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的孵化、培养和资助从一开始就是由与美国军事情报界直接关联或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所主导的：这些集团中的许多人都加入了五角大楼高地论坛。
早在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之前，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就与美国军事情报界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在整个九十年代，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给斯坦福大学、包括给谷歌的资金，都明确要求用于开发可以增强五角大楼在战区的军事情报作战的技术。
在谷歌成立之前，参与为谷歌提供种子资金一事的中情局高级官员和中情局-国安局承包商同时考虑到了数据挖掘在反恐方面的作用，并产生了由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实际推进制作工具的想法。
在谷歌成立之后，投资谷歌的很多早期投资者都和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例如著名的红杉资本就积极帮助美国政府，寻找新兴技术在作战和情报收集中的应用。
与此同时，谷歌也对美国情报界“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一方面，谷歌通过开发谷歌地球、为中情局定制搜索引擎、以及帮助美国情报机构监控用户数据这样的项目，与美国情报界互通有无。另一方面，谷歌的高级管理层大量吸纳来自于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人员，其中包括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高级代表等人。
谷歌的孵化、培养和资助从一开始就是由与美国军事情报界直接关联或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所主导的：这些集团中的许多人都加入了五角大楼高地论坛。
全面信息意识
1993年11月3日，美国高级情报官员、情报界管理参谋研发协调办公室主任大卫·查沃尼亚（David Charvonia）通过电子邮件列表发出了一份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论文征集通知。塔图·于勒宁（Tatu Ylonen，广泛使用的SSH数据保护协议的发明者）对电子邮件列表中的同事做出的反应很能说明问题：“加密相关性？还真是让你思考是不是应该保护你的数据呢。”这封电子邮件还确认国防承包商、高地论坛合作伙伴科学应用国际公司负责管理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的提交流程，论文摘要将通过一个科学应用国际公司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给中央情报局研发办公室的杰基·布斯（Jackie Booth）。图拉辛汉姆透露，到1997年，即谷歌成立前不久，当她还在斯坦福大学监督其搜索引擎软件的开发时，她的想法就转向了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的国家安全应用。她在其著作《商业情报和反恐中的网络数据挖掘和应用》（Web Data Mining and Applications in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Terrorism）（2003年）的致谢写道，她和“中情局的里克·斯坦海瑟博士开始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讨论，将数据挖掘应用于反恐”，这个想法直接源自部分资助了谷歌的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这些讨论最终发展成为了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当前的EELD（证据提取和链接检测）项目。”因此，参与为谷歌提供种子资金一事的中情局高级官员和中情局-国安局承包商同时考虑到了数据挖掘在反恐方面的作用，并产生了由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实际推进制作工具的想法。正如图拉辛汉姆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所表明的，她至今仍坚定倡导为反恐目的进行数据挖掘，但她也坚称这些方法必须由政府开发，并与民间自由律师和隐私权律师合作，确保建立健全的程序，防止潜在滥用。她指出，遗憾的是，随着收集到的信息量越来越大，误报的风险很高。1993年，当MITRE公司代表美国情报界发起并管理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时，弗吉尼亚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阿妮塔·琼斯博士（Anita K. Jones，MITRE的受托人）成为了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主任、五角大楼研究与工程的负责人。她自1988年以来一直是MITRE董事会的成员，从1987年到1993年同时在科学应用国际公司董事会任职。她作为1993年至1997年间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新负责人，联合主持了五角大楼的高地论坛，正是在此期间，谷歌在斯坦福大学在MDSS项目的资助下进行了发布前的开发。因此，当图拉辛汉姆和斯坦海瑟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讨论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的反恐应用时，琼斯正是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主任、高地论坛联合主席。那一年，琼斯离开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回到了弗吉尼亚大学的教职岗位上。次年，她加入了国家科学基金会董事会，当然，也正是它们刚刚资助了布林和佩奇，同时，她也回到了科学应用国际公司董事会。她从国防部离职时，参议员查克·罗伯（Chuck Robb）向琼斯致敬：“她让技术界和军事行动界齐心协力，共同制定了详细计划，以便在下个世纪也能保持美国在战场上的主导地位。”
图6：安妮塔·琼斯博士，1993年至1997年间担任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负责人，1995年至1997年间担任五角大楼高地论坛联合主席，在此期间，负责CIA-NSA-MDSS项目的官员正在资助谷歌，并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就数据挖掘应用于反恐进行讨论。
理查德·扎尔（Richard N. Zare）于1992年至1998年间担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包括1996年以来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主席）。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国家科学基金会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联合资助了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1994年6月，身为斯坦福大学化学家的扎尔教授与杰弗瑞·乌尔曼教授（谢尔盖·布林的导师）一起参加了一个由斯坦福大学和国家研究委员会联合主办的论坛，讨论科学家需要展示他们的工作是如何“与国家需求相联系的”。这次论坛汇聚了包括“华盛顿内部人士”在内的科学家和决策者。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EELD项目在琼斯的监督下受到图拉辛汉姆和斯坦海瑟工作的启发，在布什执政时期，迅速调整并与一套进行全面监视的工具进行了集成。据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官员泰德·塞内特（Ted Senator，曾在该机构短期存在过的的信息意识办公室负责领导EELD项目）表示，EELD是一系列“有前途的技术”中的一种，正准备集成到“原型TIA系统”中。TIA代表全面信息意识（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是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部署的全球电子窃听和数据挖掘计划。这一计划是由伊朗门事件中的阴谋家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海军上将制定的，他于2002年被布什任命为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新的信息意识办公室的负责人。共有26家公司（包括科学应用国际公司）从波因德克斯特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合同（具体数目仍然保密），以推动2002年后的全面信息意识监视计划，其中包括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该计划包括“基于行为的分析”、“自动检测、识别和跟踪”恐怖活动，以及其他数据分析项目。此时，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兼首席科学家是约翰·布朗（John Seely Brown）。布朗和波因德克斯特都是五角大楼高地论坛的参与者——其中布朗直到最近仍然定期参加论坛活动。据称，在全面信息意识计划遭到媒体曝光后，它于2003年因公众反对而终止，但次年，波因德克斯特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防和安全官员一起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五角大楼高地集团会议。同时，泰德·塞内特继续在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负责管理EELD项目及其他数据挖掘和分析项目，直到2006年他成为科学应用国际公司的副总裁。他现在是科学应用国际公司/雷多思的技术人员。
谷歌、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和资金追踪
早在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之前，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就与美国军事情报界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1984年11月5日，著名人工智能专家爱德华·费根鲍姆教授（Edward Feigenbaum）的办公室致里克·斯坦海瑟的一封信就为后者指明了斯坦福大学启发式编程项目这一方向，信中还称斯坦海瑟为“人工智能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当时由五角大楼海军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Naval Research，ONR）提供资金的一次承包商会议的与会者名单中包括了斯坦海瑟，他是所谓“OPNAV Op-115”的代表——这指的是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的作战准备计划，该计划在推进军队数字系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费根鲍姆教授和同事们一直在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合同之下开展斯坦福大学的启发式编程项目，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在此期间，仅费根鲍姆一人就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获得了超过700万美元的资金，此外还有来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海军研究办公室的其他资金。
布林在斯坦福大学的导师杰弗瑞·乌尔曼教授于1996年参与了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信息智能集成计划的联合资助项目。那一年，乌尔曼共同主持了由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的关于多系统之间数据交换的会议。
1998年9月，即谢尔盖·布林向美国情报界代表斯坦海瑟和图拉辛汉姆汇报情况的那个月，科技企业家安德烈亚斯·贝托尔斯海姆（Andreas Bechtolsheim）和大卫·切瑞顿（David Cheriton）各向谷歌投资了10万美元。两位投资者都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有联系。
贝托尔斯海姆作为八十年代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的博士生，其开创性的SUN工作站项目得到了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和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资助——这项研究是贝托尔斯海姆与威廉·乔伊（William Joy）共同创立的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基础。
而贝托尔斯海姆在谷歌的共同投资人大卫·切瑞顿一直是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关系更加根深蒂固。阿尔伯塔大学于2014年11月授予他一项名誉科学博士学位，他在该校的简历显示，切瑞顿的“研究已经获得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支持超过20年”。
同时，贝托尔斯海姆于1995年离开太阳微系统公司，与切瑞顿成为合伙人，共同创立了花岗岩系统（Granite Systems）公司。他们于1996年将公司出售给思科系统公司，但保留了其重要所有权，并成了思科系统的高管。
我们从安然语料库（Enron Corpus，由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获得并向公众发布的60万封电子邮件组成的数据库）中找到了一封理查德·奥尼尔发的电子邮件，邀请安然高管参加高地论坛，这表明思科和花岗岩的高管与五角大楼有密切的联系。这封电子邮件显示，2000年5月，贝托尔斯海姆的合伙人、太阳微系统的联合创始人威廉·乔伊——当时他是太阳微系统的首席科学家和公司执行官——参加了高地论坛，讨论纳米技术和分子计算主题。
1999年，乔伊还担任过总统信息技术咨询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他负责监督的一份报告承认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已经：
“……于九十年代修改了其优先事项，以便基于对作战人员的有用程度来对所有信息技术方面的资助作出评价。”
在整个九十年代，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给斯坦福大学、包括给谷歌的资金，都明确要求用于开发可以增强五角大楼在战区的军事情报作战的技术。
乔伊的报告建议由五角大楼、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其他机构向IT部门提供更多联邦政府资金。贝托尔斯海姆的另一位同事、当时太阳微系统的首席技术官格雷格·帕帕多普洛斯（Greg Papadopoulos）也参加了2000年9月的五角大楼高地论坛会议。
11月，五角大楼高地论坛接待了思科公司的互联网副总裁苏·博斯特罗姆（Sue Bostrom），她和谷歌的投资者贝托尔斯海姆及切瑞顿一样，都是思科的董事会成员。论坛还接待了时任花岗岩公司管理合伙人的劳伦斯·祖里夫（Lawrence Zuriff）——这时贝托尔斯海姆和切瑞顿已经将该公司出售给了思科。祖里夫曾在1993年到1994年间担任科学应用国际公司的承包商，与五角大楼——特别是马歇尔的净评估办公室——合作处理国家安全问题。当然，1994年，科学应用国际公司和净评估办公室都参与了五角大楼高地论坛的建立。祖里夫在科学应用国际公司任职期间的成果之一是一篇名为《理解信息战》（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War）的论文，发表在科学应用国际公司资助的美国陆军军事事务变革圆桌会议上。
谷歌成立后，于1999年获得了由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和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领投的2500万美元股权融资。据“今日国土安全（Homeland Security Today）”报道，“红杉资助的许多初创企业都与国防部签订了合同，特别是在911事件后，当时红杉投资家马克·克瓦梅（Mark Kvamme）与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会面，讨论了新兴技术在作战和情报收集中的应用”。类似地，凯鹏华盈与In-Q-Tel公司建立了“密切关系”，In-Q-Tel是一家为初创企业提供资金的中情局风投公司，目的在于为情报界“推进有价值的‘优先’技术”。
约翰·杜尔（John Doerr）主导了凯鹏华盈对谷歌的投资，并因而在董事会获得了一席之地，他也是贝托尔斯海姆的太阳微系统推出时的早期主要投资者之一。他和妻子安妮是莱斯大学工程领导中心（RCEL）的主要资助者，该中心在2009年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获得了1600万美元，用于其平台可感知编译环境（PACE）的普遍计算研发计划。杜尔与奥巴马政府也关系密切，奥巴马上台后不久，他就建议五角大楼增加对科技行业的投资。2013年，杜尔在《财富》国际科技头脑风暴大会（Fortune Brainstorm TECH）上盛赞“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了GPS、CAD、绝大多数重要的计算机科学系，当然还有互联网。”
换句话说，谷歌的孵化、培养和资助从一开始就是由与美国军事情报界直接关联或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所主导的：这些集团中的许多人都加入了五角大楼高地论坛。
谷歌占领五角大楼
2003年，谷歌开始根据与中情局的特殊合同为其情报环（Intelink）管理办公室定制搜索引擎，“用来为中情局和其他情报机构监督绝密、秘密以及敏感但不保密的内网”（“今日国土安全”报道）。那一年，中情局的资金也经由国家科学基金会“悄悄地”被拨给可能有助于创造“通过先进技术打击恐怖主义的新能力”的项目。
第二年，谷歌收购了最初由In-Q-Tel投资的Keyhole公司，并开始使用Keyhole开发谷歌地球背后的先进卫星测绘软件。前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负责人、高地论坛联合主席阿妮塔·琼斯从那时到现在一直是In-Q-Tel的董事会成员。
2005年11月，In-Q-Tel发布了将出售220万美元谷歌股票的消息。一名IT承包商随后在华盛顿特区的一次情报界专业人士闭门会议上表示，至少有一家美国情报机构为了获取“国家安全情报利益”相关数据，正在努力“利用谷歌的（用户）数据监控”能力，他并没有指出是哪家机构，但这让谷歌与美国情报界的关系进一步曝光。
Flickr相册上一张日期标为2007年3月的照片显示，谷歌研究总监、人工智能专家彼得·诺维格（Peter Norvig）参加了那年在加州卡梅尔市举行的五角大楼高地论坛会议。诺维格在2007年高地论坛阅读清单的客座编辑名单里榜上有名，这也证实了他与论坛的密切联系。
下面这张照片显示了诺维格正在和刘易斯·谢泼德（Lewis Shepherd）交谈，后者是国防情报局的高级技术官，负责调查、批准和架构“全球国防情报IT企业的所有新硬件/软件系统和采购”，包括“大数据技术”。谢泼德现在在微软工作。诺维格1991年时是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研究科学家，之后于1994年加入了贝托尔斯海姆的太阳微系统公司，任高级科学家，之后出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计算机科学部门负责人。
图7：刘易斯·谢泼德（左），时任五角大楼国防情报局高级技术官，正在与彼得·诺维格（右）交谈，后者是著名人工智能专家、谷歌研究主管。照片来自2007年的高地论坛会议。
诺维格出现在奥尼尔的Google Plus个人资料中，是他的密切联系人之一。奥尼尔在Google Plus上的其他人脉关系则表明他不仅与诸多谷歌高管有直接联系，还与美国科技界的一些知名人士有直接联系。
随便举几个例子：这些联系中包括米切尔·韦斯兰德·奎德（Michele Weslander Quaid，前中情局承包商、前五角大楼高级情报官员，现任谷歌首席技术官，正在开发“最适合政府机构需求”的项目）；伊丽莎白·丘吉尔（Elizabeth Churchill，谷歌用户体验总监）；詹姆斯·库夫纳（James Kuffner，人形机器人专家，现任谷歌机器人部门负责人，正是他引入了“云机器人”一词）；马克·德拉波（Mark Drapeau，微软公共部门业务创新参与总监）；程丽丽（Lili Cheng，未来社会化体验实验室（FUSE）总经理）；乔恩·乌德尔（Jon Udell，微软“创新传道者”）；科里·安德雷卡（Cory Ondrejka，脸谱网（Facebook）工程副总裁）。
2010年，谷歌与国安局的姊妹机构——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ational Geospatial-Intelligence Agency，NGA）签下了一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无投标合同，用谷歌地球为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提供可视化服务。谷歌地球背后的软件正是谷歌通过从中情局风投公司In-Q-Tel购买Keyhole公司而得以开发的。
一年后，也就是2011年，奥尼尔的另一位Google Plus联系人米切尔·奎德（曾在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国家侦察局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担任过行政职务）从政府离职，成为了谷歌的“创新传道者”和寻求政府合同的关键人物。奎德加入谷歌前的最后一个职位是担任国家情报总监在情报、监视和侦察特遣部队的高级代表，以及担任主管联合和联盟作战人员支持（Joint and Coalition Warfighter Support，J&CWS）的国防部副部长的高级顾问。这两个职位的核心工作都是信息作战。换句话说，在奎德转投谷歌之前，她一直与国防部情报副部长办公室密切合作，而五角大楼高地论坛正巧隶属于该办公室。奎德本人参加过论坛，但我无法确认确切的时间和频率。
2012年3月，当时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负责人雷吉娜·杜根（Regina Dugan，她也是五角大楼高地论坛的联合主席）追随同事奎德加盟谷歌，负责领导该公司新成立的先进技术和项目组。杜根在五角大楼任职期间领导了战略网络安全和社交媒体等项目。她负责将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调查攻击能力以满足军事的特定需求”的工作“份额不断增加”，并在2012年到2017年间为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网络研究获得了5亿美元的政府资金。
图8：雷吉娜·杜根，前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负责人，高地论坛联合主席，现在是谷歌高管——尽力看起来像她扮演的角色。
2014年11月，谷歌的首席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专家詹姆斯·库夫纳与奥尼尔一起，作为代表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2014高地岛屿论坛，探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进步：对社会、安全和冲突的影响”。这次活动包括了来自奥地利、以色列、日本、新加坡、瑞典、英国和美国的26名工业界和政府代表。但库夫纳与五角大楼发生联系的时间其实还要早得多。1997年，库夫纳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担任了五角大楼资助的“联网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的研究员，该项目由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和美国海军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