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国林
中共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创立后，共产国际以派代表的方式，来华领导中共开展工作。首任代表是马林。
马林，荷兰人，原名亨德立斯·斯内夫利特，在中国时化名马林、孙铎、菲利浦、马丁、西门等，1883年生于荷兰鹿特丹。大学毕业后，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在荷兰殖民地爪哇（今印尼）做地下工作，组建社会民主联盟，后促成与伊斯兰教联盟合作。1920年7月，他去苏俄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秘书，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马林奉派到中国上海考察远东各国革命运动情况。1920年9月，马林回苏俄，参加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不久又被派往意大利和奥地利工作。1921年4月，他作为共产国际首任代表来华，三次往返于俄中之间，帮助中共召开一大，创建中国共产党；多次会见孙中山，积极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华工作了两年多。1923年9月，他结束在中国的工作回莫斯科。1924年4月，马林辞去在共产国际的职务返回荷兰，担任荷共领导工作。1927年，马林脱离荷共组建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1940年，马林参加反对希特勒侵占荷兰的斗争，不久被捕入狱，1942年4月被杀害。
马林在中国工作两年多，在帮助中共创立、促进国共合作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是值得中国共产党人永远怀念的人物。
首次来华，帮助中共创立
1921年6月3日，马林乘意大利劳尔·特利斯提诺公司的阿切拉轮船抵达上海，住在南京路东方大旅社，自称叫安德雷森，公开职业是《东方经济学家》杂志记者。6月14日，马林离开东方大旅社，移住到麦根路32号一个公寓。此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尼科尔斯基来华，与马林一起指导中国创建共产党。他们每天出去了解情况，晚上在马林的住处碰头，对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十分乐观。
马林的到来，加快了中共建党的进程。他与李达、李汉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通过交谈，他对上海、北京等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他明确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李达、李汉俊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当时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北京的李大钊沟通后，决定于7月间召开中共成立大会（即中共一大）。为什么定于7月开会呢？这是因为国内的许多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在学校工作，还有的当时是学生（如济南的王尽美是山东一师学生，邓恩铭是山东省立一中学生），中国留法、留日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平时回国也不方便，所以便商定利用学校的暑假期间召开中共一大。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马林同意，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及东京、巴黎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各推选两名代表出席会议。他为上海之外的7个地区的14名代表每人提供了100元路费，由李汉俊等随通知寄去，要他们7月初到达上海。但因各地收到通知的时间早晚不一，推选代表快慢不同，以及赴沪行程顺阻有别，至7月初，只有5名代表到了上海，还不足应到代表的一半，会议只好拖后等待，马林也感到无奈。
后来，巴黎回音，因路途遥远，不派代表与会；陈独秀正在力争一笔教育拨款，不便来沪，就派包惠僧代表他与会；李大钊因兼任北平八所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席会主席，正为政府拖欠教职员工资问题领导罢教请愿，也不能来上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推举了其他人赴会。
7月23日晚8时，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寓所召开。出席会议的共15人：其中正式代表13人，代表着全国7个地区的53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并对会议的议程和开法进行指导。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问题。
◆一大旧址。
会上，马林热情致词，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译。马林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布）增加了一个东方战友，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接着，马林分析了国际形势，介绍了共产国际的工作情况，以及他在爪哇建立共产党的情况和经验。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目前基本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成分太少，因此建议中共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尼科尔斯基也在会上讲了话。
根据马林的建议，大会成立了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委员会”，由董必武、张国焘等组成。他们利用7月24日、25日休会的时间，起草了中共党纲和大会决议。当即译成俄文，交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审查。马林看了译文后认为，这个文件在理论原则上写得不错，但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没有规定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政纲，也没有提出如何实现革命目标的具体步骤。他还建议，大会文件中应该有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表述。
7月30日晚，中共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周佛海因病未出席，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与会。会议的议题有两项：一是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对建党问题发表意见；二是讨论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
但是，会议刚开始不久，就有一个陌生男子闯入。当问他是何人、有何事时，那人支支吾吾，说“走错门了，对不起”，转身就走。马林凭他长期地下革命斗争的经验，断定此人是侦探，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案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人分途离开！”说完，他与尼科尔斯基夺门而去。其他人除李汉俊、陈公博外，也都急撤。十几分钟后，果然法租界的巡捕就赶到了，又是搜查，又是盘问。幸有李汉俊机智应对，加上警察得知，此房是李汉俊的哥哥、曾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的李书城的公馆，且没有查到什么可疑的证据，才化险为夷。全国解放后查清，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男子叫程子卿，当时是法租界的探长。他因事路过此处时，听到里面有讲话的声音，疑是开会，便进门察看。他出门后就报告给了巡捕房。
会议意外中断后，中共一大转至浙江嘉兴县的南湖，在一条游船上完成会议议程。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因形象殊异，未参加最后一天的会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林提出，中共是无产阶级政党，陈独秀不能在广州做官，要他回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陈独秀欣然接受，决然离粤，于1921年8月回到上海履职。
华南之行，提出国共合作方针
1921年12月10日，马林在翻译张太雷的陪同下，从上海出发开始华南之行。12月中旬，他路经长沙，会见了毛泽东、易礼容、黄爱、庞人铨等，并向工人和青年们宣讲俄国革命情况和阶级斗争理论。12月23日抵达桂林，到孙中山总部访问。他与孙中山长谈了三次，考察其政治主张。在桂林，马林还向孙中山的军官们作了关于俄国革命问题的报告。之后，马林南下广州，对国民党及其他政治派别进行考察。1922年2月3日离开广州，又到汕头等地考察，3月7日，回到上海。
马林这次华南之行，与孙中山、陈炯明、吴佩孚分别进行了多次交谈，实地了解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成分构成状况，以探索与其合作的可能性。中共一大之后，马林认为大会确定的排斥其他党派的方针是不妥当的。他主张落后国家的共产党人应当同民族革命分子结盟。
马林华南之行后，他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的印象是：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联合的松散组织，这就比较容易在其内部促成重视群众运动的思想，甚至有可能推行共产党的主张，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多阶级的联盟，孙中山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比印度的甘地更有战斗性。这为他以后提出国共合作的主张提供了根据。
马林在广州与时任广东省主席的陈炯明长谈了三次。对他的印象是：陈炯明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地方分权；反对孙中山当选大元帅，反对北伐并认为国民党的活动应限于广东省内；陈炯明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更不是一个自我标榜的“社会主义者”，他逐渐向右转了，而且同情吴佩孚，不是一个合作对象。
对于吴佩孚，马林认为他是帝国主义工具，是孙中山的主要敌人，对于中国人民是一个祸害。他不懂什么政治，不会加入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
马林3月7日返回上海后，把他华南之行所得到的比较符合实际的材料和印象，整理成一份系统的书面报告。3月19日马林离沪北上，3月22日到达北京，向苏俄驻华使团团长裴克斯递交了两份材料，请他代为转达。一份是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介绍中共和国民党的材料；一份是向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建议派一位使者，到中国南方来加强同孙中山联系的材料。这两个报告写得事实充分、观点明晰，都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马林去华南考察之后，关于国共合作的思想逐渐明确。他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放弃排斥国民党的态度，并且在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可以到国民党中去宣传革命思想，促使其重视群众运动。共产党人可以利用或通过国民党组织去接近和联系群众，与国民党人一道开展反帝斗争。马林认为国民党是中国共产党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合作对象，国共两党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开展国民革命。于是，明确提出了国共合作的主张。
这个主张的提出，与马林在爪哇的工作经验有直接关系。他1916年在爪哇进行革命斗争，并促成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前身）与伊斯兰教联盟（松散的群众组织）合作。两个组织的成员，可以在保留各自盟籍的前提下，互相加入对方组织。结果，马林领导的印社联的革命主张在伊盟内得到强烈支持，社会主义宣传和工人运动迅速展开。这种“党内合作”的经验，得到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的肯定。共产国际派马林作为首任代表到中国工作，也是看重他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1922年3月29日，马林离京，4月2日返回到上海。他分别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交谈，推行国共合作主张。他讲得有理有据，不温不火，国民党很快接受了他的观点，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进行共产主义宣传，马林非常高兴。
但是，马林同中共领导人谈他的“党内合作”主张时，却并不顺。他一再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他解释说，“通过这一切，会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门径。党则不需要放弃独立”，不过“同志们必须统一他们在国民党中所采取的策略”。而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只希望同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对马林提出的国共进行“党内合作”的建议，表示坚决反对。陈独秀与马林间的分歧尖锐而公开了。
1922年4月6日，陈独秀致函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曾在华帮助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陈述反对马林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的理由，并要求转至共产国际裁决。
马林一时难以说服中共领导人，便决定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以寻求支持。4月24日，他乘日本轮船鹿岛丸离开上海，绕道新加坡、马赛、柏林等地，于7月上旬抵达莫斯科。7月17日，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详述中国政治形势，国共两党状况及“党内合作”之必要。共产国际执委会高度评价了马林的报告，认为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是可行的，应待机实施。但对马林报告中高估国民党的革命性和作用，低估或忽视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和已经取得的成绩等缺点，却没有指出来。
马林在中国的工作和主张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在莫斯科度过了两个星期愉快的时光。
二次来华，促成西湖特别会议召开
共产国际听了马林在华工作及国共合作的报告后，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包括各种革命势力的、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统一战线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马林作报告的第二天（7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便作出一项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驻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和菲利浦同志（斯内夫利特）紧密联系下进行。”这项决定，由维经斯基签发，打印在马林的一件衬衣上，以便安全带到中国执行。
恰在此时，苏俄副外长越飞要去北京进行外事活动。马林要求与他同往，立即获准。1922年7月27日，马林随越飞外交使团第二次来中国。8月12日抵达北京，越飞与北京政府进行建交谈判，马林即赴上海。
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再次来到中国贯彻国共“党内合作”方针时，中共二大已于7月16日至23日开完，会议作出同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定。但马林认为那是空洞的，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他对中共领导人说，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但中共高层仍有一些人反对“党内合作”。
◆二大旧址。
8月25日，马林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同他商讨了国民党联合苏俄并与中共合作等问题。马林告诉孙中山，共产国际已经通知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建议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同时，马林劝孙中山不要单纯用军事行动去收复陈炯明盘踞的广州，而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一个群众性宣传运动，以期最后胜利。孙中山表示同意。
为了统一中共高层的认识，根据马林的建议，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2年8月29日至30日，在杭州西湖举行了两天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共7人。会议的内容是讨论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
在西湖会议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7月决定”和“8月指示”，并坚决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统一战线。他解释说：由于目前无产阶级、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还比较小，国民党的力量相对较大。况且，孙中山坚决不同意党外平行合作形式，只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因而实行“党内合作”就是十分必要的。他还说，在西欧一些国家，共产党加入社会民主工党以组成联合战线，已取得成功，中共应该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
会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李大钊等人基本上同意“党内合作”，认为这样既实现了党的“二大”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既定政策，又避免了与共产国际间产生严重分歧。张国焘等人则坚决反对“党内合作”，认为这样一来势必混合阶级组织，牵制党的独立性。陈独秀表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可以服从，但必须向国民党提出一定的加入条件：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孙中山本人等入党办法。并且，国民党必须根据民主原则进行改组，中共党员才可以加入，否则他坚决反对。
◆西湖会议（油画）。
经过马林的一再说服解释，与会的多数人基本上接受了在国民党改组后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意见。会后不久，陈独秀、李大钊、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但党内的怀疑依然存在，国共合作之路并不平坦，马林对此也很清楚。但无论如何，两天的西湖特别会议，无疑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为国民党的改组，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为中国革命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陈独秀后来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也认为，从此之后，中共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这个估价是符合实际的。
1922年8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南代表的指示》，明确表述了对国民党的看法和对中共的要求，加紧推进国共合作。它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保持思想上的独立性，在未来的国民党内组成核心。目前共产党人必须支持国民党。为完成自己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组成从属于自己的团体。这个指示，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指出国民党的性质，表明了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态度，以及希望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的意愿。同时，这个指示还强调，中共在国共合作中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劳工群众，建立工会。
马林据此指示加紧工作，对国共双方进行频繁的宣传解释，并逐步取得效果。对于“党内合作”目标的实现，马林充满了信心。
此时，越飞与北京政府的谈判受挫，无法达成建交协议。他与马林沟通后，两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看法基本相同。于是，他们共同起草了《我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工作的有关问题》提纲。他们认为，在中国不宜开展纯粹的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活动，必须无条件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苏俄对于这些国家的外交活动，必须遵循友好和反帝原则，苏俄的帮助只能给国民党。
1922年12月下旬，马林带着这个提纲，再次回莫斯科汇报工作，同时受越飞的委托向苏俄政府请示关于中东铁路的处理意见。1923年1月10日，共产国际召开执委会，听取了马林关于中国情况的汇报。之后，共产国际再次肯定了马林在中国的工作和意见，并提拔他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设在海参崴）成员，明确为“第三号人物”。远东局是专门为指导中、日、朝等国的革命运动而设立的机构，马林的地位得到提升。
共产国际根据马林的报告，1923年1月12日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国民党具有这种革命性，中共应该与它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决议还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应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合作而不合并，绝不能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同时要警惕国民党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勾搭行为。
应该说，这个决议对于国共合作中已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放弃独立性的右倾思想的扼制，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很显然，此时共产国际经过权衡之后，采纳了马林关于国共“党内合作”的建议，要求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国际根据马林的报告确认，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薄弱，工人阶级也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还不可能单独担负起民主革命的任务。而国民党是一个建党多年的多阶级的联盟，并在中国有一定影响。因此，共产党员也可以借它联系广大人民群众，扩大影响，壮大自己的力量。
第三次来华，出席中共三大
1923年2月初，马林带着共产国际刚刚通过的关于国共关系的决议第三次来中国。他从莫斯科抵达北京后，在苏联大使馆内约见李大钊、范鸿劼、何孟雄等共产党人，座谈国共合作问题。李大钊明确表示同意共产国际关于国共组成联合战线的决议。
不久，“二七”惨案发生。这使得马林对在中国开展工人运动感到悲观失望，准备去南方开展民族运动，并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一切工作，不能把共产党的旗帜用于工会工作。马林的观点不但在中共党内造成混乱，而且在共产国际内部也引起了争议和委婉的批评，但马林却置若罔闻。
2月下旬，北京反动当局发出逮捕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等的通缉令，查封工会办事处和《工人周刊》。鉴于政局的重大变化，中共中央派张国焘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他在汇报中表达了对马林的一些批评意见。3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从北京迁回上海，马林同往。3月26日，马林、陈独秀、张太雷、谭平山同往广州会见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具体建议。
1923年5月24日，共产国际对即将召开的中共三大专门作出“指示”：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形成广泛的民族民主运动问题，这个运动的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政党。目前党的首要任务是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同时，努力形成工农联盟。
这个“指示”第一次为国共合作提出了一些重要原则。但由于传递途中延误，直到1923年7月18日，即中共三大闭幕后约一个月，中共才收到这个指示。所以，它对中共三大没有起到什么“指示”作用。
◆三大旧址。
6月上旬，中共中央领导成员抵达广州，为召开三大做准备，马林参与和指导各项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并出席了两次预备会议。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出席代表30余人，代表党员420人。马林出席大会并作关于国际形势与国际工人运动的报告。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决定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会上，多数代表发言，批评了张国焘不愿意与国民党合作的观点，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主张。大会经过认真讨论，决定接受一月份共产国际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所作的决议，制定了实行国共“党内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中共三大之后，马林仍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中国勤勉地工作着。8月5日，他在上海同蒋介石会见，商讨孙中山指派蒋赴苏联考察之事，最终取得一致意见。根据马林的建议，组成了一个“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由孙中山派他的参谋总长蒋介石担任，团员有沈玄庐、王登云、张太雷（沈、张为中共党员）。8月16日，代表团由上海启程赴苏，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并洽谈苏联援助中国革命问题。代表团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考察了将近三个月，取得满意成果。这大概是马林在中国所做的最后一件大事。
此时，中共经过两年的斗争实践积累了一些经验，对许多重大政治问题能够自主作出判断和决策，与马林的一些意见常发生龃龉。他与中共关系不谐及对国民党的高估，引起共产国际内一些人的微词。马林虽然多次表示愿意继续留在中国工作，但未获准。此时苏联决定以政府的名义直接援助孙中山在广州的革命政府，并派出鲍罗廷作为代表来华工作。这样，三次来华，与中共并肩战斗了两年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便于1923年9月中旬，心怀留恋和遗憾地结束了在中国的使命，回到莫斯科。不久，维经斯基来华，继任共产国际代表之职。
马林以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博得中国共产党人的尊敬。他帮助中共成立，为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奔走游说所取得的业绩，将永远彪炳于中国共产党的史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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