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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国”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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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内阁改组。按照惯例,13位新任成员公示了自己名下资产,其中8位甚至连家属名下财产一并公布出来。数字显示,这13位新成员的总资产平均为628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87万元),如果算上安倍晋三自己的财产和留任阁僚的资产,那么安倍内阁所有成员的总资产平均为89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48.4万元)。

新内阁成员中,最有钱的是科学技术相平井卓,资产约为3.2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969.8万元)。另外两位资产超过1亿日元的是奥运相樱田义孝,资产为1亿367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41.9万元)和地方振兴相片山皋月1亿17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20.1万元)。

当然,这绝对不是最寒酸的一届日本内阁。翻看日本政府历次组阁之后的财产公示,真是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穷!

曾经担任日本首相的菅直人就是其中的代表。2010年菅直人担任日本首相时公示了自己的财产:他没有股票,也没有高尔夫会员卡,只有一笔395万日元定期存款(约合24万人民币),以及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公寓的官方估价是518万日元(约合32万人民币)。菅直人虽然继承了父亲留下的山林,但基本上都被他捐出去作公共用途,官方估价近乎零。

那么他的钱是不是存在太太名下呢?首相夫人的财产也被公示出来:定期存款1000万日元、国债50万日元、一台价值100多万日元的汽车。这样,算上太太名下的资产,菅直人报上的资产有224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170万。是不是比起今天这届日本政府内阁成员要寒酸得多?

日本内阁是不是总那么“穷”呢?也不尽然。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鸠山由纪夫2009年9月上任后申报的家庭财产为14.43亿日元,约合1649万美元,折算成人民币就是“亿元户”。他在东京大田区的私宅和长野县轻井泽町的别墅等房产的市值约4亿日元。如果算上所持的350万股普利司通股票等,鸠山的资产接近90亿日元(相当于5.5亿人民币)。

这基本上算是最“土豪”的日本国家级领导了。即便是今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资产也不到千万人民币,还不够北上深杭一套房。

| 安倍晋三

如果你在一线城市有一套房,那么恭喜你,身价基本赶上日本内阁水准了。


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

日本政治家真是在用实际行动践行这句话: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

之前提到的日本“最富”首相鸠山由纪夫,他之所以那么有钱,并不是因为他本人当过日本首相,也不是他还有一个日本首相的祖父,而是因为他有一个大商人外祖父——世界上最大的轮胎生产商普利司通轮胎公司创始人石桥正二郎。

| 鸠山由纪夫

事实上,在日本想要靠当官来致富,真是不太可能,以下三个方面可以从某些程度上说明问题:

第一,日本社会舆论,官员不能“超国民待遇”。

日本是一个很奇葩的国家,日本的官员也让人叹为观止。比如,“穷”就是日本官员最大的形象工程。

对于日本的公务员来说,凡是老百姓能看到的地方都要“示穷”,越寒酸越好,能凑合就凑合。比如办公楼的装修及设施等等,有的官员坐的椅子甚至都磨开了花。总之,“工程”都要保持一种看上去比民间公司差一档次的样子。这样,“可以让纳税的老百姓看了感到政府没有乱花自己的税金,还觉得政府穷得可怜”。让老百姓从对比中感到有“优越感”,“自己怎么也比政府混得好”,从而缴点税也不会产生怨言了。

日本公务员也是不允许占公家一点便宜的。比如,日本公务员不能用单位电话联系个人私事,日本厅局级干部及下属几十人都在一个屋子里办公,在这样的环境下,就是想假公济私也是不太可能的。

再比如,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工作辛苦加班到很晚,误掉了火车或地铁,政府就出台一项规定,加班到深夜的公务员可以公费打车。出租司机为了招揽这样的固定客源,对打车的公务员们施以啤酒、送小额现金等小恩小惠。结果政府查下来,超过1400人涉案,重罚了其中一百多人,还对涉案最严重的财务省进行了警告。财务大臣作出自我处罚,决定退还两成月薪,还有多位未卷入此丑闻的财务省高官也表示效仿财务大臣,退还部分薪金以示惩戒。

还有,北海道一公务员中午开公车到附近餐馆吃了顿午餐。老板娘看到公车黄标后认定该公务员浪费了国民税金。打了一个电话,结果查的这个公务员甚至不敢开公车出去办公。

更厉害的是,日本神户水务局一名公务员因午休前三分钟就离开办公室去买午餐,而受到了批评和扣薪,相关领导也专门召开电视新闻记者会,向公众鞠躬道歉。事情是这样的,这位64岁的公务员被发现在过去7个月中,26次提前离开办公室买盒饭,每次大约提前3分钟出门。根据相关规定,日本公务员的午休时间是中午12时至13时。事发是因为另外一个员工从办公室的窗户看到他离开办公室,径直前往了距单位不远的便利店。

水务局发现此事后,认为这名员工的行为违反了公务员服务法中要求的专心工作的规定,除了对其进行处罚,扣除薪水之外,水务局的领导还召开了公开记者会,几名官员一字排开对媒体鞠躬道歉。

看看,日本公务员跟国民相比,真是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第二,全社会认同,当官必须要放弃财产隐私权。

这一点,是任何以清廉著称的国家、地区民众都认同的价值观。日本也是如此,这也是日本严格执行官员财产公示的重要原因。

在日本,首相、内阁、副大臣及政务官等就任和卸任时,都要亲自申报汇报资产状况的,以便旨在监视其是否利用地位不当敛财。现行制度基于2001年内阁会议敲定的《大臣规范》,公示的内容包括房产等不动产(以固定资产税的课税标准金额为准)、汽车等动产,股票、债券、存款等金融产品,甚至包括高尔夫会籍、艺术品等等各类有价物品,甚至演讲费等也要列出来。

日本有关部门还规定,一定级别以上的公务员必须每年3月31日前报告上一年度的财产收入,所收礼品每季度报告一次,一些报告可以用纳税申报表替代。

而且日本政府会确保,各厅必须确保任何人都可以查阅任何级别的公务员财产报告。

这就是“财产公示”与“财产申报”的区别。前者是指把自己家庭的所有财产、收入和支出信息向公众展示,任何人都可以查阅,其目的就是落实民主监督制度。公众可以通过财产公示材料,发现公务员有没有隐瞒财产,收入与支出是否相符,如发现公务员的财产信息不实,便可揭发举报。而后者只是把自己家庭的财产信息向上级报告,然后就被锁进了保险箱,没有几个人会知道,很难起到民主监督和反腐的目的。

| 在日本电视Chatshows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名47岁的日本兵库县川西市议员野野村龙太郎(野々村竜太郎)因被怀疑滥用301万日元官方津贴(折合人民币49万元)而哭得肝肠寸断。 视频截图

第三,日本反腐三驾马车:法律、执法机构和媒体。

法律、执法机构和媒体,绝对是政府权力的有力约束和制衡力量。

法律就不用多说了,各国都有详细的法律制度。纵观日本的法律规定,历年来是日趋严格。比如小泽一郎、前原诚司都曾因政治献金问题受到调查。因此日本在2007年对《政治资金管理法》进行修订,对政治资金的募集、管理和使用都进行了严格规定,甚至包括规定:各政治团体1日元以上的全部支出,都有提供发票的义务,以杜绝政治资金被滥用。

再强大的法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执行,那也是没有牙齿的老虎,根本毫无威慑力。日本没有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执法部门人数也并没有比其他国家多很多,但是执法机关还是能够做到有案必查、认真执法、独立办案。要知道,在日本,就算是收到一封举报信也要查,如果谁敢不查,就会被怀疑是不是同谋……

在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有一个让人听了就胆战心惊的部门,叫“特别搜查本部”。迄今为止,这个搜查本部搜查逮捕过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自民党前副总裁金丸信。所以,一旦被这个搜查本部盯上,很少有人能够逃过关。而且首相说情也毫无用处,弄不好首相也因“妨碍公务罪”一起进去。

整个日本社会对腐败问题容忍度极低,官员一旦发生腐败问题,就很难东山再起。如1996年日本副部级高官冈光序治因腐败而落马被判刑。出狱后,他只能回老家照顾老母亲。所以,日本政治家和官僚中敢伸手拿钱的,真是少之又少。


还有一个因素造就日本较高的廉洁度,那就是社会和舆论的监督。社会和舆论对公务员和政治家的财产和收入紧盯不放,很难有藏污纳垢的空间。在很多腐败案件中,日本媒体的深度调查甚至不逊色于日本检方的调查。

也就是说,往往在特别搜查本部介入之前,媒体记者往往已经充当福尔摩斯,将各种证据和案情调查得清清楚楚,而且会追着嫌疑人表态认罪。舆论监督在日本的反腐败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日本,犯罪或犯错成本是巨大的

在日本,犯罪成本到底有多大?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讲了几个故事,摘录下来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是东京地铁公司的铁道本部担当部长,这位五十几岁的部长从2008年4月至2013年6月的5年间,使用公司用于公务乘车的IC交通卡“Suica”支付不属于公务出差的私人交通费,并购买饮料、报纸等,使用金额约为5万日元(约3000元人民币)。东京地铁公司认为,这位部长将私人消费部分作为公务消费报销,属于贪污行为,因此决定将其开除。

第二个是一位市立医院的院长,这位老医生在过去几年陆续接受了一位81岁女性患者悄悄放在资料下面约计50万日元(约3万元人民币)的看病和动手术的谢礼。这事被人告到市政府后,这位院长已经将谢礼全额归还给了女性患者的家属,而且还递交了辞呈,但是市政府认为,院长身为公立医院负责人,却带头收受谢礼,应该给予更严厉的处分。

虽然5万日元和50万日元都是很小的数目,但是在日本司法制度和社会惯例里,犯罪不在于金额大小,超市里偷一个面包和街头盗走一辆奔驰车的性质相同,都属于“偷盗罪”,都要受到惩罚。


最后,在日本当基层公务员,工资收入不仅跟民企差不多,比大型国企差远了,而且要求非常严格,工作时间长、强度大,虽然是一个稳定的饭碗,但是年轻人越来越不爱考公务员。毕竟,这里真的没有什么油水,稍有不慎还有可能犯下大错丢了饭碗、甚至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所以,只有那些真正希望从政、对公共事务有热情的人,希望通过从政实现抱负,或者说家里有浓厚政治背景的、或者不差钱的那些人,才会成为公务员队伍中的主力。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新加坡的李氏家族。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李显龙继承父亲的政治理想,从政成为新加坡的领袖,而二儿子李显扬则是经商,他也表示,自己不希望从政的很重要原因,就是不希望像哥哥那样牺牲掉太多的隐私和自由。

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这才是合理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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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 |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