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梅勒这么写女明星这个群体，“女明星们都生活在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另外一个世界，对于外部世界都有着巨大的不信任。每个伟大的女演员都是一段流年，因为她们是被造就出来的，并且很多时候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这句话最初用来形容玛丽莲·梦露，后来则被反复引用，用在不同的女明星上，比如章子怡和周迅，但刘晓庆并不适用这句评价——她身上丝毫没有那种女明星式的自怜与脆弱，亦不是那种玻璃钟里的明星。
那种自怜也曾出现过一次，在更早一点的时候，在她写第一本自传的时候。她抱着满腔热血，以一种“写完这本书，交代完这一切，就可以清清白白去死”的心态。但世界对她坦诚的回报只是铺天盖地的骂声。她很快就意识到了明星和大众之间那种脆弱的关系，于是再也不打算把自己送上烈火熊熊的祭坛，如今的刘晓庆说，“我是绝对不可能自杀的，如果有一天说刘晓庆意外死亡，那么一定是他杀。”
她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是在新加坡的圣淘沙游泳、退潮的时候，她想逆流游到一块礁石上去，结果遍体鳞伤，觉得死亡近在眼前。“时代的大潮”，她心有余悸地说。
刘晓庆自称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自己与时代。她形容改革开放时的中国是一条“没有红绿灯，没有交警的高速路”，只要“胆子够大，敢玩命”，就可以在这条路上飞速前进。她称今日之中国与当年她暴富时的中国区别是，“那个时候就是像一个停车场，停车场是空的，像我这种技术不好的，只要能发动汽车，就能够把它停在当中，占据最好的位置。但是现在已经不行了，车位已经满了，对不起”。
“世界上除了生死，没有不能逾越的困难”，现在刘晓庆已经有足够的资历来说这句话，“人生无非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另外一句是，“只有用自己双手创造的未来，才是唯一可以掌握的命运”。
1、
4月24日，刘晓庆在大理亚星大饭店的大堂给腾讯这次采访拍摄照片。
亚星大饭店始建于1993年，当时大理的旅游尚未得到任何开发。台湾商人看中了这块距离大理古城最繁华南门一公里靠近国道的荒地，认定它将来会有巨大的商业价值。这份投资眼光在日后得到了回报，在大理旅游刚兴起的时候，作为本地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亚星大饭店独占鳌头了多年。但现在，显然在希尔顿等外资都纷纷进入的时代，亚星已经不如往日那么风光。两天前，当记者从大理机场打车前往亚星大饭店的时候，司机曾对此大发感慨，“咳，怎么说都这么多年了，就算全部重新装修，也和希尔顿这些比不了了嘛”。
某种程度上，这像是一个关于刘晓庆的隐喻。
刘晓庆穿着一条蓝色的裙子。这是她昨天在大理古城逛街时买的。她买了两套，一套绿色、一套蓝色。小店店主并没有因为她是刘晓庆而给她一个巨大的折扣，反而坐地起价了起来，一套在淘宝价格不过百来块钱的裙子，变成了两百人民币。但刘晓庆早就习惯自己的名人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当即喜滋滋的换了穿上。另外一套，则是给这次拍摄准备的。鞋子也是昨天买的，一双白底蓝色扎染的布鞋，“是不是很好看”，“我觉得特别好看”，刘晓庆衷心赞美着这双鞋子，十分钟内共计四次。
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刘晓庆从来都是这般，欣赏了又欣赏，赞叹了又赞叹。在大理的这几天，她迷上了一个游戏。“嘿，给你看一个惊喜”，刘晓庆把握拢的手伸到朋友面前，“一、二、三”，她摊开掌心，手中握的是一块棕色带花纹的蜜蜡。
这个游戏她玩了三天。有时候她重复的在同一个人面前表演，会被对方无可奈何的提醒，“你昨天已经给我看过了。”“哦，是吗”，她虽然略感扫兴，但还是忍不住地想得到一个正面的回馈，“你看，这个是不是特别好看？”
这些年，她迷上了蜜蜡，兜兜转转砸了不少钱在上面。凡是她认定的朋友，她都力劝对方应该买几块，可收藏，可转卖——她会和人说自己过去的故事，比如从秦城监狱出来的时候，她靠转卖了几块曾经收藏的翡翠而得到了一定周转。而对于关系更加亲近，又不肯购买的朋友，她恨不得自己跳出来亲自购买送给对方。她团队的所有成员，每个人脖子上全都挂着拳头大小的蜜蜡，标识非常显著。
拍照的时候，刘晓庆也希望照片能够让她胸前的蜜蜡得到充分的展示机会。为了让这些蜜蜡入镜，她姿势有些僵硬和别扭。如今她已经算不上一个训练有素的被拍摄者——在她当红的时候，一个女明星所能接触的硬照拍摄机会，无非是寥寥几本电影杂志或者是年历照。而如今，哪怕是三线都算不上的女明星，都会经受比她那个时候多得多的拍照训练。
她的女助理在一旁记录下她的工作瞬间。手机上美图秀秀软件的美颜功能，开到最高档。每拍一张，需要按下保存，然后才能进入下一张的拍摄。这些照片里有一部分会被选中，出现在她个人的微博或者朋友圈里。她喜欢与花草树木合影，尤爱那种“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感觉，这一点上，也非常有着“老派人”的烙印。
虽然每一个女明星都不会上传完全没有经过修图的照片，但刘晓庆的，还是容易招来争议。年龄作假与整容问题，成了这几年关于她话题的主旋律。“我就是1955年出生的嘛”，她给记者看自己的身份证，“这有什么好作假的呢”。在饭桌上，她再次提起这个话题，“现在关于我的年龄有好多个版本，有的甚至说我已经70多岁了”，像是一种抱怨，又像是一种撒娇。她的朋友哄着她，“那些人都是嫉妒你，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保养得好。可是你要真是70岁，她们岂不是更加受不了？”
刘晓庆接受了朋友的劝慰，不再多说什么。但可以想象的是，在过去的日子里，她也曾无数次接受过类似的劝慰，一次次的放下，然后又一次次的提起。
2、
刘晓庆对自己的容貌极其的在乎与自信。
在她的第二本自传里，她用了很多笔墨来写自己的容貌，以及给人们带去的撞击。比如，“我笑眼盈盈、妩媚、迷人、充满了自信，像一朵艳丽的山茶花正在盛开”，这是她形容自己所拍的一张照片，言辞之间，坦坦荡荡。
而今虽然已经年近60，但她平日里的妆并不重，只擦一点BB霜。记者称赞她的妆感自然通透，她便高兴了起来，“一个美国牌子的，我回去给你看一下牌子。你需要吗？需要的话，我回美国的时候给你带一只”。她热情的一面又跑了出来，“我不是空许诺，我说带肯定给你带，你去问问我朋友，我从来都说到做到”。
为了这次采访，她自费请她的化妆师从上海飞来大理。是与她合作最久的化妆师毛戈平的弟子。刘晓庆不喜欢厚重的妆感，化完妆，她又拿起润唇膏，在眼下、两颊等地方轻轻抹了点，“放心，我不会破坏底妆的”，她对化妆师说，显得驾轻就熟。这是一个化妆的小技巧，用润唇膏这样的高油脂产品，可以增加底妆的光泽度，但缺点是相对容易脱妆。最后，化妆师给她上了一点唇蜜，“颜色有点红啊”，她对着镜子说，“会不会太红了，我还是擦掉点吧”，她一边说一边拿过纸巾，但所有人都表示这个程度的红刚刚好，并不算很艳丽，她将信将疑的看了看镜子，“那好吧”，她最终决定相信大家。
她有自己的一套经验，“像我们这样五官比较深邃的人，其实不用多浓的妆，只要稍微加深一下轮廓就好”。她谈起自己和化妆师的合作，“毛戈平是我带出来的，吉米我也熟”，刘晓庆毫不怀疑自己在中国化妆界的“教母”地位，“是我开启了用中国化妆师的先河，之前都是用港台和国外的化妆师。在中国，要想成为著名化妆师，不经过我可不行”。
“你应当去采访一下毛戈平”，她靠在椅背上，化妆师在进行最后的步骤，把她的头发烫卷，“当年还没有人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对他说，将来你会功成名就，财源滚滚。”
她觉得这是自己的一种独特能力，她乐观、积极，总能看到事物的优点而不是缺点，“这是一种天才，我特别能看到别人的才华，对于这些有才华的人，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做他们的助跑器——叫发射器、发射塔什么的也可以”。
为此佐证的是，刘晓庆至少力助自己的两任男友成为了导演。一个是陈国军，她扶持他拍了《无情的情人》与《大清炮队》两部电影。另外一个，则是如今中国的大师级导演姜文。在《我的自白录》里，她写过这段经历。当时，姜文虽然对于当导演这件事非常心动，但临到门前，又十分犹豫，以刘晓庆对他的揣度，认为他是完美主义作祟，“假如一件事开始做不好，那他就永远不能再做那件事了”。两人展开激烈的争辩，最终刘晓庆说服了姜文，他决定放手一试。
题材定下来了，改编自王朔的《动物凶猛》，两人共同确定了电影的名字《阳光灿烂的日子》。电影需要一百万美元的投资，筹资的任务由刘晓庆一力担当，她四处化缘，从四川到香港再到云南，所有可能投资的朋友都被她骚扰个遍，自己也倾尽家底，甚至逼妹妹拿出最后家里买米的一万块钱。在书里，她这么形容，“那一万元是我从她紧紧攒着的拳头里抠出来的”。
“每一个跟我分手的男性，我们都是好朋友”，刘晓庆用一种非常笃定的口气说。记者追问，“包括陈国军吗？在他写了那本《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之后？那本书可没说你什么好话”。她立刻为陈国军及自己辩解，“他那是一时激愤而已，后来他很后悔的”。
说着，刘晓庆拿起手机，在通讯录里寻找陈国军的名字，“我让他自己和你说，现在就说，一定要让他在你们腾讯上承认自己当年错了”。
记者当然点头称好。
刘晓庆一边继续翻动手机，一边对着屏幕，娇嗔的抱怨了一句，“坏人”。但或许是觉得直接电话略有不妥，最后她选择用了微信沟通，她对着手机说，“陈国军，现在我跟腾讯的记者在一起，她问到我们俩，她说你写了一本书，我说你这本书早就说过是在特别冲动的情况下写的，你现在可以跟这个记者说两句吗？”
她查看手机，发现这段语音没有并没有录上，“怎么回事”，她嘟囔着，插上耳机，又录了第二遍，言辞稍微有点修改，“你这个坏蛋，现在你可以跟这个记者说，你是处于一时激愤，才写的这本书吗？我等你的答复”。
但遗憾的是，这一遍由于耳机插错了电话，仍然没有录制成功。“气死我了”，刘晓庆不得不录制了第三遍，这时她显然有点烦躁了，语速加快了很多，但语调倒更加甜美了。这次终于成功了。在采访结束后两个小时，陈国军微信回复了她。刘晓庆把他的回复截屏传给了记者，上面如约写着：“我的确只是出于一时激愤！”另外一句，是对未能及时回复的解释，“刚才信号不好！”
“他那时靠这本书挣了些钱”，刘晓庆没有提这本书在当时对她造成的名誉损害，似乎那根本不存在。她说，“挣到钱就是好的，也值了”。
3、
刘晓庆有过一段“穷怕了”的岁月，这让她对金钱的态度非常务实。穷困曾经给她非常鲜明、深刻的记忆，也是她人生很多时候的奋斗动力。她第一次走穴是1983年拍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期间，在剧里，她是大权在握的西太后慈禧，但在剧外，大陆演员和香港演员被分别对待，她想吃肉而不得，羞愤得大哭。这时，每场一百五十元报酬的走穴机会，一出现在她面前，她立刻就被打动了。几天后，“身携巨款”的她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关上房门，从裤腰里掏出那个装满了现金的牛皮纸信封，开始数钱，数了又数，三千六百元她整整数了一夜，兴奋激动得简直快要瘫倒。赚到了钱的刘晓庆重回片场，状态神勇，所有的戏都一条过，让原本对女主角突然失踪充满愤懑的导演李翰祥无话可说。
在之后的日子里，刘晓庆亲自组织了“穴队”，自己充当“穴头”，因为信誉好，还被队友们取了一个昵称叫做“大猫”。然而“爱财”在彼时中国，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某次在长沙演出的时候，台下观众掷出的硬币如冰雹一样向正在唱《康定情歌》的刘晓庆砸来，伴随着观众的吼声，“你不是要钱吗？给你！臭不要脸的！”
作为一个深信自己早已经征服了全中国人民的女明星，那是刘晓庆第一次面对来自大众的恶意与驱逐。但这对于刘晓庆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她绝不会因为他人而对自己的目标退缩。那段时间，那个目标是要赚5万块钱，然后这个目标越来越大——在1986年《芙蓉镇》开拍之前，刘晓庆去了一趟深圳，开始涉足香港的楼市。她全凭直觉前进，押上自己所有的积蓄，和银行签了贷款。她深信自己拥有绝处逢生的运气，在过往的日子里，她几乎全靠这种“豁出去”的勇气成就——就像1969年，作为一个襄渝铁路上女民兵的她，爬上一辆进城的货车，找到军区政治部首长，在他面前破釜沉舟地表演了一切她所会的东西，从弹琴到跳舞，最后终于如愿成为达县军区宣传部的女兵，从而开始一生的转折。
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入商品经济，从一个女兵变成一个女明星，刘晓庆从来都知道，要改变人生，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她那种旺盛的生命力支撑着她度过了秦城监狱的422天——她很自然的提到了自己的“秦城岁月”，“我那个时候是亿万富姐，不是假的，那个年代比较好挣钱，我真的挣了那么多，开了很多公司，结果一家小公司出了问题，我是法人代表，就被抓进去了。”
“改革开放以来，前十名富豪都去了秦城。我都认识，牟其中你们知道的吧？牟其中也在里面”，距离她离开秦城已经过去了12年，她早已离开刚出狱时那种捉襟见肘、一名不文的状态，重新坐上了时代的头等舱，这让她不再对那段经历有丝毫忌讳，反而说得眉飞色舞，“在里面的时候我决心好好锻炼身体。我们那个房间就两平米——这个数字可能不准，你回去查查再写啊，相当于就是一个方形，要住四五个人，我每天就在房间里跑斜角，特别像华子良，《红岩》里的那个。我一跑，他们几个都得贴墙站，我每天跑8000步，没有钟表，得自己数着”。
除了跑步，还有洗冷水澡，学英语，看书——包括琼瑶、古龙、卫斯理的全集，“想研究一下他们到底是为什么能风靡一时，因为我也是做这一行的”，牢狱生活前所未有的激起刘晓庆的斗志，她强制自己每天都要充实的度过，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方面。如今她可以承认，“原来我以为我是要被枪毙的，结果没有被枪毙，我就觉得我赚了，这是我现在为什么每一天都活得这么开心的原因”。
刘晓庆的秦城岁月从2002年6月19日开始，2003年8月17日取保候审，暂时出狱，2004年5月10日，检察院下达不起诉通知书，取消了刘晓庆“取保候审”的身份，她终于彻底获得自由身。接下来的问题则是生计问题，“那时真是一分钱都没有，还欠了一千多万的债”，实在过不下去了，她的妹妹说，“那我去当临时工吧，反正咱俩吃的也不多，一起生存肯定没问题”，刘晓庆同意了，“否则能怎么办？有了朋友借了点钱给我，我去菜市场买菜都得砍价，有时候别人看到是我，就把菜送我了。”
在进秦城之前，刘晓庆已经很久不怎么演戏了。整个90年代，她只演了一部电影，五部电视剧——做生意比做演员来钱多得多。但转过头来，演戏这个技能，再次拯救了她。“第一部戏是张纪中请我去拍的，只要给钱，什么戏我都拍”，她在横店整整呆了一年多，拍了二十多部戏，“有台词的是一天300块，要是台词能多一点，价钱就会又高一点”。
“恍若隔世”，她仔细地向记者描述自己当时地位的落差，“在进去之前娱乐圈是我一个人的天下，压根就没有别人，出来之后，我忽然发现，怎么这两个人我听都没听说过，就成了主演”，可是她还得给“没有听说过”的人当小配角，“就是俩主角在坐着聊天，我进去说，‘小姐，门外有人找你’或者是‘小姐，请喝茶’这种”。
然而她详细描述这落差，是为了铺垫自己的毫无怨言。就是这类“老妈子”的角色，给了刘晓庆真切的幸福感，“我很多时候就是坐在凳子上等上场，坐在那，我就慢慢想，一句‘小姐，请喝茶’我可以想十多个方案。我没有被枪毙，还可以再演戏。别人问我难受吗？我说不难受啊，别人给我机会，我还能赚钱，别人这是看得起我”，那段时间，刘晓庆以“价廉物美”在横店走红，被尊称为“横店第一漂”，如此努力的工作，加上变卖了几块早年收藏的翡翠，让她很快还完了钱，“后来他们说刘晓庆就是刘晓庆”，说到这里，她又忍不住有点得意，“现在，在影视圈里，说心里话，我资本积累应该还是好的”。
对于“横漂”期间演了那么多“老妈子”，她唯一的遗憾是，“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形象还是挺好的。”——那个时候，她大约将近50岁。
4、
“凤凰涅槃”，刘晓庆用这个词总结自己的秦城经历，然后她一字一顿地说，“说句心里话，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基本上一个人面临破产，就不能东山再起，这是第一；第二，一个人如果是有了牢狱之灾，也不能东山再起。”所以，从破产和牢狱之灾中走出来的她，当然自认是奇迹中的奇迹。
她非常清楚的记得自己所有“第一”与“唯一”的事迹，在聊天过程中信手拈来。比如，1981年，她去香港参加电影《原野》首映礼，成为第一个被海外认识的内地演员；再之后，她作为内地电影代表与林青霞越洋通话，“为冰封多年的大陆台湾关系吹出了第一阵暖风”；1983年，她是第一届春晚的主持人，也是唯一一个女明星客串做春晚主持的；谢晋在自己的电影里从来不起用大明星，她是唯一的例外；当年为了支持陈国军拍摄电影《无情的情人》，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位独立制片人；伊丽莎白·泰勒访华，她是与之密切对谈的唯一一个内地电影代表；是内地第一个到美国办电影展的女演员……
这些“第一”并不是只记录了她过去的辉煌。2013年，她主演的话剧《风华绝代》创下“世界上一年内主演无B角话剧数量最多”的纪录，去年她在美国演出，在莱斯大学的贝克讲堂演讲，“这是贝克讲堂历史上首次邀请政界外人物演讲”。甚至，下飞机行李“第一个”给传送出来这也会让她有种“赢了”的快感，在微博上兴奋地记录了下来，共计两次。
她唯一接受的“第三”，是圈内著名制片人邓涛封给她的，“中国翡翠第一人是清朝时期慈禧，第二人民国时期的宋美龄，第三人则是当代影后刘晓庆！”在采访里她提到了这个“第三”，表示，“这不是我瞎说，是别人封给我的，有记录的，你不信我回头可以找给你看。”
她毫不掩饰自己对于这一切成就的津津乐道。然而，她的坦荡不仅于此。在她过去的两本传记里，各种会让当代传媒激动的“猛料”俯拾皆是，比如，她写自己对第一任丈夫的不爱——他们仓促的婚姻，源自于她急于从成都来到北京拍电影，她因为拒绝夫妻间的亲热而被他打了一耳光；有一次陈国军被误抓，坊间传言，“陈国军和她妹夫都是从刘晓庆的床上被抓起来的”；姜文在上海拍摄法国电影《花轿泪》，她去探班，把正在与女朋友一起准备晚饭的姜文带走，直到第二天凌晨姜文才回到住处；她和妹妹在香港使用多米尼加的护照，导致妹妹被移民局扣留，自己也险些进去……
不为事情矫饰，亦不为自己辩护，这是刘晓庆自传的风格。在她第二本书的结尾，她这么写，“我觉得每一个字都是用自己的鲜血写出。我的鲜血从血管中奔涌进心脏，从心脏翻滚进脑海里，再通过我的笔尖流到了纸上。我掏空了自己。就像是一只橘子，汁液全都榨干，只剩了橘子皮。”
现在，她正在写自己的第三本传记。她描述这本书的内容又将会是“惊涛骇浪”。
她从未怀疑过，自己是一个会被后世铭记的人。所以，关于她自己的一切，她都愿意以第一手呈堂证供的方式奉献给当下以及未来。她的一生，演过三次武则天，四次慈禧。做一个被历史所铭记的女人，这个诱惑大过于遮遮掩掩但占尽便宜的活着。
“我活着的时候是不会同意拍我的传记片的，我已经拒绝很多了”，但是，她深信，在未来会有这么一部电影出现，“我已经和我家人交代过了，等我死后，他们要怎么写我，你们都不要干涉，只要不是把我写成卖国贼和妓女，都通过。你们就拿版费就行了。”
她看过所有关于武则天和慈禧的书，在不同的书里，她们有着不同的形象，有时候是正面人物，有时候又是反派，“历史不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这我还不明白吗？”她对于自己未来将会被如何描述全然不好奇，“他们未来要如何写我，我不会给他们任何建议，没有什么，有什么关系，不可能写得跟我想的一样。”
饭局上，她再次提起秦城两个字，席间一位90后没有听懂，露出困惑表情，刘晓庆笑了，“你没听说过吗？你们90后还是太年轻了，我进去过的，当时这事儿多轰动啊”，语气中，甚至有一点点替他遗憾的意思。
5、
她的朋友并没有太多和“传奇”相处的自觉——他们觉得她太简单了，丝毫没有难以琢磨之处，曾任盛大文学CEO的侯小强这么评价她，“很透明”。想要在刘晓庆身边人中找到对她的另类评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众说纷纭，所有人都众口一词，“她是一个特别好，特别真诚的人。”
饭局到了末尾，大家又聊了一两个小时，时间已经将近十点，“那就这样吧”，刘晓庆拍拍手，示意众人听她说话，“明天你们几个九点就起床，然后吃完早饭，十点钟我找车送你们去严家大院，玩两个小时，然后回来吃午饭。下午两点你先去做按摩，做一个小时，让师傅休息一会儿，然后三点半轮到他做，其他人你们可以喝喝茶聊聊天”，安排完明天的行程，刘晓庆问，“要不我们现在就做鸟兽散了？”
大家并没有做鸟兽散，转移了阵地，继续喝茶聊天谈事儿，刘晓庆跟了过去，又坐了一个小时，然后又拍拍手，把刚才的话再次重复了一遍，“要不我们现在就做鸟兽散”？她的提议这次仍然没有被响应，有几个朋友甚至打算去KTV再转一圈。
“哎，你们还要玩啊？”她有点失望，不过也并没有干涉过多，起身准备回房间之前，再次提醒，“别忘了明天起来去严家大院啊”。
严家大院没有太大意思——她的朋友们这么认为。中午回来吃饭的时候，刘晓庆见到这些朋友第一件事就是问，“怎么样？觉得严家大院怎么样？”有人委婉地回答，“我觉得我还是对自然景观更感兴趣”。这让她感觉略为失望，觉得这属于自己“照顾不周”的范畴。“哦——”，刘晓庆拖长声音回答了一句。
这群朋友来大理，是出于刘晓庆的力邀。这些年来，她有一群固定的朋友，来来去去都是这些人。在这些人中，她永远都是一个事无巨细的组织者，责无旁贷地张罗着关于机票、吃饭、游玩的一切。
一直到第二天晚上，这群朋友从茶园回来，兴高采烈地向刘晓庆汇报，“茶园真不错，坐着喝喝茶聊聊天，感觉很好”时，她才真正开心起来，连连说，“你这么说我心里就一块石头落了地，总算没让你白来一趟”。
她的朋友们通常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哪一点吸引了她，以至于让她如此倾情相待。比如侯小强聊起刘晓庆，也只是觉得莫名投缘，“她老觉得我帮了她很多忙，可是我根本不知道我帮过她什么，最多就是和她聊聊天”，他语气不太确定的说，“比如我对她说人应该日行一善，佛经里说的布施，哪怕你给别人一个笑脸也是一个布施，给人讲一个道理也是布施。可能她觉得很有道理，就觉得我帮助了她，以后每次见面都多谢我。”
像她赞美她的鞋子与她的蜜蜡一样，刘晓庆对于朋友，奉上的更是顶级赞美，她说侯小强则是“圣人”，另外一个女性朋友是和她一样的“传奇”。语气真挚，表情坚定，目光灼热，让人不能生出丝毫质疑。
她对待朋友的方式也是现实主义的——能出钱则出钱，能出力则出力。近些年在电视剧《咱们结婚吧》里果然妈的徐松子，是刘晓庆演《芙蓉镇》时就开始认识的朋友，刘晓庆对待这段友谊的基本原则就是，“从那一天起，到今天这一分钟，每一顿饭都是我请她吃”。
虽然她演过诸多悲剧，但现实中她仍然喜欢那种大团圆式的故事，秦琼卖马式的英雄气短每每让她心有不忍。她记得谢晋在六十多岁的时候主持金鸡奖颁奖，一身西装，谈吐潇洒，那是何等潇洒，在她心目中，谢晋一直都如此风度翩翩。直到他儿子突然去世，她去他家中探望，相对无语。后来谢晋送她出来，她在那个破旧的小区里倒车倒不出去，一回头看到谢晋还站在楼下，“晚风当中几根花白头发被风吹得这么立着，就在那儿”，多年回忆这一幕仍然让刘晓庆唏嘘，“一个老人，我之前从来没有觉得谢晋老过。”
三个月后，谢晋就去世了。她去参加追悼会，私下找到谢晋遗孀徐大雯，给她塞了一袋子钱，嘱咐她，“这钱你拿着，好好过日子，有什么困难就找我”。“这么一大袋”，刘晓庆举起手比划示意了一下，“从此以后到今天为止，徐大雯老师，都是有什么事就跟我说”。
“你说，人家都那样了，送点水果送点鲜花能有什么用呢？”她提起过去，感慨万分，“这些一代丰碑，晚景都是凄凉”，除了谢晋外，还有原北京电影厂厂长汪洋，他重病昏迷时，她也曾去探望，也是塞给了一摞子钱给他妻子林韦，“她一下子眼泪就出来了，这个太管用了，每个人都是这么来看一下，只有你这么实惠”。
刘晓庆对于友情的回报要求不高。她在秦城监狱的时候，警方找了她很多朋友调查，有些朋友并没有替她辩护。后来她看到了关于此案的一份口供，谁曾说过什么一目了然，“如果说的是事实，为了保护自己，我都能原谅，只有编造的，我不原谅。”
“你可以去问问”——她再一次用这了这个句式，“只要是认识我的人，绝对不会有人说我背信弃义、尔虞我诈、两面三刀，这些都没有的”，刘晓庆很清楚，“关于我的争议都是谈了几次恋爱啊，离婚啊，骄傲啊，装嫩啊这些”。
6、
刘晓庆有些时候不愿意谈感情，理由是“只剩爱情这一件事是属于自己的了”。但有些时候，她说起爱情来滔滔不绝，一如她谈起其他事情时的无畏，觉得光天化日之下，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采访过程中，她丈夫打电话过来，“在接受采访呢”，她应了几句，挂了电话，又对记者解释，“他看我挺长时间没发信息了，就打过来问问”。刘晓庆老公王晓玉比刘晓庆大13岁，是刘晓庆唯一一次和年长于自己的男性谈恋爱，但他对她黏得很，“一般都是他老给我发短信，我不怎么发。他很迁就我，我又比较任性，所以就给他惯得更任性了”。
刘晓庆自称“不婚主义者”，虽然她前后共结婚四次。前两次婚姻的破裂，离婚都历经千辛万苦，这也是导致她“恐婚”的一大原因。何况，她觉得自己并不需要婚姻的保障，何不如让爱情自由的来去。
王晓玉认识刘晓庆三十多年，三十多年前他因为看了刘晓庆的第一本自传《我的路》，而被她性格所吸引，追到内地来，跟着刘晓庆的摄制组辗转，热烈的追求了刘晓庆三十年，在刘晓庆每个月拿50块钱工资的时候，他试图以一千万打动刘晓庆，但是失败了。
“我那个时候喜欢玩，从一个男人跳到一个男人”，刘晓庆回忆，但王晓玉从未放弃，“有三次我都答应他了，但结果还是没成”。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她已经从北京飞到香港，等他第二天从别处回来香港，然后就去结婚，结果就是这夜长梦多的一个晚上，刘晓庆忽然想到，“为什么你向我求婚不给我买机票，还要我自己买机票飞过来？”
王晓玉怎么都想不到，这个曾经拒绝他一千万人民币的独立女性，会在一张机票面前出尔反尔。但刘晓庆已经迅速和伍卫国谈上了恋爱，他回天无力，又等了16年，机会重新出现在他面前。他小心翼翼的问她，“你现在这么大了，我们可以在一起了吗？”刘晓庆习惯性地拒绝了这个提议，回家之后才惊觉，“咦，似乎好像可以？”
这次，王晓玉没有再犯飞机票类似的错误。他迅速的为这次婚姻买好了房子，连被子和枕头都准备完善，钻戒是14.93克拉的，刘晓庆对此很满意，“应该是明星里最大的，之前我只听说刘嘉玲的是12克拉”。
“其实我比较喜欢花自己的钱，我玩的钱都用的是自己的”，刘晓庆抛了一个眼神，有点调皮的样子，“其它就刷他的卡”——虽然刘晓庆有足够的自立精神，但显然，和众多女性一样，是否愿意给老婆花钱，也是她衡量老公的重要标准。
她并不打算因为这段婚姻给了她“泡在蜜糖里”的感觉，而忘了自己的“不婚主义者”的初衷。她半控诉半撒娇的表示，这次结婚是为了“应中国观众的要求”，“中国观众经常觉得我很累，一个孤老太太，嫁不出去，要养家糊口，所以才要不停的拍戏挣钱。”
“那么我就结一个给你们看看”。
7、
已婚的、拥有着多处房产和14.93克拉钻戒的刘晓庆还在演戏。
几十年前，她曾经说过一句“我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引来无数风波。而今日，这句话不会再掀起任何波澜。人们承认她曾经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但她不再是最热门的女明星。这几年她出演的电视剧《隋唐英雄》、《我有一个梦》都没有引起评论的关注，只是她在其中的“装嫩照”广为流传。
“我没有装嫩，是别人要请我演那些角色，我也并不是单纯演一个20岁的姑娘，那些角色都是有年龄跨度的，从少女到老年，我一个人演下来，这是我的骄傲，全世界能做到的女演员都不多”，她为自己辩解。
和当年拍戏一样，她对自己所有的角色都全情付出——她的经纪人易钢记得，他加入刘晓庆团队没多久，去现场探班，有一场戏是刘晓庆从远处跑近，然后猛地跪下。“她说跪那就是真的跪，半天都没站起来”，易钢去扶她，发现她膝盖上的皮已经全部磨破了，他正待发声，刘晓庆就立刻阻止了他，“不许说”。
为拍戏受伤这是多么不值一提的事情，刘晓庆根本不允许自己在这种事情上表现得不专业。“我演戏不会玩假的，每次都掏心掏肺地去体验，我不想修改这种表演方式”，刘晓庆说。她有点同情新一代的明星们，“当年我们除了拍戏，就是钻研表演。现在社会丰富了，明星很难去做一个表演艺术家，要出头需要好多其他的手段，这些手段让他们疲惫不堪”。
很多年前，刘晓庆花了很长时间在研究演技这件事上，她得出结论，成就一个好演员的要素有三点，“一、生活经历；二、文化修养；三、模仿能力、理解能力及再现能力。”当时就自认经历坎坷的她，如今在经过秦城之后，更觉得自己“演技大涨”，“一个角色，无非也就是喜怒哀乐，也是这几个表情。但这几个表情当中用在什么时候，怎么用，怎么循序渐进，这个是我的理解，是我用我的人生阅历换来的。有的人有人生阅历，但他没有技巧，有的人有了技巧，但他没有这个阅历，就不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演。”
刘晓庆一如既往地，对自己的演技从未有过一丝怀疑。为了出演《寻龙决》，她号称自己看了五百多部有类似角色的作品——但并不是为了学习做功课，而是为了得出结论，“五百多部，此类角色，国内国外，我比我所看到的世界上的所有电影里面这种类型的角色都演得好。”。
现在，她在演员这条路上唯一的目标是，“演尽天下名女人”。“你对这些名女人是有一点集邮癖吗”，记者问她，“对，集邮，就是集邮”，她大笑了起来，“这句话你一定要写到稿子里去，就说刘晓庆对名女人有集邮癖”。
“演得好，90岁还能得奥斯卡”，她对未来仍踌躇满志，“不过我的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奇迹，没准那时又会有新的奇迹，或者我又在做其他的事情”。
在她的自传里，她多次用台球来比喻自己的人生。“我时常感到自己的一生都像是在打台球。本来想打的是这只球、可是却打到了另一只想都没有想过的球，那只球反弹回来将别的那只本来八辈子都打不着的球打进了洞里”，她写。
那么现在，在大多数人眼里，她已经拿到了所有她可以拿到的分，所有的球都已经落了袋。而她仍然提着球杆，虎视眈眈地盯着球台，在她眼里，台面上至少还有一只7分球，等待着被她一击而中。没什么能让刘晓庆退场，在她过去的人生里，体制不能，爱情不能，牢狱之灾也不能，而现在，年龄不能，冷嘲热讽当然也不能。
“我和你们拥有同一个时代”，刘晓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