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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疫情为何如此严重?原来是他们选择的抗疫方向错了



文 | 叶克飞


新冠疫情蔓延全欧,意大利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第一重灾区。截止3月20日,意大利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7021例,死亡4032例,治愈5129例。现有确诊病例中,有16020名患者在医院接受普通治疗,2655人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另有19185人居家隔离。


意大利不重视疫情吗?


不是,它是欧盟内部最早宣布全国卫生紧急状态的国家,也是最早封城的国家(虽然它的封城备受诟病),它还是欧盟最早宣布全国停课的国家,并及时补贴受疫情影响的企业。那么,意大利的疫情为何如此严重?它到底做了些什么,又做错了什么?


意大利的强硬措施来得太晚?

恰恰相反,它只是选错了方向


3月20日,意大利卫生部宣布,从3月21日开始关闭国内所有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以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此前一天,意大利总理孔特宣布,原定4月3日结束的全国“封城”令将会延长。


很多刚刚从封城中走出来的国人,或许会来一句“早该如此”,仿佛意大利乃至欧洲的疫情蔓延是因为没有及早封城。虽然意大利是欧洲最早选择封城的国家,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唯一的那个。但在很多国人看来,意大利式封城简直就是笑话,因为只是封了出入城渠道,但城里的人们仍然照常上街、去餐厅和咖啡馆,甚至看电影和体育比赛。


但意大利的错误,并不在于它没有严格彻底的封城,而是在于它选择了错误的应对形式。说简单点,就是意大利不可能实现封城举措,政府不会这样做,民众也不可能同意,它最初的封城举措,不但变成假封城,还付出了巨大代价。原因很简单,意大利人不接受这样的限制。


也正因此,意大利最初的封城必然是失效的,别说正常的工作与店铺营业,连民众每天在咖啡馆里的喝咖啡闲聊都无法劝止,更加无法组织意大利人喜欢聚集聊天的习惯。所以,被封的城市内部,存在着极高的交叉感染风险。


其实,新加坡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排名第二的国家,日本的东京和大阪,韩国的首尔,都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它们面对新冠疫情,并未因为人口密度过高、疫情风险极大而选择封城,而是在维持正常工作与生活的同时,加大检测力度,确保公共卫生,实现平稳过渡。很多人最初曾嘲笑新加坡的“佛系抗疫”,但事实证明该嘲笑的显然不是新加坡人,“重症去医院,轻症居家隔离”的举措也非常有效。此外,人口密度超高的香港也因为公开透明、提早介入和严格检测,早早控制了疫情(当然,第二阶段的输入性病例是新的考验)。


意大利最初的疫情爆发地集中在北部,意大利经济北强南弱,米兰都灵威尼斯博洛尼亚等经济重镇集中在北部。熟悉足球的人都知道,早年的“意甲七姐妹”都是北方球队,本身就是因为意大利经济的北强南弱。但即使是经济最发达地区,人口密度也低于日本和韩国,控制疫情的难度也不可能更大。但很显然,意大利并未学到什么。


很多人认为不戴口罩是关键因素,但欧美民众对口罩的抗拒由来已久,日本、香港等地戴口罩的习惯也非一日形成。而且正如专家所言,在空旷人少的地方,戴口罩确实并非必要。意大利真正没学到的不是口罩,而是在维持正常生活与工作的同时,没能将严格检测和良好公共卫生落在实处。尤其是后者,意大利人亲昵的社交习惯,与东方式的含蓄和距离完全不同,拥抱与亲吻的习惯,在疫情期间确实变得可怖。


但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不戴口罩,还是亲昵社礼节,意大利都并非西方社会里的孤例,为什么它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都特别高?


这必须归咎于意大利最初假封城的代价。


意大利的假封城,

却造成了真的医疗挤兑


疫情发展至今,病毒的可怕无需怀疑,但从国内情况来看,死亡率最高的是最初爆发疫情的武汉乃至湖北。在其他省份,病毒的致死率并不高。


许多专家都曾在不同场合下提过:最可怕的其实并不是病毒本身,而是医疗挤兑。一旦病人扎堆,医疗资源无法应付,加上病患的交叉感染,就会发生挤兑,导致更高的死亡率。


很多人会忽视一个基本的社会治理常识:即使是世界上医疗体系再健全、医疗资源再丰富的城市,都无法依靠一己之力应付突然爆发的疫情。


如果把病患集中在一个地方,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医疗挤兑。日本、韩国之所以不选择封城,而是以“佛系”战法应对,避免医疗挤兑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只有正常的资源流动,才有机会通过社会整体力量调配各种资源以应对局部疫情。


欧洲其实更需要这种模式,因为老牌欧洲国家的医疗体系虽然健全,医疗资源虽然丰富,但因为城市化进程早,发展完善,城乡差别极小,城市规模普遍较小,大多数国家都以几万人甚至几千人的城镇为主。意大利也不例外,最初封城的十个城镇,基本都是这类小地方。


这类城镇的医疗资源配套,显然也是以日常需求为基准。但当疫情突然爆发,小城镇的医疗资源自然无法应付,但此时城镇对外渠道关闭,周边或大城市的医疗援助无法马上到位,立刻就造成了极高的死亡率。


这种医疗挤兑,还会造成更多的感染者。疫情在意大利的举国蔓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最初的医疗挤兑造成。


值得一提的是,有人认为意大利是先有严重疫情再实施封城,其实是没有搞清楚具体情况。在疫情初期,意大利的感染者根本算不上严重,比起日本韩国的数字都要低得多。真正的数字爆发期,恰恰是封城并形成医疗挤兑之后。


意大利面临的高度老龄化

和医疗削减之痛


除了应对失误,意大利还有自身的社会问题。


最大问题显然是老龄化。说起人口老龄化,很多人会先想到日本,其实意大利仅次于日本,是世界第二大老龄化严重国家。根据2018年数据,意大利有22.6%的人口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居欧盟第一。意大利的年龄中位数是45.9岁,高于欧盟的中位数42.8岁。


这次新冠疫情,受威胁最大的就是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意大利也不例外,新冠肺炎的前105位死者平均年龄居然达到了81岁,生前均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截止3月13日,因新冠肺炎致死者的平均年龄仍为80岁。仅有的两名五十岁以下死亡者中,一位患有肥胖症和糖尿病,另一位也有基础病。面对疫情,面对医疗挤兑,老人的抗风险能力显然最弱。



意大利面临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近年来意大利医疗福利的削减。作为老牌福利国家,意大利的医疗体系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人口老龄化本身就是医疗体系完善的证明。从新冠疫情的数据来看,死亡者普遍都有基础病,但反过来说,那些平均年龄高达80岁以上的患者,此前能扛过各种基础病,也恰恰说明了意大利医疗体系的强大。


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为了配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纾困计划,降低国债在GDP中的比率,意大利不断削减包括医疗卫生投入在内的公共开支,导致医疗卫生体系处于绷紧状态。数字显示,五年来,意大利有七百多家医疗机构关门,加上提前退休制度,导致有十万人以上的医疗专业人士缺口。


意大利的体制也被许多人诟病。意大利有20个大区,大区政府的话语权极为强势,尤其是这次疫情的爆发地,更是集中了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大区,包括贡献意大利30%GDP的伦巴第和威尼托两个大区。


这也导致了意大利政府和大区政府之间的政令不协调,不同大区之间的措施存在严重差异等问题。但许多国人对意大利体制的嘲笑,在我看来完全没有任何道理。要知道,意大利大区政府的强势,跟长久的地方自治传统有关。


另外,即使是意大利国家层面的机制,也是欧盟最繁复的一个。任何法案要通过,必须经过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反复投票表决,过程十分反复,仅次数就有八次之多,即使前七次都通过,第八次没通过,一切也要从头再来。这当然意味着很低的效率,也造成了意大利政府的走马灯式换人。


但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意大利人在二战后的痛定思痛。为了避免再度出现墨索里尼式人物,意大利人设计了非常繁复的机制。你当然可以说这些繁复机制有低效率的一面,却不该嘲笑意大利人为人类文明不再走回头路而付出的智慧与努力。


最后说两个细节,意大利的医疗体制,有着非常严格的流程控制,一旦出现问题,就马上会启动司法调查。所以,意大利疫情最初爆发的两个城镇——科多尼奥镇和沃镇,其急救中心此前都被启动司法调查。再就是意大利人在统计死亡数字时,体现了少有的严谨态度,即使是因基础病死亡的生前未确诊病例,他们也会进行检测,一旦呈阳性,都会纳入新冠肺炎的死亡数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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