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实习生 刘亚光
编辑 | 黄月
《大理石像》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对技术的认知和反思也在不断深入，在古往今来众多有关技术未来的畅想中，“技术反乌托邦”是其中重要一类。与那些认为技术革命将持续为人类社会带来福祉的观点不同，许多文学作品通过构建一个技术高度发达、最终反过来宰制人类的社会，表达出了对技术进步的深刻忧虑。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到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以及科幻电影里程碑之作《银翼杀手》等等，都是“技术反乌托邦”的代表作品。
俄裔美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戏剧作品《大理石像》同样构建了一个“技术反乌托邦”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国度兼具未来主义和复古主义，被称作“公元后2世纪的新罗马帝国”。这里充满着荒诞离奇之事：统治阶层通过大型计算机随机挑选3%的人终生坐牢；一匹马成为元老院的一名成员且随意修改了政策；只有家人曾经坐过牢的人，才有资格被选入国家权力机关。监狱是戏剧叙事的核心场景，充满着赛博朋克电影的质感，整体处于全自动技术的控制之下，牢房与外界彻底隔绝，一根电子轴矗立在牢房中央，囚犯的排泄物和食物同时由它运输。整个戏剧的主角是两名身处这般监狱中的囚犯，他们展开了一系列让人忍俊不禁的“柏拉图式”对话。他们在嬉笑中质询生命的意义：“等你有了后代才让你去坐牢，因为那时一切都已经失去意义。”他们也在怒骂社会规则的过程中触及有关时间的辩证思考：当你注定坐牢，你就站在原地不动，伴随着时间流逝，此时你就与时间融为一体。
布罗茨基于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一位跨越了英语和俄语的文学奇才，前半生在苏联度过，大部分诗歌成就也是用俄语完成的。他离经叛道的创作风格和当时苏联的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最终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美国。他的笔锋如此有力量，以至于赫鲁晓夫颇为失态地表示“凭布罗茨基那些诗可以判五年”。这部布罗茨基为数不多的戏剧作品，将他的才华体现得淋漓尽致。
《巴黎记》
城市化的进程往往裹挟着无数乡愁，田园牧歌的闲适似乎注定要在被加速的生活中消逝，但巴黎是个例外。在这座迈向未来的现代化城市里，启蒙先哲们曾在街头咖啡馆游荡，呢喃絮语的恋人们在塞纳河边流连，他们的踪迹都完美地融入了这座城市。历史仿佛扎根生长于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从未离去。
这正是巴黎让诗人于坚魂牵梦萦的地方。他是诗人、摄影家，1994年，年近不惑的他第一次来到巴黎，立即被这座城市与众不同的特质所吸引，此后二十多年间，他常常回到巴黎。他将二十多年时间里于巴黎的所思所想一一记录，63段巴黎絮语和163张街拍照片最终汇聚成了这本《巴黎记》。看似漫不经心的随走随拍其实是按照文学、历史和空间三条线索来组织的。这些照片有的摄于一些重要的“文学空间”，包括乔伊斯致好友的书信，波德莱尔或左拉未成名前住过的房屋；有的摄于巴黎从不轻易毁坏的众多古老建筑之间——在马克思曾躲藏过的小楼下，或是推开莎士比亚书店大门的瞬间。
于坚眼中的巴黎是开放包容的，每一个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走进它。孤独的文艺青年和热血的左派青年可以一见如故，因为这里处处留有普鲁斯特、雨果等文豪的痕迹，一砖一瓦都见证过攻占巴士底狱的革命风云。巴黎也是恋旧的，浪漫主义者、架上绘画的忠臣、古董爱好者、波西米亚人、写诗的疯子……曾在巴黎出现的一切都如地层一般在这座城市累积，借用卡尔维诺的名言，不同时期的巴黎“一个包裹另一个，一个限制另一个，一个填塞另一个，无法分开”。巴黎不曾抛弃它的每一段过往，在充斥着单一的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里，成为了一座独一无二的诗的城市、一首城市的诗。
《掘墓人：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个冬天》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永远的伤痕，作为现代性的“月之暗面”，二战从方方面面深刻重塑了现代社会。时至今日仍然有无数学者、作家、导演在用自己的作品对法西斯犯下的惨无人道的暴行进行持久的反思。希特勒是如何崛起的？纳粹统治下的人民为何会主动拥抱“平庸之恶”？要厘清这些问题，回到魏玛共和国的那段历史就显得尤为关键。在《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一书中，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就曾为我们勾勒了德国是如何从俾斯麦治下的一个联邦制国家逐步蜕化为希特勒治下的第三帝国的，其中就提到，魏玛时期有着重要的转折意义。
《掘墓人：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个冬天》聚焦于魏玛共和国时期“最后一个冬天”的历史——那是人类命运彻底发生转折的前一年。彼时，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苛刻的政治债务让魏玛人民苦不堪言，持续走低的经济形势使得民怨鼎沸，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即将如火山般喷发。此时的德意志民族，命运被掌握在几个人手里。以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戈培尔为中心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正在争夺权力，弗朗茨·冯·帕彭总理也迟迟不愿放手，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将军则在自掘坟墓的路上越走越远。他们全都想尽办法讨好、迷惑那位老态龙钟的总统保罗·冯·兴登堡，混淆视听，威逼利诱，一幕幕混乱的权力之争接连上演，最终把德国的命运导向了深渊。
两位作者通过丰富详实的史料，补充了我们认识第三帝国历史的知识版图。结合《第三帝国的语言》《第三帝国的到来》等著作，我们或许可以更为全面地理解一场可能原本可以避免的人祸是如何慢慢失控的。在普遍呼唤民主价值的当下，这样的阅读显得尤为必要。
《历史的回归：21世纪的迁徙、冲突和地缘政治》
在猝然来袭的疫情中，一位在武汉方舱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捧读《政治秩序的起源》的照片走红网络，让这本书和他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再次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内。三十年前，还是青年学者的福山曾提出过一个震撼世界的论断——“历史终结论”。彼时柏林墙倒塌，苏联式微，行将解体，福山自信地宣称，只要达到了资本主义式的“政治领域的自由民主和经济上物资的极大充裕”，一切国家的社会矛盾都可以得到解决。这曾经也是《历史的回归》一书的作者、加拿大学者詹妮弗·韦尔什在1989年刚刚从牛津大学硕士毕业时的感受，她去柏林墙下带走了一块碎片，心中充满了“处于历史中心的喜悦”，深信“自由民主的绝对胜利”。
然而随着历史的推进，她发现“历史终结论”鼓吹的“自由”“民主”绝非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反而持续受到挑战和冲击。尽管当前世界民主政府似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强调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如大卫·哈维所言在全世界扩张自己的霸权，但“尊重人权和法治的要素却出现供给不足的态势”。经济上，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政治上，日益严重的难民问题考验着许多国家。在这一系列冲击下，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迅猛抬头，已经挟持了“历史终结论”的基石。
纵观历史，虽然民主的观念早已扎根在几千年前的古希腊，但一路走来它从不缺少强悍的挑战者——法国大革命“多数人暴政”的阴影，纳粹法西斯借助民主制度上台酿成的人间惨剧，二战后自由市场失灵和福利国家理念的兴起等。韦尔什的这本书从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对福山“历史终结论”进行了回应。历史没有终结，而是迎来了回归，自由和民主依然处于严峻的挑战中。
《身体真相：科学、历史和文化如何推动我们痴迷体重》
著名社会学家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在他的名作《身体与社会理论》中认为，人类的身体绝非纯粹的自然物，我们关于身体的观念和话语也是身体的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自古以来，通过科学、文化等话语否定身体的共性、强化差异来建构社会不平等是一种社会的惯例性机制，这种机制反过来也能切实转变人类身体的自然属性。比如媒体文化常常引导男孩从小时候起就从事更多的体育锻炼，女孩则要更多地装饰自己。这样一来，女性在青少年时期过后，即使仍有机会发展出对于体育运动的爱好，她们身体的发展却可能已经限制了其参与的程度和能够展示的技能水平。因此，所谓社会性别的“训练”，就意味着许多女性的确变得比男性软弱，并且不太擅长在运动情境中管理自己的身体。
在当今社会，恐怕没有什么话语比“肥胖焦虑”更能吸引人们对身体的关注。就在十年前，谷歌搜索“肥胖”（obesity）这个词的点击率是21.7万次，但仅2014年前六个月里类似的搜索就有近2700万次点击。似乎只要不够瘦，我们就是不健康的、不成功的，然而，哈里特·布朗在《身体真相》中戳破了这一幻象。作者揭示了有关体重与健康关联的四大谎言，力图证明“过度肥胖”的边界在当下被无限扩张，许多科学的核心理念都被“过于简单地断定为事实”，“由长期节食焦虑所换取来的健康，也并不比冗长乏味的疾病好”。
希林认为，现代社会的高度风险性使得身体成为了每个现代人心目中“最后一块避风港”，对体重的控制能给予人最踏实的自我掌控感。但这种自我掌控感正日渐畸形，当更为紧张的工作节奏让更多人陷入实质上的亚健康状态，减重变成了某种荒谬的“朋克养生”，一种虚幻的心理安慰。布朗的这本书警醒我们每一个人，对身体的过度关注可能“让我们每天都在健身房打卡而无法脱身时，牺牲了宝贵的、本可以更有成效的时间。”
《穿城观影：中国当代影像的空间生产与体感》
在去年年末热映的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中，导演刁亦男运用黑色电影的风格，以水气氤氲的武汉为背景呈现了一个与主人公扑朔迷离的命运相互交织的城市空间。荒凉神秘的野鹅湖，阴暗滋长的城中村，空间自身成为了剧情之外电影的重要叙事。“城市”与“电影”始终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范畴：从《半生缘》中的石库门到《无穷动》中的四合院，从《鸡犬不宁》中的长途车到《白日焰火》中的歌舞厅，从《倾城之恋》中的浅水湾酒店到《摇滚青年》中的天安门广场……中国当代电影中的城市空间不仅在形态上各异，而且在性质上多变——很多空间并非客观现实的忠实反映，而是包含了众多主观“建构”的成分。
作为专攻中国当代城市电影和新媒体艺术的学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陈涛的这本《穿城观影》，从多个不同的层面探讨了城市与影像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陈涛所说的“影像”（images）不仅指代电影，许多曾经不被视为“影像”的雕塑、行为、装置艺术、先锋艺术等同样被包含进来。而正如亨利·列斐伏尔等人所述，当代的空间研究也应更多关注空间在“身份认同、体感、关系性、移动性中的建构作用”，陈涛对城市与影像的关系的论述也不仅仅集中于影像对城市形象的构建以及影像对城市改造（例如拆迁）的文化介入，还包括影像中“穿行城市”体验的叙事，如何通过影像将“空间接触感染”（spatial contagion）传递给观众，并产生深刻影响。
围绕这些有趣而深刻的问题，陈涛讨论了大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聚焦城市的影像作品（电影和先锋艺术）。电影如何呈现城市边缘群体？中国黑色电影和摇滚电影中的空间呈现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反映出何种深层次的精神结构变化？先锋艺术如何介入中国的“拆迁”？许鞍华对张爱玲小说的两次改编反映出了对上海怎样的“城市认同”？如果你是一位对以上议题感兴趣的读者，或是电影学、文学、文化研究、传播学、社会学领域的爱好者与研究者，你大概可以在这本书的阅读过程中寻找到丰富的乐趣，在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当代电影的同时，也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的城市。
《摄影师手册：玛格南成员大卫·赫恩谈艺录》
摄影是一个常常被哲学家谈论的话题：本雅明认为机械摄影带来“光晕”的消散，同时也促进了艺术品魅力走入寻常百姓家的民主性；苏珊·桑塔格则认为拍照不是写实而是割裂现实的机具。摄影的实践者、玛格南摄影师大卫·赫恩却指出，哲学“太容易摈弃具体经验的细节”，一个摄影师如果过多去哲学地思考“摄影是什么”，反倒会毁掉写作或者绘画的才能。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对摄影进行反思，在《摄影师手册》一书中，他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提炼出了一套有关摄影独特的看法，在指导具体摄影实践和进行深度反思之间取得了平衡。
赫恩不仅关注技术，更关注纪实摄影的伦理与道德：“如果我们对拍摄对象真正好奇、着迷或感兴趣，那么我们就不会试图去控制、更改或修饰它。我们尊重这些事物，无意对它造成影响或改变。就此意义而言，这种主观行为实现了某种特定的客观。”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也与玛格南图片社的原则和名声相符。这个1947年成立于巴黎的图片社曾云集了布列松、罗伯特·卡帕等大名鼎鼎的纪实摄影师，以深度专题摄影见长，赫恩于1967年成为该图片社的一员。在《摄影师手册》中，他从给摄影术语下定义入手，指导年轻摄影师高效提升自己对于拍摄的理解，从如何拍单幅作品进阶，直到掌握深度的专题摄影。
但这些其实都不这本书的重点。傅拉瑟在《摄影哲学的思考》中曾提出数码摄影时代的到来会让人沦为摄影机具的“程序”，拍摄者反过来需要按照机器的设定来拍照。这同样也是赫恩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的真正隐忧，在书中，他批判数码相机的便捷和智能让摄影师便于“边拍边删”，可是这是一种“对具有潜在价值的作品的系统性毁灭”。他还痛心于没有人愿意在拍摄中全神贯注地与光影交流，而满足于快速拍照后的后期调整。在赫恩看来，摄影与人生不可分离，它不仅是一项技能，更是一条帮助人成为潜在的自己的重要道路。
《猫头鹰的秘密生活》
作为自然界的一种重要猛禽，猫头鹰对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它能有效地控制啮齿类动物的迅速增长，从而保护庄稼，并遏止许多传染病的蔓延。一只成年猫头鹰一年能抓住近2600只田鼠，到了繁殖季节，这个数量甚至还会再增长1000多只。猫头鹰昼伏夜出的诡秘行踪，加上两只眼睛都朝向前方的奇特身体结构，也让这个种群平添了许多的神秘感，成为许多地区的人民独特的文化图腾。在新疆，人们视猫头鹰为好运的象征，刻有猫头鹰图案的护身符随处可见。而在南非的很多地区，猫头鹰也和巫术关联密切，是某种厄运的象征。
美国博物学家利·卡尔韦跟随专业的鸟类研究者和科学家，在漆黑的夜晚参与密林中的环志工作，在干旱的荒漠中检查人工地穴的入住情况，甚至在冰冷的苔原上追捕雪鸮宝宝以测量和记录它们的身体状况，到人迹罕至的原始林中为极度濒危的斑林鸮补充食物，只为揭开猫头鹰神秘的面纱。在跟随作者一同探寻猫头鹰秘密生活的过程中，读者们会发现，猫头鹰种类丰富多样，既有娇小可爱又“呆萌”的北美鸺鹠，也有体型硕大却能在树林中“隐身”的乌林鸮；既有在荒漠中艰难谋生的穴小鸮，也有不畏严寒在极地生存的雪鸮。卡尔韦通过对11种猫头鹰的全方位实地调研，解答了猫头鹰高度特化的脸盘有怎样的作用、它几乎无声的飞行技能是如何练就的等一系列有趣的问题。
这本书并不只是为了满足卡尔韦作为一名猫头鹰狂热爱好者的好奇心，它更蕴含着一名博物学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在作者对林中的一家乌林鸮进行观察期间，发生了雏鸟从巢中坠落的事件，随后乌林鸮父亲死在了美洲雕鸮的爪下。得知乌林鸮一家的惨状后，作者的脑子里甚至闪过了“在美洲雕鸮杀死雌鸟和雏鸟之前，把它给干掉”的想法。作者在那一瞬间陷入沉思：当猎物转变为捕猎者的角色时，我们是否应该对更弱小的猎物产生怜悯之心？这份思考已经不止于野外丛林，也许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丛林”。在奔腾不息的生命之河上，人与动物都在平等漂泊，博物学就这样让我们在与动物的亲密接触之中，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