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祖国在一起#漫漫人生路,几度风雨晴天,几番寒暑风霜,矢志不渝的是我回归祖国的初衷,尽管它曾被泪水深深地浸润过。
那年,我仅14岁,怀着一颗回归祖国、报效祖国之心,告别了马来亚婆娑的椰林和母亲慈爱的目光,孤身一人悄悄登上了归国的旅程。乘坐“芝万宜”号大海轮,冲破太平洋的狂风巨浪,直奔我理想中有长江与黄河的地方。
在大海轮上,我坐在一位中年妇女身旁,天黑了,她躺下睡觉,我就学她的样子躺下睡觉。第二天她起来,我也起来。我总跟着她,但谁都没说话。
两天过去了,她问我为什么老跟着她?
我说:“因为我是一个人回国,你的年龄跟我妈差不多,跟着你我就感到安全。”她说,她是回福建探亲的。我听说她是福建人,就跟她讲福建话。在外人看来,我们就像一对亲母女。
平时我喜欢上甲板看印度尼西亚归国学生团的人打篮球。有时看到他们的篮球掉到海里去,一个海浪翻过来,就把球卷走的时候,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得厉害。太平洋真大啊!完全是一片天连水、水连天的景象。
当年过罗湖桥时第一次见到这面旗子,第一次听见“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整整过了五天,才听说香港快到了。
夜里,大家都无法入睡,远远望见星星点点的灯光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红红绿绿的霓虹灯呈现在眼前,夜香港真美啊!
体积庞大的“芝万宜号”在深海处停下了。我们转乘小驳轮徐徐驶进香港岛的海湾,天还没亮,大家只能在舱内休息。当东方露出鱼肚白的亮光,我们便陆续上岸。
那年,我仅14岁,怀着一颗回归祖国、报效祖国之心,告别了马来亚婆娑的椰林和母亲慈爱的目光,孤身一人悄悄登上了归国的旅程。乘坐“芝万宜”号大海轮,冲破太平洋的狂风巨浪,直奔我理想中有长江与黄河的地方。
我一踏上香港的土地,就情不自禁地高呼:“祖国,我回来了!”这一声叫喊顿时引起一批同船回国青年的喧哗笑语。有位年龄稍大点的青年说:“小鬼,等着吧,到你变成老太婆的时候,这里才是祖国呢!”接着,又是一阵喧哗。
可我一点都笑不出来,因为我不明白,香港明明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还不能称为“祖国”?更不懂为什么要等到我变成老太婆时,香港才是“祖国”?
香港的街市与吉隆坡几乎没什么两样,四处可见身着英国制服的警察。出生在马来亚的我,早已耳闻目睹英帝国殖民统治者的罪行,面对香港街头的英国警察,我心中忿忿不平。
登上由九龙开往深圳的火车,心情轻松了许多。猛一抬头,忽见车厢的顶头有位40来岁的警察疑视着我们。片刻,他逐步朝我们走来,以极羡慕的眼光投向大家,口中喃喃自语:“你们真幸福,真幸福……”我听他这么一说,情不自禁地对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方才发现,他身着英国警服,但他和我们一样,黄皮肤,黑眼珠,会讲中国话,顿时对他产生几分好感。天真地说:“叔叔,您也可以和我们一样,回祖国去,不要给英国人当警察。”他脱下警帽,动情地说:“我很想回去,但不行啊。我拉家带口的,无法回去啊。”他又说:“我惭愧不能用自己的双手去建设新中国,只好拜托了,拜托你们代我为祖国多出一份力量。”这时,不知哪位高声地说:“你护送我们平安过境,也是为新中国啊!”他立刻戴上警帽,双眼噙着泪花,恭恭敬敬地给大伙行了个礼。
霎时,一个上司模样的英国警察走过来,那位和大伙说话的警察立即离我们而去。
那时的深圳火车站很简单,旅客的行李就放在地上接受检查,但检查得很仔细。
工作人员打开我的箱子,一样样东西都拿出来看看,说:“东西不多,但这几支派克钢笔和手表是要缴税的。”我立即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他们数了数,问:“还有吗?”我说:“没了,都在这儿了。”他们说:“你这点钱全交掉都不够。”
我担心他们会没收这些东西,便告诉他们,东西是资助我回国的一些人叫我带给他们在中国的亲戚的。 那几个军人离开了,过一会儿,又回来了。
一位长官模样的军人说:“我们向领导汇报过了,根据你的具体情况,不收你的税。但凭你这一点点钱,要到达广州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建议你,拿这些钱先买好明天一大早去广州的火车票,剩下的钱解决今天的中饭和晚饭。今天晚上你就跟那批印度尼西亚归国学生一起住到车站的礼堂里,可以不收你的住宿费。”
夜幕降临了,住旅店的客人走了。我紧跟着那批学生摸黑到达了礼堂,礼堂的灯光昏暗,只听到他们的头说:“女生睡主席台上,男生睡地上。”
我已经累得不行了,赶紧在主席台的一角头朝外、脚朝里躺下了。突然,看见墙上有两个人的画像,我情不自禁地叫起来:“那两个人是谁啊?”这一叫,把大家都惊动了。“喂,你是什么人?”“那个小鬼。”“咦,你怎么混在我们当中啊?”“你的妈妈呢?”我说:“那位阿姨不是我的妈妈。在船上,我是因为害怕,才老跟着她的。现在她已回福建去了。”一位男生说:“如果早知道她不是你的妈妈,我们早就把你扔进太平洋喂鲨鱼了。”他的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次日,天蒙蒙亮,我们登上开往广州的列车。我终于坐上祖国的火车,奔驰在祖国的大地上。
我坐在列车上心情无比激动,心中一遍遍地呼唤:“祖国啊,我回来了!我将永远扎根在这片炎黄子孙的土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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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初,能在马来亚首都吉隆坡坤城女校上学,是许多华人女孩梦寐以求的事情。坤城是一所名校,费用很高,除了交学费还要交其他各种费用:伙食费、校车费、服装费以及学琴费等等。班上有钱人的孩子较多,而我只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尽管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但总觉得低人一等。
我常想:怎么会有穷人和富人之分呢?为什么在马来亚中国人没有英国人有钱呢?我们怎样才能变得有钱…..每当问妈妈这类问题时,她总是说:“这是‘命’。”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命”,但我想“命”是可以变的。小时候,人家都说我命好,可现在变得不好了,那以后会不会变好呢?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命”变好!
于是,我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挣扎:在没征得妈妈同意的情况下,自己转学到学习费用较少的吉隆坡循人小学。妈妈知道后非常生气,非要我回坤城女校上学。我对妈妈说:“我不忍心花妈妈这么多钱去读好学校。虽然我离开了坤城,但我还是会好好读书的。”妈妈为此事伤心地哭了一场,也就不再反对我了。
不久,我小姨夫的叔叔来商量,想送我去英国念书,毕业回来就和他的独生儿子结婚,帮助管理他们家的产业。因为他们唯一的儿子不爱读书,没有能力掌管一大家的产业—— 大片的榴莲山和橡胶园。我非常震惊,如果走这条路,那我要报效祖国的理想就会化为泡影。 我急忙去找大姨商量,请她尽快帮助我回国。
神秘的夜晚 ,似乎就是昨夜。
天很黑,身材瘦小的我站在校门口望着四周,我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利害。眼前是我熟悉的母校,脚下这条路是通往我家的马路,校门对面是竖满十字架的墓地,静得有点令人毛骨悚然。也许这就是告别我的出生地之夜,也许这就将成为我与异国他乡的永别之夜,心中不禁泛起一缕惜别之情。
突然,一辆高级黑色轿车在我跟前停住,车门迅速打开,只听见一声:”快!”
我进入轿车,坐在一位陌生人的身边。坐在前座的大姨转过身来说:“你旁边这位是黄伯伯。前面这一位开车的叔叔也是自己人。你不用怕,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大姨的话音刚落,轿车已驶入吉隆坡的闹市区。黄伯伯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别害怕,你说吧。”
我像缺口的江河滔滔不绝说个不停:“岳飞、花木兰、苏武牧羊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也要向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我必须回中国去,我要像毕业歌歌词说的那样,成为社会的栋梁.....”
黄伯伯打断了我的话,问:“中国,现在有两个部分,一部分在台湾,一部分在大陆,你要到哪里去?“
我说:“我要到有长江和黄河的地方。”
黄伯伯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刚成立,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差,我怕你回去不习惯,受不了苦,到时候你会后悔的。所以,我希望你还是等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才回去。另方面,你现在还小,一个人回去路上不安全。”
我急忙表态说:“不。我要马上回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条件不好,我不怕,我能吃苦!我虽然还小,但我是为了爱国回去的,如果在路上出事,我死了,那也是光荣的!”
黄伯伯笑了:“你是为了爱国回去的,你就必须保证安全到达祖国,你千万不能死在回中国的路上。如果你在路上死了,还爱什么国啊……”
我明白了,便说:“放心吧,我保证安全回到祖国,决不会死在路上!”
黄伯伯被我的话语所感动,便说:“你明天早上八点钟到我《星洲日报》的办公室来,你进报社大门后不要跟任何人说话,一直往里走,最里面的一间就是我的办公室。为防止夜长梦多,你明天晚上就离开此地。”
决定命运的夜晚很快过去了,我回到家中已是凌晨两点多。
妈妈一见我就问:“发生了什么事?”我说:“这段时间我一直和大同学一起参加反对殖民统治的活动,目前有可能被捕,现在组织决定让我回中国,明天就走......”
妈妈瞪着大眼睛、呆呆地看着我,眼泪刷刷地往外流。我不敢正视母亲,身体有点发抖,咬着嘴唇,等待妈妈的表态。
妈妈愣了好一会才说:“走吧。如果你被当局抓去,我同样见不到你,你回中国去吧。将来有机会我也回去。你走吧。”我和妈妈紧紧地抱在一起,哭了好长时间,一整夜都没合过眼......
次日一大早,我赶到黄伯伯办公室。咦,眼前的人是昨夜的黄伯伯吗?没等我回过神来,伯伯就说:“怎么?不认识我啦?”他脸上没有半点笑容、非常严肃地交给我一张支票,说:“出大门,往西走,到卖车船票的地方,把支票交给柜台里的人就可以,什么话都不用说。”
临别,伯伯把一条格子羊毛毯子放到我的手里,说:“把这条毯子带上,多少可以挡一挡风寒。路上千万要当心,一定要保证安全地回到祖国。”
接着伯伯又说:“拿到船票后,你就去移民厅办理离境手续。然后,去惠州会馆,那里有人等着你。”
我捧着沉甸甸的毛毯(60年后毯子已成碎片,还珍藏着,直到去年房屋拆迁才舍弃了),深深地向伯伯鞠了一躬,便转身而去……
走进车船售票处,有两个男人站在售票窗前。我刚站定,售票窗内一个先生便叫我把支票递给他。不一会儿,他就把火车票和轮船票交给我,说:“你旁边的两个人也是来买票的,到了新加坡旅店,他们就住在你房间隔壁。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请他们帮忙。”
那两个男人朝朝笑笑、点了点头,离开了。
售票窗内的先生又说:“去中国的轮船“芝万宜号”是从印度尼西亚起航的,等船停靠新加坡时,你才能上船。所以,你在新加坡至少要等三天。如果遇上大风,可能还要住更长的时间。不论你在旅店住多久,你都不可以离开房间,更不能离开旅店。吃饭会有人送给你,你不许下楼、不要随便和别人说话,那里不可能有你认识的人,所以,不论什么人跟你说话,你都不要理睬。”说完,他就离开了。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好奇,又有点害怕。朝四周看看,一个人都没有。我心中掠过一丝疑惑:怎么没有别的买票人?
时间不允许我多想什么,便急忙赶往“大钟楼”(当地的政府所在地)办理离境手续。
吉隆坡的“大钟楼”——马来西亚政府所在地,是旅游者值得参观的地方。那庄严肃穆的伊斯兰教建筑群就是马来亚政府机关(马来西亚在独立前叫马来亚)。
当年就在这里的移民厅办理离境手续。那时候在这里工作的有英国人、马来人、印度人,就是没有华人。把门的是留着八字胡子的“大头鬼”(用长长的头巾盘在头上,不知他们是哪国人),我,一个华人小女孩独处这样的环境,真叫人不寒而栗!办理离境手续非常麻烦,尤其令人窒息的是“宣誓关”,如今想起,我的心情依然沉重,真所谓往事不堪回首!
当时,办事的官员板着面孔问:“你为什么要到中国去?宣誓以后你就必须马上离开马来亚,并且永远不能回马来亚,你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家人了。你知道吗?”我顿时感到头晕,呆呆望着天花板,没有说话。那官员接着说:“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我眼睛一闭,摇了摇头,说:”No!”
便跟着那个官员读誓言:“……我保证永远不再回马来亚!”宣誓完毕,那官员在我的证件上重重地盖了一个章,说:“OK!”接着我又到另一间屋子去打预防针,还在左手臂上种了牛痘。
离境手续办完了,我离开大钟楼,一路上都在自言自语地重复着一句话:“永别了,马来亚!”稀里糊涂地朝惠州会馆方向走去……
按照黄伯伯的指示,我赶到惠州会馆已近中午。一位伯伯领着走遍从一楼到三楼的办公室,所有办公的人都给我一些钱。其中有几个人还托我给他们在中国念书的孩子带一些钢笔、手表等。
那天,从惠州会馆出来,我在市里买了一只上海产的小箱子和一斤绿毛线,回到家中已近傍晚。我将几件平常换洗的衣服、常用的中英文词典、许多心爱的相片、一斤绿毛线、黄伯伯送的毛毯放进箱子。这就是我离开马来亚时所有的家当。那天晚饭我吃得特别饱,因为我知道:“以后再也没机会吃妈妈烧的饭了。”
天渐渐暗下来,我独自拿起箱子、背上书包、走出院门,正准备上三轮车的时刻,突然听见邻居问:“这么晚了,拿那么多东西到哪里去?”
我特别害怕,因为当年回中国是会被抓、是会连累家人的。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刻,忽然听见妈妈对邻居说:“到新加坡去玩!”
这时,我才知道妈妈偷偷地跟在后面,转过头轻轻对妈妈说:“我不是叫你别送吗?回去吧!”说完,泪如雨下、哽咽着。再也不敢回头多看妈妈一眼,便催踩三轮车的叔叔快走!
三轮车叔叔转过头去说:“放心吧,我会把她安全送到火车站的。”
路上,三轮车叔叔问:“你到底去哪里?你去新加坡玩,很快就会回来的,为什么你妈妈还在那里哭?”我说:“因为我第一次一个人出门,所以妈妈不放心。”
夜幕下,我坐在三轮车上,心里无数次地呼喊着:“永别了,亲爱的妈妈!”
热带的夜晚,依旧闷热无比,上坡时骑三轮车的叔叔汗流浃背,我坐在车上有点于心不忍。三轮车路过母校时,我心中一阵激动,默默地念叨:“再见了,母校,后会有期!”
经过半个多小时才到达火车站,我下了三轮车、提起小箱子、进站、上了火车,刚在座位上坐下,期待着能平平安安离开吉隆坡的那一刻,猛一抬头,差点没尖叫起来——小姨和小姨夫竟然站在我的面前!
小姨说:“你回唐山(中国)事先也不说一声.。”
我问:“你们怎么会知道的?”
他们说:“是今天下午大姨说的”。
当他们刚把一条大浴巾和一些食品递给我时,开车铃声就响了。他们再三关照我路上要小心,便下车了。
望着小姨和小姨夫离去的背影,我心里酸酸的,且带有几分怨气:“如果不是你们想把我许配给姨夫的侄儿,也许我还不会这么快离开马来亚......”
第一次单独出远门,车厢里的一切都很新鲜,丝毫没有睡意。耳边传来熟睡旅客的鼾声、火车的鸣笛声,脑海里不停地显现离开家时的情景和刚才小姨离去的背影……
当年刚小学刚毕业的我,就是在这里上火车离开第二故乡,踏上回祖国的征途,这一刻便是终身与妈妈的诀别!
在火车上,我孤身一人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曾有人问我为何一个人坐火车?上哪去?......我一概只笑不语,以免说漏了嘴。天亮才抵达了目的地—— 新加坡。我被接到下榻的旅店,住进二楼一间沿街的房间。
在新加坡等船三天的日子里,我只能透过旅馆楼上沿街窗户的玻璃看看马路上的车水马龙。那一刻,最令我难忘的是马路上的牛车——大大的轮子、依依呀呀的车轴摩擦声以及赶车人挥动的那根长长的鞭子.....
住在旅店好几天的日子里,除了到对门上厕所、洗澡,就没敢离开房间半步,吃的饭、喝的水都有人送来。奇怪的是,我也未见到住在我房间隔壁、即站在吉隆坡车船售票窗前的那两个叔叔。回到中国后,才从黄伯伯来信中知道那两位叔叔就住在我隔壁房间,暗暗地保护着我。
在旅店苦苦熬过了枯燥的三天,大海轮“芝万宜"从印度尼西亚开过来了,我被车直接送到海港码头去上船。那天,与我同车前往码头的有十几个人。快到码头时,车突然停下,车上的人乱成一片,原来上船前还要经过一个关卡接受检查,大家生怕自己带的金银首饰、名表、名笔等会被没收或罚款,而不知所措!
突然,不知哪个人说:“咦,这是谁家的孩子?我们把东西放在她那里好了。”
没等我反应过来,说话人就首先把好几件金器放进我的口袋,其他人也都跟着这样做了。
他们说:“你是小孩,就不要下车了。”顿时,我傻了!
人们都被警察喊下车去,进入一间房子。我一个人呆坐在车内,动也不敢动。过了一会儿,两个警察过来检查车上有没有人,他们看见我,还是把我叫下去排在同车人队伍的最后面。
看见前面的人一个个的衣服口袋都得翻过来给警察检查,我别提有多紧张,但很快镇定下来。我不停地看手表,心里默默地计算时间,我想:“如果轮到我,时间不够就好了......”
直到我前面的那个人检查完了,我便主动用英语向警察问好。也许警察看见我是个小孩,好几个警察都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问:“How old are you ? 你几岁?”“你跟谁到中国去?”“你为什么去中国?”“你一个人去中国,你爸爸妈妈呢?”……我一一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而且讲得特别啰嗦,逗得所有警察都哈哈大笑。突然,一个警官说:“不要跟孩子玩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一听这话,便说:“我还没检查呢!”警官挥挥手说:“Pass! Pass!”
回到车上,人们都紧张地问:“怎么检查那么长时间?”我没说什么,把东西一样样归还给大家。从他们高兴的样子,足以看出我简直就是个“英雄好汉”!
2021年10月1号
文中人物:张太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