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公元前551一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人，贤弟子七十二人，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
孔子的“待人”观，是孔子仁学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在孔子看来，人是社会动物，确立起正确的“待人”观，这是对理想人格的基本要求之一，为君子所必备；因而又是学以成仁的基本课题之一。孔子“待人”观的中心内容，是孔子在兼顾自我与他人的前提下，对如何与他人妥善交往与相处的总体性思想认识。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孔子的“待人”观，首先应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孔子“待人”观的基本方法
对于孔子“待人”观的基本方法，当今人们通常会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忠恕”之道。然而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这其实是对孔子的一种误读，因而这里有必要先做一澄清。
20世纪40年代，蒋伯潜先生提出：“忠”是仁的积极方面，其意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恕”是仁的消极方面，其意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20世纪50年代，杨伯峻先生对此又做了类似的解释。两位先生在解说孔学之仁的过程中，显然是把所谓的“忠”与“恕”，都看成是孔子的待人之道了。两位先生的这一解说，至今仍广为流行。
追根溯源，两位先生的上述认识，主要应是源自于曾子的语录：“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里仁》）。
关于曾子这条语录的实际含意，在前面的“绪论”中，笔者曾经做过阐释。宋儒朱熹对此的注解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论语集注》）据此可见，曾子此章是在讲孔学之仁的实践问题。其意是说，孔学之仁的具体实践，其实不过是“忠”与“恕”两个方面的事而已。具体而言，“忠”就是“尽己”，亦即实心实意、尽心尽力做好自身“仁”之事；“恕”就是“推己”，亦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帮助他人做好其“仁”之事。据此看来，曾子这里所谓的“忠”，其实说的是实践自身之仁的事，只能算是待己之道；相对他人而言的“恕”亦即“推己”，才是待人之道。这也就是说，孔子的待人之道，其实只是一个“恕”道，其中并不包括另一所谓的“忠”。
从下面的例子来看，这一问题则更为清楚。《论语•卫灵公》载录了孔子与子贡的这样一段对话——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从句中“人”与“己”相对而言来看，此章显然是在讲待人之道的问题。孔子这里就只是提出了一个“恕”，却并没有涉及到所谓的“忠”。这是孔子自己做出的解释，当然理应更为可信。
至此可见，孔子“待人”观的基本方法，其实只是一个“恕”，亦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并不包括另一对等而并列的所谓积极方面的“忠”。但这却绝不是说，在孔子的待人之道中，就没有所谓的积极方面。这是因为，从字形结构来看，“恕”属于形声兼会意字，“如心为恕”。据此可见，孔子将心比心、如心而行的“恕”道本身，其实就已包括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之类的积极方面了。也就是基于此，所以才完全没有必要，另外再标举出一个所谓积极方面的“忠”了。
既然孔子的“恕”道本身，原本就包括了其积极方面，那么在前引《论语•卫灵公》一章中，孔子为什么只对其做了消极方面的解释，却并未涉及其积极方面？
深入探究其原因，这主要应该是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乃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一般命题，因而才成为了孔子“恕”道的基本内容。而其反命题，亦即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却只是在特定条件下的特殊命题，并不具有普适意义。只有在双方之所欲相同的前提下，才可能行得通。然而人之所欲，往往并不相同，甚至相差悬殊。在饮食嗜好等日常生活习惯方面是这样，在政治理想、价值观、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等方面，就更是如此。如果硬要将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这则难免会导致，强迫他人接受其所不欲的反面结果。这也就是说，所谓的积极方面，其实只是孔子“待人”之道亦即“恕”道的重要内容之一，却并非是其基本内容；换而言之，所谓的积极方面，其实只是从属于“恕”道的子命题。在前引《论语•卫灵公》一章中，孔子主要是在阐释其“待人”之道的基本内容，自然也就不会涉及到次一量级的所谓积极方面了。
二、孔子“待人”观的根本原则
据孔子的“人本”观（详见“基础篇”第二节）已知，在孔子看来，个人、家庭、邻里与社会的一切实践活动，归根结底，都理应是为了人的普遍健全发展；进一步具体而言，亦即为了使人普遍超越其动物性的自然人格，从而实现其人生的理想人格化；总括而言，亦即实现“仁的社会”，或曰“天下归仁焉”（《颜渊》）。这既是个体人生根本意义与价值之所在，因而理应奉之为自我人生的根本目的；同时这又是，个体人生一切实践活动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孔子的“待人”观，作为孔子仁学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其根本原则或曰根本目的，当然也就在于此，必须始终坚持而不动摇。
仁作为孔子“待人”观的根本原则或曰根本目的，首先体现在了孔子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方面。
在孔子看来，人是社会动物，个体人生的根本意义与价值，只能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才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实现。基于此，个体人生理应积极投入到现实社会生活之中，而不能超脱于现实社会而离群索居。孔子对此的典型性表述，是《论语•微子》所载孔子曰——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相处）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面对当时人们的不理解，孔子这里首先表明了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进而又表明了，其根本目的则是推行其人生正道亦即仁道。
仁作为孔子“待人”观的根本原则或曰根本目的，又体现在了与他人的具体交往与相处中。
孔子认为，与他人交往与相处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共同实现各自的人生之仁，必须始终坚持这一根本原则不动摇。孔门师徒对此做了多方面的明确强调。
例如《论语》所载——
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
以上两例，都是在结合朋友这一特定的人际关系，强调与他人交往与相处的根本原则。其意是说，结交朋友的根本目的，乃是为了共同实现各自的人生之仁（详见“伦理篇”孔子的“朋友”观），亦即共同实现其人生的理想人格化。基于此，结交朋友之际，必须谨慎选取有志于仁道者以为友。
再例如孔子所谓——
“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
此例是在结合师生这一特定的人际关系，强调学生侍奉老师的根本原则。在孔子看来，师道固然尊严，师道如同父道；但是面对关系到仁这一根本原则的问题时，学生对于老师，也理应无所妥协与退让。
此外又例如《礼记》所载——
何谓人义……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礼运》）
子曰：“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表记》）
以上两例是在结合君臣这一特定的人际关系，强调为臣者侍奉君主的根本原则。其意是说，君臣结合的根本目的，是共同实现“仁的社会”（详见“伦理篇”孔子的“君臣”观）。基于此，士人出仕从政之际，必须谨慎选择有志于仁道之君而事之；并始终坚持，以是否符合于仁道作为顺从或违逆君命的根本原则。
杨秀和，（笔名：晓阳）号畅春斋主，当代著名书法家、画家、书画教育家。1955年出生于中国北京，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国艺人民书画院院士、中国书画院院士和北京市楹联学会书画院会员。
畅春斋主杨秀和老师书画作品，多次参加《中国珍藏邮册》发表几十幅作品。畅春斋主杨秀和老师曾在《中华志愿者》、《采风中国》、《河北当代书画》、《中国周刊》、《聚焦当代艺术》等杂志发表作品，2021年被录入《中国名人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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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春斋主杨秀和书画观其力而不失，身姿展而不夸，笔迹流水行云。畅春斋主杨秀和书画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画微瘦，若霜林无叶，瀑水进飞。畅春斋主杨秀和书画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畅春斋主杨秀和书画铁书银钩，冠绝古今。
畅春斋主杨秀和先生现为中国炎黄书画艺术研究会会长，中国炎黄书画报总编，北京凌翔阁书院副院长。畅春斋主杨秀和先生是国家一级书法师，国宾礼特聘书画家，畅春斋主杨秀和先生是东方书画艺术学院教授、中国书协、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
畅春斋主杨秀和先生是中国和世界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中国国画家协会理事、中国文化城高级书画师、艺委会理事。畅春斋主杨秀和先生担任中国国际书画研究院研究员等30多个书画团体职务。
畅春斋主杨秀和先生自幼喜爱书画，坚持50年临池不缀。习遍二王、柳、颜、欧、赵诸家精品，研究历代名家之精髓。能融各家之长，自幼风格，楷、行、隶、篆、草五体皆能，以隶书见长，国画以书入画，也有较高水平，功底比较深厚，属传统功力型书画家。
畅春斋主杨秀和先生作品汲取二王笔意，颜柳风骨，又有欧体俊秀和赵体灵动之气，楷书疏朗爽健，行书收放有度，隶书古朴大方，小篆俊秀有力，草书妍美多姿，先后在宜昌、武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西安、烟台、香港、澳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日本等地展出。
畅春斋主杨秀和先生在国内外获得金银铜奖30多次，并传播到日本、美国、加拿大和东南亚地区，被国内外收藏家收藏。
2005年度畅春斋主杨秀和先生被《中华新闻报》等媒体评为文艺界十大新闻人物，在公众和社会上享有盛誉。畅春斋主杨秀和先生其作品和书画艺术小传入编《中国硬笔书法史》、《世界华人书画作品选集》、《国际硬笔书法家大辞典》、《当代书画名家精典》、《东方之子》、《世界名人录》、《中国书画家博览》、《国粹奖艺术大典作品集》、《中国书画藏典》等大量文献和丛书。
畅春斋主杨秀和先生出版有《畅春斋主杨秀和先生硬笔书法集》。毛笔和国画作品集正在筹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