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庆娥，新晋中山市新加坡籍华侨收藏家，拥有多年的收藏经验与艺术品市场研究分析经验。对于油画市场邓庆娥说“中国油画市场的起步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内与海外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渐频繁，一些常驻中国的外交家、外企工作人员，还有部分游客开始零星地购买中国艺术家的油画作品。所以，早期的交易行为经常发生于外企、外交人员的家里或领事馆举办的聚会或小展览中。”
邓庆娥分析：“中国当代艺术品或者说中国油画艺术品正式进入海外艺术市场的标志性事件是1992年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推出的中国当代艺术专场拍卖和1994年、1995年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推出的中国油画拍卖。正是世界顶级拍卖行的专场拍卖为中国油画艺术品的市场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此开始，商业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环节开始渗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艺术与商业再也难以分离；中国油画市场兴起的原因,中国艺术市场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突进式的发展，目前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整合期，一些积累的问题也就凸现出来。比如作品的真伪、价格的炒作等等，尤其集中于近现代书画名家作品上，使艺术市场的风险性增大，也使进入书画领域的收藏与投资的资金需求量越来越大。这里除了有市场初期不可避免的机制不健全、投机分子作祟、中介机构的不规范操作之外，也与一些收藏者、投资者的急功近利、盲目投资有关。正是在此背景下，油画市场开始兴起。”
邓庆娥指出：“油画作为一个新兴领域，资金的需求量与书画市场相比较少，书画市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尴尬在油画领域内几乎还没有到来，易于进入。因此，部分资金从书画市场投向油画市场，这是油画市场兴起的主要原因。第二个重要因素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兴的产业阶层与白领阶层日益崛起，社会审美风尚改换。由于这个阶层日益发展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无论在资金能力、文化水准、审美趣味上，都乐于接受充满新意、具有挑战性的当代艺术，他们的年龄与知识背景决定着他们与中国当代艺术的亲和力”
邓庆娥谈到：“中国的油画作品体现时代气息、色彩丰富、充满节奏感的油画逐渐成为这一阶层的需求对象。由于目前视觉环境、视觉符号无论是立体的还是平面的，都在向着现代的、时尚的、国际化的方向快速发展，人们的审美口味已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这也促使中国人对油画、雕塑等原本来源于西方艺术体系的艺术品并不觉得陌生，从简单了解发展到欣赏的层面；所以体现时代气息、色彩丰富、充满节奏感的油画逐渐成为这一阶层的需求对象。由于目前视觉环境、视觉符号无论是立体的还是平面的，都在向着现代的、时尚的、国际化的方向快速发展，人们的审美口味已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这也促使中国人对油画、雕塑等原本来源于西方艺术体系的艺术品并不觉得陌生，从简单了解发展到欣赏的层面。”
邓庆娥研究分析：“中国油画市场作为一个新兴的艺术市场，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它所蕴含的巨大的商机是显而易见的。在世界范围内，艺术品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就是当代艺术品。目前中国油画艺术品市场份额在整个艺术市场中所占的比例还是非常小的，与书画、古董等传统艺术品市场相比差距还很大。设立艺术投资基金，把众多投资人的资金汇聚起来，通过专门管理人员的运作、多种艺术品类组合投资，最终实现收益的目的。这样一方面可以引导市场理性投资；另一方面可以活跃市场的交易，给更多人参与投资艺术品的机会。如何将近一百年来、数代艺术家探索与创造的油画艺术成果以及丰富宝贵的文化资产呈现在世人面前，并且跟艺术市场发生良性互动，进而有益于艺术创作，这是一个有待各主流美术团体、艺术史研究者、艺评家，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艺术机构，画廊、拍卖行等商业中介机构以及传媒、政府相关部门共同深思的问题。市场的发展促使我们更加认真地总结近现代中国油画艺术的发展历程，关注当代文化艺术建设，进而能够为市场发展提供明晰的参考体系以及建立博物馆等公共收藏体制。这是油画艺术市场得以健康有序、蓬勃发展的前提”
邓庆娥谈到中国油画的发展历史也有很深的了解：“20世纪是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冲击和中西文化融合的世纪。20世纪初期，以科技、制度为先导的欧洲文化陆续进入中国，使中国传统文化濒于解体的边缘。知识分子阶层对传统文化的信念发生动摇，而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则由抗拒、怀疑到学习，进而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撷取。在这种历史环境里，西方绘画也顺利地进入中国，并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逐步成长为中国本土的艺术。而20世纪也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以油画艺术的灿烂多彩为特点的一个世纪。”
邓庆娥还说道：“中国画家的西画试验，清代晚期，一些中国官吏和文人到欧美各国的博物馆中，看到欧洲名画原作，为之折服。薛福成、康有为等人的欧游文札中，对这些名画新颖的诗意作了生动的描述。由于他们见到的是欧洲绘画的代表性作品，而不是他们的前辈文人见到的传教士笔下的圣像，因此清末文人心目中的油画作品不再是“虽工亦匠”、“不入画品”的奇技淫巧了。同时，海禁大开之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已经由轻蔑、贬抑一改而为尊重和仰慕。作为欧洲文化组成部分的油画，也成为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学习对象，当时的知识分子是为了复兴中国文化而学习欧洲绘画的。”
最后邓庆娥指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画家来说，在20世纪之初并没有直接面对欧洲名画的机会。虽然在观念上变排斥为仰慕，但即使是有志于研习西画者，也只能面对西方绘画的印刷品摸索前进。清代后期，天主教会在上海土山湾孤儿院举办绘画工场，选拔有绘画天赋的儿童，由西洋传教士中擅长绘画者教授摹绘圣像。这成为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传授西画技艺的场所，在扩大西画影响方面的作用，土山湾孤儿院远远超过了清代前期宫廷里的传教士。清末民初以“西洋画”擅名沪上的那些画家，如周湘、徐咏清、张聿光等人，都是这样通过间接渠道，点滴、片断地接受西画影响。由于他们在摸索学习西画之前就已经有了一定的中国传统书法和绘画基础修养，所以他们所画的“西洋画”，在严格意义上都是“参用西法”的中国画；他们所作的油画，实际上都是中国画家的西画试验。最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油画作品，当然不是由他们临摹的圣像，而是这些画家所画的风景和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