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美国高校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桩大学录取诈骗案曝光，涉及全美排名前50的顶级大学。图为纪录片《买进名校：美国大学舞弊风暴》剧照。（资料图/图）
花重金就能买进美国名校吗？
“百分之百！这是必成的买卖。”里奇·辛格对每个找上门来的富裕客户说。
2019年3月，美国高校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桩大学录取诈骗案曝光，五十多名房地产高管、一名医生、律师和多名公司首席执行官、明星名人涉案，并面临刑事指控，美国联邦调查局发起了一项名为“校园蓝调”的调查行动。
调查发现，“买进名校”的幕后操纵者里奇·辛格，是美国知名人生规划和教育咨询公司“钥匙”（Thekey）的创始人，该公司在新加坡、曼谷、菲律宾、中国、日本和韩国都设有分部。辛格同时还创立了钥匙全球基金会——一家不必缴纳联邦收入税的非营利性组织。辛格的客户都是通过向钥匙基金会捐款的形式，掩盖向美国顶级大学的教练和管理人员贿赂赃款的事实。辛格与这些受贿人士“合作”，将他的客户们——来自富裕阶层的子女伪装成运动员，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被美国顶级名校录取，并贿赂考官，付钱找人代考，改写这些学生的SAT、ACT成绩。通过设计的这场骗局，从2011年至2018年，7年时间，辛格敛财多达2500万美元，涉及全美排名前50的顶级大学。
2021年3月，Netflix推出纪录片《买进名校：美国大学舞弊风暴》（以下简称《买进名校》），披露了这桩“买进名校”案的诸多细节。该纪录片中的主角——里奇·辛格及他的客户们由专业演员扮演，但声音全是真实的。接到举报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窃听了辛格近一年的通话记录，演员们的“配音”全都来自这些通话录音的合成。
“为了获得吹嘘的资本”
辛格收到的最大一笔贿赂来自中国亿万富翁、A股上市公司步长制药董事长赵涛，他支付了650万美元给辛格，让女儿赵雨思以帆船运动员的身份进入斯坦福大学就读。
中美媒体都曾报道过赵雨思，称“她是受到美国顶级大学青睐的幸运儿，以ACT33分（满分36分）、托福111分（满分120分）的成绩被斯坦福大学录取”。赵雨思还开过直播，在她被斯坦福大学录取后，她在直播中称：“我也是一名普通女孩，生活在一个大家庭，有4个兄弟姐妹。喜欢弹钢琴、哼小曲；喜欢骑马、喜欢飞翔的感觉；喜欢艺术，喜欢抽象的工艺品。考上斯坦福不是梦，只要有梦想并且为之努力就问心无愧。”赵雨思的父亲赵涛曾与特朗普合过影，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孩子们，一定记住不能给钱，一定会是浪费。每个人都不会有任何股权的，只有让他们自己去创业，自己打造一番事业。”
辛格丑闻曝光后，赵雨思被斯坦福大学除名，其父帮她买进斯坦福的故事也随之曝光。在《买进名校》中，有一位真正的涉案当事人出镜，他是前斯坦福大学帆船队总教练约翰·万迪默。在赵涛付给的辛格650万美元中，辛格将50万美元捐款给万迪默负责的斯坦福大学帆船项目，由此为赵雨思获得了一个进入斯坦福帆船队的名额，尽管她从未接触过帆船运动。
面对镜头，万迪默回忆了自己与辛格的第一次接触。“我们是通过电话联络的，他说他是大学招生人员，有兴趣接触更多小众运动，我觉得挺有趣，就同意见面。我本以为他到了斯坦福，会发消息或打电话给我，因为斯坦福很注重安保，每扇门都要刷卡进入，但他不知怎么就直接出现在我办公室，我觉得很震惊，可见他在斯坦福的人脉不止我一个。”
万迪默最终因共谋诈骗罪被判6个月居家监禁，缓期两年执行。万迪默一直被周围人视为正直的好人，尽管与辛格合作，他并没有中饱私囊，而是将收受的贿赂全部投入到自己主导的斯坦福帆船项目中。
辛格的第二大客户的具体情况未出现在纪录片中。她叫郭佳欣（SherryGuo），其父郭虎林（在逃的中国公安部A级通缉犯）向辛格支付了120万美元，辛格拿出其中40万美元，行贿耶鲁女子足球队前主教练鲁迪·梅里迪斯，梅瑞迪斯给郭佳欣伪造了足球特长生的经历，将她塑造成“南加州足球队队长”，由此郭佳欣顺利进入耶鲁大学。
类似的故事多达50个。南加州理工大学前任水球教练乔万·瓦维克是水球运动的知名教练，率领校队拿过多次全国冠军。在收受了辛格25万美元贿赂后，瓦维克帮助两名学生以水球运动员身份被南加大录取。辛格利用了大学体育部和招生部门对这位教练的信任。
靠着这些富裕家庭的“赞助”，辛格的钥匙集团迅速发展，市值超过2.9亿美元，有一千多名美国员工和280名海外员工。辛格曾在打给一位客户的电话中夸夸其谈：“我能帮助美国最富有的孩子们入学，因为我认识所有的NBA成员和NFL的球队老板，有各种人脉。”
“如今世界运转的方式很有意思……难以置信。”这位客户最后感叹道。
就在辛格丑闻曝光的第一周，美国独立教育顾问佩里·卡慕斯还接到一个中国富豪的电话，希望花1000万美元把他的孩子送进哈佛。“我心想，伙计，你没看新闻吗？”卡慕斯在纪录片《买进名校》中说。
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是，富裕家庭的孩子根本不必为未来的衣食忧虑，为什么父母仍不惜花重金还要买一张名校入场券呢？专业人士都表达了同一个观点：出于虚荣。卡慕斯说：“我们行业里的常见观点是，申请大学的是父母，孩子是他们申请大学时用的道具。”独立教育顾问芭芭拉·卡慕斯说得更为直白：“它成了地位加分，你的地位会因为你的孩子就读于精英学校而上升，一切都是为了获得吹嘘的资本。”
里奇·辛格先后做过篮球教练、独立大学顾问，并在担任独立大学顾问期间发现了美国高校招生中的巨大商机。（资料图/图）
“特权的偏好”
辛格丑闻曝光震惊全美，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意外。“这就是美国，你有钱吗？那你就可以去其他孩子去不了的地方，所以我并不惊讶。”一位美国大学生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说。
“过去三四十年间，高等教育越来越像一种商品，是你可以购买的产品，入学本身成了一种目标，受教育反而不再是目的。”斯坦福大学前招生负责人乔恩·里德在纪录片中表示。
调查记者、作家丹尼尔·戈登从2002年起开始研究美国高校招生问题，著有《录取的代价》一书，他在书中写道：“随着年岁增长，我越来越意识到美国的大学教育，尤其是常春藤盟校，就是精英教育。”
戈登调查发现，每年有成千上万名来自富裕或上层阶级的子女被美国精英大学所录取，金钱在其中占了绝对优势，他称之为“特权的偏好”。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而且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巨头罗伯特·巴斯在1991年给斯坦福捐款2500万美元，他的女儿玛格丽特成了她就读的格罗顿高中10个申请斯坦福的学生中中唯一一个被斯坦福录取的学生，尽管她的SAT、ACT成绩比其他九个都低；一名韩裔学生亨尼·帕克，他的SAT成绩比玛格丽特高出340分，仍被斯坦福拒之门外。来自田纳西州的学生哈里森·弗里斯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正是因为他的家人捐助了上千万美金，使普林斯顿多了一个新的学生中心。
哈佛大学资源委员会（COUR）有424位成员，要想进入该资源委员会，需要捐款给哈佛超过一百万美元才有资格竞聘，核心层则至少要捐款500万美元以上，这424位成员中，有218人至少有一个孩子在哈佛就读。
数据表明，常春藤盟校中，只有十分之一的孩子来自普通家庭，他们中仅有3%出身于社会底层。
没有一所大学公开承认过他们录取的这些富裕的孩子与他们父母的巨额捐款有直接关系，他们甚至表示，巨额捐款与录取无关，也就是如果你捐了数百万美元，名校也无法给你确认的承诺，你仍有可能被名校拒之门外。
这就给辛格创造了机会。他发明了一个词，叫“旁门”（sidedoor），与“前门”“后门”相对，前门是指靠实力自己考进名校；后门就是靠捐款，需要的金额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美金，而且不保证一定能进。辛格所谓的旁门，是靠伪造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进入名校，比起捐款，家长只需要付30至50万美元就可实现，是最便宜的入学资格。
“这些富裕家庭想要保证，他们不想浪费时间，希望把事情办成，把孩子送入指定的学校，我拓展了761个‘旁门’。后门没有保障，他们只是会多考虑一下你，我的客户们需要百分之百的保障。”纪录片里，辛格与一位华尔街金融高管电话时说道。
新闻镜头里的辛格不苟言笑，总是穿一身教练服。他出生于美国加州中部城市萨克拉门托，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几所大学和高中担任篮球教练。当“独立大学顾问”这一新职业在美国兴起时，辛格嗅到了其中的机会，1998年，他成了萨克拉门托第一位独立大学顾问，为许多即将参加“美国高考”的高中生提供关于择校、专业的意见。
辛格的前同事回忆，一开始，辛格只是想踏实做专业的独立大学顾问，但三年后，他就发现了美国高校招生中隐藏的巨大商机，比如，如果把考生的种族从白人改成拉丁裔或非裔这样的少数族裔，他们就可以享受平权福利，以较低的分数被录取；如果把考生包装成水球、帆船、马术、击剑这类冷门运动的特长生，被高校校队招募，那么他们被录取的概率就是百分之百。“有意思的是，他的背景一定程度为他的丑闻做了铺垫，他有运动员录取流程的亲身经历，这些知识无疑在几年后让他学以致用。”纪录片这样分析。
2011年起，长达七年时间里，辛格屡试不爽。直到一位华尔街的财务高管在因一起不相关的证券指控被捕后，透露耶鲁一位前足球教练向他索贿。这名教练正是为郭佳欣伪造足球特长生经历的梅里迪斯。由此，辛格的故事才逐渐浮出水面。
“让才华代替金钱”
“如果我们相信种族、出身和学生兴趣的多样性，那么我们也必须拥抱经济的多样性。”在《录取的代价》一书中，戈登援引了美国顶级私立文理学院阿默斯特学院院长安东尼·马克思在一年开学典礼上的发言。“穷孩子没有春天。”在戈登看来，美国社会越来越固化的阶层分化，大学招生是“帮凶”。
辛格丑闻曝光后，公众的愤怒主要指向辛格以及给辛格付钱的富裕群体，戈登在纪录片中表示，“与其指责他们，不如敦促精英大学做出改革，让才华、能力代替金钱，成为学生们进入顶级名校的最高通行证”。
戈登建议，首先关掉“后门”，结束对校友和家庭关系的偏爱。一直以来，美国私立名校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倚重于校友及校友家族的捐款，这让他们的后代在录取时有极大优先权。已经有名校正在采取措施，比如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正在这样做，他们推出一系列举措，要求校友子女按公平条件参加竞赛，这将有助于恢复录取的公平性，并增加与名校原本联系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申请者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
戈登认为，校友也不必过分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录取中失去优势，因为他们通常可以负担得起昂贵的私立教育、考试准备服务、导师和独立顾问的费用，他们的孩子仍然比其他申请者享有许多优势。由于没有录取优先权，这些孩子可能会更加努力，进入名校会更加充满自信，知道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而不只是依靠父母的血统。
精英大学则可以通过为捐赠者创造其他奖励和命名机会来表示对捐赠者的尊重，比如，加州理工学院在接受了十亿美元捐款后，以这位捐赠者的名字命名了一颗小行星。
此外，戈登认为还需要在筹款和招生录取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为了避免出现麻烦的现象，每所大学都应采取一项政策，即既不接受也不协商来自已向该大学申请或在候补名单上的任何父母的捐赠。如果孩子已经被录取并决定入学，则应该有至少两年的等待时间，其父母或家族才可以进行捐赠。”
关掉“旁门”，既断了辛格之流的后路，也是大学为教育公平所做的努力。“我不会建议完全关掉在招生中对真正对运动员的偏爱，真正的优秀运动员的卓越成就应该被肯定。”戈登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名校在“运动偏好”上偏离了轨道，给更多小众运动大开方便之门，比如，高尔夫、马术、帆船、水球，这些小众运动大多数普通孩子不会接触到，只在上流社会中盛行，这就天然设置了门槛。他建议，应该严格控制小众运动的运动员录取人数，并实行更为严格的考核标准，同时增加篮球、足球、游泳等大众运动的运动员招募比例。
在《录取的代价》中，戈登最后建议，为包括亚裔学生在内的普通美国少数族裔和需要经济援助的国际学生提供平等入学的机会。“如果精英大学真正致力于社会经济多元化，那么他们会将优秀的少数族裔，尤其是亚裔美国人申请者的增加视为机遇，而不是问题。”戈登写道，“将国际学生的招募人员限制在那些会坐飞机的皇室成员和商业大亨的孩子之中，这会歧视才华横溢的低收入申请者，并在国外引起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冷嘲热讽，也使美国国内学生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了解更为狭隘。”
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