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指责王映霞“红杏出墙”的前前后后
文/老张在路上
民国大作家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离异，导火线是郁达夫认为王映霞与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之间有了“红杏出墙”的事实。有一次，两人经过一番争吵后，王映霞匆忙离家出走，郁达夫一怒之下，竟在《大公报》刊登“寻人启事”。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从那时开始，两人关系愈闹愈僵。
对于同一件事情，特别是婚姻家庭关系之事，站在不同立场上的双方各有说辞，本也是正常现象。具体到王映霞究竟有没有过“红杏出墙”，如今，随着新史料的陆续被披露，要想正本清源，说出个明白来，并非什么难事了。
我们先看郁达夫留下的文字。郁达夫关于王映霞的“红杏出墙”情事，主要见于他著名的《毁家诗纪》。此一组诗包括诗19首、词一首，此外就是他的原注。
郁达夫的性格中，的确带有颓废文人的气质，其处世为人，也时有歇斯底里的倾向。这一点，在他处理与王映霞的婚姻关系中表露无遗。在郁达夫的作品中，其《毁家诗纪》一度万人争诵，主要原因是郁达夫在这些诗作中毫不保留地暴露了自己的私隐与“家丑”，包括他对王映霞“红杏出墙”的怀恨之意，而但终于，《毁家诗纪》面世，更加深了王映霞的离意，两人的婚姻至此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王映霞对于这段引发“毁家之变”的前因后果，以及她的自我辨解，主要见于她写的《王映霞自传》。
按照王映霞的说法，郁达夫和她的感情危机源于她在1938年二三月间，她为许绍棣介绍女朋友一事。郁达夫的朋友叫李立民的，在郁达夫全家搬去武汉时，托郁达夫把她的女儿李家应带去汉口。李家应是中央大学西画系毕业的，她有一个好朋友，叫孙多慈。李央求王映霞给孙多慈介绍一个男友。其实，当时，孙多慈正和老师徐悲鸿谈恋爱。王映霞在“自传”中回忆说，她当时想到了许绍棣，到武汉后，就给许绍棣写了信，去他是否同意做男女朋友，后来许绍棣回了信，说可以做做朋友。王映霞就把许我回信放到了台子上。“郁达夫酒醉了之后，便将这一封信去照相馆印了出来。后来就就算作是许绍棣给我的‘情书’。”
孙多慈后来嫁给了许绍棣，而她早先恋爱的徐悲鸿先生的妻子蒋碧薇，又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出走。后来有论者评论此事说，厅长和部长各自在情场上战胜了作家和画家。1941年郁徐在新家坡相逢，郁为徐做题画诗，有“各记兴亡家国恨”之语。让人不胜感慨（孙百刚《郁达夫外传》）这些都是后话了。
王映霞有“荸荠白”的雅号，是形容她的美丽。王映霞在20岁那年与郁达夫结婚。郁达夫比她大了12岁，一开始就埋下了矛盾的根子。婚后王映霞确实发挥了妻子的柔情，除了竭尽所能与郁达夫共同建立一个爱的窝巢之外，并有目的地每天准备了鸡汁、甲鱼，黄芪炖老鸭，想尽了办法要把丈夫的肺痨病体加以补养。郁达夫也以“日记九种”的形式把他对王映霞的爱登在报刊上，使人们都知道他有一位贤淑、聪明、美丽的好妻子。这时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夫妻俩更加恩爱有加，过了5年甜蜜的生活。1933年，举家由上海迁到杭州，建一座“风雨茅庐”居住下来。
到杭州后，郁达夫深居简出，每天就读读书、散散步。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1935年底就远赴福州供职去了。杭州是王映霞的故乡，王映霞迅速地成了杭州社交场合的红星。一天到晚交际应酬，再不就是在风雨茅庐招待客人，茶余饭后，不避男女，开口无忌，说些谑而不虐的笑话，风雨茅庐成了男士们最爱光临的地方。和许绍棣就是那时认识的，这也就是郁达夫所说的“毁家之始”。
风雨茅庐的风风雨雨，招蜂引蝶的艳闻已经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远在福州的郁达夫毫无所觉。一直等到王映霞已经投入了别人的怀抱，郁达夫才有所知觉，连番催促王映霞到福州与他同住，王映霞虽然遵嘱南来，但只住了三个月便以水土不服为由返回杭州。这时日本全面侵华开始，1937年8月13日大举进攻上海，杭州危在旦夕。王映霞携家避难到浙西山区的丽水，与许绍棣比邻而居，终至发展成为情人关系，惹出许多闲话。
郁达夫寻到丽人，挈家前往武汉。满以为可以斩断他们的关系，不料却截获了他们之间肉麻兮兮的三封情书。郁达夫愤怒已极，把这三封情书照相制版，在朋友中广为散发，想要王映霞知难而退。王映霞无所谓，来个不辞而别，郁达夫长夜不眠。窗外王映霞洗涤晾晒的纱衫还挂在那儿，郁达夫越看越气，又毫无办法，拿笔饱浸浓墨在那纱衫上大写：“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并成诗一首：“凤去台空夜渐长，挑灯时展嫁衣裳。愁教晓日穿金缕，故绣重帏护玉堂。碧落有星烂昂宿，残宵无梦到横塘；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
“侯门”是许绍棣的府邸，对它郁达夫只能是“更断肠”。但郁达夫也有办法，他在报上登出“警告逃妻”的启事，使得王映霞颜面尽失，肝肠寸断。通过中间人来做郁达夫的工作，郁达夫又在报上登出：“道歉启事”，王映霞写了一纸“悔过书”，双方于是言归于好。
秋凉时节，郁达率只身再到福州供职。为了逃避战火，更为了彻底斩断王映霞与老情人之间的联系，郁达夫答应了《星州日报》的聘约，带王映霞远赴南洋。这已是1938年的岁尾。
王映霞总觉得自己是钻进了郁达夫精心设计的圈套，到了新加坡后天天还想着她的浙西山区，天天也就寻郁达夫吵架。郁达夫忍无可忍，便将“毁家诗记”寄到香港的《大风旬刊》发表。内容包括两年来郁、王婚姻触礁的点点滴滴。用十九首诗和一阕词，事无巨细全部记录了下来，并加以注释，用词尖刻，不留余地。使得王映霞品格扫地，气得七窍生烟。一连写了几封信寄到《大风旬刊》，大骂郁达夫是“欺膝世人的无赖文人”、“包了人皮欺骗女人的走兽”、“疯狂兼变态的小人。”于是互揭疮疤、形同分水、冷战分居，最后王映霞演出第二次逃家的新闻。
1940年8月中旬，王映霞只身返国。经香港飞往战时首都重庆，郁、王两人在新加坡、香港、重庆分别刊出离婚启事。
1942年4月4日，王映霞重披婚纱，与钟贤道在重庆百龄餐厅举行盛大的结婚典礼。贺客如云，施蛰存为她赋诗：“朱唇憔悴玉容曜，说到平生泪迹濡。早岁延明真快婿，于今方朔是狂夫。谤书欲玷荆和壁，归妹难为和浦珠；蹀蹀御沟歌决绝，山中无意采蘼芜。”
现在回头再说王映霞的“红杏出墙”事件。
郁达夫一生的性格和气质都在固守着他的天性没有改变：天真、坦率、敏感、抑郁、自尊、自卑，他不道貌岸然，不阳奉阴违，不着假。以郁达夫如此的天性，以郁达夫和众多知情人的智力水平，会因为只是朋友之间正常来往、为朋友介绍爱人的书信而大动干戈，闹得满城风雨吗？郁达夫将读到的三封情书批量影印，分送朋友，并声称这是找官司的凭证。而许绍棣也因为此绯闻，被人反映上去，委员长侍从室传下训斥来，据说是陈立夫教训许绍棣不准再胡闹，委员长很生气云云。（曹聚仁《我和我的世界》）这些放在大庭广众之中的东西，不是一句“神经病”、“无端猜疑”就可以说过去的，也不是王映霞一再宣称与许绍棣“止于友情”就可以说得过去的。
德国汉学名家马汉茂，出版了一本有关郁达夫与王映霞婚变的书。公布了王映霞写给情人的书信，刘心皇在《郁达夫的爱情悲剧》一书中，公布了这封信的内容：
从这封信的内容看，信是写给“弟”的，内容说她已经怀孕，但这个孩子却仿佛是“弟”的，信中请那个“弟”在乡下租一间房，也许准备生产用。
此信一公布，迫使王映霞写了一篇《郁达夫与我的婚变经过》、《答辩书简》两文，内容无非是替自己遮掩，始终不承认自己当年的“红杏出墙”事。
郁达夫在《毁家诗纪》及注释中，所列各事实，都有时间，一地点，有细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如果不是事实，是不能“编造”得这样活灵活现的。况且，王映霞的自我辩护，却只是否认再否认，一味指责、谩骂、攻击，根本没有针对性的事实辨诬。这当然就站不住脚，值得人怀疑了。
汪静之，1902年生人，1996年辞世。曾以诗集《蕙的风》而闻名现代文坛。1993年，91岁高龄的汪老先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王映霞的一个秘密》，文末署名“蛀书虫”，文中用括号作了不少注释。这篇文章在汪老逝世前未公开发表，王映霞逝世后，经香港作家李远荣之手发表于《明报月刊》2000年3月号。当年汪静之在武汉和郁达夫与王映霞是近邻，又是挚友，汪妻同王映霞还是同学。因为这层关系，汪静之就得知了王映霞的一个秘密：她映求汪静之帮助她一起去医院打胎。而且夜不归宿，是特务头子戴笠派小车接她去的。
如今反思郁王婚恋的悲剧结局，如果说王映霞从来没有爱过或是喜欢过郁达夫，也非事实。更贴近事实的是，王映霞爱的是她心目中的著名作家和著名文人。当这个著名文人成为丈夫后，那爱和喜欢就变了味。因为现实和想像是有距离有时候是有很大距离的，一介书生，一个名士，和名女人王映霞的距离就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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