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买在郊区的房子，到位于广州中心地段的工作单位，直线距离35公里，何西算过一笔账：
如果搭地铁，换乘三次花费10元，但务必精准踩点赶上50多分钟才有一趟的“快车”，才有可能在80分钟之内抵达公司；
如果乘坐开发商允诺的15元大巴，车程虽说只有65分钟，但从家到大巴上车点要走上整整20分钟，感觉很累；
自己开车看似比较轻松，但来回高速费加上油费每日耗资近百，再考虑堵车因素和迟到扣钱，成本和风险都有点高……
但最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不论选择上述哪一种交通方式，都意味着何西需要早晨6点20起床，晚上9点以后到家。闭眼、睁眼，一晚上就过去了；上车、下车，一天就过去了——极端通勤，杀人无形。
“因为恐惧通勤，我迟迟不敢搬到自己买的房”
2018年，毕业4年的何西产生了在广州买房的想法。“风声一走漏”，每到节假日，都有热情的中介不辞辛劳地为他组织“看房一日游”——提前打好车，在楼下等着他，一路从黄埔、番禺看到南沙。
汽车开过天河北，何西想起同事2015年就在天河北买了房，当时100w出头还觉得贵了，结果现在涨到飞起。
汽车又经过大学城，远远看到同班同学毕业前就下手的楼盘。以前还吐槽大学城太远了，没想到几年时间房价从2w涨到5w多，大家也不觉得大学城有多远了。
沙盘前人潮涌动，样板间灯火通明，楼盘销售眉飞色舞的介绍：以后这里是医院，这里是小学，这里还有个游泳池……地铁马上建好，大巴公交应有尽有，上班聚会各种方便。
考虑到价位，也就这里的价位还能考虑。经历过一套完整的看房、纠结、选房、签约、砸金蛋，最终花费200w，何西在广州的边缘地带拥有了一套自己的住处。
还很空荡的小区，受访者供图
按照原来的计划，房盖好、收完楼何西就要搬进去住。随着时间推移，地铁和大巴线路相继开通，专门体验了几次销售口中“特别方便”的公共交通后，何西的心情一步步从“期待”变成“崩溃”。快线也要75分钟的地铁，不堵车也要一个多小时的大巴，这意味着一旦搬到郊区，每天都要花费近3小时“极端通勤”。真实的未来是这样的：早晨6点20艰难起身，拥抱清晨的朝阳；晚上9点后疲惫回家，咀嚼一天的苦涩。2020年初收房，到如今一年时间过去，何西还在20平米的出租屋里，纠结要不要搬到自己买的房子去住。毕竟在工作单位附近租房，早晨小跑去上班，他可以睡到8点10分。今年上半年，在上海工作的潇雨“力排众议”，以5.5w/平米的价格，在工作单位附近拿下一套三居室。虽然大家都觉得房必须买，但对买在哪里却各有看法。潇雨的新婚丈夫和朋友都觉得，其实没必要买得离工作单位这么近——价格高、压力大。但潇雨对通勤有“阴影”。大学时她一直在如今工作的这家公司实习，冬天不管多冷，夏天不管多晒，早晨7点准时出发。
上海地铁图
先骑20分钟共享单车去地铁站，再转乘地铁，倒腾三趟，每一趟都是人挤着人她还记着有次早晨睡过头，8点才匆匆忙忙跑出宿舍，此时楼下已经找不到共享单车了。如果跑去地铁站最后肯定迟到，打车要150元也可能因为堵车迟到，一天的实习工资也不过200。最后，她直接掉头回了宿舍。毕业后，不论是租房还是买房时，她都不愿意再住得很远。现在走路15分钟就到办公室，而她住在泗泾和世纪大道的同事，每天面临着超过1小时的通勤时间，对她非常羡慕。不过更令人羡慕的是不到一年时间，潇雨买房的小区房价已经涨到7w/平米。
1000万打工人极端通勤，在“住得远”和“住得更远”中选择
当然，何西和潇雨已属幸运。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在“住得近”和“住得远”之间选择，现实中，更多人只能在“住得远”和“住得更远”之间选择。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在2020年12月发布的《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耗监测报告通勤耗时增刊》中指出，中国36个主要城市中，有超过1000万的打工人，正承受单程超过1小时的极端通勤之苦。
图源：《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耗监测报告通勤耗时增刊》
相关话题下，有网友留言“通勤时间超过60分钟的过来集合”，4000余条评论一一翻完，你可能会被中国人民吃苦耐劳的精神所打动。
有网友表示自己通勤往返5小时
小鱼每天单程通勤时间1小时20分钟。加班或是同事聚餐，如果没把握好时间，赶不上回家的公车，就只能“斥巨资”打车回家。这使得她每天的生活都如同参加王子舞会灰姑娘——不管玩得多开心，必须在9点之前坐上回家的南瓜马车公交车，快乐点到即止。为了一份薪酬更高的工作，张风的通勤时间从原来的10分钟飙升至1小时。虽然言语中时常透露出对艰苦通勤的绝望，但如果别人问起，他会辩称自己“内心十分自洽”，“毕竟不久的将来我就要升职加薪，在地铁上看一看忙碌的大家，我会不自觉的感到自己是在体验生活。”
如此凡尔赛的发言，让人感受到当代青年自欺欺人的程度。基于手机信令数据，2019年出版的《中国都市圈极限通勤研究》一书对各都市圈通勤人群的分布与特征进行了对比研究。如果将城市通勤者中距离最远的10%定义为“极端通勤人群”，数据显示，极端通勤人群中年龄在25-44岁区间的占到全部极极端勤人群的50%以上。其中又以北京深圳尤为突出，分别达到73.4%和70.4%。在深圳，19-34岁的极端通勤者合计超过百万。这揭示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忍受极端通勤的折磨。
90后的刘宣仪每天从京溪南方医院到公园前上班，直线距离看似没有多远，但拥挤的地铁使得这段路程格外漫长。据其形容，通勤路上的挤其实有不同的挤法，她已经具备经验。一种挤是“车站”里的挤，比如上下班时的珠江新城或者体育西。这种挤是“有规律可循”的——排队、安检、刷卡、进站、电梯，只要你放空大脑，跟随着人流，最终总能抵达，“甚至还能玩一玩手机。”
一种有规律的拥挤，大家都往一个方向
但另一种存在于“车厢”之中的挤来得更为猛烈。这个时候人是漂浮的，脚是找不到的，肺里的最后一口气也被挤了出来。“从同和、京溪南方医院、梅花园、燕塘、广州东，要问我哪一站最挤，我只能说每一站都很挤。”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极端通勤，刘宣仪在朋友圈中写道：全程呈40度角站姿，我不知道杰克逊是怎么做到的，我反正是靠众人的力量。
刘宣仪的朋友圈
绵延的大都市，降低的幸福感
工作和挤车，占据了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但即使早晨7点15就要起床，每晚刘宣仪也会熬到12点以后才睡，因为无法放弃游戏、小说和电视剧。白天极端通勤，晚上极端熬夜，成为一波通勤青年的真实写照。他们每日在城市中“疲于奔命”，唯有“早晨起床的那刻感到格外后悔。”
1961年，简·雅各布斯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成为了城市研究和规划领域的绝对经典。简·雅各布斯关注人在城市中的日常生活，在她看来，“你要想体验一座城市的魅力，就是在街道上漫步。”对于极端通勤者而言，终日奔波，生活被压缩到办公桌和铁皮车厢里，在城市的街道上悠闲漫步一番根本就是一种奢侈。无休止的通勤扼杀了“生活”的所有可能，我们每天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去工作的路上。
“通勤，正在杀死XXX”的句式可以被套用到北京、上海、深圳、成都以及任何快速发展的城市当中，引发群体性比惨
而长时间通勤占用了人的日常运动、睡眠等生活时间，更严重损害身心健康。瑞典于默奥大学社会地理学教授埃里卡·桑多（Erika Sandow）领导的研究小组在1995年至2005年间调查分析了200万已婚或同居的瑞典人后发现，一方需要长距离通勤的夫妇，离婚率高40%。每天通勤距离超过30英里（48公里）的人更容易得抑郁症。
人口与产业在空间上向大城市聚集，同时也在向大城市的郊区和边缘地带扩散。这些地方为刚需人群提供了较低的居住成本，但是公共服务学校医院等配套又相对落后，更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
公共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更多人向郊区和外围居住，但仅仅靠公共交通，其实无法解决这些人的就业和其他公共需求。2015年，《纽约2040——规划一个强大公正的城市》就已经提出“45分钟以内通勤人口比重90%”应作为城市繁荣、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伦敦、新加坡、上海、 南京也提出45分钟通勤覆盖80%-90%的城市发展目标。
但《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耗监测报告通勤耗时增刊》显示的结果是，36个中国主要城市45分钟以内通勤人口比重仅有76%。超长通勤揭示的，是一种被迫选择的“职住分离”的生活——能够租房买房的地方，找不到工作；在能找到工作的地方，房价负担不起。在这样的城市之中，人们每日生活的动线被无限拉长。
现如今，刘宣仪日渐萌生了回海南老家的打算——逃离大城市，似乎才能回归生活本身。但还有更多个何西、潇雨、张风在苦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