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阿都拉塑像
今年，即2019年我国纪念开埠两百周年时，在新加坡河东岸驳船码头莱佛士塑像周边，新增了四尊塑像。能位列其中无疑是对于开埠贡献巨大者，一代文豪阿都拉（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Munshi）(图1) 便是其中之一。本地的一条路亦因其而命名。
书香门第出生的阿都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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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都拉1796年出生于马来亚，父祖籍阿拉伯，母为信仰回教的印度族，是混血后代。他生长于书香世家，曾祖父是位宗教和语言教师，祖母在阿都拉诞生地马六甲的kampong Pali当过校长。可以想像两百年前，身为女性能管理男女学生两百人左右的学校，定是女中豪杰。阿都拉年幼时，祖母给的玩具就与众不同：一支笔、一张石板和一些墨粉。不久，祖母发现孙子在石板上的涂鸦竟然形似文字后，就教孙子认读文字。
阿都拉的父亲经历丰富：做过商人、船长、翻译、抄写员等，精通多种语言、算术和《可兰经》。其家教很有特色，要求阿都拉每天到教堂祷告，不听便打，并且有段时间让他在教堂记下所有进出者名字，若拼写错误，不仅要打耳光和呵斥，还将写错的字挂在儿子颈上使其难堪。获得满意结果后，他又让阿都拉做听写练习，威胁错一处打一鞭子。如此苦心，大概是想培养儿子的拼写能力与专注力。
当时的学校教育更严厉，对于违纪学生会根据情节处罚。体罚种类五花八门，比如用藤和绳夹手指，用铁链围在腰部背着木头在教室绕行，用椰皮烧出烟或在火上洒胡椒粉，把学生吊在烟上熏等。这些处罚令阿都拉印象深刻，以至于后来撰写自传时特地将体罚道具画录其中（图2）。在此环境下，阿都拉用功读书，进步很快，祖母还让他做同龄者的指导员，教他们阅读与写字。他优秀的阿拉伯语、淡米尔语、马来语也是儿时练就的。
图2：《阿都拉传》描述的体罚情景
有种说法：英国人成就了阿都拉。曾经有报纸使用的标题就是《为什么说没有英国人就没有阿都拉？》。阿都拉所处的时代，确实是强势的英国人主导，但不封闭，就看你有无能力登上此舞台。就阿都拉而言，虽非马来人，但祖先几代在马来半岛定居，阿都拉则生长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家庭，这些都孕育出了他对其它文化的宽容心态与接受能力。在教育方面，阿都拉受家风熏陶，从小就出类拔萃。当他有机会接触并融入主流社会时，自然能脱颖而出。因此，说阿都拉自己塑造了“阿都拉”更为贴切。
莱佛士的崇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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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都拉首次见到莱佛士时未满15岁 (1811年左右)。莱佛士聘他为马来手稿抄写员，是其所雇文书和抄写员中最年轻的。莱佛士很器重这个出众的少年，有意带他去爪哇，但遭阿都拉母亲拒绝，因为她不愿让唯一的儿子冒险(虽然生过5子，但其他孩子都夭折)。莱佛士临行前写了份举荐他做马来语老师的信，并且勉励他学英语。再次在新加坡相逢是约9年后，莱佛士聘他担任秘书兼翻译。
长期相处，使得阿都拉非常崇拜和敬重莱佛士。其笔下描绘的莱佛士，谈吐温文尔雅，处事有条不紊，坚守原则，不鄙视马来人，即使面对底层者也平心交流。他对莱佛士的声音也很赞美，描述道：“温柔动听的语调，别说是人心，即使石头听了也会碎裂。”对于莱佛士夫妇，他赞叹：“夫唱妇随最完美，形如月亮太阳配”。当莱佛士最后离开新加坡时，阿都拉犹如失去亲人，痛心地说，即使死后复活，也难觅如此高尚者，并且赋诗纪念，赞其“善解人心真高明，品学俱优受尊敬”。
西方文化的积极译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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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都拉是西方文化的积极译介者。伦敦传道会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后，阿都拉在担任其马来语老师的同时，也参与了书院将英文书籍翻译成马来文的工作，还负责印刷事务。他称得上是马来文印刷和翻译的先驱，新加坡的第一份印刷品—莱佛士的马来语公告（1822年10月）就是阿都拉翻译的，其内容是禁止赌博和种植鸦片。在汤逊（C.H.Thomsen）牧师建议下，他还将英文算术课本译成马来文，名《算术》，供马来学生使用。这应该是最早印刷成的马来文算术课本。
他译作众多，包括关于欧洲人的各种知识、欧洲的技术、地球和空气的特性、汽车汽船的发明、煤气的制造、太阳和行星的常识、美国的治水方法、蒸汽的用途等，涉及人文、科技和自然科学等方面。他不仅翻译，甚至根据自己的理解，提供一些方法供马来人学习和仿效。
他本人就是实践者。玻璃制作、印刷、电等西方技术进入本地后，阿都拉作为首批接触者，充满好奇，并且有机会就学习。例如，接触到印刷设备后，他用三四个月时间就掌握了使用技术与性能，并且在活字不够时，向汤逊学习了刻铸铅字的技术，自己制造，此后又将这些技术传授给他人。
他还跟汤逊一起编写了马英《词汇录》，收录了2000多个词，因当时无印刷设备，只能做成手抄本，1820年终于在马六甲印刷成书销售（图3），给学习者带来很大帮助。
图3：阿都拉等编的马英语典 （图片来源：Antara Dua Kota）
他积极译介西方科学知识，当时有些人不理解，觉得他在天马行空或被西方人欺骗。阿都拉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罪魁祸首是本地的保守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其自传里多次指责一些人“愚蠢”，并且尖锐批评。这或是阿都拉怒其不争，急于唤醒民智的表现吧。
离经叛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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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一些人眼中阿都拉是个“叛逆者”。他因工作关系大量接触西方人，甚至还帮助他们翻译基督教圣典。阿都拉举办婚礼时，既有米怜帮助办理，又有15个洋人参加，十分惹眼。与洋人关系如此密切，自然引起一些本地人反感，他们煽动其父与儿子反目，讥讽他是阿都拉牧师，甚至取绰号称他是英国人的Tali Barut—原意是肚兜带子，隐含“走卒”之意。他的朋友们则劝他不要看洋书，以免破坏自己的信仰。但阿都拉不以为然，认为信仰是对宗教的信服，即便看千部其他宗教的书，若不信它，它奈你何？
其实，他一直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并非盲目崇拜西方者，碰到一些问题，仍会以自己的宗教信仰来解决。例如，米怜有一次因家中的华族女佣声称孩子中邪，向阿都拉请教妖魔之事。阿都拉回答说，华人和马来人这样做很愚蠢，相信这些妖魔鬼怪是不科学的信念。他介绍说自己小时候听这些故事很害怕，但是长大后阅读各种书籍，能理智对待，明白是无稽之谈，并且告诫人们不要相信鬼怪。有趣的是他最终又认为鬼怪是那些不信真主的人捏造的，这又回到了自己的信仰上。虽然不相信，阿都拉似乎对这类故事知之甚多，米怜还把从他那里听到的鬼故事记下来，发表在Indo-Chinese gleaner杂志上。
在一些文化观念上，阿都拉非常坚持己见。例如，他与汤申（J.T.Thomson）在一起时就会经常争论宗教和哲学问题，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事情过后仍和好如初。
从其传记可以看到，对于有些英国人所做的恶事，他毫不留情进行了揭露：“当时留驻在马六甲的英国人为数不多，人们见到英国人犹如见到老虎，因为他们既放荡又凶恶……喝醉酒的水兵，敲破人家的门窗，追逐在街上行走的女人。”对于新加坡第二任驻扎官J.Crawfurd，其评价十分负面：“他脾气有点暴躁，容易动怒，凡遇事情被耽搁，未及时完成都要责骂。他虽很有远见，知识也很丰富，可惜沉迷于物质财富，吝啬又自大……”即使是对受到马六甲和新加坡多数民众欢迎的首任驻扎官W.Farquhar，他也不满意，认为远不及莱佛士，说“十个星星怎能凑成一个月亮？”显然，阿都拉在对待西方人与文化上有自己原则与好恶。
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也将本地文化传播给了西方人。众所周知，阿都拉是很多西方传教士、殖民地官员、商人及其家属的马来文教师，曾经奔波于马六甲和新加坡两地授课。语言属于文化的一部分，在教授语言时无疑会传授相关文化。他以马来文为学生们打开了通往马来世界的大门。
珍贵历史的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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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都拉还是一个保留历史的有心人。其自传提到一块在海角尾端发现的刻满文字的石头，该石因长期受海水冲击文字已模糊，笔者估计此石即“新加坡石”。他说，发现此石后各族人士前往观看，自己与莱佛士、汤申也一道去看了，但无人能解其文，莱佛士认为那是兴都文。当局后来炸毁了此石，阿都拉十分气恼，批评当局的无知。这说明他具有很强的历史意识。
他1843年写成的《阿都拉传》，其中手书的爪夷文石板印刷版，估计就是阿都拉亲笔所书。此书有些页面饰有精美花边（图4），犹如艺术品。汤申的译本附有阿都拉的亲笔手稿（图5），其文字结构严谨，字体飘逸，亦令人赏心悦目。该传的文学价值之高自不待言，但更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记载的虽是阿都拉自己的故事，但充分融合了当时的时代大背景，记录了马六甲和新加坡发生的一些真实事件。因为阿都拉身份特殊，涉及到的人和事往往很重要。尽管有学者认为其中一些年份、史实有误，但研究开埠初期新加坡的各种著作，如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百克利的《新加坡史话》、宋旺相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都大量引用了其内容。英国著名史学家D.C.Boulger1899年出版的《史丹福·莱佛士爵士的生活》一书，在介绍莱佛士的个性、处世、初到这里的工作等时，也参考了该传。由此可知，《阿都拉传》是了解开埠初期历史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料。
图4：《阿都拉传》爪夷文版
图5：阿都拉的亲笔文稿 （图片来源：J.T.THOMSON, 1874. Translations from the HA-KAYIT ABDULLA）
除了自传外，阿都拉的《新加坡焚城记》《阿都拉游记—吉兰丹之旅》《阿都拉吉达游记》或多或少都有这方面价值。我们今天能够知晓开埠初期一些重要人物与事件的珍贵细节，必须感谢这位亲历者的记录。
1854年，阿都拉在麦加朝圣时去世。有关其容貌的图像资料，笔者只找到一张肖像画（图6），Harun Lat所绘，藏于马六甲历史馆。不知道画家是根据什么所画。而今年所立的纪念塑像也展现了其立体风采。他的学生汤申对老师的外貌有过描述，将各方面加以比对，或许形象更清晰些。汤申首次见到老师时，老师约50岁。汤申在《远东生活一瞥》中的描述是瘦高个，很有活力，古铜色肌肤，一口不正规的英语，但对一般谈话理解得很好。1874年汤申将阿都拉手稿译成《阿都拉传》英文出版时，在前言描述道：他外貌上是南印度淡米尔人，身材高大，瘦长，身体略向前弯曲，精力充沛，肤色古铜色，椭圆脸型，高鼻子，双眼稍向外眯著。一身马六甲吉灵人或淡米尔人的装束：saluar（长裤）、格子沙龙（短裙）、印花上衣（外套）、方形帽和凉鞋。他拥有阿拉伯人的活力和骄傲，印度教徒的毅力和机敏，只是语言和民族情感是位马来人。
图6：阿都拉肖像画（图片来源: Antara Dua Kota）
相信作为画家的汤申在对人物外貌特征的把握与描述上是可靠的。瘦高，古铜色肌肤，椭圆脸型，高鼻子，双眼稍向外眯著，一身地道的本地人装束，才是这位开埠初期特殊人物的外貌特征吧。
参考资料：
1. 杨贵谊译：《阿都拉传》热带出版社，1998年
2. 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4th Ed, 1939, Hikayat Abdullah.
3. J.T.Thomson ,1874.Translations from the HAKAYIT ABDULLA.
4. A.Hamid Ayub, Berita Harian, 13 Oct.1963. ‘ Mengapa kalau ta’ ada Inggeris ta’ akan ada Abdullah?’
5. Hadijah Rahmat. 1958-1999. Antara Dua Kota.
(作者为晚晴园华文义务导览员)
（本文首发于《源》142期，文章版权归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源》杂志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使用，欢迎朋友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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