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大家生与不生，社会都有责任提供友好的生育环境。
——遇言姐
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整版刊文称“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鼓励落实二胎政策。
文章称中国人口红利基本已经用完，只有解决生育前后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才能让更多人“敢生、愿生二孩”。
从国家层面来看，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组建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取代卫生和计生委员会，这是自1981年以来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第一次没有“计划生育”这个名称。
▲《人民日报》海外版整版刊文“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
文章刊出后，不少评论表示，现如今，泛泛的画饼根本难以改变年轻人的生育意向，只有落实到细节才直接有效。更有准妈妈建议，与其空谈社会保障，不如先对二胎家庭每月减免个一两千元的个人所得税再说其它。
就在《人民日报》发文前的一个月，人口流失大户辽宁省刚发布了《2016-2030年人口发展规划》，率先提出对二孩家庭给予包括税收、住房在内的奖励政策，并称：“到2030年时，要将人口出生率提高一倍。”
然而，这一flag立下后立刻遭到了从专家到群众的质疑。从其它国家的经验来看，生育率一旦降低，很难短时间内回升，所以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利益，只凭喊口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在“出生率增长一倍”目标的背后，是辽宁省常住人口连续3年下降
自从鼓励生育渐成“基本国策”，大量讨论都聚集在“给你多少钱，你敢生二胎”上，然而，生育意向不仅仅是给钱就能解决的问题，或者说，政策的微末补贴远未达到“动摇人心”的地步。
拿日本来说，在泡沫经济高峰的1989年，日本的生育率跌到1.57。为扭转“少子化”问题，1991年，日本政府颁布《育儿休业法》，规定无论男女都可以共享1年产假，公司不得开除。2004年、2012年更是两度修改《儿童补贴法》，生孩子直接发现金。一胎、二胎每月5000日元，三胎及之后每月1万日元。
然并卵，在多管齐下的政策扶助下，日本的生育率也只是在2016年反弹到1.44%，离能满足正常代际更替水平的2.1依然遥远。
▲在日本，人们之所以不愿意生育，经济负担重还是多数人的共同原因
在加拿大，每一名6岁以下的孩子可享受最高6400加币（32000人民币）/年的津贴，外加医疗全免。即便如此，枫叶国的出生率也只有1.6，三分之二的人口增长要靠移民来支撑。
新加坡每年拨款20个亿用作国民生育基金，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出生奖励6000新加坡元（近3万人民币），一个家庭生育3个孩子，政府奖励的婴儿花红津贴约为4.4万新加坡元。然而，新加坡的生育率仍然徘徊在全球掉车尾的1.24。
直接发钱的效果不过如此，更别提那些泛泛而谈实则把锅甩给雇主的“社会保障”、“弹性时间”、“产假机制”了。
有人计算，一个二线以上城市的孩子，从0到23岁的开销为100万元。对于身负房债、养老、空有其名的中国城市中产阶级来说，就算把育儿福利调高一些，也很难促进大家的生育热情。
根据全国妇联对10省份的调查显示，受访的一孩家庭中，有生育第二个孩子意愿的仅占20.5%，不想生或者不确定的则高达79.5%。
80%左右的受访父母在考虑是否生第二个孩子时，首先考虑的是公共服务资源状况。调查还显示，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家庭经济和育儿劳力对于二胎决定的影响越大。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为12.43‰
作为在加拿大稀里糊涂四年抱俩孩儿的妈，遇言姐在回北京创业的两年中深刻感受到，在中国养孩子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时间成本、金钱成本，都高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与在枫叶国时愁生不愁养的便利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在加拿大，生娃还是不生、生几个，完全是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育儿费用绝非生育意愿的主要障碍。但凡选择生育的家庭，基本是2个娃的标配。而在中国，据我的观察，不是大家不想生，而是真的生不起。
回国后，遇言姐身边的许多朋友，哪怕在结婚时抱有生两个孩儿作伴儿的憧憬，在体验过生养老大的艰辛后，纷纷毅然决然断了二胎的念想。无论家庭资产、工作收入，还是人力供应，这些称得上是精英的中国年轻家庭都比大多加拿大家庭要优越的多，是什么让大家不敢生育二胎？
如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所言，在高生育成本时代，我国并非一个人口友好、生育友好、儿童友好、家庭友好、老年友好的社会。
在一线城市，除非你能达到一个小目标彻底实现阶级跨越，否则仅凭多赚个三五斗，根本无法消除一个非生育友好型社会中的种种壁垒。
说什么这保障、那补贴，其实家长们的终极诉求无非两样：医疗与教育。
▲这是压在现代人身上的新三座大山，事实上社会上的重担应该也不止这三点
先说医疗。
前些天，南京父子俩溺死9岁脑瘫女孩的新闻令我读完之后如鲠在喉却无法评论。一个天生残疾的孩子，母亲出走，奶奶患癌，搭进去整个家庭的人力、财力、精力，生活看不到一丝希望。当网上在讨论法律，讨论贫穷的时候，我只想问一句：为什么这个家庭没有得到社会的救助？
遇言姐在加拿大时，有两家熟识的朋友都曾遭遇过同样的不幸。不同的是，当地有一套完整而细致的对应流程。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医生鼓励家长将病童送到专门的寄养家庭，以便回归建立正常的个人生活，看护费则由政府负责。
寄养家庭可根据自己对病患“年纪”、“性别”、“病重程度”的取向提交申请，由医院分配病人，由政府部门监管，既节省了医疗资源，又增加了社会就业。这是一个真正思考解决问题的文明社会所提供的救助。
▲2014年，个人医疗支出负担比例
遇言姐也曾去寄养家庭探望过朋友孩子。主人是一对热爱儿童的退休夫妇，一栋房子中住着3名脑瘫的少年，皆被照应得很好，家长们也可在闲暇时前来陪伴。这种有效的社会救助无疑将疾病对一个家庭的伤害降至了最低。如果我们也有类似的救助，南京脑瘫女童那位坚持“养一天算一天”达9年之久的父亲何至于被逼到溺死女儿的地步？
除却重病的个例不说，即便是常规的儿童医疗，在我国也是尚待改革的棘手问题。每次带着甜豆、甜宝在儿童医院大厅里等挂号，收费处的长队都让人触目惊心。更别说前阵子的疫苗事件中，壕如刘强东的女儿亦不能幸免。
▲2014年，政府公共医疗支出负担比
在知乎上有一道问题：2017 年最令你震惊、悚然的数据是什么？
排名第一的答案是：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例世界排名。
至2014年，中国医疗支出占GDP比例为5.6%，在150个国家中，排名 123。此外，从2011到2014年的增长趋势来看，政府支出占医疗总支出不增反降，年增幅只有0.1%。
相比之下，加拿大医疗投入占GDP 的9.7%，在政府总支出更是高居18.1%。
▲2014年，中国政府公共医疗支出占GDP比例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
无论辽宁省的“人口发展规划”中如何统筹覆盖各种“社区资源”、“志愿服务”、“母婴权益”、“优生保健”，避开最根本的儿童医疗保障不谈，仅仅减免几千元的生产费用远远不能解除大家心底的忧虑。也难怪有网友抱怨：“报纸说生二孩是国家大事，看病时怎么就没国家事了？”
再说教育。
回国两年，令遇言姐最为难受的就是，在北京，教育支出高昂不说还名不副实。
甜豆姐俩入学前，我觉得“月薪三万撑不起孩子一个暑假”、“六年级全班只有儿子一个没出过国”都是哭穷划胖的笑话。如今，我才发觉，环境能把你逼到不得不从众。
▲这是一位网友曾在网上晒出过的，自己的天价教育清单，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要按照这个标准来
更糟糕的是，这些堪比在风里撒钱的支出并未带来相应的回报。
在加拿大时，我家附近15分钟车程的距离内有两个大型体育馆。冰场、球场、攀岩、泳池，应有尽有。这样一个场馆中举办夏令营也不过180加币（900人民币）/周。而在北京，根本找不到一个同等性价比的场所。在水立方， 100块钱也只能游上两个小时，而排队就能消耗掉40分钟，更别提来回路上的时间。
▲遇言姐家旁边新建的体育馆。成人月票70加币（350人民币），儿童月票30加币（150人民币）。
▲除了2个大型体育馆外，我家附近还有2个小型的社区游泳馆。60年代的建筑
此外，甜豆姐俩在加拿大时还参加过中文辅导班200加币（1000人民币）/年；童子军250加币（1250人民币）/年；空手道课程60加币（300人民币）/月……这些由非营利机构提供的活动价格适中，我家甜豆在加拿大社区体育中心上3岁小朋友的芭蕾舞课是10加元一节，80加元10堂；在北京是300元人民币一堂，等于1堂课上了加拿大的10堂课。
甜爹当时就和我急了，说没听说这样天价的舞蹈启蒙课，不就是一群小胖丫头跳个小天鹅吗？每个家庭都能为孩子报上几样。
同样的收入，在搬回北京后，我们的日子却过得捉襟见肘。
2011年时，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婚后出国访问的第一站是加拿大。为了迎接小两口，作为英联邦的枫叶国斥资6万加币装修了为王室准备的居室，结果遭到全国上下的批评。遇言姐犹记那天上班时，公司连周一的例会都不开了，全在吐槽为什么不把钱花在医疗和教育上。
相比之下，去年遇言姐从北京飞温哥华，邻座一位无业有产的土著老哥洋洋得意跟我炫耀，由于市容需要，他三环的房子外墙翻新没花自己一分钱。“在加拿大这穷X国家哪有这等好事”,他不屑地说。
我听完十分不是滋味。社会补贴难道不是应该为杀鱼弟雪中送炭，怎么就变成了地主们的锦上添花？
▲北京去年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进行得风风火火，又是翻新，又是加固、修水管，又是加保温层、加电梯的
在辽宁省的人口发展规划出台后，其它地区纷纷跟进。天津对符合二孩政策的职工增加30天生育津贴；宜昌市以每例2500元的标准落实住院分娩基本生育免费服务；仙桃市政府对符合政策的二孩家庭发放1200元补助……这些“恩惠”值得肯定，然而对于育儿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而就在今年年初，新浪发布了一份《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白皮书显示，中国家庭非常舍得在教育上花钱，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支出的50%以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增长产假、分娩补助、生育津贴、奶粉补贴等生育鼓励措施，又能有多大的吸引力？
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说：
想通过资金补助去改变家庭的生育愿望，实际效果并不大，但能做的是，创造更好的生育条件，让想生的家庭都能生。
▲当年的计划生育海报
“更好的生育条件” 意味着鼓励生育并非是单枪匹马，一厢情愿地战斗，而是需要国家在教育、住房、医疗方面均建立全面而完善的社会保障。
又比如，日本政府为了鼓励生育，并没有号召女性“回归家庭”，而是大力支持女性就业，并扩大性别平等，让选择生育的女性不至于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
无论大家生与不生，社会都有责任提供友好的生育环境。
最后，奉上今年6月，安倍晋三对于“不生孩子是否自私的行为”的回答：
我自己家也没有孩子，我认为生不生孩子应该交给本人选择。但我们要为想生孩子的人创造适合生育的社会环境。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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