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对中国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自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这一地区除了中国大陆，还包括日本、朝鲜、韩国、越南、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汉文化圈为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法国汉学家汪德迈（Lon Vandermeersch）诠释：“汉文化圈，实际就是汉字的区域”，故朝鲜、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台湾属于汉文化圈范围。中国周遭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亦有许多部分源自于中华文化，因为东亚一些族群在创造自己的文明系统时会采用部分汉字、儒学、律令，并大量引入了中国科技、汉传佛教、科举制度、中国文学、中国民俗。但因为传播到不同国家的各自诠释，因此在哲学、宗教、政治、经济、科技、建筑、艺术以及其他民俗等诸多方面仍有许多明显不同。
判断其文化受中华文化的影响程度，主要是依照汉字文化传播而定，一般而言，受继汉字文化国家，多半也继承“中华思想”，所以日本、朝鲜、越南为接受中华文化并影响深远的国家。而不具备中华思想且并非中华民族之一的民族几乎全部不使用汉字。而其文化是否属于中华文化亦可依照朝代的关系而定，如该国与中国有附属关系以及其汉化程度有很大关联，例如元朝忽必烈违背大汗选举传统即位以及“行汉法”的主张而被认为是中国的历史朝代之一。在17世纪，满族建立的清朝代替汉族的明朝取得了中原支配地位，并以其原有的满文化大量融入了汉族文化后产生了满汉文化。满清皇帝也认为自己是中国天子而继承中华文化。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中，日本亦经常将自己称为神州、中华。李氏朝鲜作为中国附属国也常自称其文化为中华文化之正统，长期以“小中华”自居。越南的安南历朝政权亦常自称属于中华正统，而阮朝认为自身有在东南亚传播中华文化的责任。这些情况直到列强入侵，外蒙古、朝鲜半岛独立，民族主义兴起后，才不再以此为自称。
历史
中华文化影响中国境内异族与周遭日本人、朝鲜人、琉球人、越南人等，并各自形成独特文化，中华文化为东亚、东南亚诸国的文化源头之一。
上古
朝鲜于汉代时期，汉武帝设四郡：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将朝鲜半岛北部纳入中国版图。以乐浪郡为交通孔道，文化东部重镇：在前后汉四百年当中，乐浪郡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功效。东晋末，天下大乱，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中，辰韩的斯卢国与马韩的伯济国逐渐崛起。
越南在秦代即由秦始皇在此设象郡，将越南北部首次纳入中国版图。汉朝初期，赵佗灭安阳王，设交趾、九真等郡，将疆域延伸到今越南中部。
中世
朝鲜在永嘉之乱后，高句丽、百济、新罗鼎足而立。朝鲜半岛北部被从中国东北的高句丽南下占领了乐浪、带方两郡，将疆域拓展到朝鲜半岛，同时与分裂的北方中原诸政权维持友好关系。西元五世纪初，全盛时期的高句丽与东晋结盟，形成与中原王朝南、北两面外交关系。南朝宋元嘉六年（429年）高句丽迁都乐浪郡，成为地道的半岛国家。半岛南部则在百济位于半岛西南部，临渤海湾，曾长期与高句丽为敌，与东晋、南朝较为密切。新罗位于半岛东南，临日本海，初期透过高句丽吸取中华文化，与北中国的关系较为密切。六世纪以后新罗兴起，朝鲜半岛上形势产生变化。高句丽联合百济，以压制新罗，新罗转而与中原国家较为密切。
晋咸安二年（372年）高句丽设太学、传入佛教、颁律令（初期以高句丽为最盛）。晋太元九年（384年）百济设太学、颁律令。
日本则在此时期与南朝建立朝贡关系。根据南朝史书的记载，倭五王的倭国继百济、高句丽之后，在五世纪中与南朝建立朝贡关系的第三个。南朝梁大同四年（538年）佛教由百济传入日本。同时期，中国的儒教、易学、历算、医学，亦先后由百济传入日本。
朝鲜此时初次出现统一王国。隋唐帝国一再对高句丽用兵，在新罗的帮助下，唐于显庆五年（660年）灭百济后设立熊津都督府；总章元年（668年）灭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于平壤。朝鲜半岛首次出现统一王国新罗。583年，新罗始颁布律令及允许传布佛教。政治、经济制度全仿唐制。文化上，新罗创出用汉字来标音的“吏读文”。科举考试采用儒家经典书籍。大量派遣留学生至长安的太学，如崔致远高中唐科举进士，且娴熟汉文，归国后即备受国人推崇。
日本于西元七至九世纪逐渐进入主动、直接遣使吸收中华文化，是历史上吸收中华文化最多、最快的时期。中国当时进入隋唐时期，日本在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初次派“遣隋使”至中国，往后250年间，遣使不断。透过使节来华的留学生、学问僧，唐代文化大量传入日本。在平安时代后期（894年）停止派遣遣唐使，并在此之后开始成为独特文化。
唐代时期在越南设安南都护府。五代十国末期，越南吴朝因而独立。
近世
自中国明朝恢复“册封体制”以后，大规模文化交流开始与李氏朝鲜、琉球、越南、日本亦广受影响。明建文三年（1401年）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室町幕府派出以经济目的为主的遣明使与明朝进行交流，不少僧侣亦随行渡明。上至佛教、儒教，下至筷子、品茶和建筑，中华文化以中国为中心分布开影响其民族生活文化。明朝允许琉球与泉州互相贸易往来，史书并有记载琉球的察度王已向中国朝贡。
于东洋世界的传播
有学者称楚文化是韩国文化之源，现今，韩国的很多城市地名与楚国一样，甚至这些城市在韩国汉江的分布位置和楚国相同地名的城市在楚国汉江的分布位置都一样，如韩国的丹阳、襄阳、汉阳(今首尔)、汉江、洞庭湖，同时韩国的母亲河汉江（韩国）与楚国的母亲河汉江（中国）的上游都有一个名字一样的山太白山。中南民族大学的杨万娟教授认为，朝鲜的开国神话檀君朝鲜中的天神桓雄的原型可能是楚国的韩终，即为箕子朝鲜。朝鲜韩国学者的说法为古朝鲜由中国商周时代的移民与原土著居民组成，大部为早期东夷等部落移民后裔。前194年燕人卫满推翻箕子朝鲜准王，国号仍称“朝鲜”，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就是卫满朝鲜。西汉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东征朝鲜，设立四郡，使得“朝鲜”一词长期消失在中国典籍中。直到公元7世纪亦在中国唐朝的帮助新罗统一王朝开启“统一新罗时代”，新罗才成为主权独立国家。 朝鲜战争后朝鲜半岛的南北对峙导致了南北韩现代文化的差异，但双方传统文化却一脉相承。朝鲜半岛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密切的交往，甚至于为中国所正式统治而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因此朝鲜半岛传统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
朝鲜宫廷音乐是朝鲜半岛古代为宫廷王室和贵族演奏的音乐，包括雅乐、乡乐和唐乐。其中雅乐是从中国引进；乡乐为朝鲜半岛本地音乐；唐乐最初是新罗从唐朝宫廷引入，后又融合朝鲜半岛当地音乐。
三国时代快完结时，中国的唐朝把丝制长袍传到朝鲜半岛。贵族妇女开始穿着全身裙和阔袖的上衣（襦）。而男子就穿着窄身、长至膝盖的上衣（袍）和阔身裤，并把裤脚绑在足踝。在高丽王朝时代，高丽曾成为蒙元的驸马国达80年。忠烈王其后迎娶忽必烈之长女齐国大长公主为妻，从此改穿蒙古服饰。在他以后数位朝鲜王的统治内，所有官员都要剃去头发，并要穿着蒙古服饰。朝鲜李朝时代，服装则改为近似明朝汉服式样，初期衣带在右侧，较幼及短，后期移到较中间的位置并加粗、加长，女服为袄裙，到后期上衣（襦或袄）亦缩短。朝鲜时代的女性宫廷常服称“唐衣”。礼服、官服参照明朝式样。
朝鲜民族在15世纪前以汉字为书写工具。直到李氏朝鲜末期逐渐舍弃。朝鲜半岛传统建筑的韩屋风格亦强烈受到中国的影响。
日本在弥生时代时期，亦有大量来自中国和朝鲜人的移入，出现了陶器、铁和铜器；还出现了成块的水田，成为了一个农业占主要地位的社会。大和时代的孝德天皇即位推动大化革新等改革，亦以仿效中国的政治制度，试图建立一个律令制的国家。其后大部分文化与中国六朝相近。
日本文化在古代奈良时代前期到平安时代前期，强烈受到中国的影响。在奈良时代派遣遣唐使到唐朝留学，在平安时代开始发展了独特的学术，尤以儒学影响最大，江户时代有出现不少儒学者。后来，于平安时代后期（894年）由于停止派遣遣唐使以及在1633年江户时代实行锁国令之后，发展了自身独特的文化。
日本多以唐制为蓝本，确立了天皇名称、日本国号、中央体制、地方制度、考试制度、土地田赋制度等。京都受唐式文化影响深远，平安京最初被分成东西两个部分，东侧为“左京”被称为“洛阳”，西侧为“右京”被称为“长安”，建筑系仿自唐代的洛阳城和长安城。日本的另一个城市奈良市在古代又被称为“平城京”，起初本打算仿照北魏大同的“平城京”，但北魏很快把首都迁到了洛阳，所以，奈良就仿照汉魏洛阳城建造了奈良的“平城京”。日本人借用汉字偏旁发明“片假名”、根据汉字草书发明“平假名”。奈良时期，中国的成实、三论、法相、俱舍、华严及律宗传入日本。至京都时期，在传入天台与真言（秘宗）后，完成了大乘佛教的东传。艺术、娱乐方面，唐朝各项艺术娱乐传入日本，如围棋、香学、书法、音乐、舞蹈等经过消化改造，已成为日本独特文化的一部分。日本在大化革新时以唐朝礼仪为准则，不依要重罚。
日语汉字：日本在将近一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借用汉字来记录本国语言，进行书面交际。日本现存最早的两部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都用汉字写成。于大和时代（公元5世纪）经朝鲜半岛辗转传入日本，随着一些佛教僧侣将中国的经书带到日本而传入的。后来独自发展成平假名及片假名。在语汇方面，除了自古传下来的和语外，还有中国传入的汉字词。
日本画：大和绘开始于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中国的工笔重彩技法绘画方式传到日本，后又发展成为“四条圆山派”。在平安时代早期风行的“唐绘”，主要是宗教画。到了14世纪的室町时代，禅宗的发展对日本视觉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中国宋元时期引进的水墨画取代了彩绘的地位。之后著名画家雪舟更随遣明使到达中国学习水墨画，有代表作《四季山水图卷》。在江户时代以模仿在18世纪由中国元朝传入的南宗文人画的日本南画画派亦得以发展。
日本茶道：日本的茶道于源自中国并自行发展出来特殊茶文化，日本留学僧南浦绍明在宋朝时来到中国，将中国径山茶宴带回日本，成为日本茶道的起源，并很快就发展出自己的风格与流派。最初是僧侣用茶来集中自己的思想，最后成为分享茶食的仪式。
日本在奈良时代公元5世纪至8世纪，汉传佛教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建造了不少佛寺。日本的建筑以神社、佛教寺院、离宫主要是强烈受到中国的影响。具有汉传佛教色彩的的法隆寺是日本目前既存的最早期木造建筑，被认为是飞鸟时代建筑的核心代表。
琉球国从中国引进了许多的包括饮食、音乐、建筑等方面的观念，使得琉球在文化上有接近中国的特点和风俗。琉球人崇尚汉学，士族皆有汉姓，士族男子皆有唐名，民族服饰琉装也受到汉服影响。官员品秩亦仿照中国分为九品。
1393年（明朝洪武二十六年、日本明德四年），琉球学生开始到京师国子监学习，清代时特设琉球学馆于北京国子监内，作为琉球学生读书和生活的居所。明代有多次派出的“册封使”乘御冠船从中国到达琉球。琉球国冠婚丧祭都遵循明朝和后来的中国朝代的典礼。他们在生活中席地而坐，设具别食，相沿已久，也是从中国的古代的经典中学到的礼节。琉球本土原来没有教育机构，通过向中国派遣留学生来培养人才。当时有很多留学生前往中国学习儒学、天文、地理、医学、音乐、绘画等；亦有学习技艺的有冶炼、造船、铸钱、烧瓷、烧墨、制茶、制糖、制伞等。因为琉球与中国的特殊关系的缘故，所以琉球国内建有文庙，用来祭祀孔子和学习他的理论著作。庙中制度俎豆礼仪都按照《会典》。民间也信奉一些源自中国的神祇如关公、妈祖等。
1719年琉球国在文庙建起了市级别的学校，并从中国人挑选一名任通事官职的人来担当讲解师，每月按一定的时间和课时。1798年琉球王尚温建国学又建乡学三所，国中子弟由乡学选入国学。琉球的教育体系开始确立。1879年，随着废藩置县、琉球王朝的消亡，中华文化的影响开始逐渐降低。但琉球国士族后裔的族谱及宗祠仍然使用汉姓。
由于台湾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多族群组成以及不同时代背景而有多面向的呈现。台湾从史前到西荷时期，有南岛民族各族群，从明清时起大量闽粤移民将汉文化带入台湾，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此汉文化的三大节庆，或每逢元宵节、清明节、中元节、七夕等传统节日，也带入并发展不同特色的庆祝礼俗。此外，尚有迎妈祖、盐水蜂炮、东港烧王船、头城抢孤等等。京剧等汉剧种在台湾亦得到大力扶持；另一方面随着于17世纪福建泉州漳州移民来台后，公元1624年起就有搬演中国戏曲的纪录，歌仔与南管，将当地流行的戏曲剧种有梨园戏、高甲戏、乱弹戏、福州戏、莆仙戏、车鼓戏、司公戏、傀儡戏、掌中木偶戏、四平戏、潮州戏、皮影戏、客家三脚采茶戏等。融合各剧种优点，更独创出属于台湾特色的歌仔戏等。
香港文化饶有特色，既因为二千多年来，香港人口以华人为主，深受中华文化影响；亦因为在过去百多年间曾经成为英国殖民地，华洋杂处，故此同时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成为“中西合璧”的独特文化。从19世纪香港开埠，到现在发展成国际大都会，世界各地的文化亦对香港文化影响不少。
越南在中国文化传入以前的史前时代，虽然有出现了属于当地文化的源头—东山文化。但是在前1世纪至1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都在中国古代各政权的统治之下。秦汉时期中原军队逐渐兼并了越人的领地并殖民，随着迁徙而来的汉族与部分百越族融合。直到968年，丁部领统一境内的割据势力而建国，在李朝建立后受中国宋朝承认其主权。之后的历史中，越南亦长期成为中国的朝贡国或藩属国并全盘接受中华文化。
越南文化亦是亚太地区最古老的文化之一。越南文化，通常指的是由起源于越南北部的京族所创造的文化。与其他同样位于中南半岛的国家所不同的是，在历史上受到中国文化很大的影响，其文化特征与中华民族非常接近，是汉字文化圈的一部分。但京民族仍然保留并发展了很多其民族的固有文化，经过千百年来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融合，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越南文化。
越南语最初并无文字而只有口头语言，因此当时越南人多使用完全由汉字组成的文言文（越：Hán Văn／漢文）来书写文章。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的长期的北属时代，越南艺术吸收了大量来自中国的因素，并在自主时代以后也不断的受到来自北方的影响。尽管如此，越南艺术中仍保留了很多独特的越南特征。
在10世纪起先后传入越南的中国雅乐、儒家音乐、道教音乐、佛教礼仪音乐及其演奏方式和使用的乐器，越南雅乐以顺化宫廷雅乐为代表作。
起源于10世纪的越南李朝的红河三角洲一带的越南水上木偶戏，与中国古代宫廷的“水傀儡戏”有很多相似之处。
阮朝以前越南人的日常服饰，尤其是平民阶层的日常服饰，较多的受到当时中国的影响，阮朝以前，越南人的日常服饰多穿着类似汉服常服样式的越服。阮朝奉行亲清政策，服饰也受到清朝影响。
文化西传
中华文化在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中产生过影响。法国是欧洲启蒙运动发展的重要中心。由法国兴起“中国风”随着启蒙思想的传播在欧洲大陆。此时的流行以中国的瓷器、丝绸、漆雕、园林建筑、绘画、诗歌、戏剧以及典章文物成为欧洲时尚，1755年在巴黎公演伏尔泰根据中国元曲《赵氏孤儿》改编的《中国孤儿》造成轰动。受中国风影响的洛可可风格与中国式园林在欧洲各国王室流行。
18世纪至19世纪间，基督教传教士至中国传教，翻译许多中国学术典籍，著作相关专书和大批的书信交流，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将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民间风俗、文学艺术介绍到欧洲，是欧洲近代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源泉，并影响欧洲诸多重要思想家，如：伏尔泰、狄德罗、莱布尼兹等。伏尔泰崇拜中国孔子，并欣赏中国儒家思想，并将中国的政治体制视为最完美的政治体制。法国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派”学者狄德罗曾经推崇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并认为孔子建立的哲学是中国人最闻名与最完善的道德和法则。德国哲学数学家莱布尼兹除了景仰中华文化并从神学角度理解朱熹理学，并认为《易经》之六十四卦象亦与他所提出之其研究发现的二进位制“通用符号”与有所关联。法国百科全书派领袖人物霍尔巴赫认为欧洲政府必须学习中国的儒家政治。中华文化的书籍和中国文化典籍亦影响了德国大文豪歌德。除了儒家政治思想，还有诸多科学发明、文化成就、航海造船、建立文官制度的科举等，也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后在1919年来到中国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亦提出中国人提倡的和气、乐观、礼让、智能的人生之道非西方文化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