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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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公共管理研究（ID：cpar2016），作者：文博。
你想要获得幸福么？那你得先学会受苦。
——屠格涅夫
大家好，我是文博。今夏，我从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普莱斯公共政策学院（Sol Pric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公共政策与管理（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项目顺利毕业，拿到该专业博士学位。终于，我可以毫无愧色地接受他人对我Dr.Wen的尊称。其实，自我2013年入读该专业博士项目伊始，国内的朋友就已经戏称我为“文博士”。彼时的我，也认为只要按部就班，拿到这一最高学位无非是时间问题。然而，当此时的我回看整个过程，方感悟这一路走来是有多么的不易。
南加州大学
想要获得美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必须经历的三大阶段为：由博士在读生（PhD student）通过资格考试后升级为博士候选人（PhD candidate）；由博士候选人通过论文开题答辩后升级为ABD（即All but Dissertation的简称）；最后一步，即在论文成稿后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成为堂堂正正的Ph.D。此外，各个学校（及学院）就博士生所需修读的高阶课程，所需完成的的助教及助研工作（TAship and RAship）也做出了具体规定，制定了一系列需要达到的标准及时长。在我个人看来，在美攻读博士学位的这五年，是我人生成长最为迅速的五年。我将终生铭记及感念这段岁月所给予我的一切。
自四月二日答辩通过那日起，我就有了写作此文以复盘、总结及纪念这段时光的想法。苦于当时手边杂事过多，心态略躁而作罢。十分幸运的是，8月份的一天清晨，我收到了马亮老师的微信，邀请我就这段经历做一梳理，向朋友、同仁、后辈们分享自己的些许经验。我想，这或许是上天冥冥中在提醒我完成此文，为我的博士生涯画上一完整的句点。虽说我的写作水平一般，但我相信，本人真实、毫无保留的分享，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真情实感，以及过山车似的求职经历，仍对读者具有一定的参考及启发意义。
不堪回首的第一年——无数个错误的“我以为”
2013年8月12日，风和日丽。这一日，我前往南加州大学正式注册报到。当天的我，兴致很高，心情与天气一样的好。我兴奋于自己的博士生涯即将开启，坚信自己能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取得一番作为。当时的我，自信满满——信心爆棚到跳过学校在报到前一周为博士新生专设的口语训练营，而选择推迟一周返美，直接参加入校第二日的口语测试。要知道，这一口语测试的成绩将直接决定我能否有资格做助教（TA），获得学院所承诺提供的奖学金。当然，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虽说自大到没有参加培训，但凭借多年的积累，我仍以高分通过口语测试，获得助教资格，且免于日后一切的同类口语测试。
然而，当时的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口语训练营设立的目的，绝非仅仅帮助大家通过考试。它更深远的意义是为留学的博士生们提供一个相互认识、交往及发展友谊的平台。毕竟，在偌大校园里同吃同住一周的机会十分难得（甚至再也不可得）；而自此所产生的感情深度，也是日后课堂或校园里碰面寒暄所不可比拟的。然而，当时的我并未体会到学校的这一良苦用心，白白错过了结交同仁，尤其是跨领域同仁的机会。我更加不会意识到，这只是我在博士项目第一年里诸多“想不到”里最不重要的一个。意外、打击、委屈在接下来的365天里接踵而至。
我以为，博士项目的头两年，是单纯完成相关课程，探索研究兴趣及方向的两年。我没想到的是，第一堂课的头两个小时里，是老师让大家挨个说自己的研究兴趣及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当看到身边同学一个个将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描述得惟妙惟俏，甚至就其中研究方法的利弊与老师一来一回激烈讨论的时候，我浑身直冒冷汗。我不求自己能有多么精彩的想法获构思，只求能胡乱编造一个看起来有一定可信度的“研究兴趣”以蒙混过关。我记得，当时的我硬着头皮说，“我要研究教育政策，着重探究中国高考制度在促进社会流动机制上所发挥的作用及其他国家可借鉴的空间。”是的，这听起来没有十分离谱。但当老师进一步问我如何设计整个研究，数据搜集的方法时，我完全语塞。我只能厚着脸皮道：it’s a good question; I need more time to think about them（容我仔细想想）。我想，那位老师应该看出了我的窘态，因而没有继续追问。
我以为，攻读博士的五年是“打基础”的五年；我所需要的做的，是广泛的涉猎各类文献，掌握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及流程即可。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人才济济的当下，用五年的时间仅完成”打基础”这一件事早已成为奢侈品。一位好心的高年级同学告诉我，想要获得一份体面的教职，在博士期间就必须在不错的学术期刊上有论文发表。于是，天真的我一一浏览facultymember的个人网页，把从照片上看起来面善的教授名字记下，与他们相约见面。犹记得有一次，我与相约的教授互致问候后，大言不惭地问：“老师，您有什么研究课题可让我加入，带我发文章的么？”那位教授楞了一下，遂问：“你感兴趣的领域是什么？为什么找我合作？”我想，他的言下之意是：你觉得你有何种优势能让我相信你，与你合作呢？我无言以对，内心的独白是：“我做什么都可以的。”显然，这样的答案不足以令人信服，甚至难以启齿。这样的见面除了使我在教授心目中的形象不断减分以外，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以为，加入所在导师的研究组，我的一切困境即可化解。我没有想到的是，导师所在项目组里的两位学长，在当时刚刚完成了某一合作课题的数据搜集，进入了理论包装（issue framing）及论文写作的阶段。我进入项目组的节点是在数据搜集以后；自然，我不能直接加入此文的写作，成为合著者。于是，在该研究组的第一年里，我彻彻底底地沦为了局外人。除了旁听他们的讨论以外，我无法真正参与其中。而当导师问我就这一课题有无独特见地，或者有无延伸性思路，以便使我顺利加入紧接下来的研究项目时，我又没了主意，唯怨自己脑袋空空，让老师失望而归。
我以为，我再不济也能与我同一届的同学相互切磋甚至是合作。我没有想到的是，我那一届，由于各种机缘巧合，最终只招收了我与另外一名美国女孩。而那位美国女孩，在读了一个学期后认定公管学科不是真正的“科学”，一切都是highly interpretive and ambiguous（极度地主观及模糊），遂毅然决然地退出项目，留下我一个人孤军奋战。我哭笑不得。一方面，我理解她的决定。做为学engineering出身的她，更愿意相信的是是非黑白；而教授我们公管概论的老师，则是一位有名的political scientist。在他的世界里，公共管理的本质是国会、总统、利益集团间的角力，无它。这让我一个在UCLA修读硕士课程期间就学过美国政治学的人都听得云里雾里，更别说工程背景的她了。但另一方面，我又极其舍不得让她离开。除了我俩在进入项目后的首个学期里抱团取暖，互诉衷肠所产生的革命友情以外，更多的是害怕她离开以后，我要独自一人面临所有的问题，解决所有的难题，承受所有的压力。但做为一个外人，我的意见及恳求又能有多少分量呢？不日，她便退出了这一项目，至此在我的世界里销声匿迹。
我以为，不论怎样，第一个学期熬了过去便也能暂时解放，好好过个圣诞假期后再开始一步步构思接下来如何行事，如何找寻自己的研究热情及兴趣。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第一学期两门理论课成绩，一门是B，一门是B+；这也直接导致我的GPA（学分绩）低于3.5，继而收到学院的正式警告信。当时的我，是心有不平的。第一，两门理论课的论文都是我熬了无数个通宵硬“憋”出来的，且还算完整。对于一个连自己研究兴趣都还没摸到，母语并非英语，甚至连他们口中常常提到的R&R是什么都一无所知的新生而言，已实属不易。老师为何如此苛责？
第二，我听说，学院设立的全部博士生必修课里，属这两门课内容最多最难，老师打分最严。这一点在日后得到了有力的佐证。虽说我的B及B+不值一提，但在那两门课里，均有同学拿到了最终等级为C的总评（当然，他们有以往成绩兜底，因此总绩点仍然高于3.5）。要知道，那些同学，可都是在课上言之凿凿，把自己研究课题描述的无懈可击的个体。而我在入校后的第一个学期，就同时修读了这两门最难的理论课。虽说是不得已之举（出于满足最低开课人数的要求，学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每两年开设一次；我入校的第一年，这两门课程刚好开设。于是乎，我不得不与高年级的同学一起修读），但因此对我个人所提出的额外挑战，也应被考量在内，适当宽容才对。然而，规则就是规则，怨念无用，我只能适应。当时的我，不敢过多去想象导师在得知我一来学院就被警告后作何感想，对我印象会差到何种地步。我只想闭上双眼尽快听到新年到来的钟声，祈求所经历的一切不顺都能瞬间烟消云散。
我以为，新年的一年（2014），一切都会逐渐变好。不会做的慢慢学呗，总能做好；没有研究思路就多读文献呗，总能产生出一些可发展的想法。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人际关系却又在出现了问题。我曾经引以为傲的，性格中古灵精怪、幽默搞笑的元素，被同项目里的高年级同学解读成为了“unprofessional”，不注重男女之界限和言行无状。我曾经屡试不爽，与人拉近距离的话题（比如当下流行的美国电视剧，真人秀节目等）也不再奏效；不仅没能产生共鸣，甚至还起了反作用，被大家认为我无心学术；我曾也想与项目里的其他同学做室友，想着大家若能住在一起，长此以往，彼此间的芥蒂总能消退，变得亲密无间。而当我真正环顾左右的时候，却发现连具有舍友潜质的人都极难寻觅——项目里的其他人年龄相对较长，其中的许多都有了家室。就连与我同届的城市规划方向的两位中国同胞，也都早早结婚，住在离学校较远的地方，平时压根见不到人。
好吧，那我就一个人生活，专心学习呗。于是乎，我将自己平时常用的书搬到了学院提供给我们项目博士生的一间办公室里。我看到办公室里的书柜都是空的，想当然地便将这些书放到了其中的一个柜子里。岂料，一个多月以后，我便收到了项目里高年级同学集体向我发出的”声讨信”。我这才知道，由于柜子与人员的比例并非1：1；为公平起见，他们不成文的规定是：每一个人占用书柜的时间不得超过连续24个小时。在他们看来，我一个人占用了一个柜子那么长时间，是很自私的表现。他们勒令我即刻把柜子清空。我自然照做，但心里却也在叫屈：首先，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一不成文的规定。我只是看到四个头顶柜是空的，所以想着用一个来放我的书没有问题。毕竟，项目里一半以上的人员平时不怎么来学校。其次，就算我这件事做得不合乎规矩。你们善意提醒我就好。为什么要直接给我定性，说我自私呢？
我在百思不得其解后，单独约见了一个据我观察为人较为真诚、不刻薄的美国师哥闲聊。他无意间说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到了今天。他说：“we are not friends;we are only colleagues”（我们不是朋友，只是同事关系）。这在当时直接颠覆了我的三观。在我的印象里（起码是在中国文化里），博士同学间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大家日后是要相互提携的。五年的缘分怎会只落得一个同事的名分呢？我不愿去争辩，只能感叹一句：这大概是美国文化中个人主义色彩的另一种体现吧。
就当我以为自己在本命年已经倒霉得无法再倒霉的时候，命运又跟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我在学期末搬家的时候，将我所有的legaldocuments（包括我的I20、护照、SSN卡等），还有新买的苹果电脑，现金若干等重要物品收拾好后集中放进了一个公文袋。搬家途中我略感肚饿，便将车停到了一个商场的停车间。等我吃完饭回来后猛地发现，车的后备箱被人撬开了。我的那个装有我全部身份证明性文件的公文袋不翼而飞。我当时只感天旋地转，报警后瘫坐在地上。
这便是我在南加大读博的第一年。这一年，一个阳光、自信的小伙子被命运打击到坐在客厅的一角独自啜泣。彼时的我，无研究方向，无working paper，无朋友，甚至无证明我在美合法身份的文件。我有的，只有狼藉般的声名、自我的质疑，以及个别别有用心之人不断劝我放弃的声音。
先生存，再谋求发展
记得有一次，看一位网球选手的赛前发布会。他即将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对阵赛会的二号种子，一位网坛名宿。记者问他，“你将如何准备这场比赛？”他笑了笑，说道：“play aggressively, because I have nothing to lose。”当时的我，并不了解这句“我没什么可输”是何含义。我以为只是一句谦辞，为的是不暴露自己真实的作战策略。而当我博士第一年惨淡收官的那个夏天，我却彻底地明白了这句话的深意。是的，我已经没什么可输的了。当我在大使馆、移民局等地奔波，受尽了工作人员的冷眼，磨破了嘴皮，却因没有其他佐证以表明我身份之真实性（因为所有文件都已丢失）而常常无功而返的途中，我问自己：我要继续么？如果要，已输无可输的我应该如何前行？
回到家里，冷静下来的我告诉自己：是的，我要继续。放弃，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我不想做一个逃兵。我不想让当初招收我的老师失望，认为是他（她）一时看走了眼。我更不能让家人失望，因为他们为了我能成材，能有朝一日站在高等学府的讲台上为学生指点迷津，付出了太多太多。莫言曾说，有利的时机总是在人们不懈的坚持之下突然降临。因此，我要咬牙坚持，我要坚持等到属于我的时机。既然下定了决心，接下来便要制定好策略，继而努力践行了。于是，我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思考自己过往一年的得与失，以及马上开始的第二年，自身要如何调整。
前文里就我过往一年的“失”已经谈及了太多太多，这里就不赘述。这种种的“失去”，归根结底在于自己对于修读博士项目的“赛前准备”不足。在当初申请的时候，没能确立自己大致的研究方向，以至于后面处处被动。当然，一味懊恼当初硕士期间为何没能参与教授们的研究课题，从而发掘自己的研究兴趣及特长，已毫无意义。我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重拾信心，然后勇敢向前？说到这一点，就不得不好好思索自己“不堪”的第一年，有何细小的收获。这些收获又释放出了哪些积极的信号？经过了那一天的思考，我得出了以下三点。
第一，我与他人的差距，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换言之，纸老虎太多，而我却自己把自己吓的不轻。
前面我提到了，好几个将自己研究计划描述得无比详细，课堂讨论中慷慨陈词的项目同仁，最终学期论文（term paper）的成绩还在我之下。我哪怕只是通读课程大纲里所要求阅读的文献，依葫芦画瓢，甚至是生搬硬套掌握程度仍极其有限的理论，最终成稿的期末论文看上去仍有模有样。教授我研究方法及设计（research methods and design）的Myers教授告诉我，要相信自己，因为我的creativity（创造力）是不可多得的；教授我公共政策（seminarin public policy）的Painter教授，在我期末论文的评语里写到：“这是一篇完整且严谨的论文，值得高分。你让我对你刮目相看。”而教授我political economy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的邓教授（也在日后成为了我的主导师），则认定我的学期论文具有发表的潜力，愿意与我coauthor以完善此文。这门课这篇文，不仅让我第一次知道了期刊论文是什么、怎么写、怎么投；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与邓教授日后师生缘的缔结，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第二，我热爱写作；而写作能力的高下，恰决定了社科类学者未来能够企及的高度。
当我在写作的时候，我是无比快乐的。当看到一个个字母被我以某种韵律敲打在电子文档上的时候，我是具有成就感的；而当我看到自己的想法，哪怕不甚成熟，却能最终完整地跃然纸上之时，我是自豪的。第一年的下半学期，我修读了一门不计入学分的高阶写作课，专为博士生所设。记得那位写作老师James Polk常常以电子邮件的方式称赞我，认为我是他所接触的学生里，最具写作天赋的一位。当然，我自知自己的写作能力并没有他夸赞得那么出色；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我是不怵写作的。虽说我一色的文科背景（本科专业是新闻）使自己很难在定量的研究方法上令人眼前一亮。但我也可在弥补这一短板的同时，进一步打磨自己的写作功力，从而形成自身难以替代的优势。
第三，我当时的主导师Cooper教授选择相信我且支持我。这份雪中送炭的支持，我感动至今。
我的第一年过得如此狼狈，可谓内忧外患。对内，自己的功底不够，没有明确的研究领域不论，连兴趣在哪儿都很难说个明白。对外，自诩活泼开朗的性格，被他人以不成熟不稳重而诟病；而随着同年级唯一的小伙伴选择退项离去，我又陷入了某种孤立无援的状态，可谓雪上加霜。可即便如此，Cooper教授没有指责我，没有嫌弃我，更加没有放弃我。他反复告诉我：“我对你有信心。你会做得越来越好的。”他常常约我到办公室去闲聊，有时候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他耐心地听我诸多的“抱怨”，让我有可以倾诉的对象；此外，他不厌其烦地举例，证明许多在日后取得不俗成绩的学者，也曾有过如此迷茫的时候。有了导师的信任，我还有何惧？唯有不断努力，以不辜负这份难得的信任。
在梳理出了第一年的上述三大收获之后，我豁然开朗，顿感轻松。我相信自己可以将难关一一攻克，超越自己。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应该说在第一年的那个暑假，我做了很多事。但下面谈及的这几件，不但必要，且回头看来是富有远见的。
第一，提前准备资格考试的科目。
我将这一章节的小标题定为“先生存，后发展”，旨在强调生存是第一要务，也是发展的前提所在。所有想要在美获得博士学位的同学，都需铭记：资格考试是你所需迈过的最为重要的槛。日后的论文写作、答辩，可以根据你自身的节奏、数据搜集和处理的进度等有所调整。但资格考试却因其附带着诸多硬性规定，必须被百分之一百地认真对待。以我们学院为例，资格考试的时间定为个人进入项目里的第二年8月份。换句话说，一年就这一次机会。在头两年里，你需要完成学院要求的全部博士生课程；在成绩过关，且获得五位教授一致同意考试的授意下，方可参加资格考试。考试分为笔试及口试两部分。成绩汇总后，由这五位教授投票决定结果。如若考生没有通过此次资格考试，他（她）会有一次补考机会，即在第二年夏季的同一时段。这次考试若再有闪失，则将被直接驱逐出院，终止项目。可以想象，倘若第一次资格考试的结果不理想，压力大不说，之后论文写作、毕业的进度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被严重拖慢。
于是乎，我提前向学院及老师了解了资格考试的大致结构、所涉及内容及需注意的事项。我意识到，资格考试的第一日是就考生对三门必修科目的掌握程度进行考察，各命一题。而第二日及第三日，则是由五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出题，考察考生自定义的主项（majorfield）及副项（minorfield）。因而，我需要做的是：1）找到五位愿意担任我考试委员会成员的教授，2）尽快定义自己的主项及副项。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决定将教授过我专业课程的老师全部放置在我的委员会上。一来，他们均教过我，对我比较了解且印象应该不差（虽说第一年过得比较懵懂；但相信自己努力的态度还是被他们看在眼里的）。第二，他们将是第一日主课的命题官；这为我日后备考主课，提供了一定的便利。第三，与项目里的其他同仁左右逢源、认识外院知名教授不同，当时的我确实也不认识更多的教授或学者。现在想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避免了当时的我牵扯更多的精力来挑选委员会成员。
至于我的主项和副项的确立，则完全是个人一次大胆的尝试。当时的我，对于自身的研究兴趣尚不明晰，何来主项及副项之说？但时间不等人，我不能一味纠结于此。为打破僵局，我将所修读的理论课程的大纲及所做的笔记，拿出来一一重温。我逐渐发现，我对于组织理论及公职人员工作动机等议题有着不小的兴趣。比如，诸多的组织理论里，何种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makesense）当下各类组织现象？又比如，公职人员的工作动机，缘起于单纯的自利亦或有利他的成分同时存在，应如何区分？当我将各大组织理论的前提假设、核心观点以及提出的年份一一梳理；当我完整的阅读了Scott以rational、natural和open这三大视角来思考组织所承载的功能变迁；当我看到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是当今公共管理研究领域里仅次于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的热门话题，相关研究林林总总之时，我已对接下来数月里的备考计划心中有谱，不急不躁了。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的备考也倒逼我以极其有效率的方式思索及确立了自身的部分研究领域，丰富了我与他人的学术“谈资”（例如，在我接下来的第三年里，PSM令我与Resh教授结缘；因为对PSM及因此延伸出的pro-socialmotivation共感兴趣，我俩合作撰文，最终发表于PAR）。一颗四处游荡的灵魂终于有处安放。
第二，用力接住教授抛出的橄榄枝，把握住难得的机会。
我在前文中提到，邓教授认为我的课程论文有可发展的空间，愿意与我合作，将此文推向新的高度，最终使其在顶级的期刊上得以发表。虽说当时的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论文的发表就青年学者的重大意义，但直觉告诉我，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万不可以错过。因而，第二年的第一个学期里，在邓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我将这篇学期论文重写及大幅修改了数十遍，最终投稿于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并获得了评审们的些许肯定及褒奖。虽说由于数据来源的局限使得这篇文章先天不足，最终没能问世。但这段经历，却使我了解到了论文写作，尤其是期刊论文写作的标准及思维、所需考量的诸多要素、包装（framing）的技巧，以及投稿的流程及进度监测等。应该说，这篇文章给予我的意义，早已超越其本身发表前景几何。哪怕它最终只能蒙尘于我书柜的一角，我也将对其永世珍藏。因为，是它，让我真正地入了学术研究的门。
第三，主动出击，发掘机会。
曾经有人对我说，“失败的人往往是想得太多，而做的太少。”就这一观点，我无法同意的更多。我在第一年之所以无法跳脱出种种困境，症结就在于此。当看到研究组的师哥师姐们已经有了正在研究的课题，自感加入无望，便甘愿沦为看客。当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在院里并不讨喜之时，只是一味抱怨他们的冷漠古板，却没能检讨自身或另觅蹊径。第二年的我，决定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主动寻找更多的可能。
首先，我更积极地参与研究组里的讨论。即便知道与自己无关，也毫无保留地贡献思路及想法。此外，我主动承担了研究组里的后勤协调工作。订餐、协调开会时间等，均开始由我负责。这样一来，师哥师姐们被我的态度感动，愿意在我迷茫困惑之时施以援手，指点一二。更重要的是，机会也在这样良好的组内氛围里不日降临——我们组拿到了一笔赞助金，可以发展新的课题。而我，自然成为了这一课题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不但参与其中，且负责以这笔赞助金为种子，书写项目申请书以获得校内外更多的基金支持。经过这一年的历练，我不但实地考察了洛杉矶neighborhood council的运转模式继而发掘出了自身在deliberative governance这一主题上的浓厚兴趣，且积累了宝贵的grant proposal的写作经验，为日后工作申请中更好地营销（sell）自身的研究领域及观点，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同理，我将这一主动出击的姿态运用到我的个人生活中。我搬离了原有的独屋公寓，选择住进了一个大型的公寓群，名为Lorenzo。这里离学校更近，里面的健身设备更为完善（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尤其令我着迷的是，它是一个shared accommodation。以我住的户型3b3b为例——三间房、三个厕所、六个人。换句话说，我将有五位室友。我相信，这五位室友里，总有与我性格合拍的。虽说与人共处一室使得个人隐私必遭侵犯；但当时的我，头脑十分清楚。我问自己：你是要隐私，还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轻松相处的好友？显然，我对于后者的需求更为迫切。
果不其然，我这一步走得无比正确。在接下来的四年间，我接触了大约15名室友（有同胞，也有地道的美国人），不但在无形中提高了自身的英语口语水平及对俚语运用的娴熟度，还与其中的好几位成为了铁哥们。虽说他们大都是本科生或硕士研究生，但其为人的真诚、热情及大气，却也让我受益匪浅。与他们的相处让我心情逐渐转晴，人也重拾开朗。
有趣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人员的更迭，我发现院里的老师、同学、职员不再厌恶我，甚至是与我渐渐热络起来。比如，项目接下来几届的同学里，皆有与我性格十分投契之人。我因此结识了一帮极好的“同事”兼朋友。在我毕业典礼之日，他们赠与我鲜花、拥抱及掌声，我感动地热泪盈眶。再比如，项目里的老师意识到我的中英文表达能力俱佳，且语速够快，因而推举我担任了赴我院交流的中国各省市官员代表团的翻译、交传工作。我因此认识了一帮热情的叔叔阿姨、外院的教授及成功的企业家。其中的数位至今与我保持联系，常嘘寒问暖。
在我第五年的上半学期，学院甚至提供于我一独立授课的机会，让我担任了一门本科阶段必修统计课程的任课老师（sole instructor of record），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我日后工作申请材料的竞争力。经过第二年的洗礼，我好似涅槃重生，一切的一切都步入正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为搏击于教职市场而蓄力准备
度过了心惊胆战的头两年，我在2015年秋季正式晋升为博士候选人。接下来的三年里，重头戏便是完成毕业论文，顺利毕业的同时希冀能找到一份好的教职。在我以前的观念里，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便进可攻，退可守。做得好，我可以从政，可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成为著名时事评论员；例如，郎咸平；再例如，叶檀。做的不济，我可以去大学里教书，当一个体面的教授，安稳度日。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是可笑、荒诞且误事的。
首先，正因为我抱有如此功利的想法，才使得自己在进入博士项目之初举步维艰。那时候的我，根本没有培育自身对于学术的热忱，对于探索未知的渴望，更别谈以笔杆子引导思潮，改变社会现状的崇高理想了。若仅仅将拿到学位当做目的，不但不会得到同仁们的真心欣赏，且每一步的前行都似如履薄冰，最终往往事与愿违。
其次，在当下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时代，成为高校的一名教师（助理教授），且通过终身制考核最终留任的，绝非退而求其次之人。高校教职的竞争激烈程度已至空前，不再是博士生毕业之后顺理成章的去处。
我之所以想在高校任教，除了想就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深入研究以外，更多的是看重了高校内相对简单的人际交往模式及自由灵活的时间安排。我的首选是美国，这是因为在公共管理领域，最顶级的学者、最顶级期刊的大本营，以及最优质的研究资源，仍相对集中于美国。此外，作为一名华人，若能拿到美国社科方向的终身轨教职，将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起码，这说明该人1）英语是精进的，2）研究成果是世界级的，3）研究潜力是行内认可的，4）符合美国主流社会就“人才”的定义，并且5）综合素质是无可挑剔的。
于是，我在相对较为轻松的第三年上半学期（刚刚考完资格考试，决定给自己1-2个月调整状态和身心），详细了解了欲获美国教职，所需具备的基本条件及提交的书面材料。此外，我还关注了新加坡、香港两地高校的招聘要求及时间表，为自己做多手准备。我所关注的网站是publicservicecareers.org。所有public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的教职招聘通告均发布至此。我接下来就各项所需材料进行扩充介绍，也借此机会梳理自己在第三、第四年间所完成的工作。
首先，求职者必须在入职前，即当年的9月之前，拿到博士学位。
找工作的季节一般是头一年的11月份至来年的5月。这期间，求职者需完成资料的递交、电话面试、现场面试等多个环节。换言之，博士毕业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头一年暑假期间就大抵完成。唯有如此，才能在找工作的季节全力以赴，润色文书，积极networking，完成多个学校的网申之后准备有可能而来的各类型面试。
对于国际学生，严格遵守这一时间表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我们必须有工作offer无缝对接上我们学生签证的结束（即毕业之日）。就我个人而言，按照五年毕业的计划，我必须在2017年暑期完成论文主题部分的写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的整个第三、第四年，几乎都是在写毕业论文的日子中度过的。
做为一个中国人，想要立足海外学术圈，要么做中国问题，要么技术上有过人之处。显然，我的数理能力不足以让我走技术达人之路；这样一来，做中国问题便成为了我毕业论文的不二选择。在跟邓教授的合作过程中，我对于以制度分析的视角看待及反思当下中国社会各类治理迷思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我转至邓教授麾下，以环境保护政策的地方执法多年不利为突破口，管中窥豹，探究其制度，尤其是人事激励制度设计上的种种缺陷。由于相对早于他人开始毕业论文的选题、数据分析及写作，我几乎留出了第五年的全部整块时间，用于工作申请及相关文书准备，修改等。
第二，求职者必须明确自身研究方向，并清楚说明。
教职的招聘公告中，会详细列明应聘该职位的申请者所需具有的专业背景，比如：学校会说，它们需要一个研究方向是public budgeting，能教相关课程的学者。对于这样的职位，我是不会去申请的。首先是因为自己压根不做这方面的研究，对其一无所知。其次，我也教授不了这样的课程，无法满足“客户”的教学需求。因而，我在第三、第四年常常思考自身的学术身份（identity）。我需要回答：自己的研究领域是什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
我想，我的论文委员会里有三位成员：邓教授、Cooper教授及Resh教授。而我本人与他们都分别有合作的项目或论文。那么，我的研究领域便是这合作的三大块：1）中国语境下的制度分析及治理；2）civic engagement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以及3）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d its neighboring concepts。在拼凑出了自身研究领域的版图以后，我便知道，我能申请的职位大抵是public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generally defined（因为我修读了相关课程）、organization theory and behavior（不单单是因为我完成了商学院博士生必修的OT及OB课程，且我资格考试的主项是OT）、public personnel/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democratic values，以及亚洲各学校的公管职位。
第三，求职者必须有至少三封学术推荐信。
对于我而言，三封推荐信自然来自于我论文委员会的三位成员。由于三位老师都十分了解我，不会存在所写推荐信空洞无物的现象。但为保万无一失，我仍以分点叙述的方式，列举了自己在过往四年里所取得的各类成绩。在恳请老师为我写推荐信的邮件下，我附上了这一文档。比如，老师们常常会忽略，我忙里偷闲，在第三、四年间修得了电影学院下属的数字媒体专业的graduate certificate这一事实。这也为我日后设计个人网页、可视化论文等打下了基础。
说到推荐信，我必须着重推崇Interfolio的使用。我们都知道，为保险起见，自己会申请尽可能多的学校。假设我申请了30所学校，那么从理论上说，我就需要麻烦推荐人，即我的三位老师，发送或通过连接上传他们为我写好的推荐信三十多次。可是，一方面我不忍心如此反复劳烦各位老师；另一方面，老师也难免会有看漏的时候。幸运的是，Interfolio的出现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三位推荐人只需把他们各自的推荐信（in a generic format）上传至Interfolio。接下来的一切，皆由我按照自身时间表控制发送即可。我虽看不到信的内容，但却有三封推荐信上传至Interfolio后各自生成的邮箱地址。
当网申系统里要求提交推荐人联系方式（即电子邮箱）时，我只需填写由Interfolio生成的邮箱地址即可；Interfolio团队会在24小时内将对应的推荐信上传至相关系统或发至相应的邮箱。这一服务的收费并不昂贵，且能成功消除申请人因申请学校太多，麻烦推荐人过于频繁所产生的内疚情绪。我诚心推荐大家使用。当然，Interfolio的采用与否，要在事前与推荐人进行沟通，获得对方同意后方可进行。我的三位老师对这一服务持开放态度，在第一时间便应允使用。在2017年10月初，即大规模网申即将开始之际，三位老师就已将各自的推荐信上传至Interfolio，了结了我的一桩心事。
第四，个人简历。
个人简历里应该包括哪些元素，想必大家都已了然于胸。实在没有把握的话，去学院官网上下载你导师的CV，仔细研读。对于在校学生而言，一份完整的CV所必须包括的部分为：教育背景；获奖状况、文章（及著作）的发表清单；working projects/papers；参会记录；授课经历；所担任过的领导型职位，以及业界相关工作/实习经历。曾有一位教授私下告诉我，遴选委员会在资料初筛的第一轮里，真正仔细阅读的，便是申请人的个人简历。有好期刊的论文发表，且不止一篇的，一般能直接进入第二轮的电话面试。而倘若没有publications，又无名校光环加成，则结果一般不妙。所以我想，找facultyjob成功与否，80%取决于你在找工作之前做出了什么，获得了什么。对于真正有实力的人而言，找到一份体面的教职不成问题；否则，你则需要在其他“软性材料”上多下功夫，希冀有人能慧眼识珠。
第五，cover letter。
Cover letter类似于国外升学申请所需材料中的statement of purpose（SOP）。我们亦可将其理解为求职信。无论你将申请的学校在什么地理位置、排名多少，或者位于哪个国家，个人简历及求职信都是必须提交的材料。如果说简历的分量取决于过往四年的积累，非一朝一夕可提升，那么，求职信的质量则能反映出你在申请期间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一份好的求职信，需在初稿完成后，传阅于论文委员会的几位教授间，征求意见。在搜集到足够多的意见后，反复修改，反复斟酌核心段落的遣词造句，并且根据所投学校的要求及院系特长，进行个性化处理。
一份好的cover letter，所需传达的信息包括：你是谁？你毕业论文的核心论点及论证方法是什么？你的研究方向包含几个部分？在这些研究方向上，你已取得了哪些成绩？你为什么选择申请我院？你能给我院未来的发展带来什么（是某个研究方向的推进，某一课程的开设，或是具有提升项目国际知名度的能力及思路？）对于教学型为主的大学，你还需要提及过往的教学经历，并借机表明自身完全可以适应在线授课这一模式。
我的cover letter前后经历了五次大的修改。前三次是内容上，后两次则集中在语法和遣词造句上的调整。我的写作老师认为，一份好的coverletter应当简洁，篇幅不宜超过两页。我的cover letter略超这一标准，可能是生怕自己的某一亮点被对方忽略吧。当然，何为一份好的cover letter，见仁见智。我只能说，你对它的重视程度在字里行间定有体现。所以还是需要尽自身最大努力去完成它。至于它最终的模样在他人眼中是否美丽，则不是你我可以控制了的。
第六，教学理念陈述（statement of teaching philosophy）及研究陈述（research statement）。
这两份statements是美国高水平大学必要的，也是可以最大化彰显求职人个性的材料。就我个人的理解，教学理念的陈述中，所需重点着墨的是“理念”，即你如何理解教师一职？如何理解教学的意义？如何更好地激发学生的求知兴趣？又如何帮助有生理及心理障碍的学生融入集体？此外，好的教学陈述还需包括具体事例的描述，旨在证明自身在过往的教课或助教生涯里，恪守了所述的教学理念，且取得了不错的课堂效果等。
研究陈述的行文架构则相对固定。一般说来，一份好的研究陈述需就个人所研究的几大领域或课题进行详尽的描述，顺带提及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或成绩。更为重要的是，求职者需阐明自身在接下来三五年间，会发展出哪些新的课题。这些课题与自身研究领域如何一脉相承，有何创新之处，又是否可行？如你想提升这份陈述的格局，可在最后一段提及你对公共政策、公共管理这门学科的独到认知，未来研究热点的预测，以及表明你打算参与其中，做时代弄潮儿的决心。我的这两份材料，前后用去了一个月的时间成稿及修改。例如，为不落俗套，我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与自身的教学理念相结合，以金字塔表格的方式展示自己如何对不同类型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模式，因材施教。至今，我也坚信这两份材料为我加分不少，赢得了日后的一些机会。
除了上述核心材料以外，求职者一般还需提交：
1）教学评价（teaching evaluations）；假如你没有单独授课的经历，那么担任助教所获得学生评价也将被视为证明自身teaching effectiveness的客观性材料；所以，在担任助教（TA）期间，我们一定不要抱着拿钱混日的想法。我们要尽可能地对学生耐心，授业解惑，为求问心无愧之余，也谋得好的学生评价；
2）writing samples，即尚未完工，但已有初稿的论文样本。最好的情况是，求职者是该文的独作或一作；
3）course syllabus，即教学大纲。在求职信里，人们一般会提及自己有能力教授的课程。为确保求职者不是随口一说以增大自身入围的几率，个别挑剔的学院会要求求职者设计一份课程大纲以便查阅。
当这些材料全部准备妥当之时，我们便可进入网申填表的阶段，正式出击（切记各招聘学校的截止日期，不要抱憾错过）。
过山车似的求职面试之旅
在2017年10月中至12月初期间，我将属意学校的申请材料陆陆续续投递了出去。此时已临近圣诞假期，学校没了人烟，我所在的办公室也只剩下个别的工作人员及RA，完成手头的一些收尾工作。我没有选择在那个假期回国，一是因为刚刚过去的学期里我单独教授了一门统计学的课程；一些统分的工作尚未完成。二是担心所申请的学校会联系我进行下一步的面试；而我若是回国，必定会由于时差等缘故无法及时与对方协调沟通，耽误各项事宜的敲定。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12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收到了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School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现场面试（on-site interview）邀请。至此，我过山车似的求职面试之旅正式拉开帷幕。以下，我着重叙述自己与4所大学的面试经历。之所以选择这四所，是因为自己均进入了它们所设的终面环节，对其招聘流程以及自己每一步的发挥，有着深刻的印象。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Center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Virginia Tech
一般而言，学院在申请截止以后，会对所有申请人的材料进行初筛。初筛后，大约8位申请人的竞争资格会被保留，其余申请人则止步此轮。这8位申请人，会随即进入电话面试的环节。电面结束后，经遴选委员会集体商议，又会有5人的竞争资格被剥夺。这样一来，只会有3名求职者进入最终的现场面试环节，即所谓的三选一。学院分别安排此三人来学院面试，负责其相应的全部开支，包括往返机票，食宿等。终面结束后，遴选为会员会再次集结，讨论三位面试者的表现，投票决定三位面试人的排序。
排名第一的即成为topcandidate；排名二，三的面试人做为替补备选。Top candidate会首先接到学院发出的入职邀请（offer），需在规定时间截止日之前答复学院是否接受此offer。倘若topcandidate选择接受，则人选已定，招聘结束。如若top candidate因有更好的选择或其他个人原因，决定放弃这一offer；那么，排名第二的面试人会被联系，以此类推。换言之，进入终极面试的三位候选人都有拿到职位的机会。现场表现的优秀或普通只是决定自身是否能拥有主动权，将命运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有趣的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当年就我申请这一职位的招聘流程，与往年有些许出入。学院下属的公共行政与政策中心为简化流程，取消了电话面试的环节；其通过对于申请人提交的书面材料的审核，直接确定了现场面试的三人名单。这也从侧面说明，求职者所提交的各项软性文书的质量高下，能左右大局。在得知自己进入了终面环节，能有机会争取留美任教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无比激动的。鄙人整个圣诞假期的精力，也自然而然地放置在了这一面试的各项准备工作上。
助理教授一职的现场面试，通常包括了三大部分。
1，研究展示（俗称job talk）。
这是整个面试环节的重中之重，不容有失。申请人选择自己一力或主力完成的一项研究，围绕其做大约半个小时的幻灯演示。以我们领域为例，需演示的内容大致包括：1）研究背景、目的及具体问题；2）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3）结果分析、结论陈述以及政策启示。求职者需在规定时间段内完成演示，切不可超时。在演示结束后，求职人还将回答现场听众的数个问题（俗称Q&A）。这一环节考察的是求职者研究内容的潜力大小、现场表达能力的强弱，以及随机应变水平的高下。
2、与遴选委员会的闭门会议（meeting with the search committee）。
遴选委员会一般包括5-7位成员，包括学院内颇具声望的教授、与所招聘职位专长相符的青年学者，以及外院的监督者。这一会议的进展好坏，对最终结果的影响不言而喻。毕竟，拥有投票权的教授们全部端坐于此。在会议期间，求职者会被要求：1）进一步阐释正在进行或欲开展研究项目，论述其发表潜力；2）就所能教授或新设的课程进行细致的描述，包括整体思路、所涵盖的主题、所使用的教材等；3）表明自身是否愿意承担一定的行政工作；如果愿意，如何平衡时间，使得自己主要的研究及教学工作不会受到影响。总而言之，求职人在这一环节会从research、teaching和departmental service三个维度被反复询问甚至是追问，不断证明自己是能够达到6年后的tenure（终身考核）标准。
3、与学院内其他教授的单独约谈。
每一约谈的时间大约在20分钟至半个小时。设立这一环节的目的是考察求职者对学院是否真正了解，是否诚心想来，是否能与未来的同事找到共同兴趣，开展合作等。当然，每个教授的风格不同，meeting的走向和画风也自然不同。有的教授喜欢闲聊，不谈正事；有的教授喜欢大谈特谈自身的研究；有的教授则喜欢多方面，深入了解你所从事的研究及未来的计划；为了准备好这些个小的meetings，求职者必须在面试前就对学院各faculty member的教育背景、研究课题、最新发表的文章梗概等，做粗略了解并强记于心。到了现场，则还需具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灵气。
我的经验的是，倘若对方不愿多谈研究，我也就没必要硬往上扯，生怕对方不知道我读了他的著作。因为这样会显得过于刻意及矫情，效果适得其反。当然，这样的meeting里，一些车轱辘话还是免不了的。毕竟，所有老师都会让你介绍自己，大致谈谈自己的研究兴趣等。你唯有耐着性子，一遍遍重复自我介绍。特别讲究及认真的求职者，会在面试前，就自己的研究兴趣、毕业论文的主要内容等，写好各一分钟中的演讲稿（我们称之为elevatorspeech/pitch），以最精炼的方式传递信息，博得好感。
除了上述job talk、search committee meeting、individual faculty meetings这三大项以外，穿插进行的还有与院领导的见面、与学生的午餐、与招聘委员会主席（search committee chair）的晚餐及校园参观等环节。这些环节旨在考察申请人的情商是否正常，是否是活生生的个体而非研究机器，是否拥有良好的性格能在未来与同事和睦相处等。这些环节不用，也没法提前准备。面试人只需记得：在面试进行的两天时间内的每一刻都需要穿戴整齐，保持微笑及礼貌，做一名好的倾听者，以及适当展露自身的非学术爱好及特长等。比如，我个人偏爱美剧；于是，在与教授用餐的时候，我会借机与他们分享我正在看的美剧，询问他（她）对剧中人物或情节的看法；再比如，我爱看体育比赛，尤其是网球赛事。我也会以此为切入点，引起话题。
为了准备VT（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简称）的面试，我事前做的准备是：
1）确立了job talk的主题后，我做好相应幻灯片，私下演练几遍后，将论文委员会的三位成员约至我在学院所预订的一间会议室。当着三位老师的面，我脱稿完整的演示了一遍我的演讲。事实证明，此次彩排是十分有必要的，远胜于自己想当然的准备。老师指出的许多问题是我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
比如，老师问我，你一上来就叙述研究背景及框架，让人昏昏欲睡。要知道，job talk不同于一般会议演示的地方在于，它的目的是吸引他人注意到你这个人，认为你的研究有趣且接地气。于是乎，教授们建议我以当下美国EPA人员流失严重的事实为切入点，拉近与美国听众的距离，引起听者的兴趣之后，再进入主题，探究有关中国环境政策地方执法不利的制度症结。
再比如，老师们一致认为job talk不需面面俱到，不用展示全部的假设及数据分析方法。需着重强调的是：所叙述的story逻辑之严密，现实意义之大。老师建议我删去诸多细节，从而更好地讲一个“通俗易懂”的故事。老师告诉我，真正对技术细节有疑问的听者，会在随后的问答环节向您发问。那个时候你若能对答如流，就能增色不少。
2）我将VT公共政策及管理方向的教授背景资料，下载下来后一一研读。一般，我会选择一篇他们的代表作做精读，做好笔记，最后形成一个表格：左边是他们的名字、头衔及博士毕业院校；右边是他们的研究兴趣及其代表作/最新力作的摘要。这样一来，每个individual meeting之前，我只要扫一眼这个表格，便能做到心中有数，不至于乱说一气。
3）我查看了VT在公管方向所开设的课程；结合我自己所学过或助教过的相关课程大纲，将对应的教学思路记录下来，整理成文。如此一来，在被问及我对于开设或教授哪些课程比较有信心的时候，我便能提供富含“干货”的答案。
4）最后，我大致了解了VT这所学校所在的位置、天气、历史、地方美食、学生群体的构成、所崇尚的体育运动、吉祥物等。了解这些信息并不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在休闲时，上网随意浏览片刻便可知。我想，了解这些信息，能使我在与学生及老师用餐和参观校园时，不至于无话可说。若我能将他们以为我一无所知的信息提及一二，反而能给予他们惊喜，认为我诚心想要加入VT，成为这一大家庭的一份子。何乐而不为呢？
因为精心的准备，我2月初的VT现场面试进行的十分顺利。VT有一个分校区，在华盛顿首府的Alexandria；这也是我第一日面试的地点。这一日的面试安排是与各位分部的老师碰面，与院长视频连线，和与系主任共进晚餐。当晚，一辆大巴车将我马不停蹄地送到了距Alexandria车程4个半小时之外的Blacksburg，即VT的主校区所在地。在主校区的面试内容比较丰富；除了与各位本部老师的会面以外，我完成了jobtalk，与遴选委员会进行了闭门会议，见了校方的一位领导，与学生进行了午餐会，坐了遴选委员会主席的车参观校园，最后与年轻教师共进了一个较为轻松的晚餐；两位青年学者也就我所关心的一些程序性的问题进行了答疑。
面试完毕后，学院安排了专车，在次日清晨将我送至机场，返回洛杉矶。在回家的飞机上，我唯一的感觉是：累。两整天的面试，穿着紧裹的西装，顶着梳得一丝不苟的发型，从早餐到晚餐，几乎每一个分钟都有人陪（考）伴（察）；我的行程表计算到了分钟，嘴巴似乎就没停过。两日下来，我感觉自己在VT看来已完全透明——我的研究、我的教学、我个人的种种经历及对各类问题的看法，都在与各位教授的交谈中，在回答遴选委员会的问题时，在附和领导所述的学校愿景后，和盘托出。我想，这便是美国院校选人的独到之处吧。能在高强度的时间表下完成各项面试、保持仪态，并通过这么多双眼的专业性审查后最终胜出之人，绝非池中物。
回到洛杉矶，我进行了就争取VT这一职位所做的最后一项努力：发感谢信。我向与我见面的每一位老师发送了感谢信，感谢他们在百忙之中抽空见我，与我详谈。这些感谢信绝非内容一样，只换个名字及称谓后机械发送。每一封推荐信，均是我精心炮制，提及我与收信人就某一问题进行过的探讨；表明自己愿继续这样的思维碰撞，期待能与其成为同事。我想，感谢信里说得越具体，越有针对性，越客制化，越能打动人。
大约在面试后的一个礼拜，我论文委员会的一位教授告诉我，说他在会议中碰到了我的其中一位面试官。那名面试官对我赞誉有加，认为我现场的表现十分出色。可在此之后的一个月，VT便没了消息。我发信去问，这才知道自己并非对方的首选。三位面试者都发挥得很好（这自然是大概率事件；能进入最后一轮面试的候选人，绝非等闲之辈），我最终排名第二。又过了几天，对方告诉我，排名第一的那位仁兄已决定接受offer，该职位招聘正式收官。我因而十分遗憾地与这一职位失之交臂。
▍香港大学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HKU
拿到港大视频面试邀请的那日，正值平昌冬奥会举办期间。当天的我，正准备忙里偷闲，观看花样滑冰赛事。无意间看了手机一眼，便获悉了这一消息。有了VT的面试经历，我的准备过程显得有条不紊。对于教职的应聘而言，准备的内容需围绕自身的研究计划（research agenda）、教学能力（teaching effectiveness）及如何为学院的发展和日常运转出力（departmental service）一一展开。
对于视频面试而言，还需提前检查设备及网络，确保通话质量和声音大小。记得视频面试的时间是洛杉矶时间的晚上8点；我提前一天预订好了6点至9点时段的会议室，反复确认了网络是否流畅、Skype声音是否清晰，以及我的手提电脑上的摄像头是否可用。我将准备好的纸质资料带进了会议室；在面试前的一个小时，再次从头到尾浏览一遍，确保记忆的准确。事实也证明，我细致的准备是有必要的。在半个小时你来我往的对话中，四位遴选委员会的成员从多个角度轮番发问；若非准备得当，我还是极有可能出错的。
视频面试后的第三天，我便收到了赴港进行现场面试的邀请。我速速办好了赴港的相关手续，订好机票，整理好行李。有了之前VT的面试资料及经验打底，我不太心慌，按照常规步骤准备。比如，我仔细查阅了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系里相关教授的背景资料，拜读了他们的代表作，着重整理了遴选委员会内各成员的研究成果。此外，我还在那几日特别关注了香港本地的政治及民生新闻；这一经验也是汲取自之前的VT面试。在与一位老师的闲聊中，他提到了学校旁边的一座教堂，说起了它的历史，且随口问了我个人对于美国南北战争的看法。那是我整个面试过程中，唯一一次答不上来，唯有尴尬间匆忙绕开话题的时刻。归根结底，这是因为自己的课外积累不够，平日里对八卦关注的多，而对严肃话题关注的少所致。
三月中旬，我如期赴港大面试。港大傍山而建，校园极具特点。我所安排下榻的招待所在半山腰上，需下一段陡峭的山道才能进入校园。为了保持我仪态的端正，不至到了现场面试的时候汗流浃背，我将衬衣、西服装进了书包，提前到了现场后进洗手间换上。
此次面试的过程也算波澜不惊。唯一的遗憾是job talk的时候，滔滔不绝间说错了一页幻灯——将还未展示的下一页幻灯的内容提前说了。这是因为我在面试前最后一晚自我排练的时候，对调了两页PPT的顺序。可在实际的脱稿演示之时，可能由于紧张及之前所形成的肌肉记忆，仍然按照先前的顺序而侃侃而谈；直至看到听众有所疑惑的表情之时，我才恍然大悟。虽说这一小的失误可能不是左右大局走势的关键；但终究，我没能在job talk环节为自己占得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