后就逃跑了。
随后的2020年，新冠病毒来袭，登山的人越来越少，也受到政府严格管控，很快比什努的钱包就相形见绌了。他不得不从朋友那里借钱交房租、实物。
转机来自于一家当地户外用品商公司，该公司正在寻求向导，但是给的待遇比较低，但遇到这样的机会简直就是救命。比什努毅然决然地踏上了珠峰之旅——虽然低于行情价，但他能在两个月内赚取尼泊尔人均2年的收入，这足够支撑他的家人度过这一整年。
很快公司跟他签订了合同：攀登费用为 3800 美元，登顶奖金为 2500 美元。
此外公司还给比什努提供了各种预付款，这让他心情倍儿爽，立即还清了借款，然后还重新购买了头灯和探险手套，准备好了出发。
虽然新冠病毒对尼泊尔影响很大，他的家人也比较担心在此期间重返珠峰极具风险性，但是对于饿死还是病死的问题上，尼泊尔向导们显然有无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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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躲过了第一波新冠病毒的严重冲击，在2021年初，尼泊尔的病例在稳步下降，各大媒体都在刷屏新增死亡清零的消息，紧接着，当地政府减少甚至取消了检疫要求，加德满都开始车水马龙，机场也变得越来越拥挤。
尼泊尔卫生部门启动了一项旅游业优先的疫苗接种计划，像许多登山向导一样，比什努在排了几个小时的队，终于接种了第一剂中国制造的科兴疫苗。
随后，珠穆朗玛峰、安纳普尔纳峰和道拉吉里峰等 8000 米以上的山峰热闹非凡，政府颁发了创纪录的攀登许可证。
时间来到2021年4 月中旬，正当珠峰的向导们在为攀登旺季的到来做准备的时候，变异的新冠病毒开始席卷印度，然后很快一路向北，冲击了尼泊尔。
此时，由于新加坡和香港禁飞印度航班，成千上万的人转而奔向了加德满都来中转，与此同时，大量的新冠病毒液来到了尼泊尔。
尼泊尔前国王和王后在印度参加宗教节日“大壶节”后返回加德满都，马上被检测出了新冠病毒，然后次日就住院了，王后甚至住进了重症监护室，一时间整个尼泊尔人心惶惶。
来自印度的变异新冠病株已经扩散到了整个尼泊尔，从4月11日大爆发后的两周内，尼泊尔的新增病例猛涨十倍，死亡人数也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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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德满都学起了印度，新增了50多个临时的沿河火葬场，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火葬需求。与此同时，情况逐渐恶化，重症的新冠患者甚至在救护车和家中死去，因为无法获得足够的病床、类固醇或医用氧气。在加德满都，公立医院在人行道、建筑工地和走廊设置了临时病床。而在一些私立医院，患者则被要求在黑市上购买氧气。
珠峰大本营的第一批新冠患者，最初被认为是高原反应或者类似的常规疾病，随着这些患者被送往加德满都，都被陆续检测出来新冠病毒。
尼泊尔的旅游部门此时却展现出来了神操作，采取咄咄逼人态度否认新冠病毒已经传播到珠穆朗玛峰，随后还发布了措辞严厉的禁言令，禁止任何在山上工作的人“发布或传播任何会引起登山者恐惧的信息”。
珠峰探险队的领导只能自救，尽其所能地控制病毒蔓延，他们开始用绳索屏障和手写标志封锁了营地。而有钱一些的登山者使用起了“快速抗原测试”，并严格隔绝来自外部的任何人。
但有一些人，比如攀岩名人 Nirmal，则放肆地不顾风险， 举办了一场不戴口罩的即兴表演，他们邀请了多个团队的登山精英，甚至还有美国的流行歌手Mike Posner，在拥挤的餐厅开着派对，还在社交媒体上传视频。
而此时，他们根本不知道就是这场派对，成为了珠峰大本营的一场超级传播链，当然，这是后话了。
4 月 26 日，加德满都进入了第二轮封锁，比什努的妻子每天不得不外出2小时去指定地点领取食物、补给品和她的糖尿病药物。5月3日，政府禁止所有非紧急国内航班，两天后国际机场停飞商业航班。
就这样慢慢熬着，而第一波珠穆朗玛峰客户在接下来的一周踏上登顶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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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什努此时在珠峰大本营，他在空闲的时候与妻子交谈，山上的危险由于政府不得已的持续管控，似乎消失了，他也短暂轮换到第三营地。
但山下的加德满都家里，却是一片哀嚎，比什努的四名近亲死于新冠病毒并发症——一个年轻的侄子、一个叔叔、一个阿姨和她的女儿。
比什努的阿姨和女儿死在家里，他们没有氧气，更没有ICU病床。 女儿是毗湿奴的年龄（指年轻），比什努听闻消息后，全身瘫软在帐篷里，而且他被困在珠峰大本营，此时想办法回到家没有意义：他买不起直升机，而且家人的遗体都已经火化了，至于僧侣的祈祷仪式，还要排期。
逝者已逝，比什努没有办法，当下的珠峰，甚至比加德满都更加安全。
此时比什努正在为客户的冲顶做准备，他一遍又一遍地检查装备，包括5个40磅的氧气瓶，其中只有一个是给他准备的。
比什努呆呆地望着这些氧气瓶，这是他需要随身携带来方便登山者的东西，但如果能放在他家人身旁，或许不会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