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llow Book》作为何翔宇“柠檬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收录了 20 位学者撰写的 16 篇英文文章。
近期，我们为大家分享其中的两篇文章：《柠檬、艺术、社会与世界之散记》（文／侯瀚如）（点击阅读）；《迈耶柠檬、黄种人与全球化》（文／由宓）
迈耶柠檬、黄种人与全球化
文：由宓
翻译：陈思然
本文通过关注植物学家弗兰克·尼古拉斯·迈耶（Frank Nicholas Meyer）将迈耶柠檬带到西方的远征，以及限制华人移民美国的《排华法案》的历史，追溯了柠檬所象征的跨国流动的政治。这两个事件彼此交织的方式提出了跨国流动的权利和途径的相关问题，并揭示了潜在的决定性经济条件。这一跨国资本主义运动的早期篇章将被放在种族史、“黄种人”和卫生史的背景下进行审视，这为分析当代版本的全球贸易战中贸易保护主义的情绪和经济基础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视角。
弗兰克·迈耶和迈耶柠檬
何翔宇，《柠檬口味-＃7191-2-No.6》，2014，布面丙烯，35.6×27cm
弗兰克·尼古拉斯·迈耶（1875－1918）是一位出生于荷兰的农业探险家，他在1900年代和1910年代受命前往中国和中亚地区，为美国农业部收集植物品种。由他向美国引介的植物品种多达2500种，其中有一种广受欢迎的迈耶柠檬，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迈耶柠檬是一种柠檬和柑橘的杂交品种。在它的故乡中国，当迈耶发现它的时候，其主要用途是作为家居观赏植物。与其他的柑橘属植物一样，它的果实芬芳可爱，因而也被用作闻香果。自从被引入北美，人们主要在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培育迈耶柠檬。它宜人的淡黄色泽在南方的阳光下熠熠生辉，它的果实酸度较低，甜度明显高于大多数普通柠檬，并带有一丝诱人的蜂蜜味。它的果皮较薄，这加大了运输难度，但却非常适合被加入菜肴当中，为食物增添风味。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极其受欢迎的一个柠檬品种。
弗兰克·尼古拉斯·迈耶，1910年在中国
迈耶柠檬
将弗兰克·迈耶、迈耶柠檬和中国这三者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系列不同指向的跨太平洋运动。迈耶柠檬诱人的外观和口感背后，隐藏着权力关系的矩阵：迈耶有能力研究、收集植物品种并将它们运出海外，他本人和他的发现所得可以在亚洲范围内来去自由并回到美国；而在美国农场务工的华人劳工则受到《排华法案》的限制，该法案规定一旦他们离开美国，则无法再次入境。对土地和动植物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科学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开发其经济利益；而来自中国的移民则是通过体力劳动来获取经济报酬。在这个意义上，迈耶柠檬成为了两条彼此交缠的线索的物质体现：一条线索是贸易、移民和排外主义政治，另一条线索则是实体和符号化的劳动。它被纳入了一个不对称的知识转移和价值创造系统，前者涉及到将知识同化到西方科学语境中，从而将来自非西方的知识系统化。
迈耶在考察当中聘请了一位中国翻译，记录他所收集的植物的中文名称。正如在他之前的许多外国探险家在考古、地理和农业领域的工作一样，当地人的帮助被证明是不可或缺的。在《可视化与认知：绘聚事物》（Visualisation and Cognition: Drawing Things Together）一文中，科学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着重描述了一次科学考察中所发生的与此类似的交流：
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前几年，拉彼鲁兹奉路易十六之命穿越太平洋，为法国宫廷带回该地区的地图。在海滩上登陆时，他遇到了东北亚库页岛的一些华人岛民，想向他们了解库页岛是一个岛屿还是一个半岛。“令他大吃一惊的是，这些华人很懂地理。一位长者站起来，在沙滩上画了一张他所居住的岛屿地图，比例尺和细节都正是拉彼鲁兹所需要的。另一位比较年轻的人，看到逐渐涨潮的海水很快就会把地图抹掉，于是拿起拉彼鲁兹的笔记本，用铅笔重新画出了地图” 【1】。双方的关键区别不在于中国人不会抽象思维或是不会制作地图——这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而是画图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是可以被潮水随时抹去的；而对拉彼鲁兹而言，其唯一重要的研究对象便是纸上的地图。他能够将地图带回欧洲，复制并传播，供今后其他人进行考察之用。具有“可移动却不可变、可呈现、可阅读并且可相互组合”【2】之特质的科学对象由此产生。由于其可移动和不可变的特性，地图进入了科学的殿堂，脱离了原始的语境，脱离了产生它的机体，作为一个抽象的实体在一个传播系统中延续其生命。无独有偶，在一个半世纪后迈耶所进行的科学考察中，当地的中国人并不是对植物一无所知，事实上，他们拥有丰富的植物相关知识，并有着自己的植物分类和命名体系。让植物变得“可移动和不可变”的，是迈耶接下来所做的事情——他将收集到的物种名称翻译纳入一个以拉丁语为通用语的国际参照系统，并将种子收集起来，运送到西方。这个过程深深地牵涉到殖民主义，正是通过殖民主义，其他文化和 “其他特质（natures）”都被征服了。
弗兰克·尼古拉斯·迈耶1907年在中国丰台，与罕见的蓝叶云杉合影
17世纪时，西方对中国的科学兴趣已经十分浓厚。在获得实物标本之前，欧洲学者已经对中国的园艺学、植物学和动物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将名词术语译为拉丁文，且图绘详尽。在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只限于在广州地区开展贸易活动的时期，英国科学家们就已经对当地的园艺作了仔细的研究，后来中国因战败而被迫开放，他们便随之进一步扩大了考察范围。英国博物学家约翰·里夫斯（John Reeves）名义上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监察员，他在中国考察动植物，并委托中国艺术家以西方的科学绘图风格作画。这些图绘如今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夫斯也带回了植物标本，并引进了菊花、杜鹃花、紫藤等植物新品种。通过英国商业苗圃的销售，菊花在英国成为了花园和家居的标配，直至今日人气不减。作为纪念，里夫斯的拉丁化名字“reevesii”被应用于近30个动物种名和一个植物属名中。当地的地方性知识和西方知识发生了一种融合，在范发迪的研究《英国博物学家在清代中国：科学、帝国与文化的交锋》中，对这一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当地人被雇佣来采集、狩猎标本和充当野外考察的向导，在某些情况下，西方考察者还会教他们进行动物标本剥制，这是保存标本的最先进的科学方法【3】。然而，尽管对当地人的知识传授可以说构成了最早的制度化知识形式，但知识的流动大体上是朝向西方的。
迈耶和美国的农业探险家们加入考察行列的时间要比欧洲同行们晚得多，但他们的热情却丝毫不逊于后者。在中国，迈耶看到了西方人此前从未见过的原始森林。在弗兰克·迈耶将黄刺玫（Rosa xanthina）运到美国之前，西方的植物学家只通过中国绘画对这种花朵略有所知。对于一个植物学家来说，发现物种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我热爱探索，”他在一封信中如此感叹道。然而，他受命于美国农业部，首要使命是为了实现美国的富裕和美好而发掘有经济价值的植物，迈耶自己感兴趣的一些标本对于农业部而言并不是很重要。即便如此，迈耶还是将一种抗旱的喀什噶尔榆树引入了内华达州，并发现了迈耶柠檬。对他来说，他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对人类“更有用”。他意识到了这些事业的重要性，并写道：“我们只是在知识的山峰上凿出了几级台阶，而其他人必须踏着我们的台阶攀登”【4】。
在迈耶进行探险的同时，一场宏大的地缘政治游戏正在悄然展开。当时，在亚洲各个地区的科学探索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地图制图学可为军事服务，修建道路和铁路的计划也恰好符合殖民者和扩张主义者的利益【5】。迈耶在他的探险中越来越感到被孤立 。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1918年6月1日，在一艘开往上海的船上。他的尸体后来在长江中被打捞上来。当时负责此事的美国领事在报告中是这样说的：“迈耶先生在乘坐日进汽船会社‘凤阳丸’号轮船从汉口沿长江前往上海时，似乎在芜湖附近溺水身亡。他是意外坠船，还是因抑郁而自杀，大概永远无法得知”。
黄色的种族史
也许有人会好奇，在文化议题中，任何非白种人的肤色似乎都与种族主义有不同程度的联系，而中国人为什么选择认同自己为“黄皮肤”种族？对此的解释只能是：肤色，尤其是黄色，在中国并没有被当作种族化和带有贬义的语汇。
若是进一步深入到这个词在中国的源流谱系，我们会发现中国人历史上并不以 “黄种人”自称，这个词来自于西方的人种学和生物学，后来常与“黄祸”一词联系在一起。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中国人如此乐于接受这个名词，为什么至今还在使用这个名词？18世纪，欧洲人种学者开始研究种族分类学，为此他们把不同的肤色归结为不同的民族。而“黄色”这一对肤色的英文翻译既不是原始表述，也不完全准确，因为谁都能看出东亚人的肤色本身并不是黄色的。这个词最初是由瑞典医生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也作Carolus Linnaeus）以拉丁文表述的，原文为“fuscus”，指一种深色或棕色。后来在德文中，该词被译为“gelblich”，意思是“带有黄色调的”。当他的书的第十次重版时，林奈将他的术语又改为“luridus”，这个词的意思是淡黄色，并带有突出的负面意义——这个词有着“病态”的含义。随后，被修改的内容又被引入到英译本中。经过这一系列反反复复的过程，这个近似的翻译就变成了形容中国人和东亚人的“黄色”。
当英文术语“黄色”一词被翻译成中文时，人们既没有察觉、也没有质疑这个词的种族主义内涵，因为在中国，黄色是一种象征帝王的颜色。直到后来才意识到，这种描述往往与中国人的“虚弱”形象有关。在这一文化议题另一面的西方，黄色则是始终被种族化的。它在欧洲人心目中唤起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对“他者”的不安感，这种不安感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蒙古入侵者的时代，而当“黄祸”中的“黄色”直接与威胁相并置时，这种不安感达到了极致。由于19世纪鸦片在中国泛滥时，大量国民鸦片成瘾而导致身体虚弱不堪，因此中国人被贬称为“黄祸”（这一点接下来会详细讨论）。一百年后，“黄祸”、“东亚病夫”等说法所带来的痛苦，仍然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自尊心和民族意识当中。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当1984年第一位中国（大陆）运动员获得奥运金牌时，它成为了一个历史事件，并进入了中国的教科书。
1984年7月29日，在洛杉矶奥运会上，27岁的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为中国夺得第一枚奥运会金牌。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官方话语和广大民众似乎并没有看到“黄色”一词的任何种族内涵。即使在今天，小学的生物课上仍然使用“黄”、“黑”等词汇，完全没有其种族关联的包袱。在一个政治正确越来越被用来服务于防御性而非解放性政治的时代，这种“善意”的态度——即黄肤色不会立刻激发对于令人不安的种族历史的联想，可以说是超越了当前的修辞辩论。
但这并不一定就能证明相反的情况也能成立。中国人对于自身种族观念的不计较，并不能成为自己对其他民族、尤其是黑人公然种族化的理由。在2018年中国春节联欢晚会上，一位脸部被涂成黑色的中国女演员出现在一个据称是庆祝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友谊的小品中。虽然晚会的制作方可能是过于天真，对其中的种族内涵一无所知，但这却在国内外的网络上激起了热烈的讨论。在我们下结论说中国人是否有种族歧视之前，更重要的是要问一问，这些文化假设的背后是什么样的物质条件。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黄皮肤议题所产生的背景，以及如今日益热烈的围绕黑人民族的话题，似乎目前的辩论往往是基于种族不公背后的“文化主义”而非唯物主义讨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的一点是，黄种人和黑人在文化上比白人“低等” 这一观念的理论化，是与殖民征服和剥削的物质利益并行发生的，而不是发生在此之前。一般而言，当代关于身份认同的讨论往往停留在“文化主义”的层面，而忽略了利益相关者的潜在物质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比起追究中国人是否是种族主义者这一问题，追究在非洲开始进行商业投机的物质动机更为重要。
在2013年的《后殖民理论与资本幽灵》（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Specter of Capital）一书中，社会学家维维克·奇伯（Vivek Chibber）简明扼要地指出了后殖民学术话语的逻辑缺陷——尤其是以庶民研究为代表的分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一分支似乎已经成为了学术标准。虽然庶民研究试图通过强调被殖民者和被种族化者的经验来挑战普遍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和实践，但它始终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潜在普遍化机制和弱势群体的物质斗争正是塑造后现代全球世界的真正力量。资本主义的普遍化倾向使其能够融会（assimilate）差异，而不是将它们同质化。不可否认，在将欧洲地方化的良好意图与将“非西方”东方化和色情化的实际行为之间，存在着一条微妙的界线。奇伯精辟地评论了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以印度社会为模型的社会本体论：
由于人们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需要完全的同质化，因此任何背离同质化动力的行为都被视为对资本的抽象逻辑的抵抗：任何实践，只要其无法被简化为资本的抽象逻辑，都因此变成了对资本的抵抗。于是，对这类实践的仔细考察就可以与解放理论相联系，从而抵消了那些寻找他所在地区的无数“特殊性和不可通约性”的无畏的地域专家的努力，无论那些地区是印度、玻利维亚还是土库曼斯坦，只要越边缘、越神秘越好。各类实践一概被解释为存在的方式，或者换个更好的说法：“认识”（knowing）的方式，这些方式都躲过了资本的全面控制，因此被当作潜在的逃脱路线来展示。传统东方主义因此被重新包装为对资本的抵抗。【6】
重要的是，人们应该始终反思，是什么使自己的主体地位得以阐明。东方主义具有两面性，它时而支撑着对他者的偏见，时而又将他者渲染成异域风情。这既解释了历史上对某些民族不宽容的时刻，如《排华法案》之下的东亚人便是这种不宽容达到其顶峰时的受害者；同时也解释了后来的某个时候，学术界或科学界对某些文化的兴趣大增。随着令人不安的“黄祸”论开始流行，“黄种人”的历史也渐渐展开。
黄祸、排华法案与鸦片贸易
何翔宇，无题，2017，丙烯，纸本，76×56cm
同样遵循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察角度，隐藏于“黄祸”论和《排华法案》背后的，是一个关于全球贸易和劳工的庞大背景。接下来，将从历史、以及鸦片与卫生的生物政治学这两个角度来分析《排华法案》的制定。
鸦片
鸦片与全球运动和贸易限制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它不可逆转地改写了中国的政治历史，也颠覆了中西方之间的经济关系，直至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以某种新的方式感受到历史的回响 。
在强调鸦片提供了一个物质视角，让我们看到政治暴力、战争、资本流动以及 “黄祸”这样的文化话语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采用了人类学家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 Taussig）的方法，他从可卡因的角度出发，在西班牙帝国主义的大背景下重述了哥伦比亚的历史。在南美洲的平行语境下，陶西格的《我的可卡因博物馆》一书，是作为对波哥大黄金博物馆的官方叙事的反驳而呈现的，该博物馆位于波哥大共和国银行（即哥伦比亚的中央银行——译注）之内，以黄金的历史进行哥伦比亚官方霸权主义叙事。陶西格在哥伦比亚丛林中的印第安人社区进行了数十年的实地考察后，将“可卡因博物馆”题献给了土著居民，他们的辛勤劳动和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在帝国主义统治下被剥削，以建造黄金博物馆，但他们自身却被排除在这段历史之外。【7】
鸦片贸易漫长而沉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1729年，清朝雍正皇帝下令全国禁止吸食鸦片。17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莫卧儿统治者手中夺取了鸦片种植的垄断权。受市场对中国茶叶、瓷器、丝绸的需求影响，对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而中国人对英国人一无所求，只接受白银作为货币。因此，英国的外汇储备被消耗殆尽。为了改变这一不平衡局面，英国人决定将鸦片作为商品销售。尽管官方颁布了禁令，鸦片还是通过走私者涌入中国。孟加拉鸦片也被称为“黑土”，它产自孟加拉的罂粟田中，然后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位于巴特那镇和瓦拉纳西附近的庞大工厂里加工。从那里提炼出来的鸦片被运到孟加拉的首都加尔各答，直到1912年，加尔各答一直是英属印度的首都。鸦片在那里储存和拍卖，然后被运到中国。1830年，鸦片的销售占英属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六分之一。 【8】
为了让历史数字具有当代的分量，我们可以看看以下数据：187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按今天的货币计算相当于28亿美元。中国的制成品出口到西方，亦导致目前西方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2018年2月中美贸易逆差达3750亿美元。截至2017年底，中国持有3.1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1838年，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每年进口的鸦片平均为4万箱。到了1858年，已经上升到了7万箱（大约相当于2000年代前10年的全球鸦片产量）——数百万中国人因此成为鸦片瘾君子。
面对逆差，英国商人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回到英国，说服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向议会请愿，发动对华战争，迫使中国开放自由贸易。这就导致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随后中国被迫开放，并割让香港岛，使之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实质上是为了英国的贸易利润在此建立控股银行 。为了弥补管理费用，英国人以一次小小的海上事故为借口，再次动用武力。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果是，英法两国迫使中国政府将鸦片合法化，后者通过对鸦片进口征税实现了这一要求——需要指出的是，英国人也迫使他们把鸦片进口税定得尽可能低。这些由欧洲政府经营的“鸦片垄断商”，成为在遍布亚洲的各个欧洲殖民地分销鸦片的主导系统。英国人在香港所建立的制度，后来也被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越南、柬埔寨、老挝）所采用。殖民体系的基础建立在由政府控制的毒品经济上，以此来安抚当地居民，这些居民被利用来种植原料，最后产出的毒品又被销售给他们，从他们身上榨取利润。在此很久之后，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建立自己的殖民地伪满洲国时（1932-1945年）也采用了同样的体系。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将近一百年之后，日本政府的收入约有50%至55%来自毒品销售。到1944年，伪满洲国4000万中国人口中，有20%的人染有严重毒瘾。【9】正如前伪满洲国福利部副部长金田诚1954年在中国所作的证词中所承认的：“鸦片的销售既是支持我们军事帝国主义的巨大资本来源，也是削弱和杀害中国人民的手段。[…]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通过市场，利用我们的军事力量尽可能廉价地购买鸦片，然后以天文数字的价格卖给绝望的瘾君子 。”【10】
鸦片贸易不但削弱了人的身体健康，而且破坏了经济。马克思描述说，鸦片贸易使“黄金无中生有”，“巨大的财富如雨后春笋般一夜之间涌现出来”，因此，“在前期没有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原始积累”。原始积累标志着阶级分化的开始，标志着资本主义占有者和无产阶级非占有者之间的分化。它是通过殖民主义、暴力和战争的程序发生的：“美洲金银的发现，对土著居民的灭绝和奴役，让他们的生命终结在矿井之中；对东印度群岛的征服和掠夺的开始，将非洲变成一局乱市以对黑人进行商业狩猎——正是这些，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玫瑰色曙光”。【11】
在19世纪历史的这一黑暗篇章中，中国人被妖魔化，他们被指责为滥用、依赖鸦片，是鸦片贸易的始作俑者——“这种谬论极大地影响了下一个世纪大众对鸦片和其他麻醉药品的看法，而英国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则成功地模糊掉了他们自己的角色”。【12】
也许是巧合、也许不是，弗兰克·迈耶也被要求为美国设法获取鸦片种子。他在1917年4月17日的回信中写道：“或许你已了解，整个中国已经完全禁止种植罂粟了，罂粟种子是绝对的违禁品，持有罂粟种子的农民已经被杀头”。迈耶完全清楚种植罂粟所带来的物质和经济后果。他是在关心他的第二故乡美国的人民健康吗？还是他亲眼看到战火纷飞的中国，因此心有余悸？我们已无从得知。我们所能知道的，是他在1918年5月18日去世前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常常感到我们已不再活着，而是被活着（being lived）。不可控制的力量似乎在左右着人类，最终的结果或是可能的目的，都尚未被揭示出来。而这，就是我在这场巨大的灾难当中所能洞察的全部结论”。
何翔宇展览：家族，A4美术馆，成都，中国，2019。摄影：孙诗
排华法案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十年，清廷深陷一系列的暴动之中，最终土崩瓦解。这使得无数陷入贫困的中国人别无选择，只能移民到欧洲、澳大利亚、美国，或是加尔各答这样的殖民地城市，在铁路上或城市中寻找工作。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正在兴起的淘金热更是加速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华人移民也带来了他们吸食鸦片的习惯。很快，许多大城市就出现了鸦片窝点。19世纪末，伦敦、纽约、旧金山等地都有数百个鸦片窝点。华人移民在经济上的成功，连同他们在社会和个人方面的苦难，都常常被归咎于他们使用或滥用鸦片——无论事实是否如此。在公众言论中，鸦片依赖被与华人移民大量增加联系在一起，滥用毒品被认为是一种疾病，会从华人移民区蔓延到城市的其他地方。【13】在加州，当淘金热的早期阶段过去后，华人由于“外籍矿工税”等限制，被迫离开采矿工作，转而在餐馆或洗衣房、农场和工厂从事其他低薪资工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很多华人也成为了在Limoneira柑橘农场工作的廉价劳动力，该农场后来开始加工迈耶柠檬。随着他们为加州所能提供的税收贡献越来越少，公众和政客对华人的看法开始进一步恶化。在厌恶、偏见和恐惧的驱使下，歧视和暴力变得司空见惯，而华人却没有任何政治资源进行自我保护。
对华人的排斥是有文化和政治土壤的。与欧洲人相比，华人在“[...]外貌、服装、语言、饮食、宗教和社会结构上都不同。立法者们一向坚持认为华人无法融入美国文化，也就根本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而在需要为自己争取选票的时候，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发现华人很容易被利用。”【14】
早在1858年，加州州议会就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任何“华裔或蒙古裔”的人都不得进入加州，这项法律于1862年被州最高法院废除。【15】
之所以使用“蒙古裔”一词似乎并不是因为当时的实际移民状况（当时并没有“蒙古”移民涌入加州），而是将它作为一个描述东亚人的种族术语来使用。沿着前文所提到的有关“黄皮肤”的种族历史脉络，“蒙古人或黄种人”这个类别是1779年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提出的五大种族类别之一。迈克尔·基瓦克（Michael Keevak）指出，一旦强调蒙古族，在欧洲人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历史上所有可怕的人物，比如成吉思汗和帖木儿（虽然就血统而言，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蒙古族）。混杂着潜意识的敬畏和恐惧，“蒙古人”的种族化在19世纪仍然具有影响力，以至于英国医生约翰·兰登·唐（John Langdon Down）将患有唐氏综合症的人称为“蒙古症”（mongoloid）患者，或称为“蒙古痴呆”（Mongolian idiocy），因为这种遗传性疾病的患者通常表现出脸颊较宽、眼睛较细等面部特征。这种思维中隐含着一种基因退化的理论，认为患者的智力会倒退到早期发育阶段。当然，这种叫法并没有科学事实的依据，但这并不妨碍医学界继续沿用这些词长达几十年之久。【16】
1882年春，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并由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签署生效，以应对不断膨胀的反华舆论。该法案规定暂停接收中国劳工移民10年，1892年法案到期后续签，并于1902年成为永久性法案。这标志着历史上第一次以危害某些地方的良好秩序为理由，动用联邦立法来阻止一个特定民族劳工群体的进入。该法案直到1943年美国在二战期间加入同盟国后才被废除，美国人从而顺理成章地与华人并肩对抗日本人。
该法案规定，如果华人劳工一旦回国，他们就不能再入境美国。该法案还排除了他们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既不可能与身在中国的妻子团聚，也不可能在美国建立自己的家庭。他们不得不生活在飞地——中国城。随着华人移民劳工数量的减少，他们留下的部分空缺被来自日本的劳工所取代，直到1924年的移民法将所有的东亚移民都排除在外。日本方面对这一禁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认为这是一种民族羞辱，并酝酿着报复行动，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在《无情的战争：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权力》一书中，约翰·道尔（John Dower）研究了太平洋战争双方各自所作的宣传。他指出，在美国国内，日本人“无论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还是之后，都要比德国人更令人憎恨。他们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种族，甚至是一个独立的物种——而且是一个非常强大、高度统一的物种。在西方盟军的普遍意识当中，“好德国人”是存在的，但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日本人”。【17】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追溯了与前述类似的“黄祸”背后的种族历史，科学和心理上对日本人的“他者化”，以及大众文化如何将日本人渲染成“黄鬼子”。
《排华法案》似乎已经被湮没在遥远的过去。然而，这种从公众到立法领域都回响着一致呼声的对外国人的敌意，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对移民的态度中重现。这其中不仅包括公众对非技术移民的情绪，也包括对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的经济移民的情绪——比如西方的火箭工业等高科技行业对华人的排斥。对此，保护主义成为了部分政治修辞——对本国劳动力、国家资源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样的现象何以贯穿整个近代经济史的各个阶段，这个问题对于解读偏见的重新抬头至关重要，下一节将对此作出详细分析。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借助流行病的生物政治学研究，为《排华法案》与全球贸易关系的历史增加一个层次。
流行病
何翔宇展览：家族，A4美术馆，成都，中国，2019。图片由A4美术馆提供
贸易的全球化和加速必然导致另一种事物的扩散：流行病的全球化。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4世纪夺走整个欧洲人口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黑死病，最初是由足迹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战士们传播的。然而，正如罗伯特·佩卡姆（Robert Peckham）所指出的那样，19世纪开始出现的新状况，是检疫隔离制度的生物政治学，以及新兴的大众媒体所引发的恐惧政治。佩卡姆追溯了霍乱的蔓延如何迫使人们于1851年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卫生会议，专门为探讨各国合作实施检疫措施。1873年，阿莫尔·汉森（Armauer Hansen）发现了导致麻风病的细菌，这加强了人们对这种疾病“传染性”的恐惧。在美国，人们害怕患有麻风病的中国苦力会渗透到社会各处，从而引发恐慌，最终促成了1882年《排华法案》的颁布。【18】
1894年，鼠疫从中国内陆蔓延到广州，几周内就有6万人死亡。由于广州和英国殖民地香港之间每天都有水路交通，英国总督对来自中国的船只采取了检疫措施。这导致食品价格上涨了30%至50%，并阻碍了廉价劳动力的流动，而这正是香港的经济成功所仰赖的基础。佩卡姆评论说：“通过破坏流通网络的稳定性和触发“贸易杀手”——检疫措施，疾病讽刺性地揭示出了全球互联的广度和深度。”【19】在美国对流行病的恐惧和廉价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中，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模式。在1900－1904年旧金山爆发鼠疫期间，人口稠密、卫生条件极差的唐人街附近的华人社区疫情尤为严重，这加剧了旧金山居民的反华情绪。当政府以公共卫生措施对这些社区进行严格干预时，却进一步恶化了城市与华人社区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90年代的香港，也是同样形式的生物政治控制在发挥作用。当殖民政府对香港本地华人社区进行卫生干预时，引起了广泛的怀疑。【20】
佩卡姆以香港为例，指出了疫情与经济、疾病与商业的复杂纠葛。香港是一个自由的经济体，它提倡“自由贸易”、无干涉主义政府、以及劳动力和货物的自由流动，但在疫情期间，这一自由经济体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英国政府官员则把这场瘟疫当作经济危机来应对，他们甚至以病理学的角度，把经济危机解释为一种疾病。【21】
研究病理和经济的疾病与传染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解读围绕着身体——无论它是健康还是患病——的经济和生物政治矩阵，以及这种矩阵在文化议题中可能引发的涟漪效应。在这个意义上，《排华法案》作为更深远的歧视背景的一部分，可以被置于经济、移民、全球贸易和贸易逆差的跨历史叙事中，这个叙事的时间跨度即便不是延续至当下，也至少是从鸦片战争时期一直到20世纪。
保护主义、贸易和货币战争，更新版
何翔宇展览：家族，A4美术馆，成都，中国，2019
如前所述，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背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利益，而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又导致了大量中国人对鸦片上瘾，并引发负面的“黄祸”论 。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之间、必要干预与恶意干预之间的两难选择，在历史上频频出现，尤其是在遇到贸易逆差的挑战时更是屡见不鲜。19世纪末，香港和英国一样，都是自由经济体。然而英国在接受自由贸易原则之前，是一个保护主义国家。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工业化的道路上，因此，正如经济史学家保罗·贝罗赫（Paul Bairoch）所说，美国是“现代保护主义的祖国和堡垒”。它在19世纪末的平均关税高达45%——几乎和如今特朗普承诺对进口电子产品打出的最陡峭的关税一样高。【22】（本文写作于2018年——译注）
正如米什拉（Pankaj Mishra）指出的，经济保护主义的理念之父是美国金融体系的创始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在美国摆脱英国统治之后，提出了国家发展的保护主义战略。米什拉写道：
汉密尔顿在1791年提交给国会的《制造业报告》中，使用了“婴儿”工业这个富有说服力的词，来论证他的经济保护主义主张。汉密尔顿的父亲是苏格兰人，汉密尔顿出生于当时的英国殖民地西印度群岛，他敏锐地意识到英国人是如何实行保护主义的：防止殖民地在世界各地销售自己商品的同时进行竞争。在他看来，新生国家在与成熟的工业强国竞争之前，需要留有回旋的余地。美国接受了汉密尔顿的许多建议，受益者首先是纺织业和生铁工业，然后是钢铁业。[...]正是汉密尔顿的模式，而非自由贸易，使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而其他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姗姗来迟的国家，也接受了这一模式。【23】
汉密尔顿的追随者包括德国人、日本人，最终，中国人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利斯特（Friedrich List）从1825年到19世纪30年代一直生活在美国，他在那里看到，年轻的工业必须首先在保护性的环境中得到培育，然后才能在自由市场中脱颖而出。应用李斯特之所学，德国在1871年统一之后，以惊人的速度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利用西方的知识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并在几十年内追随德国的道路，迎头赶上了西方的工业化进程。【24】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了俄国，标志着历史上第一次非西方国家打败西方强国。
快进到战后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成立，是一个超国家的经济机构，旨在规范国际货币合作，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其中，它规定所有货币都应与美元挂钩，而美元本身在当时是可以兑换成黄金的。1971年，美国单方面终止了与金本位的挂钩，随后进入了一个放松对资本流动限制的时代。这与80年代撒切尔和里根政府向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转变是同步进行的，其中包括放松管制、私有化、减税、社会改革等一系列措施。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偏离了其最初的使命，因为它致力于贸易全球化、市场金融化和生产循环的全球一体化。它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起的作用突出地表明，“货币警察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总是支持某个特定的政权”。【25】
因贸易逆差而导致的贸易战和金融干预，是经济强国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而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也很容易被强国操纵。这一点在日本的资产价格泡沫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战后，日本创造了经济奇迹，到20世纪70年代一跃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80年代，日本在向美国出口电子消费品和汽车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结果是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不断增加。这引发了一些人所称的“恐日”情绪，一种更新的、80年代版的“他者化”，这种仍然植根于对大批日本人的刻板印象、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之前的种族主义“黄祸”论的情绪，被重新置于全球贸易和数字技术进步的新背景之下。在1982年发生了一次臭名昭著的事件，一位名叫Vincent Chin的华裔男子在底特律郊外被殴打致死，原因是一位下岗的汽车工人认为他是日本人，因而对美国汽车业的困境负有某种责任。同时，在对一切日本事物的恐惧当中，又总是隐藏着一种敬畏感。正如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的小说《旭日东升》所描述的那样，80年代的“恐日”情绪将美国人的目光“聚焦到了后现代、高科技、由日本主导的未来”。【26】随着寿司在美国日益流行，由《旭日东升》改编的电影中，有一幕引人注目的场景，描绘了一场隐秘的“女体盛”。影片中被用来呈放寿司的裸体白人女性，隐喻着美国人成为的“不仅仅是仆人，更是被奴役的对象”，这是日本文化对美国进行“殖民”的象征。【27】
1983年，在底特律为纪念Vincent Chin逝世举行的集会
面对不断膨胀的贸易逆差，美国的主要工业企业游说国会考虑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最终于1985年签署了《广场协议》，导致1985年至1987年期间美元对日元贬值51%。日元的强势升值引发了日本的经济衰退，并进一步引发了1991/1992年资产价格泡沫的崩溃。在随后的20年里，日本遭受了经济停滞。
进一步的涟漪效应比比皆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投资启动了东南亚的强劲经济增长。到90年代中期，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的经济增长率，都在5%以上徘徊，并出现了过热迹象。热钱涌入东南亚房地产和股市，泡沫不断积累。各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不断增加，这意味着各国进口的商品、服务、和资本比出口的多。1997年，由于受到经济增速放缓、美国利率上升、中国成为新兴制造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贷款人信心下降，导致信贷大量撤出，资本大量外流，给货币带来了贬值压力。对货币的投机性攻击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像乔治·索罗斯这样的货币投机者开始大量卖空货币，这意味着他通过押注货币贬值而获利。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耗费数百亿外汇储备试图稳定泰铢却无济于事，只得被迫浮动其货币，导致泰铢第一天就贬值了15%。这引发了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的连锁反应。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印尼盾下跌了80%以上，马来西亚林吉特下跌了45%，新加坡元下跌了20%（需要指出，与这一趋势相反的是，韩元上涨了50%），印尼、马来西亚和台湾的股市分别暴跌了75%、50%和30%。
这场危机带来的后果严重，影响深远。印尼和泰国的政府垮台了。大批企业破产，数百万工人失业，仅在香港、日本和韩国就有超过一万人自杀。更不用说整整一代人将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成长，工作前景晦暗不明。这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手提供了一系列的救助方案，最主要的是对韩国的救助，条件是受援国必须继续开放金融业，开放国内市场。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解读如下：
（这场危机是一次）全球系统性的规戒，甚至是惩罚，惩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奉行自己的政策，以使他们的经济能被国家资本所有者牢牢控制，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能被国家所控制。与其说这些经济体的“危机”使得对其经济部分实施进一步的“自由化”和放松管制成为可能、是国家对全球时代的适应，我更倾向于把这些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自由化解释为对当前全球经济制度施加的一种系统性调整。
她将以美国为代表的“参与全球经济”模式认定为当前的全球经济体制。【28】萨森坚定地支持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秩序，并将危机归咎于各国对经济的强力资本控制。问题依然存在：新兴经济体应该对全球资本开放到什么程度？20年后，或许只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替代方案可以突破这一逻辑。飞速发展的中国无疑已经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吸取了教训。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以世界第二大国民经济和最大的中产阶级消费市场为基础，中国的资本支配同时拥有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强大的国家干预的双重特点，在战略行业既有国有企业，也有公私合营投资。在亚洲危机之前，中国政府其实曾考虑在2000年之前开放中国对国际资本的流动，但自此之后，情况就反过来了，中国开始实施更严格的防止资本外流的措施，在2017年管控达到了顶峰。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称，“这样一来，中国严格按照自己的条件拥抱国际资本，中和了当今索罗斯先生的力量。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愿景，在这种愿景中，资本被捆绑和束缚，无力惩罚那些违反其活跃算法的人”。【29】
这样的国家干预是什么新鲜事吗？中国学者胡鞍钢写道，“中国的崛起与一个世纪前的美国相似”。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成功，在很多方面都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世界头号债权国时日本意外抛给它的经济（和意识形态）困境相似。【30】正是因为这种困境，我们正面临着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3月对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在写作此文时，贸易战的紧张局势仍在进一步加剧。玩弄大众心理的是令人不安的“中国威胁论”，这与三十年前的“恐日”并无二致，或许这也呼应了遥远的过去，在那里，偏见是用种族术语来表述的。
结语
这篇文章追溯了多个运动的轨迹，从迈耶柠檬跨越太平洋的物种“移民”，到《排华法案》对移民的禁止；从鸦片贸易到全球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贸易和货币战争。通过将不同的历史媒介和事件相互对弈，揭示了这些运动的潜在物质动机：资本，生物政治控制，国家经济利益。通过这一唯物主义的视角，仔细审视了东亚民族的种族化和他者化——无论是在“黄祸”和《排华法案》的历史阶段中，还是在近代和当代重现的“恐日”和“中国威胁论”中。历史不一定会重演，但它演进的模式可能是相似的。
本文有部分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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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runo Latour, ‘Visualisation and Cognition: Drawing Things Together’, in Henrika Kuklick (ed.), Knowledge and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Past and Present (Amsterdam, 1986) p. 5.
2.同上。p.7.
3.范发迪，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2004).
4.Isabel Shipley Cunningham, Frank N. Meyer, Plant Hunter in Asia Ames (Iowa, 1984).
5.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地理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埃利泽·雷克吕斯（Élisée Reclus，1830-1905）认为，科学正被用来作为地缘政治的杠杆。雷克卢斯的作品将人文历史作为地球自我实现的一部分来重述。因此，他的愿景可以被解释为“慢速的丝绸之路”；事实上，他认为丝绸之路是“一个地缘历史的标志，它所标志的不是最大化的商品价格，而是人类’与地球本身融为一体’的集体自我意识”，引自Tamara Chin，The Invention of the Silk Road, 1877’, in Critical Inquiry, 2013, vol. 40, issue 1, p. 218.
6.Vivek Chibber,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Specter of Capital (New York, 2013), p. 289.
7.Michael Taussig, My Cocaine Museum Chicago (Chicago, 2004).
8.Joachim Koester, ‘Nanking Resturant: Tracing Opium in Calcutta’, in Frits Gierstberg and Frank van der Stok (eds.), Questioning History: Imagining the Past in Contemporary Art, (Rotterdam, 2008), p. 142.
9.Mark W. Driscoll, Absolute Erotic, Absolute Grotesque: The Living, Dead, and Undead in Japan’s Imperialism (Durham, 2010), p. xiv.
10.同上。p.227.
11.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 trans. Ben Fowkes (New York, 1992), p. 823.
12.Koester 2008, p. 144.
13.同上。
14.Martin B. Gold, Forbidden Citizens: Chinese Exclusion and the U.S. Congress: A Legislative History (Alexandria, Virginia, 2012), p. xix.
15.An Act to Prevent the Further Immigration of Chinese or Mongolians to this State, Statutes of California, 1858.
16.Michael Keevak, 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 (New Jersey, 2011).
17.John W.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1986), p. 8.
18.Robert Peckham, ‘Infective Economies: Empire, Panic and the Business of Disease’, in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41, 2013 p. 213.
19.同上。p.221.
20.同上。p.224.
21.同上。p.225.
22.梁Pankaj Mishra, ‘What Is Great about Ourselves: Closing Time’,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issue 39 (2018).
23.同上。
24.同上。
25.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London, 2004), p. 174.
26.Andrew C. McKevitt, Consuming Japan: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Globalizing of 1980s America (Carolina, 2017), p. 68.
27.同上。p.157
28.Saskia Sassen, Territory, Authority, Rights: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 (Princeton, 2006), pp. 227–228.
29.James Kynge, ‘China Was the Real Victor of Asia’s Financial Crisis’, in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5cf22564-5f2a-11e7-8814-0ac7eb84e5f1 (accessed 3 July 2017).
30.Mishra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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