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对于国人而言当然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满街的华人面孔与英语的实际通用语地位形成的剧烈反差令人唏嘘不已。这个城市国家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历史？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或许能寻到答案。
马来人还是华人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博物馆。其历史可追溯到1849年。但如今它基本上是一个历史博物馆。馆内的“新加坡生活馆”与“新加坡历史画廊”这两个常设展厅总体上反映了博物馆（某种程度上也是新加坡官方）对这座小岛历史变迁的态度。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新加坡的历史从何开始呢？是从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共和国从马来西亚独立算起？抑或从大不列颠的史丹福·莱福士爵士在1819年1月31日登上这个小岛算起呢？博物馆里的“新加坡历史画廊”看来是将历史追溯到了更久远的过去。马来-波利尼西亚风格的船只、独木舟、陶器、刀具、火器，以及一段马来人传统生活的视频给参观者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马来民族是新加坡岛上的“大地之子”（原住民）。
传统马来人生活景象
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毋庸讳言，马来人在新加坡的存在的确是由来已久。与莱福士签订协议允许英国在新加坡建立贸易据点的也是一位马来酋长，柔佛的天猛公（Temenggong of Johor）阿卜杜尔·拉赫曼；甚至今天的新加坡还保留了当年的马来酋长“王宫”作为“马来遗产中心（Malay Heritage Centre）；但另一方面，元朝的汪大渊在《岛夷志略》里也提到，早在当时已经有华人住在淡马锡；稍后的明代的郑和船队在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曾经五次来到距离新加坡不远的马六甲驻节，葡萄牙人伊列利亚写于1613年的著作表明在华人己经成为马来半岛的定居者，他们“男女顶结髻，习俗同中国，全城房屋，悉仿中国式”，其聚居区俨然是一个海外中国的小城镇。到了莱福士登上新加坡岛的时候，据说这个岛上上当时已经“约有150个渔民和海盗，几间简陋的茅舍，其中大约有三十个华人”， 这些华人沿着新加坡河岸聚居，开辟荒地，成为日后拓殖新加坡的先声。
马来统治者出行图
这样一来，“新加坡历史画廊”基本上忽略了早期华人在新加坡的痕迹就颇为遗憾了。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马来民族在新加坡的独特地位——虽然其人口不到新加坡总人数的15%，但马来语却是新加坡唯一的国语（以及4种官方语言中的一种），就连新加坡国歌也是用马来语唱的。联想到贵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曾经说过，“在居住着1亿多马来印尼穆斯林的3万个岛屿的群岛里，我们的华人人口简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我们在这样一个敌对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刻意抬高马来人的地位或许也是“生存策略”的一种，哪怕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真实的历史。
去华人化的“远东十字路口”毫无疑问，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展览重点在于开埠后的新加坡。在拓殖新加坡这点上，莱佛士极具商业眼光和谋略。以其为首的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宣布新加坡为自由港：“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和这个新殖民地在商业上日见兴盛和普遍繁荣相比拟的了。真的,现在只要放眼望望我们这个海港,上游就有20只大帆船……”这就不难理解，今天的新加坡对于莱福士几乎有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态——国家博物馆里有他的肖像画，在他首次登上新加坡的地方也建有莱福士纪念碑。
莱福士纪念碑
就这样，新加坡变成了一个“远东十字路口”。自由贸易政策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发财致富的良机，很快便吸引了大批移民前往。1821年2月,来自中国本土（厦门）的第一艘帆船也抵达了新加坡，揭开了日后一个世纪里华人“下南洋”的帷幕。在半个世纪后的1871年，华人人口达到5.4万人，已过新加坡人口的半数，1966年华人在新加坡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高达78.7％，主体族群的地位更加清晰。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展品中，“中国味”显得十分浓重。“新加坡历史画廊”展厅中央展出了一辆“黄包车”；很容易令人联想起上海历史博物馆里的类似展品，这种源自日本的“东洋车”俨然成为近代华人城市的一种标志性交通工具。另外一件展品——令人感到吃惊的“天地会入会仪式”——无疑显示了华人社会（无论黑道白道）成功地整体移植到了遥远的“南洋”。至于着重介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加坡社会风貌的“摩登都会”展厅里各式各样的展品，譬如西装、旗袍、旧式的缝纫机与电话机，乃至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日常娱乐工具——麻将——都令国人感到有些亲切，与同时期的“魔都”上海的景象颇有几分相似。甚至根据展品说明，当时的新加坡社会还流行一种“上海装（Baju Shanghai，Baju即马来语“服装”之意）”。
黄包车
麻将牌
只不过，展品下的英文说明与冷冰冰的解释语句，只看出猎奇的意味而难见对华人先民的尊崇之情——展品中甚至有一件“鸦片馆”的复原场景，配上吸食鸦片的华人老照片。反过来，华人先民胼手胝足建设新加坡的艰辛历程倒不曾在博物馆里留下特别鲜明的印迹——毕竟新加坡曾经是19世纪后期臭名昭著的“猪仔贸易”的交易中心。人称这些“猪仔”运输船为“浮动地狱”，以致华工“一入番舶，如载豚豕”。华工即使侥幸安然抵达南洋，前途仍旧艰难叵测。哪怕作为英国“海峡殖民地”中心城市的新加坡，开埠30多年后的岛上内地仍是“虎、象、毒蛇的乐园”，甚至“平均每天要噬杀一位华人，主要的是那些位于莽林新开辟地甘蜜园作工的华工”。这段历史，却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里莫名“缺位”，反而是新加坡动物园里还留下一张“（被华人杀死的）新加坡最后的老虎”的照片……
完全有理由猜测，布展者只想让观者看到一个欣欣向荣的英国殖民地。从“小渔村”到“大都市”沧海桑田般的变迁，无疑被归功于英国殖民者。衣着华贵的西方贵妇在西式花园里惬意享受下午茶的老照片、讲英语着西服的土生华人宋旺相的巨幅画像，作为展品展出的华贵西式礼服，用英文完成的女校学生的作业，以及将马来人、印度人食品杂糅在一起展出的新加坡传统食品拼盘……都颇有些将华人文化视为“非主流”的意味，这反倒是与现如今华语在新加坡的边缘化地位相符了。
新加坡传统食品
暧昧的二战态度“摩登都市”的“岁月静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入侵新加坡的战火（1942年1月）中宣告结束。一方面，“苦难昭南”展厅旨在重现平民百姓如何凭著顽强毅力，度过日据时期的艰难生活（“昭南岛”即日据时期新加坡的名称）了——一入展厅就听到一阵凌厉的防空警报声，将游客的思绪同样带回了那个苦难岁月。“良民证”、“食品配给卡”、以及强迫性的学习日语……这一切都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展品。
日本占领时期的日语教材
与此同时，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也企图透过小人物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在“苦难昭南”展厅的专门一个房间里，讲述了战乱时期两个普通新加坡华人——黎国华与林玉英的爱情故事。一部无声的动画（带英文字幕）短片讲述了他们从相识到相爱，在日本侵略军的淫威下委屈求生，最后生儿育女的经历。他们的结婚纪念物与多年后的访谈影像也在此展出，可惜两位老人家在访谈中口操闽南话，又无任何字幕，他们讲述了些什么竟至一无所知，实在是有些遗憾。
然而，博物馆中所见的“苦难昭南”也仅此而已了。在历史上，日军占领新加坡后进行了长达两星期的“肃清”行动。这实际上是一场对新加坡华人的屠杀。李光耀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就提到自己侥幸通过“检证”而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他敏感地意识到日本兵要他站到一群华人青年的做法不怀好意。日本方面后来承认杀害了6000年轻华人，西方学者估计可能更接近2.5万，战后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则估计遭日军杀害的华人，多达5万到10万之众。只不过相比这段具有切肤之痛的惨痛历史，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展品似乎更注重于英军与日军的新加坡战争本身，譬如日军的军刀、日军缴获的英国国旗……“新加坡历史画廊”展厅中的日军95式轻型坦克的模型同样颇为吸引游客的眼球，毕竟这是个引人注目的“大家伙”。
日军95式坦克
细品一下的话，这似乎是一种无辜遭难的局外人而非当事者的视角。李光耀在回忆录提到，他的祖父活着见到了眼前的世界怎样崩溃和瓦解：“英国海军、英国船长以及他们严明的纪律、卓越的表现和海上霸权，都被样子古怪的日本人一举摧毁……这样一种邋邋遢遢不起眼的民族，居然能够打败相貌堂堂的英国达官贵人”，“海峡殖民地”里接受英语教育的“土生华人”对宗主国哀其不争又怒其不幸的心态溢于言表。至于李光耀自己，一方面为英国人（而不是新加坡人自己）感到悲哀，另一方面又宣称日本士兵“并不是小丑，而是杰出军人”。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加坡沦陷的暧昧态度，或许也是受到“国父”如此心态的影响吧。
独立一言难尽至于二战结束之后新加坡从解放到自治，从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到宣布独立的那段历史，堪称是当代东南亚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1961年5月27日，马来亚领导人东姑·阿都·拉曼表明要加强马来西亚地区间的联系后，新马开始就合并问题进行磋商，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双方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于1963年9月16日（与沙巴、沙捞越一起）组成了马来西亚联邦。然而在合并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新、马关系迅速恶化，新加坡最终被迫退出马来西亚。
这场形如闹剧的合并孰是孰非至今众说纷纭。在东姑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新加坡只是马来西亚的十四个州里的一个，“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人（即李光耀）却想分享管理整个马来西亚的权力，这是不能够被接受的”；“新加坡的离开是由于新加坡的总理想当（马来西亚的）首相”。李光耀当然不这么看，就像他自我表白的那样，“我不可能是一个马来人（实际上李光耀的马来语说得比东姑还好），但我可以是个马来西亚人”。他的希望是建立一个包含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当然这样的话他的确有可能当上马来西亚首相——虽然李光耀本人反复表白自己没有政治野心，“……只要东姑在那里，他就是马来西亚的领导人”。
联想到马来西亚至今仍然是新加坡军队的主要假想敌，1987年时任国防部长的李显龙还解释不让马来人加入新加坡军队的原因是为了防止他们的“国家情感与宗教情感相冲突”；新加坡独立原因无疑还是个敏感话题。对此，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似乎也无意给出一个确定的态度，而是以“大事记”的形势列出了那些年各种报纸刊登的重要事件报道，颇有一些“是非功罪自有后人评说”的意味。只不过，从展厅播放的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宣布独立建国的讲话视频中流露的沮丧与疲惫的表情看，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哀叹的“新加坡是被赶出了马来西亚”，大概也不是空穴来风。
类似大事记的历年报纸
李光耀的独立讲话
“新加坡历史画廊”接下来所展出的，就是一段作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的建国发展史了。由工业推动出口，接下来发展金融与服务业……这不啻是一个教科书般的后起国家进步样本。同样，整个城市在几十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展厅很有创意的将不同时代、同一地点的照片放在一起做一比较，顿时让观者生出了沧海桑田的感觉。为了进一步让游客了解普通新加坡百姓的生活，展厅还模拟布置了一个70年代的新加坡家居。虽然交通工具依旧只是自行车，但家居陈设中燃气灶具、洗衣机、冰箱、收音机、电饭煲一应俱全，俨然已经一幅现代社会的面貌了。
工业化进程中的新加坡
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民居
“新加坡历史画廊”以“走向全球化城市（Becoming a global city）”的目标结尾。但之后呢，这个“全球化城市”又会走向何方呢？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新加坡人已经成为熟悉的陌生人。就像李光耀所说的：“我们的外貌似中国人，我们也说中国话，但是如果一个来自中国的中国人跟新加坡华人说话，他会发现新加坡的华人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民族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历史叙事给旁观者留下的印象，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