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
作者 京都静源 教授/文学博士
第四节俄罗斯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汉学在俄罗斯的传播，开始于1678年。见布罗夫博士的《俄罗斯的中国哲学研究》一文：“有关中国的第一本俄文的书是斯巴发利(Спафарий. 1636-1708)所写的，他在1675年奉派访问中国，身负外交使命。于1678年写了名叫《包括中国国家亚洲的全世界的第一部分》的手札，其中不仅有当时欧洲图书中引用的有关中国知识，而且还有作者自己的考察，特别是关于从俄罗斯到中国沿路，和俄罗斯的中国边境区。这本书也有关于中国宗教与哲学；孔子学说等的知识。它虽然没有出版，但是副本流传颇广，包括国内与国外。1693年在巴黎，耶稣会士d'Avril发表了《到欧洲与亚洲各国的旅行》一书，在书中他几乎逐字地引用从斯巴发利取得的资料。”Владилен Г．Буров《Изучен ие кнта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в СССР》 ，见《汉学研究通讯》，第14卷第4期。
俄罗斯因为不是汉文化圈的所属国，因此上没有形成以孔子之说作为立国之本的现象。
关于俄罗斯早期汉学的准确时期，我把它定位为：从1678年开始到1840年比丘林学派的创立之间。
第一、东正教的在京活动
1678年以前，在明末和清初曾有数次俄罗斯使节来华，但无功而返。在这早期的162年中， 其中，1715年东正教传教士的来华，他们在京学习汉语、满语、蒙古语和西藏语，在把汉学研究引入所谓华学研究的特色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当时，东正教在北京居住的正式名称是：“宗教及外交使节”(“La Missio Religiense et Diplomatique”)。因此之故，他们和西方传教士的正式身分自然就不同。到1860年为止，东正教的中国信徒才有二百余人，可令人惊讶的是：自1715年以来却派遣了一百五十余名并不以传教士身分在华居住的“传教士” ，即那些“La Missio Religiense et Diplomatique”们。为此，佐伯好郎博士在那五大部、近3000页的出色的博士论文《支那基督教的研究》(《支那基督教の研究》)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就这类事实而言，我以为：从事谍报工作的传教士们已把传播教义的自身工作忘却了。在俄罗斯帝国的远东政策中，传教士们的过分积极的活跃是可以想见的。”
佐伯好郎《支那基督教の研究》，春秋社，昭和15年。
并不是佐伯好郎博士对俄罗斯汉学家有偏见，又可见刘存宽《苏联对中国的研究和我国加强对苏联研究的迫切性》一文：“早在一七00年，沙皇彼得一世曾发出一道特谕，要求在华东正教传教士‘通晓汉、蒙语言，全面调查中国的情况’。一八一八年，沙皇政府更明确指出在华俄国传教士，他们主要的任务不是传教，而是研究中国各方面的情况，收集情报， 并及时向沙俄外交部报告。”刘存宽《苏联对中国的研究和我国加强对苏联研究的迫切性》论文。前苏联汉学家马尔坚斯博士(Ф．Ф．Мартенс)、斯卡 奇科夫博士(П．Е．Скачков)等人也曾在论著中说明了这一点。
又据《沙俄侵华史》一书中揭露：“东正教传教士团还责成俄国‘学生’利用在理蕃院充当 翻译的原第二届俄国‘学生’罗索兴盗窃了一张详细的中国全图，通过郎克转呈沙俄枢密院 ……原第二届‘学生’伏拉迪金和贝科夫于一七六四年回国时。也带回‘不少对俄罗斯帝国有用的机密情报’。”《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
以上证明了东正教信徒的在京活动集传教、文化特务、汉学家三者于一身。也从政治、军事 、经济、宗教诸多方面决定了俄罗斯早期汉学的特点。
其实，关于这一点，俄罗斯帝国时代著名汉学家巴尔托德博士在《俄罗斯及欧洲东洋研究史》一书中说：“北京传道团在宗教活动之外，在京传道团成员记述的见闻之重要性，要比当时传道团中骨干们更能获得俄国外交部的高评和赞赏。”В．Бартолъд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Рос сии》，СПЕТЕРЪУРГЪ，1911年。
他的话是非常中要害又极有代表性的。
第二、儒家经学著作的翻译
就对儒家传统思想的研究来说，在俄罗斯早期汉学史上，先是翻译出版了欧洲传教士们汉学 著作的俄文版，如上述一文中，布罗夫博士介绍说：“那时已出版了几本有关中国人精神、 文化、宗教与思想的著作，它们之中有些是欧洲传教士所写著作的俄文译本，如，《中国最 重要的哲学家、古代学说的恢复者孔子》一书。它是在《论语》、《书经》、《诗经》基础 上写成的。这本书于1790年在圣彼得堡出版。早在1777年，圣彼得堡也出版了《中国哲学家 的“修、齐、治、平”学说》一书，这是利用法、德、英文汉学资料编写而成的。这部解释 儒家经学思想的著作，表现出以基督教思想解说孔子学说的特点，因此儒家经典中的至理名 言在本书中成了基督教式的警句。”Владилен Г．Буров《Изучение кнта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в СССР》，见《汉学研究通讯》，第14卷第4期。此段引文，曾被发表在《汉学研究通讯》总第56期上，但该译文的 中文几乎完全不能达意，笔者特此重作修改如上。这是早期俄罗斯汉学的基本表现 。
但是到了东正教在北京传道后，由于他们的官方身分不同于西方非官方的传教士，加上人数 众多而信徒又少，使他们有时间来学习语言，研究中国思想和文化。他们在清政府的理蕃院 学习汉语、蒙古语、满语和藏语以后，开始出现了对古代中国思想进行非基督教性介绍的论 著。如，1780年，列昂节夫教士(А．Леонтъев)以《Да Xие то ес тъ учение Великое》为书名，出版了《大学》的俄文本。四年后的1784 年，他的第二本汉学著作《中庸》也正式出版了。此次的书名定为《Джун юо ес тъ закон непреложный》。
《三字经》、《名贤集》、《论语》、《孟子》、《周易》等经典此时皆有俄文译本出现。 而《周易》的出版是近、现代社会中的事了。
除此之外，也出版了研究古代中国历史、政治的著作，如，1762年，列昂节夫教士出版了他和索罗兴教士(Рассохин)合译的名著《八旗通志》，这是俄罗斯汉学史上一部重要的研究清代史的学术著作。这部著作的出现解决了当时欧洲人对满洲人兴起的困惑。特别是书后的极富学识的注解，引起了国际汉学界的注意。再如，1829年前后，北京的东正教士王西理教士(А．П．Васнлъев)和孔琪庭教士(Паладий)还有一惊人之作， 即：出资买了《石头记》，这为研究《红楼梦》的早期版本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
第三、比丘林的汉学研究
比丘林教士于1808年开始来华，出任北京第九届东正教传道团团长。他1821年回国之时，先后在华时间长达十三年。在华期间，他利用通晓拉丁文、法文、中文、藏文、蒙文之便，把极为重要的经学、史学和有关蒙古学、藏学的文献著作近二十种完整地译成了俄文。这些著作以后绝大多数都正式出版。
1821年，当时任北京第九届东正教传道团团长的比丘林教士在任期终了回国之际，带走了大批中国古籍回到俄罗斯，开始了他的汉学著作的著述和创建学派的活动。这些中国古籍的具体数量我们至今也无法知道。但足足动用了十五头骆驼才把这些中国古籍装走。1829年，他出版了《成吉思汗家族早期的历史》(《История первых четырех ханов из дома Гингисов》)一书。这是一部研究成吉思汗和元蒙史的著名著作。第二年，此书被译成法文正式出版后，立刻使他的汉学研究引起了整个欧洲学术界的极大注意。同年，他把《三字经》又译成俄文出版。不仅如此，1835年，他开始设置中国语学校，并出版了由他本人编写的《中国语文法》一书，等等。
关于比丘林教士的汉学研究。前苏联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博士(С．П．Тихвис кий)在《俄国和苏联的中国文化研究概述》一文中作了如下评价：“他详细叙述了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化，着重强调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性和所达到的高度的发展水平……驳斥了当时西欧盛行一时的所谓中国文化起源于埃及和巴比伦的‘理论’。他严厉批评了一些外国传教士和西欧科学家把中国人民描绘成‘野蛮’、‘无知’，宣扬‘基督教徒’高人一等的做法。”С. П. Тихвиский《俄国和苏联的中国文化研究概述》 论文。
但是，齐赫文斯基博士却没有说明比丘林教士的汉学研究是如何为沙俄帝国的侵华政策服务 的。尽管如此，但他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热爱是人所共知的，甚至他事前为自己死后的墓碑 上书写的铭文也用的是中文。
的确，比丘林教士的汉学研究，脱离了为基督教理论作论证的色彩，极大地改变了以往的传 教士汉学研究传统，他对于儒家传统思想、蒙古学、藏学、清代中央政府和边疆关系的研究 ，更奠定了俄罗斯汉学研究的基本走向。1837年，俄罗斯帝国第一个汉学讲座在喀山大学( Казанъ)设置，由第十届北京传道团团长伊万诺夫(Даниил Сивиллов )任第一任主任教授，从此开始了俄罗斯汉学史上新的一页。
第五节其他
汉学在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流传，因为受佛教和伊斯兰教 的影响，再加之该地区在近、现代世界中所具有的极其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到20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研究汉学仍然处于启蒙时代。1953年国立新加坡大学设置中文系，1963年国立马来西亚大学设置汉学系，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三国只在大学里设有汉学课程而已 。
苏莹辉《东南亚的汉学研究》一文中曾说：“在东协五国中，除星、马两国外，就汉学而言，似以泰国差堪报导……菲律宾的汉学研究，实不能望星、马两国之项背。”苏莹辉《东南亚的汉学研究》，见《汉学研究通讯》。
到了现当代社会里，特别是到了国立新加坡大学前身之一的南洋大学时代，由国学大师林语 堂博士出任校长、国学大师饶宗颐博士出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第三届主任的五年间，对 新加坡汉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国立马来西亚大学汉学系，先后有国学大师钱 穆博士、郑德坤博士、何丙郁博士、柳存仁博士等人来此执教，极大地改善并提高了马来西亚汉学研究水准。东南亚五国的汉学研究在五、六十年代才正式地进入大学和研究所轨道，相对于当时国内的文革前后时代的水准面前，有其可取之处，但这一地区出于政治、宗教和文化背景不同的考虑，总的政策是不提倡汉学和汉语，因此，在现代学术社会中，这是谁也无可奈何的事情。在中国国内一般学者以为新加坡有个东亚研究院就一定是国际上儒学研究中心和重镇了，这实是一种误解。就是在九十年代的今天，我曾很认真地研究过新、马两地国立大学的中文系的教学水准和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的水准，他们在对传统国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上，和国内一流学府的研究和教学水准相比，还有一定距离。近几十年内，在这一地区不可能产生出国学大师级学者，因为该地区不具备这一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