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玲：“一带一路”将为人类带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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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中国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积累了难得的历史信任。“一带一路”核心理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使“一带一路成为具有更高境界的超越民族、国家、意识形态造福于人类的全球公共产品。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主线，开创了跨国界、跨时空、跨意识形态、跨不同发展阶段融通的进程，探索国际经济合作的崭新模式。“一带一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将开启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新型经济全球化进程，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根植于历史，但面向未来；源于中国，但属于世界。“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成为一个开放包容的经济合作平台、载体和渠道。在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世界上曾有28个国际组织和国家先后提出了类似“一带一路”的倡议、计划或规划，但是都没有像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如此大的国际影响、如此多的响应者和参与者。为什么这一倡议会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同？这项跨时空、跨世纪、跨洲际的经济合作重大倡议理论框架是什么？从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和时空维度如何实现这一造福于人类的伟大倡议和行动？这是极具挑战性的重大命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从2013年开始，对“一带一路”相关问题进行了连续七年的研究，在曾培炎理事长带领和指导下，课题组在2018-2019年开始探索研究其理论框架。我们研究认为，“一带一路”理论框架可以总括为：习近平主席以大国胸襟、大国责任和大国担当，顺应世界发展规律、人类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21世纪新文明为目标，以激活历史上古丝绸之路形成的文化价值符号为世界和平发展赋能，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的互联互通为主线，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新时代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吸引更多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自发参与深度合作为推动力，沟通构建开放型世界，点燃更多国家和人民群众追求发展和幸福的憧憬，链接历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创造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愿景。
截止目前，全球已有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与中国政府签署了195份政府间合作协议，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及其他地区组织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写入相关成果和文件中。“一带一路”已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从倡议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进展情况几乎超出所有人预期。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建设一个共享发展的世界，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既是“一带一路”带给世界的宏阔愿景，也是通过参与国共同努力可以实现的梦想。
一、古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中国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积累了难得的历史信任。
古丝绸之路是一条柔性的、弹性的、具有历史长度和跨度的、具有丰富文化“含金量”的道路，是一条和平的、互利的、在驼铃声中不断进行交流、交往和交易而融合的道路，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高度认知的文化价值符号。中国古代先贤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古丝绸之路作为一种文化价值符号，符合和平合作发展的大道被世界认可，起源地就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为此做出的巨大投入，都充分表明中国正在为人类的未来着想。
1、古丝绸之路是历史镌刻着的探索人类和平交往的见证。古丝绸之路是古代东亚和地中海之间、贯穿欧亚大陆中心的一条或者多条丝绸之路为主的贸易通路。公元前100多年，中国就开始开辟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汉代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119年两次出使西域；西汉时期，中国的船队就能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唐、宋、元时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同步发展，唐代中国通使交好的国家多达70多个，中国、意大利、摩洛哥的旅行家杜环、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都留下了历史足迹；时至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到了东南亚很多国家，使东南亚地区成为中国“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则把中国与南亚地区连接起来，成为古代中国从西南进入南亚地区的便捷通道。千百年来，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
2、古丝绸之路是多元文化相互开放被对方接受的融合进程。20世纪英国伟大的思想家罗素指出:“不同文明的接触，已经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的人文精神，促进了东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接触、交流、互动与友好往来，推动世界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古希腊罗马和汉代中国作为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对古丝绸之路的发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欧亚大陆物质文明发展的角度，西方学者将“丝绸之路”分为原始时期、古典时期、古典衰弱期、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兴盛期、蒙古治下时期以及蒙古帝国之后7个阶段。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与澳洲、非洲南部、美洲等历史上的孤立、半孤立文明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始终通过贸易、宗教和战争保持着文明的交流，东亚、南亚、中东、欧洲等人类文明的几个“轴心地带”始终保持着经济、文化、宗教、技术和制度的碰撞与融合，古代的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像南北分列的两条纽带，贯穿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将“世界岛”上的居民紧密相连。
3、古丝绸之路积淀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蕴。亚欧大陆是人类文明和世界主要宗教的诞生地。佛教源自印度，在中国发扬光大，在东南亚得到传承；儒家文化起源中国，受到欧洲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思想家的推崇。古丝绸之路跨越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跨越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众的汇集地，跨越不同国度和肤色人民的聚居地。2000多年来，生活在亚欧大陆上的人们，跨越戈壁、雪山、沙漠层层地理阻隔，在这块地球最大的陆地上演了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不同文明、宗教、种族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并肩书写相互尊重的壮丽诗篇，携手绘就共同发展的美好画卷，丝绸之路成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融合最生动的符号化象征。16世纪末随着地理大发现、新大陆开拓和接下来的工业革命，西方世界兴起，殖民者的刀光剑影，丝绸之路逐渐隐藏于历史学家的教科书之中。尽管丝绸之路两端的汉朝和西罗马衰落了，欧亚的物质和文化交流仍然长盛不衰，沿着古丝绸帝国之路，基督教在欧洲和拜占庭继续传播，佛教和印度文化进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波斯商人曾经垄断过东西方贸易，阿拉伯人带来了伊斯兰教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印度洋贸易区、南中国海贸易区曾经是重要的跨国交易区域，逐渐隐没在如烟历史中的古丝绸之路一直却有着令人向往和尊崇的力量。
4、古丝绸之路是人类生存发展能力在互学互鉴中不断进步的演进。世界文明的魅力在于多姿多彩，人类进步的要义在于互学互鉴。古丝绸之路见证了沿线国家在互通有无中互相学习中不断提高生存发展能力的历史，见证了世界如果实现发展繁荣，就必须在相互借鉴中、在取长补短中绽放灿烂文明。沿着古丝绸之路，粮食、皮毛、药材、丝绸、茶叶、玻璃、贵金属等运往很多国家，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铁器、家具、指南针传到西方，中国的耕作技术、造纸技术、养蚕技术、冶炼技术、瓷器技术、火药制作技术等传向世界。不同国度的先进技术和产品传到中国，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传入中国，胡椒、亚麻、香料、葡萄、石榴等产品传到中国。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交流过程是自发的、自由的，也是渐进发展的历史过程，商人、传教士、游牧民、武士、密使、工匠、农业劳动者都为古丝绸之路形成做出了贡献，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推动了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推动商品、资源、成果等实现共享。古丝绸之路创造了相关国家和地区大发展和大繁荣。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更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生产技术、商品和知识交流带来了观念创新，带来了人类的进步。
5、古丝绸之路是世界经济交流的主干道和世界思想交流的集散地。在古丝绸之路上，不仅各类物资通过东西方的商队源源不断地进行交流，满足各时代人民的物质需求，而且丝路沿线的人民充分汲取其他文明的思想，形成思想上的交流借鉴与传播。世界在以陆权国家为主导的时期，经济、文化、制度影响力主要在东方，中国和印度文化包括佛教、儒家思想、婆罗门教、印度教传播到东南亚国家和东北亚的日本、朝鲜，使参与贸易的国家拥有趋同的文化和语言。古丝绸之路上，出现了陆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海上“舶交海中，不知其数”的繁华。伊斯兰教推动物质文明和商业交往，囊括从中东、北非、欧洲到东南亚的广大区域。以希腊、罗马为中心的地中海文明，与中东兴起的基督教文明交汇，促进了欧洲发展与亚欧交流。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的商人曾经活跃在从红海到印度南段的贸易航线上。当一些强国走向海洋形成以海权为主导的时期，以战争实现霸权国的替代便占了绝大多数。18、19世纪的英国，分别战胜了原有的“海上马车夫”西班牙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成为“日不落帝国”；20世纪的美国，通过1898年美西战争和一战、二战国际机遇，造就了20世纪的全球霸权。19世纪的法国、20世纪初的德国、20世纪下半叶的苏联和日本，都是“失败大国崛起”的典型，也是之后冷战思维、霸权思维、零和思维产生的历史源头。当今世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结束了几百年西方以战争实现霸权替代、转移的历史，给了世界各国通过合作发展实现人类共同进步的希望和可能。
6、中国作为古丝绸之路起点和最重要的交往者积累了难以替代的历史信任。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发出重大倡议，不仅继承和深化了古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而且“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化注入了道义感召力，形成世界和平交往、平等交易，平等交换、文明互鉴的新的通途。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响应者众、参与者众，还在于几千年人类发展历史的积淀中，其文化成为一种历史基因和文化文明价值符号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畅行于“一带一路”的全球化，与西方推行殖民主义时代，中国曾经遭遇的“带剑行商”、以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掠夺型全球化完全不同，也有别于国际金融资本大肆扩张时代，寡头“大鳄”们翻云覆雨、强取豪夺的寄生型全球化。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外交新境界，不仅使中国成为第一个不依靠战争、不依靠殖民、不依靠不平等的国际贸易、金融和经济体系而成功地实现和平崛起的大国，使中国和各参与国的发展经验和机遇惠及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智慧给全球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但共享发展机遇与成效惠将及世界。新的历史条件下，沿线各国政府携手为各国机构企业和人民共同提供广泛、便利、高效、优质、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为各国企业和人民相互创造价值、分享成果而提供方便和条件。“一带一路”超越了“由国家看世界”的狭隘观点，进入了“以天下观天下”的新境界。“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新的动力和科学指引。中国以这种“兼世以达、独善则穷”的天下情怀，支撑“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走远，具备强大的道德道义感召力。
7、古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带给人类的并非总是正向收益。在一些历史节点上，为了争夺财富与权力，对抗、征服的也时有发生，匈奴西进、十字军东征、蒙古的扩张围绕陆上丝绸之路展开，欧洲殖民者对东方财富的掠夺基本围绕海上丝绸之路布局。但是古丝绸之路每次大发展，均有一个处于高度速发展的文明在推动，汉唐时期中国丰富的物质文明为推动丝绸之路发展提供了经济动力，中世纪中东的伊斯兰诸王朝成为衔接丝绸之路的中枢，近代以来欧洲各国对财富的追求不断推动欧洲各国在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扩张，进而将世界各地区带入全球化时代。纵观历史，古丝绸之路带给人类的是和平、发展和进步，架起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的正是中国，而中国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并没有通过战争、通过掠夺、通过欺诈或是靠不平等的手段获得国际地位和利益。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多边互利共赢之策，是构建开放型世界造福于人类之策，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合作建设路径，将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市场的形成，促进广泛的互联互通，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进而实现文化思想交流的繁荣，推动各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如今，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带来的弊端正在持续暴露，纠正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推动国际合作新思维，为不同文明提供多样性的和平、公平、共享合作新范式，是新一轮全球化必须解决的问题。面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我们应该从丝绸之路的历史中汲取智慧，从当今时代的合作共赢中发掘力量，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开创共同发展的光明未来。
二、“一带一路”核心理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使“一带一路成为具有更高境界的超越民族、国家、意识形态造福于人类的全球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在国际国内重要场合100多次谈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实践路径、路线图等进行详细阐述。2017年2月10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3月17日，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3月23日，首次被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习近平主席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今天，各国应共同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共同解决世界的难题，共同掌握世界的命运。当代国际关系中任何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都不应脱离对同伴的责任、对国际大家庭的责任、对我们居住地球的责任。
“一带一路”建设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认识跃升和伟大实践，习近平从哲学和价值观的高度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以此作为“一带一路”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增加了“一带一路”的道德力量和凝聚力，使“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在新时代为人类的和平发展、共享发展、包容发展和持续发展提供的可供选择的经济合作方案，贡献了站在道德道义制高点上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思想品。
1、人类命运共同体诠释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和文化”理念一脉相承，适应当代世界文明多样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植根于中华民族兼济天下的博大情怀和世界其他民族包容共生的文化基础之上，本质是包容互鉴的文明观、百家争鸣的文化观以及和而不同的价值观。2015年9月，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回顾人类发展史，人类社会演进是一个由较小群体演进为较大群体、由信息封闭逐步到信息流通释放出新一代科技革命的内在动力、由相互隔膜走向相互依存、由文化差异走向观念融合的过程。在古代国际社会的五大文明中，中国是唯一一个将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链接起来的国家，是植根于中国历史的深厚文化，给了一个伟大国度繁衍生息、生生不息的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就是一个和合天下的世界，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天下和平、民胞物与、天下一家、万国咸宁、天下和合，是中华民族古往圣贤以其对天下观的智慧卓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集中体现为“天人合一”思想：五经之首的《周易》以“天地风雷”预示人之吉凶、国之命运；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孔子提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庄子说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荀子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夫是之谓人师，是王者之法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人自古信奉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哲学观。中国有“大同”理想，以“天下为公”为原则，向往富裕、公平、诚信、友爱、太平的世界，如费孝通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源远流长，无内无外、天下一家是其核心原则，协和万邦、世界大同是其终极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汲取“天下观”与“和文化”的思想精髓，通过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攸关中国前途命运的中国梦与攸关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的世界梦紧密连接在一起，给了世界更多国家分享中国智慧、中国经验，既使世界发展成为中国的机遇，又使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的机遇。
2、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思想。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过去西方国际政治学宣扬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秩序”“日不落帝国安排”“雅尔塔秩序”以及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思想基础和语言表达。从人类发展的进程来看，西方中心的国际秩序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把国际关系纳入一定的框架中，以相对稳定的规则和机制加以治理。今后的世界秩序和全球秩序将包含这个国际秩序的大部分合理因素，并根据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和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需要不断变革与调整。纵观历史，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1992年正好是500年，也是从国际秩序到世界秩序形成的500年，其根本缺陷在于排斥了占人类多数的非西方国家。500年间，15世纪有文艺复兴和新航路大发现；16世纪发生了宗教革命和教皇体系解体；17世纪形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大西洋三角贸易；18世纪，欧洲王朝体系解体，世界殖民体系形成；19世纪，东方朝贡体系崩溃，同时世界市场体系形成。世界每100年都有体系的大变化，都有前100年没有的重大特征，但是每次变化都是“西方中心”秩序的扩张，而不是形成真正平等的世界秩序。在西方主导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500年之后，“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为许多后殖民地国家和地区提供平等机会参与全球治理并在国际市场上自主销售本国产品的新机遇，这是对旧有全球化的一次大扬弃，将会推动世界从行政隔离走向互联，从民族分割走向合作，形成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全球化社会和全球人类新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一带一路”通过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实现互利共赢，是对仍在奉行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丛林法则、一家独大、赢者通吃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回应。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平等和尊重才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符合更多国家人民群众渴望共享发展机遇、创造美好家园的憧憬和期待，促使人类社会逐渐形成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让合作共赢超越二十世纪至今的地缘对抗，创造出实现更高视野、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且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和理念，适应人类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新全球观”，成为21世纪的人类新文明。
3、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精神。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并系统阐释关于“共同体思想”，他们把作为无产阶级奋斗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命名为“自由人联合体”。在这种共同体中，个人是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是自由而全面发展并因此具有丰富个性的“自由人”。马克思揭示了人或社会发展的三种形态：最初的人类以“族群”为本位（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中间经过“个体”本位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进而实现以“类”为本位的自由人联合体（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形态）。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一脉相承，它首先是一个认识作为“个人是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是自由而全面发展并因此具有丰富个性的自由人”最大限度交织、交汇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未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崭新思想境界。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细心观望，越来越多的人在越来越多的全球性挑战面前，认清了一个道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包打天下。唯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胸襟，“穷则变，变则通”的眼光，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迫切呼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人们深入交流，增进彼此理解。
4、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成为全球公共产品。“一带一路”之所以成为中国为全球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就是因为作为核心理念和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责任担当。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介绍中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他说“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的前途命运已前所未有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正在把自己的发展经验与机遇，提供给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大利益汇合点、理念共鸣点、合作契合点，为“一带一路”建设寻找最大公约数，彰显大国智慧与气度。“一带一路”的古丝绸之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很多是低收入国家，有9个是最不发达国家，还有大量民众仍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低，相当多国家无论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看，还是从应对金融危机后影响和适应变革演化中的世界看，各国谋和平、求发展的愿望比以往更加强烈，沿线各国的前途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70周年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成为最受欢迎的全球新型公共产品，成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分享市场、投资、贸易收益，分享绿色发展环境的重大机遇，也成为发达国家发挥资金、智力、服务等优势参与第三方合作的新机遇。
5、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在更加持久的和平共处中获得生产力跃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着人类维护世界和平的先进世界观，“一带一路”是世界和平发展的载体与通途。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快速发展并改变世界，随着自由贸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推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它不仅改变世界的面貌，而且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普遍交往把区域性、民族性的历史带入全球范围，不同的文化在相遇相知中交流互鉴。但是世界范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空前膨胀，引发战争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能源风险、粮食风险的因素也在上升，个别国家成为既有国际秩序、国际规则的搅局者、破坏者和肇事者，他们不仅“退群”，破坏各国为了维护和平大局、保护生态等形成的国际共识或条约，甚至有可能瓦解现有国际机构或者体系。全球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便利化自由化的发展趋势，正在与把一个国家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和国际规则之上的民粹主义展开激烈博弈。尽管逆全球化是回头浪，最终会被滚滚向前的历史大潮所淘汰，但当前仍在拍打着两岸，是容易引发矛盾、冲突、纠葛与战争的因素和力量，它不可能自动离开历史舞台，人类社会面临新的挑战。当今世界安全问题极为复杂，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可能建立在周边国家贫穷的基础上，一个国家的安全也不可能基于周边国家的不安全，一个国家的内部动荡会外溢到其他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是对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的概括和升华。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也是人类情感共同体与安全共同体。安全应当是普遍、平等和包容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乃至世界安全事务的权利和维护世界安全的责任，“一带一路”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促进世界经济合作、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中国已经不再是孤立或封闭于世界的国家，而是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求中国必须与其他国家一道同呼吸、共患难，共同抵御外部风险和挑战。
6、人类命运有共同体绘就人类更加文明和美好的明天。自2013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沿着丝绸之路和世界所到之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一条链接中国与相关国家地区的感情纽带。习近平主席强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大趋势。在各区域组织关系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阿拉伯命运共同体、中国—拉美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等。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打造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中国—越南命运共同体、中国—俄罗斯命运共同体等。“一带一路”提出了清晰明确的方向，给了更多国家和地区休戚与共的依存感，给了通过共同努力解决发展困难的力量感，更重要的是，立足于各相关国家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复兴，通过提升文化的相互开放水平，推动不同文明交流碰撞，形成更具包容精神的多样性文化，汇聚和释放文化促进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实现更有效率、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的增长，“一带一路”成为在新型经济全球化大潮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习近平主席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刚刚走过了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蓦然回首，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20世纪后半期到21世纪初，由于中国快速发展与和平崛起，使世界格局特别是经济格局发生了历史性、根本性、基础性变化，中国积蓄了发展的能量和力量，理应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是“一带一路”倡议者、推动者、建设者，更多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参与“一带一路”的热情和行动，将绘就更加美好的人类明天。
三、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主线，开创了跨国界、跨时空、跨意识形态、跨不同发展阶段融通的进程，探索国际经济合作的崭新模式。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优先和核心领域，是通过互联互通实现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途径。愚者求异，智者求同，仁者求通。“一带一路”倡议战略构想内涵丰富，其中之一就是打造互联互通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所谓新型国际关系和合作道路，实际上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实现多维度互联互通，提高更多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通达水平，推动形成开放性、通达性、共享性的世界，人类迎来了建立在大流通格局下的认同与行动。
1、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的本质是互联互通，人类迎来了国际化大流通时代。
当今世界竞争博弈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到现代流通能力上，国家战略利益越来越集中在现代流通能力上，流通规则、流通秩序、流通效率、流通成本和流通组织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决定了世界合作。建设“一带一路”的主线是以“五通”为核心内容的互联互通，是国际化、社会化、信息化、共享化的更有效率和效益的“大流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的本质是互联互通，其核心是一个“通字”，互联互通提高世界的开放度，增强中国和所有参与国的现代流通能力，可以极大调动和激发发展的潜能和动力。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题为《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提出了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世界正在迎来国际化、社会化、市场化的大流通时代，政策沟通为流通创造环境，设施互联互通是推进现代流通特别是现代物流的基础，货物畅通是商流、物流顺畅流通和完善规则的过程，资本融通是国际货币、投融资更加便利化有效有序的实践，民心相通是现代流通的社会环境。“一带一路”将提升沿线国家、参与国家之间的硬联通和软联通水平，帮助更多国家和更多中小企业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将加快推动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流跨区域和地区的便利化、自由化、国际化、高效化和共享化。
——政策沟通。通过各国战略、规划、政策协同或者协调，有助于形成相向而行的共同战略和政策选择，创造流通外部环境的一致性，使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跨国界的国际化大流通有一个透明的、可预见的外部市场环境。取得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共识，构建沿线国家多层次政府间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规划项目对接的机制，形成趋向一致的战略、决策、政策和规则。推动国际化大流通在政策取向一致的情况下，使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和人力资本流通更加顺畅。
——设施联通。包含两重含义，一是硬联通，一是软联通。硬联通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同推进经济走廊或物流大通道的建设，诸如从中国到欧洲的新欧亚大陆桥；中国到南亚半岛的经济通道；中国到中亚、西亚的通道，包括中亚五国和西亚的一些国家；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随着“一带一路”从古丝绸之路沿线65个国家发展成为更多国家、国际组织参与的开放的国际合作平台和载体，将出现更多的经济通道、走廊和经济带，出现更多的经济合作园区、重要城市节点。软联通诸如互联网、物联网的联通，5G等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构成的深度泛在的联通，诸如各国相互让渡国家部分权利，实现更大范围的大通关等制度联通，形成“硬联通”与“软联通”共同推进的立体化经济走廊或通道。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创造性的连接都会使区域经济联系产生巨变，惠及更广阔的地域。“一带一路”将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信息化为先导，实现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贯穿亚欧非，连接三大洋，把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和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结成携手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贸易畅通。贸易畅通是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接不被打断的保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流通规则，使流通中的国际交易和交换在同一规则或者规则中快速流通、有序流通和有效流通。在当代，一个国家的生产已经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服务链的链接，生产过程即是流通过程。在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的过程中，国际贸易商品结构、流量和流向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以制成品、最终消费品为主体的贸易结构正在被以中间品、投资品为主体的结构所替代。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旨在突破各种形式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及其各种壁垒，形成更为自由和便利的国际贸易规则和贸易体系。在新形势下，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从关贸总协定到WTO，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受阻的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通过“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沿线国家和地区将共同建设自由贸易网络体系，拓宽贸易领域，共同优化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服务链，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产业互补、互动与互助，共同探索新的开放开发之路，形成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使我国发展更多地惠及周边国家。
——资金融通。“一带一路”倡议之前，资本流通规则以及规则制定权和主导权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手里。美国主导世界银行，欧盟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主导亚开行，国际资本流通秩序和规则基本被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或主宰。为了促进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能够通过资本融通、货币流通实现共同受益，中国倡导设立的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筹备上合组织金融机构，为更多国家和地区创造资本顺畅流通和使用的环境，形成顺应世界经济格局的金融新规则，构建支持更大范围开放的金融体系。亚投行正在激活国际金融体系和秩序的变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都参与了与亚投行的合作。亚投行、“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银行开始运营，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亚洲开发银行、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本币互换、本币结算、货币直兑的步伐加快，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在世界舞台上，一场“化蛹为蝶”的金融开放和资本流通的合作正在行进时。
——民心相通。民心相通就是要创造现代流通更好的社会环境，使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货物畅通、资本融通得到所在国民众认同和响应。几千年积累的世界不同文明、文化具有差异性，但世界是通的，民心是通的，增强文化认同感，是构筑“一带一路”开放建设的社会根基。由于交流交往交易，共同的需求是商流、物流、信息流、知识流和人员流通的畅通，现代流通推动了民心相通，民心相通进一步保障要素禀赋和全球布局的经济交往的通达性。文化的影响力超越时空、跨越国界，获得参与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认同，要使“一带一路”建设得到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响应，必须立足于各相关国家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复兴，弘扬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世界文化新精神。通过提升文化的相互开放水平，推动不同文明交流碰撞，形成更具宽容精神的共同文化和永恒价值，汇聚和释放文化促进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实现更有效率、更具包容性的增长。
2、互联互通中的设施联通是关键，通过软硬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有效弥补世界发展短板， 推动全球更多国家释放经济发展动能。
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指出，良好的道路、航线等可以缩小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发展差异，互联互通可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全球战略家、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顾问、新加坡国力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所著《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一书指出：“互联互通是当今时代的元模式。现在我们还仅仅处于地球工程再造的初期，世界需要更多的设施来服务于飞速增长的人口、商品、货物、数据和资金流动。”城市、经济走廊、产业园区、道路、交通设施、通讯设施、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发展的首要需求和基础需求，对人们的生活和企业的发展会产生变革性影响。在发达或者更为成熟的经济体中，完善和满足需求而建设和更新基础设施，也是维持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018年，20国集团(G20)旗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IH)发布最新和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的《全球基础设施展望报告》（Global Infrastructure Outlook)）。报告对全球50个国家的公路、电力、铁路、水资源、电信、港口、机场等7大行业基础建设投资需求进行了数据分析。2016至204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增至94万亿美元，年均约3.7万亿美元，全球基建投资缺口约15万亿美元。亚洲将在未来几年主导全球基础设施市场。到2040年，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约占全球的54%，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为22%，位列第二。据估计，到2040年，中国、美国、印度和日本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占全球的一半以上。其中，仅中国就将占全球基础设施需求的30%。据世界银行测算，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每增加10%，GDP将增长一个百分点。另据东盟东亚经济研究中心（ERIA）报告，2021-2030年，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使东盟各国GDP 累计增加42.08%，东亚各国（“10+6”）GDP 累计增加5.87%。欧洲知名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研究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在降低运输成本、促进国际贸易等方面欧盟国家将获益良多。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跨境贸易的运输成本占物流成本的比重超过50%。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带动中国和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位于另一端的欧洲国家同样获得了发展贸易的“新机遇”。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沿线大多都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综合发展环境改善缓慢、广义贸易成本居高不下，进而导致经济落后和难以实现起飞，由于未能有效互联，有些国家虽然看上去是一个赋有主权性质的整体，但内部的割裂程度远比地图上显示出来的严重。特别是有不少内陆国，这些国家因为基础设施落后，大部分是“陆锁国”，他们的经济体要发展，要实现经济起飞，亟需改善自身的综合发展环境特别是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曾支撑了他们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的便利生活与工作，但基础设施走向全生命周期的后期，亟需改造更新，随着技术革命如高铁技术发展和输出，一些互联互通的国家成为受益者和发展者，一些国家甚至发达国家成为落伍者。跨国和跨区域互联互通由于涉及多个国家，供给效率更是低下，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互联互通的供给意识和能力不足，这涉及资金、民族宗教、技术水平、政府能力等许多问题。这也表明仅仅依靠内生力量无法打破原有的恶性循环，只有引入外生动力才有可能打破这种循环，这种创造性的“打破”，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在互联互通的帮助下，才能能够创造出与世界经济连接获得发展的机遇，并以此参与区域合作。
“如果从互联互通的角度观察世界，就会看到人类如何重新组织的新图景。可以说，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需求、利益和选择的最大交汇点。全球基础设施的发展正使得世界从割裂走向互联，从民族分割走向融合。基础设施就像是将地球上一切组织连接在一起的神经系统，资本和代码就是流经神经系统的血液和细胞。”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前提的“一带一路”发展导向型区域合作，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起点。在此过程中，政府间的合作特别是互联互通的引入，是打破经济落后恶性循环的突破口。“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与联合国致力于人类可持续发展，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设备等方面帮助高度契合，宏观目标完全一致，有助于加快区域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项大类和169项具体目标落实的重要支撑点（联合国语）。
特别是设施联通、一国的互联互通程度决定了该国的国际竞争力，全球互联互通能力反映出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互联互通的能力，是各国积极平等介入全球互联互通进程、融入全球互联互通的过程，也是最终基本消除极端贫困的内在需求。世界银行相关研究指出，需要化解距离、密度和分割对发展的约束，推动经济地理重塑，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缩短距离，即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降低交通运输成本，促进生产要素流动，缩短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距离; 提高经济密度，即推动产业园和城镇的建设，提高经济活力; 减少分割，即减少政策造成的经济壁垒，获得世界市场准入机会，实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亚洲开发银行针对亚洲的跨国经济走廊进行了案例研究，该研究认为，经济走廊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一般包括四个阶段: 首先推动基础设施投资，降低交通运输成本; 其次，以城镇化、更新城乡基础设施、促进工业发展、改善中小企业投资环境、增加旅游基础设施投资等方式，实现“地区发展计划”，拓宽经济走廊; 再次，以贸易便利化为核心，促进跨境商品、服务、人员的流动; 最后则需要协调不同国家区域发展的计划与政策，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跨境经济走廊。事实上，该研究已经表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业园区的结合，有助于将“一带一路”发展演化为拉动周边经济体发展的经济走廊，而这种演变就是一个经济体从封闭的不发达经济向开放经济的发展转变过程，与此同时，这也有助于该经济体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引领的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正在将割裂的全球化带入到一个互联互通的全新时代。未来40年的基础设施投入将超过人类过去4000年。如何打破基础设施滞后和经济发展落后之间的恶性循环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互联互通已经取代区隔成为全球组织新的范式。随着工业经济时代基础设施的衰落，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在全球兴起，大范围的连通各个国家和地区、各大洲，这其中涉及的建设、融资、管理也均超越了国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基础设施联盟。超级都市、高速公路、铁路线、油气管道、通信光缆等象征着全球网络文明的标志，将密密麻麻布满全球，将几乎所有的经济体的利益密切连接在一起。
3、互联互通从注重“硬联通”到“软联通”先行，战略、规划和政策协同，成为通过制度联通全球有效治理的崭新路径。
“互联互通”不仅是一种国际共识，也成为一种方法论，日益成为疗治当前全球各种疑难杂症的“药方”，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建设使中国与更多国家携手建设“一带一路”，使古老的“丝绸之路”延伸至现代版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调整与整合，对推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迷、重新寻找和发动经济增长新引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从亚欧大陆到非洲、美洲、大洋洲，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做出了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
互联互通是一个广义联通概念，既包括基础设施物理性的硬件联通，也包括在政策与软件上的制度联通。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2年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关税率为4.97%，而东亚与太平洋国家为8.15%；南亚，中亚地区达到14.05%与7%。政策壁垒导致的要素流动障碍同样使得“一带一路”地区面临着严重的分割。未来“一带一路”通过降低关税，降低交易成本、跨境物流成本以及制度成本，坚持非歧视原则和消除贸易壁垒，加快“一带一路”区域国家标准、规则、法规对接，打造“大通关体制”将有望实现“软联通”。据世界经济论坛估计，如果全球供应链壁垒的削减能够达到最佳实践水平的一半，全球GDP 预计将增长4.7%，贸易量将增加14.5%，远超取消所有关税所带来的福利收益。东盟东亚经济研究中心（ERIA）报告表明，2021-2030年，供应链壁垒和非关税措施的削减将使东盟各国GDP 累计增加31.19%，东亚各国GDP 累计增加7.76%，因此不仅加快了有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也整体推进了参与合作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当前，全球面临增长动能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治理体系滞后、区域发展失衡，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多边机制不振等问题，“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有悖于世界合作潮流的主张重新抬头，经济全球化走到历史十字路口。
近年来，世界对交通、能源、通信等互联互通产品的需求正急剧增加，而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供给意愿和供给能力却相当有限，很多时候自身还有很大的更新需求。“一带一路”建设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利用既有双边合作机制、国际组织和多边论坛等有效平台，在推动形成战略对接、规划对接、政策对接和共识的基础上，推动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软基础设施联通水平不断提升，可以大大降低区域间商品、货物、资金、物流、信息、技术等交易成本。据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ESCAP）的研究显示，一般而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拉动经济增长：一是降低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二是提高市场进入的便利程度。报告援引“渝新欧”铁路和青岛港口的统计数据为例，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欧之间的陆路运输实现了快速通关、快速换轨、快速检验，使成本降低了50%，海路运输成本降低了5%。陆地、空中和海上交通运输成本每减少10个百分点，国际贸易额将分别增长2%、5.5%和1.1%。在交通运输成本降低后，比利时、荷兰、斯洛伐克的国际贸易上涨幅度将接近10%；奥地利、匈牙利、丹麦、摩尔多瓦、德国、波黑及波兰的国际贸易增长幅度也将达到8%以上。
4、互联互通是各国和地区、国际组织寻求价值观和发展观交叉重叠最多的部分，是现代国际关系演化的基础性动因。
“互联互通”深嵌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之中，也是当代国际关系演变的动力。经济全球化演化的内在动因是现代流通运动的结果，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逆转的、持续演进的客观进程。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是在新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时代，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和人的流动对阻碍其顺畅流通的冲击力，这种导致经济全球化必然结果的内在动力不可遏制，并且在加快聚集、放大、发展，产生着人们已经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变化，乃至产生颠覆性技术革命、业态变革或商业模式创新，更引发国际关系包括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方式的变革。
“互联互通”不仅停留在实践和政策层面，还上升到区域合作以及全球治理层面，从而对国际关系的演化形成助推力。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对“互联互通”的涵义、目标和任务做出重要阐释。中国借助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亚欧互联互通等会议机会，力推《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此外，中国与东盟成立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设立中欧互联互通平台，倡导建设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等。六年来中国与参与国共同推动建立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合作框架，基础设施联通从交通、能源、通讯、管道、口岸等的“硬联通”，向标准、通关、认证、融资等“软联通”逐步发展。目前，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130多个涉及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等方面的双多边协定。其中，与沿线15个国家签署了16个双多边运输便利化协定，与沿线47国家签署了38个双边和区域海运协定。中国政府与欧盟委员会签署谅解备忘录，启动中欧互联互通平台合作；中国与老挝、缅甸和泰国等三国共同编制《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发展规划（2015-2025）年》，推动制定了《大湄公河次区域交通战略（2018-2030）》和《中国-东盟交通合作战略规划行动计划》。与老挝、缅甸和泰国等三国共同编制《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发展规划（2015-2025年）》。在多个国际合作机制、双边多边交流平台下，积极与沿线国家进行对接，先后与伊朗、孟加拉、阿富汗等国家信息通信主管部门签署了《政府间信息通信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东非共同体五国、埃塞俄比亚和国际电信联盟分别签署了《共建东非信息高速公路合作文件》，并“在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与国际电信联盟签署《关于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电信和信息网络领域的合作意向书》。2016 年9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通过了中国提出的建立“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在加快中欧陆海快线、中欧班列等区域和国际物流通道建设的同时，沿线国家开展口岸通关协调合作、提升通关便利，平均查验率和统稿时间下降了50%。
“互联互通”经济合作伙伴，作为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者，既有各自独特的、丰富的实践基础；又有共识性、共通性的国际经验。中国是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的倡导者、实践者和引领者，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互联互通”作为政策理念纳入其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理念推进“互联互通”，与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的自由贸易网络体系成为完善国际关系的“粘合剂”，成为中国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作为一项长期的国际经济合作行动，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可以在人类面对共同挑战面前的最佳选项。
互联互通是世界各国人民寻求自身发展的共同利益与共同诉求的新型公共产品，是为全球秩序、全球规则提供“中国方案”，并已经变成了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参与的国际经济合作行动。如果说过去全球通过公共产品的供给，更需要的是维护国际安全秩序，今天世界各国则更加迫切地需要以道路、交通、管网、通信为主的“互联互通”，迫切需要以互联网、物联网、云服务、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互联互通”。因而，世界越来越需要一些全球性组织或地区性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保障互联互通的制度、规则与管理变革，这是实现全球高质量互联互通能力的核心。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全球治理体系酝酿深刻变革与调整。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的政策，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拒绝承担气候变化问题 上美国应尽的责任，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各国利益深度交融、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今天，美国却筑起高墙，滑向保护主义和国家至上主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主张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反对任何排他性安排或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为此，一方面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 金砖国家合作等多边合作机制，推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深化改革，使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具有更多代表性并使之互相协作配合。
四、“一带一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将开启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新型经济全球化进程，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四轮经济全球化、第四轮科技革命与第四轮产业革命首次交织交汇在一起，不仅发生了历史性、根本性和革命性演化，而且正在产生化学反应、乘数效应和连锁变化。“一带一路”适应经济全球化大潮，是推动全球人类均衡、包容、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智慧设计。“一带一路”站在人类道德、道义制高点上，从更长远的历史发展周期和历史长河的演化、从应对全球和各国面临共同挑战和共同机遇的视角，提出了崭新的经济全球化思路。
在浩浩荡荡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经济全球化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逆转的、持续演进的客观进程。“一带一路”建设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器。习近平主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一带一路”正反映出不可遏制的经济全球化内在动力。“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六年以来，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形成的共识、取得的进度和成果令世界瞩目。
1、“一带一路”体现出新全球化中的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这两种基本经济形态是现代经济发展并驾齐驱的两个轮子，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性特征。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随着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和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正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嵌套式发展格局中。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是全球化繁荣的基础，目前全球40%以上的GDP创造都来自于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
“一带一路”通过推进互联互通，包括软硬基础设施联通，链接那些被割断或阻隔的经济关系，平衡两种基本经济形态的关系，使之进入完全的、内生的“全球化”进程，在这样的世界，传统意义上的诸多“边界”日渐消弱甚或消失。通过全球经济形态演化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其基本经济形态是实体经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在原来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服务经济、信息经济、智能经济、生态经济交互发展，推动现代经济形成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世界经济从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工业文明时代，进入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共同构成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技术基础、社会形态和上层建筑都在经历着一场伟大重塑。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并驾齐驱，互为表里、互为作用、互为溢出和转化的能量，导致有形要素禀赋与无形要素禀赋共同进入流通，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日益融合，有形国界与无形国界日益交错。
这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发展导致的现代经济演化，使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全球化从沿着单向轨道前进、转而成为在双向轨道上加快前进的速度。当前逆全球化思潮能否使全球化进程倒转，这是人们担忧的一个现实问题。逆全球化思潮和行动，或许会暂时对这个历史进程产生破坏或切割，但终将阻挡不了经济形态演化所产生的全球化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既适应了现代经济的两种基本经济形态的变化，也推动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平衡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产能合作、共建经济走廊和贸易投资等实体经济形态发展，给参与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数字丝绸之路”、“网上丝绸之路”等虚拟经济形态，以“软联通”形式后来者居上。
2、“一带一路”体现出新全球化中的经济表征：呈现万物互联的网络状态并形成网络体系，以大数据化、高度智能化、强融合化、移动化和泛在化，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呈现更紧密的联系。“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新经济表征——网络状态和网络体系的链接中，可以使更多国家和区域进入越来越完善、越畅通、越有序的网络状态和网络体系。目前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条经济走廊六大经济走廊已经启动并获进展，以陆海空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电信基础设施等重大工程为依托，形成包括新加坡港、马来西亚巴生港和关丹港、印尼雅加达港和比通港、缅甸皎漂港、孟加拉国吉大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和汉班托塔港、也门亚丁港、沙特阿拉伯达曼港和吉达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法国马赛港、德国汉堡港和不莱梅港、比利时安特卫普港、荷兰鹿特丹港等在内的“多国多港”框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目前，中国已与周边12个国家建成跨境陆路光缆系统。中缅、中巴、中吉、中俄跨境光缆信息通道一批标志性合作项目取得明显进展，已经完成中阿跨境陆缆系统扩容、中尼跨境陆缆系统修复，正在建设/扩容中吉、中巴、中缅、中蒙和中俄跨境陆缆系统。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领域网络状态和网络体系越密集、越完善、越顺畅，其产生的集成、集疏、集散、集约功能就越强，共享发展的机遇和程度就越大。这种网络状态与网络体系一旦被切割或呈碎片化，网络体系中的节点、环节或单体将失去其显在或潜在价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是全球化的动力之源，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全球化发展规模的大小和速度的快慢。“一带一路”有力推动互联网革命与物联网发展，提高沿线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互联性，加快产业和要素跨国界流通的速度，成为直接驱动全球范围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内在动力。随着携手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将使互联网与物联网革命带来的新经济表征凸显，以云计算、大宽带、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全球范围内个人电脑、智能手机等设备普及为基础，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与管理为保障，以可扩展性、可移动性、泛在性、异构性、复合性、增值性为特征，对在沿线国家进而在全球形成跨国界发展万物互联的网络状态，新经济发挥着重大作用。“一带一路”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的软联通和高铁网、公路网等实体网络的硬联通，推动各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呈现更紧密的联系。不仅在一个国家和地区，推动形成跨国发展的互联网、物联网的链接，更推动实体经济表征也呈现出网络状态，诸如高铁网、公路网、航空网、管道网、港口网、店铺网、自贸区网络体系等。
3、“一带一路”体现新全球化中的经济链接：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资金链和价值链等，这些较之过去的组织形式具有更大的粘性和融合度。中国倡导并与相关国家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更高水平、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程度增强、阻碍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通的各种壁垒不断削弱，经济运行的国际规则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必然产物。“一带一路”不仅通过运用新技术手段实现对生产以及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的影响和渗透，而且通过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资金链和价值链等协同互动发展，创造新的生产模式、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中国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中非发展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拉产能合作基金、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专项贷款以及中国政策性、开发性、商业性、财政性、援助性资金，与世界各国全方位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中国优势产能、富余产能与沿线国家产能需求对接，重构“一带一路”沿线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帮助沿线国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产业发展层次。目前中国已同哈萨克斯坦、埃及、埃塞俄比亚、巴西等41个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协议，同东盟、非盟、欧盟、拉共体等区域组织进行合作对接，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并加强与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开展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合作。截至2018年9月，中国企业在46个国家在建初具规模的113家合作区。
从全球看，在产业存在特别是制造业关联的状态上，形成了一种链状的链接，从制造业来看，其产业形态已不局限于原来的一条生产线、一个工厂或者某几个工厂的联系或叠加，而是没有任何产权关系的产业链等链条的链接，这些链条比传统的组织和实际关联更具有粘性。这种经济链接成为现代产业特别是现代制造业的链接方式，这种产业之间的链接关系一旦形成，将产生直接冲破国界和行政区划的内在动力。供应链的链接、服务链的链接、资金链的链接和价值链的链接，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链，就是因为在现代流通中，信息作为一种特殊要素禀赋进入流通，成为流通中的最大变量。信息与其他商品不同的一个规律是，一般商品当完成交易过程进入消费端的时候，就走到了自身的终点；而信息进入成为流通中要素禀赋后，它被交易的次数越多、被使用的次数越多、被消费的频率越高，信息流通中产生的价值就越高。或者说，信息的价值是随着它在流通过程中被交易或消费的频率而增加的。通过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促使若干产业变成跨国界、跨区域、跨产业的链状链接或组合，既使市场呈现出潜在爆发力，也使信息加入流通产生巨大变量，促进产业跨国界或跨区域实现更优组合。这种力量导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不断优化调整。这是一种内在的需求和选择，任何行政力量或者思潮都奈何不了，人为地进行干预或阻挡，只能是如“螳螂挡车”被浩浩荡荡行驶的车队所“碾压”。在美国第一批对中国输美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时，其中70%是中间品和投资品；在第二批2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时，其中78%是中间品和投资品。这种切断全球供应链的逆流，越来越受到历史的惩罚。
4、“一带一路”体现出新全球化中新经济主体：跨国公司、若干大数据集成系统、平台经济、体现消费者个人主权意识的市场集成组织，具有更大的跨国发展的新动能。“一带一路”建设为新业态、新经济主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些新经济主体具有强大生命力，将成为跨国界发展的主力军。原有的跨国公司继续成为全球性企业主体，既是全球化的产物，又是全球化的推动者，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适宜的企业组织形式。跨国公司在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的跨国经营能量，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地的优势组织生产，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流通和国际间分工，并由此极大地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其面向“一带一路”进行的全球性采购体系、营销体系、研发体系、生产体系，成为利用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全球比较优势发展的先行者。在跨国公司成为经济组织主导经济全球化主体的同时，大数据集成系统、平台经济、体现消费者主权意识的市场集成或更多自由创业的个人，这些迅速发展的新经济主体，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器或催化剂，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能量。如大数据集成系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和不断产生累积效应，使数据不再仅仅是动态记录的过程，而成为独具价值和增值价值的资源，并逐渐成为直接交易物进入流通。信息流通由桌面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转变，成为“泛在互联网”，促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及多类要素禀赋都能顺畅地快速流通，而大数据集成系统本质特征是泛在和跨界，这种新经济主体跨国界的能量，高于传统企业组织。再如平台经济，也快速发展成为一种新经济主体，这种跨领域、跨行业、跨业态、跨国界的新经济的平台经济，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与竞争力，具有准公共服务的功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其规模越大，服务功能越强，平台经济成为跨国界的消费者集成、生产商集成、供应商集成、市场集成的力量就越强。特别是第四次产业革命发生以来，美国引领了信息产业的变革，以IBM、微软、思科、苹果、谷歌、FACEBOOK等为代表的企业先后崛起。而中国则依靠改革开放和巨大市场规模，引入外国先进技术，实现了信息通讯领域的跨越式发展，诞生了像阿里巴巴、腾讯、联想、华为等一批世界级互联网和信息科技企业。
5、“一带一路”建设催生新全球化的贸易形式：E国际贸易将成为体现普惠、智能、高效、便利的下一代贸易方式，将渐次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边境小额贸易和采购贸易融合。E国际贸易方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应用于发展，将大大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大大快于传统贸易方式，而传统贸易方式，或者渐次被融合、替代，或者演化为下一代贸易方式。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生产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投资的全球化和消费的全球化。其中，特别是贸易的全球化，使国际贸易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加强了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合理配置，加快了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流通，促进了科技在全球性的应用或转化，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方式中的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小额边境贸易和采购贸易等传统贸易方式，已经被各国采用。随着中国与相关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国际贸易正迅速被E化，向着下一代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演进。以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发展为先导，E国际贸易涵盖了生产、流通、金融、投资各个领域，囊括了世界经济和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的各个方面及全部过程。随着E国际贸易发展，又将推动国际分工从过去以垂直分工为主发展到以水平分工为主的一个新阶段；使国际资本流通达到空前规模，金融国际化的进程加快；促进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使国际分工更加深化，各国可以从事能获得最大限度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促进产业的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加速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E国际贸易——下一代贸易方式形成的过程，既是一个全球性制度变革和相关国家政策沟通协调的过程，也是一个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融合渗透的过程，由于中国在E国际贸易的领先优势，必将通过“一带一路”沿线贸易的E化，率先在这一范畴内形成更为便利和自由的下一代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作为下一代贸易方式，将使国际经济关系更加复杂，要求以往的国别关系、地区关系发展为多极关系和全球关系，并要求强化国际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与经济政策的趋同性，导致一系列全球性新经济规则的产生，国际组织、区域组织经济的作用更加重要。“一带一路”将由于E国际贸易的发展，使这些复杂的经济关系简单化、趋同化和平台化。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以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或许能为人类真正带来“自由、民主、博爱”。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解决困扰人类社会千百年的信息对称问题：区块链技术已经使去中心化的金融体系成为可能；生命科技的飞速发展正在使人类逐步实现大幅度降低疾病困扰的愿望；将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能力与机械力量相结合的智能制造等，有望极大地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为未来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完全不同的社会场景。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要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世界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并将继续发生调整和演化。各国到了与全球同频共振的时代，认识这个充满矛盾的时代，认识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站在人类道德道义的制高点上，坚定不移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迎接人类更加美好的明天。
【陈文玲：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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