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行为的失效？不可预测的可预测性危害
作者：塞缪尔·塞茨（Samuel Seitz），牛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曾就读于乔治敦大学王牌学院——沃尔什外交学院（SFS），任乔治敦大学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曾在英国驻美大使馆工作，并担任Georgetown Security Studies Review编委会成员。凯特琳·塔尔梅奇（Caitlin Talmadge），乔治敦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副教授，安全研究项目核心成员，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长期成员，以及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编译：赵旌宏（国政学人编译员，吉林大学世界史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Samuel Seitz and Caitlin Talmadge. The Predictable Hazards of Unpredictability: Why Madman Behavior Doesn’t Work,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3: 3 (Sep 2020): 31-46.
导读
本文主要探讨了外交政策中疯子理论/疯子策略的风险及其危害。在本文中疯子策略主要同威慑和强制相关联，作者以尼克松、赫鲁晓夫等历史案例论证了疯子策略在强化威慑或提高谈判筹码方面失败的主要原因——信号问题、信誉问题和保证问题。其中不可预测性是疯子策略的主要特征。依照疯子策略的逻辑，策略施行者以偏离基于后果决策的非理性的言行态度使其变得难以揣测，从而向目标（国家）施压以强化威胁的可信度，进而迫使目标（国家）作出符合其要求的妥协或让步。然而，作为疯子策略成功与否的关键，威胁的可信度却受到领导者声誉、信号传递中的错误知觉以及盟友约束等要素的牵制而降低或弱化。所谓不可预测的疯子策略因疯子难以作出可信保证而变得完全可以预测，且不可避免地产生目标（国家）坚定立场乃至升级事态的负面结果。
此外，本文运用特朗普处理朝鲜问题和伊朗问题的具体事例，再次印证了基于疯子理论逻辑的不可预测性外交政策的失效及其潜在风险。特朗普不可预测的外交偏好实践不仅没能产生任何特殊的积极影响，反而适得其反地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美国参与处理此类问题的信誉和能力。一言以蔽之，本文认为根据历史和当下的经验记录，作为外交政策的疯子策略是行不通的。正如本文所示，特朗普在应对伊朗问题方面，其基于规避中东发生新的战争的战争威胁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从根本上说，疯子理论/疯子策略既得益于不可预测性，也受制于不可预测性，它需要以不计后果或代价的姿态引起目标（国家）的警惕，也要在战争（核）边缘政策的红线以内保证事态的可控，其间需要疯子策略的施行者来把握极难把握地恰到好处的尺度。概言之，面对能与之抗衡的目标（国家）和毁灭性战争的风险，疯子策略的施行者很难摈弃所有理性而无所顾忌地成为一个纯粹的疯子，这是疯子策略趋向失效的固有局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情境性（非性格）的极端偏好能够构成可知觉的疯狂（非实际的疯狂），从而在强制性的危机谈判中发挥积极作用。当然，这种知觉性的疯狂依然受制于多重因素的影响，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新的议程和方向。
编译
特朗普总统经常吹捧不可预测性外交政策的好处。早在2016年，身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便抱怨美国政府称“我们完全是可预测的……我们必须不可预测。”他对不可预测的偏好已然成为其总统外交政策的核心方面（之一）。在处理事关盟友抑或对手的相关事务时，特朗普常常发表远超美国长期政策范围的极端要求，并为达目的不惜以常规攻击和核攻击相威胁。据说，他甚至自称为疯子。
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追求这种不可预测的疯狂做法的原因有二：其一，他显然认为，出人意表的行为和极端偏好的名声能够紊乱其他国家预测和对抗美国政策的能力。其二，特朗普似乎认为，通过制造极端威胁，他可以提高美国的谈判筹码，从而迫使其他国家按照他所想见的方式调整政策。众多评论员以各种理由批评了特朗普的做法，却很少有人对其进行系统评估。领导者故意特别是通过传递极端偏好和/或表现出对战争代价的无动于衷来违逆国外对手的预期，此种疯子策略能够带来外交政策上的成功吗？抑或他们只是唇枪舌战，其间向好的结果毫无意义，而向坏的结果则增加了误判、恶化和冲突的风险？
从特朗普总统上台前后的历史记录来看，“疯子策略”在强化威慑或提高谈判筹码方面是失败的，其原因有三：（1）明确传达极端偏好和/或承担高昂代价的意愿，以致偏离通常基于后果的决策，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目标国家常常无法接收到该领导者自认为正在传递的信息；（2）即使其他国家明确接收到了疯子的信息（或推特），也通常出于各种原因而不会轻信；（3）由于疯子很难对未来的行为作出可信的保证，因此即便这些要求和威胁被认为是可信的，也不一定会促使目标国家做出预期行为。事实上，由于疯子策略可能会让领导者看起来难以怀柔，因此该策略或许会适得其反，并促使目标国家坚持甚至强化其立场。
我们称之为信号问题、信誉问题和保证问题的三种挑战，曾多次出现在采取疯子策略的领导者的历史经验之中。特朗普对朝鲜和伊朗采取这种策略的努力，也暴露出同样令人失望的记录。可以预见的是，作为一种外交政策手段，不可预测性一直是糟糕的，美国政府应该对这种路线予以矫正。
01
信号问题（The Signaling Problem）
疯狂的外交政策需要领导者明确投射出极端偏好和对代价的漠视，但这种信号往往比听起来更难。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想要明确向对手传达自己的意图是多么地困难，尤其是当它们试图营造一种不可预测或非理性的氛围时，目标国家往往接收不到它们所认为的已然传递的信号。促使这个问题更为严峻的是，信号发出者往往高估了对手理解意图信息的能力。因此，不仅目标国家无法理解信号，信号发出者也常常无法意识到该信号没有被接收，从而加剧了其间的误解和不信任。
尼克松总统在1969年对越南北部地区采取疯子策略的尝试说明了信号问题。为了结束战争，尼克松决定秘密地将美国特定核力量置于戒备状态，并希望这足以让苏联警觉，进而迫使河内方面坐到谈判桌前。1968年，他向自己的竞选顾问解释了这种所谓的“疯子理论”（Madman Theory）。他声称要让越南北部地区的人们相信，他已经达到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战争的地步。
但这一策略未能对河内方面产生影响……后来对苏联政策制定者的采访显示，他们诚然意识到了某些美国军队在全球各地所发生的变化，但克里姆林宫方面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苏联没有改变其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而尼克松也没能增加对河内方面的影响力。然而，这一警报却引发了严峻的核事故风险。
毫不夸张地说，目标（国家）往往接收不到信号发出者所认为的已经发出的信号。尼克松扮演疯子的尝试大大增加了真实核爆的可能。因此，这一案例说明了试图表现极端偏好和漠视代价的难度及其潜在风险。
02
信誉问题（The Credibility Problem）
疯狂的外交政策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即使一位领导者明确表示出极端偏好或漠视战争成本的信号，其他国家也可能将信将疑。几种不同的因素会妨碍疯子策略的可信度。
首先，领导者的声誉是在其上任之初建立起来的，因此人不可能一夕之间轻易变成一个疯子。其对手们将会看穿这一行为，并对他的威胁置若罔闻。以尼克松为例，他以精明敏锐和经验丰富而闻名，以此苏联人几乎没有理由相信，他会突然对基于后果的理性决策“免疫”了。很显然，这对特朗普来说便不是什么问题，他在政治生涯开启前就对许多政策问题抱有极端偏好。然而，许多人仍然认为，他的观点和行为在其就职后会有所缓和，或者至少会为其顾问所约束。实际上，在考察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后，可以发现在某些问题上不仅没有缓和甚至造成负面升级。
其次，领导者在对有能力实施对等报复的对手发出可信核威胁时，面临着一个特别严峻的挑战。这一难题是核边缘政策的核心，它以“故意向拥有核武器的对手发起核战争的威胁缺乏可信度”这种观点为前提，因此危机谈判在超出领导者控制能力的事件升级后，增加了战争风险。采取疯子策略的领导者必须更进一步以使其对手相信，他们不仅会引发失控事件造成的一般风险，即便事态仍在其掌控之中，该领导者也可能会有意促成事态的进一步升级。
赫鲁晓夫对柏林的威胁提供了有效案例。1958年，赫鲁晓夫给西方大国六个月的时间与东德议定合约，之后他威胁要阻断西方进入柏林的通道。如若西方大国不同意他将西柏林变为自由城市的提议，他就以战争相威胁。为了提高自己的可信度，赫鲁晓夫不遗余力地塑造一个疯子的形象。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将这些威胁视为醉汉的胡言乱语。其中杜勒斯便指出赫鲁晓夫并非是冷酷地精于算计的人，相反，他的反应是情绪化的。很显然，他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醉酒状态，并且可能会做出不理智的行为。然而，西方领导者最终对赫鲁晓夫的威胁（仍旧）置之不理。
对赫鲁晓夫来说，发出信号的挑战加重了可信度的挑战。在危机爆发之初，他曾试图通过在柏林附近的基地部署R-5M中程弹道导弹来恐吓华盛顿。但美国情报机构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行动。美国的领导者没有注意到赫鲁晓夫的信号，而是相信其过分的言辞主要是为了作秀，并最终认定其疯子式的威胁是难以置信的。
最后，盟友对疯子策略的反应也会影响其信誉。如果某个领导者想要像疯子一般行事，他要么需要让其主要盟友默许他的极端偏好和冒险行为（这在其盟友可能承担负面后果的情况下尤为困难）；要么需要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行事，而在这种情况下，当盟友发觉他正在做什么时，他们可能会试图限制/约束他。这两种交互作用都有可能削弱基于极端偏好和漠视代价而发出威胁的能力。将盟国纳入磋商可能会起到否决或淡化行动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发现所谓疯子伎俩只是虚张声势的可能。但是如果不将盟友纳入其中，那么（采取疯子策略）领导者则可能在之后为其盟友所约束，从而削弱其威胁，并损害联盟的实力。这种交互作用在诸如尼克松事件、朝鲜战争等事件中显然表明，当盟友成为复杂局面中的一方时，（领导者）想要可信地发出极端偏好的信号将面临诸多挑战。
03
保证问题（The Assurance Problem）
疯子策略（常常）失败的最后一个原因是，领导者的威胁要想有效，就必须与一个可信的保证相结合，即如果目标国家符合相关要求，那么威胁将不会被实施。一个似乎对每个事件都有极端偏好的领导者，在所有问题上都常常偏离基于后果的决策，这种模式被前情报分析师、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罗西妮·麦克马纳斯（Roseanne McManus）称为“性格”，而非“情境”，疯子——可能很难让其对手相信，在目标（国家）做出让步或克制不必要的行为后，他会突然变得理智并理性地行动。自相矛盾地是，这类领导者实际上变得非常容易预测：即无论目标做出什么让步或克制什么行动，可以预见该领导者仍会继续提出极端要求并升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目标很可能会认定，让步只会在未来引来更多古怪的要求和不善的行为，因此目标（国家）或许会放弃让步，选择加码甚至决定升级事态以尽早面对（恶劣情境）。
例如，里根政府认为卡扎菲在性格上背离了基于后果的决策，而乔治·布什政府则视萨达姆为具有性格上地极端偏好。换言之，这些领导者的疯狂行为与情境无关，也与具体的政策领域或事件无关。相反，它（性格）定义了他们所有外交政策的方式。在这两个案例中，美国最终决定升级（事态），而非（选择）向这些领导者的要求作出让步。
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空袭和政权更迭战争都不是可行的升级选项。但这些案例确实表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被视作是彻头彻尾的疯子可能会事与愿违，因为真正的疯子无法提供未来良好行为的可靠保证。总体而言，疯子策略必须达到某种几乎不可能达到的平衡，既要疯狂到足以引起对手的注意，又不会疯狂到丧失信誉或让步（的可能），（从而）导致事态升级。
04
特朗普：失败的疯子
特朗普疯狂的外交政策在各个方面都遇到了上述三个陷阱：信号问题、信誉问题和保证问题。特朗普的信息和动机通常是不连贯且不明确的，他的威胁有时非常极端以致于缺乏可信度，而他的滑稽行为不仅没能让美国的盟友和对手相信他钢铁般的决心，还可能滋生了他们的恐惧和失望。他的反对者以不妥协乃至升级（事态）作为回应。
a. 朝鲜方面：
特朗普在处理朝鲜问题上奉行了典型的疯子方式。他既表达了要求朝鲜单方面去核化的极端偏好，也表示愿意承担威胁攻击朝鲜所带来的战争成本（几乎肯定了朝鲜半岛上美军和韩国平民的伤亡）。他还强调在极端好战威胁和高度调和行动之间交替的不可预测性。尽管特朗普在朝核问题上采取了这种新方法，但是他并没有比任何一位前任得到的更多，事实上，在他的领导下，朝鲜的核能力得到了大幅度地提升和进步。
在就任总统后，特朗普对朝鲜采取了极其强硬的姿态。他忙于在推特上对金正恩发起幼稚的攻击。有即兴评论认为他以全世界前所未见的“怒火烈焰”震慑着平壤。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讲中，他威胁要彻底摧毁朝鲜。在同年晚些时候，特朗普公开反对国务卿蒂勒森寻求外交解决危机的做法，并宣称蒂勒森是在浪费时间。但在2018年，特朗普突然改变了路线。在新加坡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会晤后，特朗普赞许了他跟金正恩的“特殊关系（情谊）”。特朗普和金正恩于2019年在河内再次举行了首脑会晤。然在新加坡签署的协议并无任何进展，而河内会议也因分歧而中断。
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实现其目标。朝鲜依然没能实现无核化，平壤方面已然恢复了弹道导弹试验，这些试验仍然对其邻国构成着巨大的威胁。的确，自2017年以来，朝鲜并没有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或进行核武器试验，但是（我们）很难得知其间的制约因素是特朗普策略的结果，还是基于朝鲜暂时根本无需进一步展示其武器库的事实。金正恩在2019年以美国没有履行承诺为由拒绝暂停核试验。换言之，所谓冻结可能或至少在某种层面上只是为了同特朗普举行会晤而采取的临时安全举措，并以此来衡量美国作出互惠让步的可能性（并不是为了回应特朗普的威胁而作出的永久性政策改变）。无论如何，朝鲜的核心问题从来不是核试验本身，而是这些试验所突显的敌意和能力，这一点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特朗普未能赢得任何有意义的让步，这进一步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疯子策略并不能带来任何特殊的影响力，具体原因有三。（1）特朗普的目标是隐晦难懂的，尤其是他对“完全、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的界定（在新加坡首脑会晤后被抛弃）。他戏剧性地由战争威胁到暧昧宣言的转向只会增加人们的困惑；（2）特朗普也面临信誉问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特朗普会因为多年来一直在进行的导弹试验而冒险同一位核对手开战。而特朗普的顾问试图缓和他的言论，加之来自德国和韩国等盟友的反对，从而削弱了这一威胁的可信度；（3）（虽然不能被最终验证）金正恩或许顾虑到向特朗普让步只会带来更多的要求，而他随后将不得不以更弱势的姿态作出回应。特朗普的反复无常意味着，金正恩没有理由相信，在放弃核武库后，他的政权会免受美国的攻击或施压。因此，金正恩可能认为保留作为防范政权更迭之保证的核武器会更加安全。
b. 伊朗方面：
特朗普对伊朗采取了同样咄咄逼人的策略，其中表现出两种极端偏好，一是在美国不做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伊朗的外交政策进行单方面调整，二是对在中东地区爆发另外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似乎漠不关心，尽管这场战争可能会造成美军伤亡、破坏盟友稳定并扰乱石油的流通供应。特朗普在发表了众多好战言论后，不顾其顾问的反对，于2018年5月退出了伊核协议。同年夏末，当伊朗总统警告开战风险时，特朗普直接在推特上回击了他，并称“永远不要再威胁美国，否则你将遭受历史上鲜有人遭受过的后果！”
特朗普在2020年1月进一步升级了事态，他下令刺杀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领导人卡西姆·苏莱曼尼。几天后，国务卿蓬佩奥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概述了这一行动背后的更大的战略：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正在重建威慑。“你的对手必须明白，你不仅有能力强加成本，而且实际上你也愿意这样做。”
归根结底，特朗普对伊朗的疯狂做法并没有带来外交政策上的成功。（1）美国突然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并没有使伊朗通过谈判达成涵盖更广泛问题的更好的协议；（2）伊朗为报复苏莱曼尼被杀事件，向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虽然至2020年春末，伊朗确实减少了一些最具挑衅性的（地区性）行为，但许多观察家将这些选择归因于该政权需要专注于疫情以及内部不断恶化的经济和政治条件；（3）最关键的一点是，特朗普的做法实际上并没有重建对伊朗的威慑，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削弱了美国改变其所反感的伊朗政权行为的能力。
由于上述三个原因可以预见结果：（1）特朗普的确切目标仍然很模糊。很明显，他寻求结束伊斯兰世界的代理人战争。但是德黑兰方面很难确定在特朗普被安抚之前，他们必须要做出多大的让步。特朗普一直在推特上发表好战言论，却很少提出具体要求；（2）特朗普对伊朗的策略有时缺乏可信度，这（使其对手）很难辨别哪些威胁是真，哪些则是虚张声势。尽管特朗普兑现了一些威胁（如退出伊核协议、参与苏莱曼尼突袭事件），但他也回避了其他严重升级（事态）的机会。概言之，特朗普经常表达出希望避免在中东地区发生更多战争的愿望（典型案例是他从叙利亚撤出美军的艰难努力），这种愿望削弱了他对同伊朗发生重大冲突所造成代价的漠视。而欧洲盟友对美国行为的强烈谴责，进一步损害了特朗普威胁的可信度；（3）保证问题损害了特朗普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的努力。尽管伊朗遵守了协议，但他还是退出了伊核协议——而且近期他还要求伊朗继续遵守该协议，美国已经退出了该协议——这让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伊朗会同意他试图磋商的任何未来协议。如果伊朗同意了，那么便只会在将来得到更多的要求，而这将置其于更为弱势的地位来抵制。很可能得出的结论是，伊朗和朝鲜一样，基于实力（核力量）的谈判是对抗这位似乎无法真诚谈判的美国总统的最佳举措。可以预见的是，不可预测性几乎没有带来什么影响力，甚至适得其反。
05
结论和影响
作为外交政策的一种方式，疯子行为存在固有的局限性，而且鲜少（如果有的话）能够获得成功。在行动无定法时，提供清晰的信号是极其困难的。而当一个国家必须考量盟友的偏好时，维持野蛮威胁的可信度尤具挑战性。最后，真正极端的要求实际上可以给对手一个坚持立场甚至升级事态的理由，因为疯子很难提供可信的保证以使其对手相信他们将会遵守其谈判达成的任何协议。历史和如今的案例都说明了这种交互作用。
鉴于这一记录，采取疯子策略对于领导者而言弊大于利。（若）拜登赢得总统大选，他应当把重塑各国对美国行为的期望作为一项首要任务。这并不意味着要屈从于与美国存在观点分歧的国家的要求（如朝鲜和伊朗），但它确然指向行为的连贯、适度与合理，这将使美国外交和谈判更有可能结出硕果。基于历史和当代的证据，疯子行为是行不通的。
词汇积累
疯子理论 Madman Theory
核边缘政策 nuclear brinkmanship
代理人战争 proxy warfare
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洲际弹道导弹
intercontinental-range ballistic missiles（ICBMs）
审校 | 秦子宁 丁伟航
排版 | 汪平平 王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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