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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日德两国都以对方为支撑展开本国的世界战略。
日本则在加紧对华作战，尤其是以重兵对中国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企图巩固占领区，以便减少在华兵力，为日本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准备条件。
另一方面，日本以三国同盟为后盾，向法属印度支那进军，以夺取南进的基地。1940年9月23日，日军入侵印度支那北部，其目的：
一是为了切断中越交通线，对中国加强封锁，迫使中国屈服。
二是为了准备南进而抢占战略要地。
为实施日本世界战略向南进的转移，日本在外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强同德意结盟关系、改善对苏关系、开启日美谈判，等等。
由于中国抗战的牵制，日本这一系列外交措施大多未能达到目的。就日本与德意关系而言，三国同盟成立后，最重要的是战略上的相互配合，但恰巧是三国未能实现有效的战略配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国抗日战场的牵制是重要原因之一。
1、德意日之间的第一次战略配合
利用三国同盟改善对苏关系，是日本与德意之间的第一次战略配合。
日本与苏联改善关系的目的，一是为了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二是为了阻止苏联援华，以有利于中国问题的解决。
1940年10月3日，日本外务省制订了《日苏国交调整要纲》，希望与苏联缔结类似德苏条约的互不侵犯条约，主要内容是：
使苏联协助日德意三国建设“世界新秩序”，并加入三国同盟，承认中国和东南亚为日本势力范围，把外蒙、新疆、中近东划为苏联势力范围，改变援华政策，抑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活动等。
日本驻苏大使建川美次（建川）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提出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但莫洛托夫没有回应。
于是，为了推动日苏关系的改善，松冈迫切期望德国能从中协调。
松冈通过德国特使斯塔玛向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转告了日本制订的《日苏国交调整要纲》内容，希望在三国同盟的基础上加上苏联，形成日德意苏“四国协商”，以达到同苏联调整国交的目的。
此时，德国正与英国在英吉利海峡激战，希望通过日苏关系的改善而稳住苏联，以避免两线作战，便积极支持日本的建议。
11月10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访问柏林，同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举行会谈，里宾特洛甫提出德意日苏“四国协商”的设想，四国之间划分势力范围，并希望日苏两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德国愿意从中斡旋。
11月12日，里宾特洛甫在同莫洛托夫的会谈中表示：“德国完全欢迎俄国和日本相互改善关系。”
“从地缘政治上看，现在日本的方向不是向东和向北，而是向南。”“就像苏维埃俄国和德日之间同样可以划分相互利益范围。”莫洛托夫对日苏关系未置可否。
11月13日，据德方会议记录记载，莫洛托夫在同希特勒的会谈中关于日苏关系问题指出，不久前苏日关系已有改善，“这种关系还将继续得到改善”。莫洛托夫对日苏关系仍持回避态度。
同日，里宾特洛甫在同莫洛托夫的会谈中，一再提出日苏关系问题，以探询苏联的态度。
里宾特洛甫说：
“他，帝国外长，一直对日苏关系很感兴趣。”“据德国政府所知，日本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赋予了很大意义。”如果日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日本人准备慷慨地调解其他所有问题”。“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条件下，日本准备承认俄国在外蒙和新疆的势力范围。”
莫洛托夫回答说：
“他对日本怀有希望和信心，相信今后在相互谅解的道路上会比以前进展得快。同日本的关系以前经常碰到困难和危机。不过现在看来，对于相互谅解来说，前景看好。”
莫洛托夫还说：
“日本政府提出了签署中立条约的问题，苏联认为这个提议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并且作了答复和陈述了自己的总的观点。随后日本政府又发表声明，建议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方面对此向日本人表示，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苏联收到过日本米内内阁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苏联政府提出了一些问题，日方尚未回答，“只有收到答复后才能开始谈判”。莫洛托夫明确表示了愿与日本谈判的态度，原则上同意考虑订立中立条约。
11月18日，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召见日本大使建川，提出订立中立条约的方案，松冈大为不满，使日苏交涉陷入停顿。
由于德国对英国作战久攻不下，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下达了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莎计划”，决定挥戈东向，准备进攻苏联。德国世界战略的这一重大转变，是背着日本进行的。
德国显然对日本颇感兴趣的“四国协商”计划毫无兴趣，不愿意看到日苏关系密切，但又不能明确阻止日苏接近。
犹如1939年8月23日，当日本积极配合德国实施北进攻苏战略时，德国却瞒着日本突然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使日本措手不及，无所适从，像失去了战略方向一样，现在，德国又瞒着日本秘密准备对苏开战，而日本还蒙在鼓里，日本外相还按原计划访问德、意、苏等国。
3月26日，松冈到达柏林，寻求德方对订立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支持，遭到拒绝。松冈不知谜底，坚持于4月7日到达莫斯科，13日，同苏联缔结了中立条约。
从日本争取在德国支持下改善对苏关系的过程可以看出,日本急于改善对苏关系的根本原因是企图促进中国问题的解决,以便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而改善对苏关系只能依靠德国,即对德国存在战略上的依赖性,受德国本身战略的制约。
反之,当日德战略目标不一致时,日本就成了德国战略的牺牲品。可见,中国战场对日本陆军主力的牵制,使日本失去自主实施世界战略的主动权,致使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日德第一次战略配合就让日本上当受骗。
《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日本终于赢得了“安宁的北方”就可以放心南进了。近卫首相也掩饰不住对日苏条约签订后内心的激动,称赞外相松冈“是个能人”。
2、德意日之间的第二次战略配合
日本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在《机密战争日志》中写到,《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支持了武力解决南方问题”, “远东局势对日本有利”,“对日本南进有利”。
《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日本紧锣密鼓地全力准备南进。
4月16日,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在电报中传来惊人消息:
德国对英攻击结束后,将回头进攻苏联,“可能在今年内对苏联进行战争”。
4月28日,大岛给日本参谋总长来电,再次强调：
“德苏关系完全变化了,开战不可避免的形势越来越迫近了”。
他判断,德苏开战几个月后苏联便会崩溃,继而英国也会屈服。因此,他建议,德苏开战后,日本的目标还是南进,待苏联出现混乱时,再同德意一起解决苏联问题。
对这一消息日本感到难以相信,如果德苏开战,按照三国同盟的约束,日本势必卷入对苏战争,这对好不容易才改善对苏关系、全力准备南进的日本来说,无疑是当头棒。
5月28日,日本外相松冈就此事电询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回电明确指出:
"现在,德苏战已不可避免。但是如果发生战争,相信只用3个月战争就能结束。”
如果说,此前日本对这一消息还心存疑虑,那么现在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获知德苏开战在即的准确消息后,日本当局紧急研究对策。在大本营,陆军主张北守南进。
6月13日,陆军部制订了《随着形势变大的国防国策大纲》,决定在德苏开战时,日本将遵守三国同盟的义务,实施南进战略,对英、美正式行使武力,其时机和方法自主决定。
关于北进,“随着德苏战争的变化,待对帝国极为有利时,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但海军却认为,如果时机成熟则解决北方问题,如果英国崩溃,也将进攻新加坡。
是北进还是南进,海军态度极其暧昧。6月22日,德苏战争爆发,形势迫使日本尽快就南进、北进问题做出决定。出人意料的是,亲赴莫斯科与苏联订立中立条约的日本外相松冈极力主张先北后南,配合德意进攻苏联,而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则坚决反对,他主张北守南进。
6月27日,在日本大本营、政府恳谈会上,外相松冈再次强调先北后南,他根据“道义外交”原则,认为日本应遵循三国同盟条约,配合德国,先攻打苏联。松冈还认为,影响日本北进的要害是中国问题,由此,他进一步提出,如果日本北进,也许蒋介石会同日本全面媾和。他甚至建议,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停止解决中国事变也要北进。
松冈的主张遭到陆军的强烈反对。陆军深知,其主力正在中国作战,没有余力北进。
参谋总长杉山元指出:
“搞道义外交当然可以,但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实际办不到。”陆相东条英机指出,“中国事变必须继续解决”。
在日本当局内部,是先北后南还是先南后北,两种意见争论不休。7月2日,在日本御前会议上杉山强调指出:
“对德苏战争,日本当然应该根据三国同盟精神采取行动,但帝国目前正忙于处理中国事变,而且同英美之间存在微妙关系,我觉得以暂不介入为宜。”
会议赞同陆军的主张,认为,北进问题只有等到苏联败局已定,才能趁火打劫,不战而胜。
因此,会议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要纲》,决定:
“不管世界形势如何演变,帝国均将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方针”,“向处理中国事变的目标前进,并为确立自存自卫的基础,跨出南进的步伐”,“如果德苏战争进展对帝国有利时,则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
至此,日本终于确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
此时,德国最需要的是日本北进攻苏,而日本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要南进进攻美、英。这其中的苦衷就是因为中国持久抗战,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使日本无力北进攻苏,从而失去了北进的最佳,也是最后一次良机。
这是三国同盟建立后日德第二次战略配合的失败。
3、德意日之间的第二次战略配合
1941年12月,苏联顶住了德国的闪击战的攻势,苏德战争开始进入相持阶段,使德国焦虑万分。此时,德国急切盼望日本北进进攻苏联,造成苏联腹背受敌,取得对苏作战的优势地位。
但日本从本国的利益出发,不顾德国的请求,决定南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此时,日本依然背负着中国战场的沉重包袱,无力北进,只能南进。
日本对德方针是,力避日本参加对苏战争,利用三国同盟先使英国屈服,根据情况让德苏议和。
日本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使法西斯集团兵力分散,战线延长,迫使德国对美宣战,增加了德国的负担。同时,将美国拖进了战争,大大加强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力量,对法西斯轴心国同盟显然是不利的。
12月11日,日本与德意订立了共同行动协定,但实际上,三国已完全不能协同作战,这在客观上为反法西斯盟国对其各个击破提供了条件。
我们完全可以说:由于中国坚持持久抗战,日本在南进之前,没有余力北进,南进之后,就更没有余力北进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德国希望日本北进的愿望完全成了脱离实际的奢望。
1941年底至1942年初,苏军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大挫了德军的锐气。
希特勒恼羞成怒,决定于1942年6月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这是关系到苏德战争胜负的关键一战。
7月20日,德国紧急吁请日本对苏参战。7月2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订《关于答复德国的文件》,强调日本对苏坚持既定方针,防止对苏战争。
为了安慰德国,文件空洞许诺日本将在印度洋配合德国作战,促使英国屈服,这显然是给德国画饼充饥。
日本当局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正在太平洋战场同美军作战,二是担心中国战场将成为盟国反攻日本的基地,不得不维持在中国战场的作战。
日德战略配合便成了纸上谈兵。
1942年底至1943年春,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遭到惨败,而日本亦在瓜岛战役中完全败北,两国都失去了战争主导权,均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为挽救败局,1943年初,德国又吁请日本对苏作战,日本表示无能为力。4月德国准备在苏德战场发动夏季攻势,恳请日本参加对苏作战。
4月28日,日本当局在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考虑到本身的困难断然拒绝参加夏季攻势。9月3日,意大利投降,三国同盟开始崩溃。
9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见大势已去,决定不顾德国反对向苏联派遣特使,促成德苏和平,以挽救轴心国的溃败,但遭到苏联拒绝。
进入1944年后,日、德两国均已四面楚歌。为了“死中求活”,8月19日,日本御前会议制定的外交政策,虽然还承认日德特殊关系,但已明显将对苏关系提到很高地位：
不仅要促进德苏和解,而且希望在德国战败后利用苏联改善日本的处境。
日本企图利用苏联来争取体面的战败结局,无疑是一种幻想,不仅苏联予以拒绝，就连希特勒也不感兴趣。此后，日、德两国面临反法西斯盟国的重重包围，它们的同盟关系实际已不复存在，两国均未能逃脱历史的惩罚。
日本与德意的结盟战略，从酝酿、形成到实施，可谓艰难曲折。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日本与德意间没有一次真正的战略配合。
对日本而言，中国战场是日本实施结盟战略的重大障碍，在德意同英法作战时，日本因中日战争正在进行，无法跟上德国的战略；在德苏战争时期，日本因其陆军主力投入到中国战场，也不敢配合德国发动对苏战争。
可见，中国的抗战是日本与德意结盟战略失败的首要原因。
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德意关系演变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弱国，但中华民族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以自己的血汗与生命英勇奋战，不仅成为打败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力量之一，而且牵制了日本世界战略的展开，有力地支援了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也直接影响到日德意配合，加速了法西斯轴心集团的崩溃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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