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16日，抗战大后方的滇缅公路之上。
数十辆运输车辆，在陡峭崎岖的山路之间，蜿蜒而行。行驶在车队最后面的那位司机，名叫吴再春。此时的他，手扶着方向盘，忍受着山路颠簸震荡的同时，内心产生了一丝隐隐的不安。
早晨从芒市出发的时候，他所驾驶的车辆，便有轻微的卡顿之感，走了几十公里之后，这卡顿感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愈发强烈起来了。
抗战时，滇缅公路上的运输卡车
“照这样下去，恐怕撑不到龙陵了。”吴再春心里正嘀咕着，身下的汽车突然“咣当”一声，直接熄火了。
吴再春赶忙拿出随车扳手，开车门跳了下来，他对着前面停车探头询问的几名侨工师傅们，摆了摆手道：
“你们先走，我修好就赶上去。”
抗战时期，滇缅公路的路况很差，沿途不断坍塌的路基，使得汽车发生抛锚故障的情况，很是常见。平日里，大家临时修理一番，多少都能够凑合着赶回车队。
然而，这一次，吴再春修了好久，却始终没能修好这辆车。
夕阳西下，空旷的山路之上，只留下他这一辆道奇卡车，孤零零地停滞在悬崖之畔。不远处，天边翻滚的墨云，渐渐逼近，被寒风吹得通体颤栗的吴再春，裹紧了衣裳，钻进车内，关上了车门、车窗。
看来，今晚只能在山路上挨上一晚，等明天运输车队过来，再想办法。
吴再春心中想着，然而，他却没有想到，死亡的危机，正慢慢地向他逼近……
腊勐垭口位于海拔两千米附近，高寒多变的天气，使得这辆过夜的汽车，在寒风冻雨的袭击之下，很快便如一个冰冻的铁盒子一般。
寒雨交集的天气里，车内的温度迅速下降
吴再春当时的身上，不过穿着两件单衣，即便裹紧衣衫，却依旧难以抵御刺骨的寒凉。他蜷缩在驾驶室内，尽量减少活动所产生的热量散失，然而伴随着周遭温度的快速下降，吴再春还是没能撑住沉沉的困意，最终昏了过去……
第二天，从畹町方面开来的车队，发现了这辆孤零零停在崖边的汽车。
一个师傅使劲打开了冻紧的车门，眼前的一幕让他登时忍不住流下泪来。
车内的吴再春，脸上覆着一层薄薄的冰霜，全身僵硬，呼吸已然停止。
随后，西南运输处对这次事故进行了调查，在后来刊发的报告当中，详细记录了吴再春被冻死的经过：
“衣被单薄，体力弗胜……因不舍车辆，竟守候以待救济之至，卒以内伏寒湿、外感风侵，遂至身殉。”
几日后，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获悉了这个消息，当他读到“衣被单薄”之时，不禁捏紧了纸张，这四个字霎那间刺痛了他的眼眸。
陈嘉庚
因为，就在前不久，有几名华侨仓皇逃归南洋，几人哭诉了在滇缅公路之上，所遇到的种种不堪情形；以及华侨在运输途中，所受的悲惨境遇。
消息传出，在整个南洋华侨圈内，登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而在那几人泣血哭诉的事项当中，有一条就是——缺少衣物，难以抵御寒凉。
逃归的华侨机工
滇缅公路是抗战期间，国际向中国输血援助的主动脉。
当年，大批援华军事物资，便是沿着这条蜿蜒曲折的山路，最终抵达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昆明。
滇缅公路
1939年初，刚刚修竣的滇缅公路，面临着有路无车、极度缺乏熟练机工的困境。为了尽快激活这条运输通道，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致电陈嘉庚，与对方商请，在南洋招募一批华侨汽车司机和修理工人。
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随后更是亲自携函，远赴南洋，谒见陈嘉庚，备诉缺乏机工的难处。
事关国家兴废、民族存亡，同时有感宋子良的至诚相邀，陈嘉庚随即表示，为国招募侨工，义不容辞。
同年2月7日，陈嘉庚发表了《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爱国司机、汽修工人，回国报效国家，与祖国同胞们携手并肩，共同抗敌。
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
公告一出，整个南洋激荡不已，许多爱国侨胞纷纷响应，报名归国。
一时间，新加坡的港口汇集了各处赶来的爱国青年们，“再见吧，南洋”的歌声，在阵阵的轮笛声中，久久回荡。
人们簇拥在港口，送别着踏上征程的亲人，祈祷着他们能够穿越硝烟战火，最终平安归来。
然而，没过多久，还真有一些侨工，突然回来了。
不过，他们并不是胜利归来，而是狼狈仓皇地逃回来的。
这些逃归的侨工无不面容憔悴，众人回来之后，备述归国之后，所遭遇的种种艰辛，以及种种不堪的待遇。这让周遭人们闻之不禁大吃一惊的同时，也给原本准备积极报名归国的华侨们，兜头泼了一瓢冷水。
当年归国的南侨机工们
陈嘉庚等人得知此事之后，心中顿感不安，自己先前召集众人回国，如今已有数百名爱国华侨机工响应号召归去，可他们在那片陌生的国土上，到底过得怎么样呢？
没有人知道。
逃归华侨们的话，让陈嘉庚听后，顿时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之中。随后，陈嘉庚决定，尽快派人回国，一探究竟。
“余闻滇缅公路办理及待遇司机不善事，难免寝食不安，乃举派代表由仰光入口往昆明，沿滇缅路视察。且所传不虚，或由路甫开浚未暇设备，或陷于经济因陋就简，若限于经济，南桥总会，可以代筹。”
刚开始，陈嘉庚还有些天真地认为，华侨们口中的困境，可能是因为滇缅公路刚刚开始运行，国家正处于战事，资金困乏所致。
因此，陈嘉庚原本还准备继续帮助西南运输管理方面，再筹集一些资金，以供后续进行改善所需。
然而，他却万万没有想到，随着代表们前往西南，开始深入查访之后，一张滇缅公路上的腐败黑幕，最终被缓缓揭开，其间的各种问题，更是触目惊心。
考察西南，触目惊心
1939年8月，受陈嘉庚的委派，南侨总会特派员刘牡丹，踏上了归国视察之路。当时，跟随刘牡丹一起归国的，还有《南洋商报》记者陈戈丁和张楚琪，众人此番主要的任务是——视察滇缅公路运输状况和沿途华侨机工们的生活境遇。
这次视察，整整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此期间，刘牡丹等人沿着滇缅公路而行，沿途遇到了不少诉苦的侨胞机工，亲眼目睹了滇缅公路之上，侨工们缺衣少药、境况艰难的情形。
滇缅公路
更让刘牡丹等人想不到的是：
华侨归国抗战之后，留在南洋的华侨亲属们，因为思虑家人在国内经济条件不佳，从南洋纷纷寄给侨工们银信、汇款。而这些钱，大多数侨工们都明确表示，从未收到。
在刘牡丹后来的视察报告中，曾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所见所闻：
“在是段服务之华侨机工类多面色清瘦，鸠形鹄面，体格健康损失过半。遇职等到时，即觉眼红喉塞，看来颇为悲感。”
“当兹寒风刺骨犹是单衣蔽体，盖华侨请返国时，都以为政府当能另发制服和其他工作衫裤，故今未多带南洋原有衣服。”
“查有许多机工对南洋家属来往通讯恒四五月，尚未递到，俱在南洋家属稍丰胆者，寄往银信，机工亦绝无接到。”
在刘牡丹等人的眼中，西南滇缅公路上的侨工们，此刻陷入了一个无法挣脱的困境：一方面他们心甘情愿地为祖国的苦难而献身，而另一方面，西南运输处给予这些爱国志士们的待遇，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一个月后，刘牡丹等人回到南洋，众人向南侨总会递交了此番考察报告。报告中的内容，让南侨总会所有负责人看后倍感震惊，众人随即对其中的问题进行了具体、仔细的研究讨论。
本着务实的做事态度，斟酌再三的南侨总会，随后提出了《南侨总会关于改进滇缅公路设备及机工待遇的建议书》，其间涉及改善侨工待遇、增发寒衣，方便通讯、医疗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举措。随后南侨总会再派代表，携带《建议书》，火速赶回西南运输处。
归来的代表，将《建议书》亲手呈给运输处相关领导——宋子良，恳请对方能够参考此建议、改除滇缅公路之上种种积弊。
然而对方的态度，却非常消极。
宋子良
他告知代表，自己对于这上面的建议举措，也没有权力主张，还需要斟酌之后，向重庆方面请命，等着看上面的意思再行处理。
为了尽速解决问题，9月24日，陈嘉庚亲自发电，向重庆军事委员会汇报滇缅公路之上，车站、设备筹谋不周、管理不善的种种现状，并提出改善建议，希望尽速处理为妥。
然而，面对陈嘉庚的奔走呼号，重庆方面的反应，也很漠然，这让他顿时心灰不已。在陈嘉庚后来的回忆录中，曾这样记载道：
“虽屡蒙复电嘉奖，却不过官样文章敷衍而已。”
万般无奈之下，陈嘉庚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当时的国府最高首脑——蒋介石的身上，希望对方能够涤扫滇缅公路方面的积弊。
不久，这封《建议书》便呈递到了蒋介石的手中。
蒋介石看后，态度表现得确实很重视，愤怒的蒋介石除了大骂滇缅公路负责部门太腐败之外，当即命人连发两封电函，痛责西南运输方面积弊和腐败。
蒋介石
“该路关系抗战运输，乃驰援若此，全为管理失当，非可推诿......据电前情，滇缅公路之管理，实在太腐败……”
“人事多废，积弊已深,若非根本改革，恐难收效，尤其隔绝机工音讯，南洋有数位家属寄出银信全未收到，当即处心舞弊，及此可见……必须严格彻查究竟……”
然而，对于蒋介石的“雷霆之怒”，到了西南运输处那边，却最终化为了绵绵细雨。
雷声大，雨点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幕后的黑手，雷声大雨点小
蒋介石怒斥黑幕，然而他所指的幕后黑手又是谁呢？
正是当时总揽滇缅公路交通的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不过，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宋美龄的亲弟弟。
宋美龄
咱们都知道，蒋家王朝是由四大家族支撑起来的，而四大家族中的宋氏一脉，更是获宠非常，抗战时期，宋家控制着国府财政经济命脉，家族权势，炙手可热。
对于姐夫哥要“严惩”小舅子，宋子良当时并没有怂，他很快便回复了重庆方面的电函，相对于先前对南侨总会代表的敷衍，宋子良此番回应，很刚：
“前次建议内容，多与事实不符，沿途设立医疗、补给站点，管理站每日行车照规定行驶时间亦不超过8小时，各汽车大队部驻地俱设有俱乐部，以调剂司员精神......”
宋子良不仅将刘牡丹等人先前的查访结果，悉数推倒，还将条件简陋的滇缅公路沿途，夸大成了侨工生活、工作的乐土天堂。
甚至对于侨工吴再春因缺衣而冻毙的原因，宋子良也昧着良心，直接否认。
“尤非事实。”
在宋子良当年的回复中，还有一段十分挑战世人智商的内容。
对于为何有些侨工，会收不到家人所寄的钱财一事，宋子良向蒋介石解释道，原因在于自己下属的各级队长比较负责，大家恐怕这些侨工初来乍到，外出滥用，便有人出于好意代为保管。
“各级队长恐其外出滥用，曾有暂代为保管之误会。”
华侨家人们寄给侨工的钱，下面的人不给，扣下了，还说是好意，怕别人收到钱乱花，替他收着先保管起来。
这种说法，甭说蒋介石不相信，即便连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子良的亲姐宋美龄，看后都控制不住了。11月13日，宋美龄在致给宋子文的函中，说得相当直白：
“忠诚贡献，遂亦忘其避忌，然事实胜于雄辩，三千机工耳目昭昭，亦不能一手遮蔽也！”
三千机工耳目昭昭，岂能一手遮蔽？
南侨机工
宋美龄对于自己弟弟的这番斥责，也算是非常严厉了。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即便国府高层如此震怒，西南交通运输线的腐败，最终依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当月，蒋介石、宋美龄曾亲自过问华侨机工的“寒衣”落实情况，宋子文很肯定地回复道：
有关部门，正在赶做。
“机工服装已各发给工作服两套、军毯两条，现正赶制冬季服装，计每人呢质军服一套、布棉大衣一件。”
然而，这些寒服最终都发到侨工手中了没有呢？
1940年3月，陈嘉庚曾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再次回国。此次，陈嘉庚亲自带队考察滇缅公路状况，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半年前，南侨总会奔走呼吁的、经蒋介石、宋美龄严令申斥的那些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路政反而更加腐败，机工待遇也是愈发恶劣。
“余此回沿途所见，仍旧腐化绝无改革一件。”
陈嘉庚亲率华侨考察团归国
陈嘉庚等人考察时，来到下关，当时的下关李主任设了三席酒宴，宴席之间，酒菜丰盛，宴会一直持续到下午一点，依然没有散去。国难当头，官员作风却如此奢侈腐化，憋了一肚子火的陈嘉庚最终没忍住，直接站起身，戴上帽子走人了。
在路上，他对随行之人感慨道：
“运输安能有成绩！以下关站之重要，而委此腐败主任，如此开销，其实为他舞弊，且误余工作！回昆明可向龚君（龚学遂）言之。”
旁边的人听完，无奈道：
“亦均是一丘之貉，龚学遂虽负责主持，然重要机关人员，多是宋子良委派......”
滇缅运输管理人员的腐化堕落，让陈嘉庚痛恨不已，却又无可奈何，而更让他感到无语的是，国民党政府和宋子良一样，竟也公然截留起南洋的物资援助起来。
1939年底，南侨总会送抵昆明的一批药品、物资，原本说好是专门用于改善机工生活的，却因为国府重重截留，最终没有半分落在机工们的手中。
前番机工泣血申诉，南侨总会的奔走呼号，最终在巨大的黑幕面前，悉数化为烟尘。
看着眼前这群形容憔悴、病体支离的机工们，陈嘉庚驻足在滇缅公路之上，良久不语。山路蜿蜒，这条山路寄托着中华民族存亡的希望，每天，有数千机工用血肉之躯为之奔波效命，死不旋踵，他们为民族续命的初衷，最终却肥了某些人的荷囊。
当时的陈嘉庚，内心抑郁不已，眼前国府的腐败，触目惊心，然而自己却却没有任何办法，能够破解眼前的阴郁。
这让陈嘉庚深感痛心，而又倍感无奈，他不禁感叹道：
“可胜叹哉！可胜叹哉！”
当天，陈嘉庚默默走了一路，半天再没有说一句话。
去延安
1940年的南洋考察团一行，是对祖国抗日形势进行的一次多线路、多方位的全盘考察，除了国统区各大城市之外，当时的陈嘉庚还特意选定了一个特殊的目的地——延安。
抗战时的延安
得知陈嘉庚有意前往延安的消息，蒋介石在一次宴会之后，单独将他留了下来。蒋介石当着陈嘉庚的面，说了不少共产党的坏话，随后希望陈嘉庚能够改变主意，不要去延安进行考察。
陈嘉庚当时很平静地回应道：
“我回来，就是代表南洋的侨胞们，看一看祖国抗战的情况，只要交通能够到的地方，我都会亲自前往，这样回到南洋之后，也能有事实依据地回报各界关心祖国抗战的同胞们。”
看着陈嘉庚非要执意前往，蒋介石最终也不好阻拦，即便如此，蒋介石还是有些放心不下，他对陈嘉庚特意交代道：
“要往可矣，但当勿受欺骗也。”
蒋介石到底担心自己看到什么呢？陈嘉庚不知道，因为当时的他与共产党的接触，其实并不算多。
在重庆的陈嘉庚
延安在他接触的国民党官员口中，是个被妖魔化严重的地方，而对于不少南洋青年们来说，那个宝塔矗立的地方，则是民族抗战最炽热的核心。
一个月后，当陈嘉庚乘着汽车，沿着坎坷土路、一路颠簸抵达那片黄土高原的时候。
眼前那番迥然不同的社会景象、民众面貌、政治风气，让陈嘉庚对共产党印象大为改观的同时，内心也不由自主地开始将之与重庆政府，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比较。
延安见闻，与重庆大不同
抵达延安的当天下午，陈嘉庚在一口窑洞门前，见到了等候着他的毛泽东。
“毛君形象容貌，与日报所载无殊，唯头发颇长。”
随着毛泽东进入窑洞之后，洞内的起居、办公场所布置，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比重庆官员们的气派寓所、办公场地，毛泽东的办公所，可谓是相当简陋。
“其住居与办公所亦是山洞，大小与余寓略同。屋内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下不一，写字木桌比学生桌较大，系旧式乡村民用家私，盖甚简单也。”
众人谈话期间，不时有人进出。
影视剧中的陈嘉庚在延安
令陈嘉庚诧异万分的是，几个前来参加讨论的南洋学生，进来时也非常随意，没有任何敬礼请示，便直接坐下，参与谈话。后来朱德夫妇到后，屋内所有人，也都没有人起身行礼，全都安然坐谈。
这和自己在重庆官场所见、以及华侨们口中，因受训而逢长官，必起立行礼的风气，大相径庭。
在陈嘉庚当晚所写的日记当中，详细地记录下了当天所见的情形，他将这种现象，最终归结为——延安这里，人人平等而无阶级。
在陈嘉庚的眼中，当时延安社会治安良好、官场风清气正，治下无失业游民，内外无乞丐贼盗，特别是当地的官员之清廉，令人印象深刻。
当时的延安，对于贪腐的处罚十分严格，各级官吏，如贪污五十元者，革职，五百元者，枪毙，犯者无情面可袒护优容。
公务员薪水每月五元，即便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夫人，也必须通过尽职的工作，方能领取这五元工资。
相比重庆男人长马褂，女人的旗袍口红，各地酒楼林立，公费吃喝一餐百余元，交际应酬不息。陈嘉庚更喜欢延安的清宁朴素，重庆的这些灯红酒绿、乌烟瘴气，在延安统统看不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朴素，社会秩序，更是达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清明地步。
抗战时的延安社会
比起战火之下，重庆国民党官场的黑暗、腐朽，延安的情况，不啻于一缕清风，吹散了陈嘉庚此番抗战视察途中，淤积在胸臆之内的层层阴郁。
中国希望在延安
延安的情形，让陈嘉庚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眼前的一切，让他倍感震撼的同时，一个大胆的设想陡然划过他的心头：
如果共产党将来能够掌控天下，东南那片富庶之地，在共产党的延安精神治理之下，将会是个什么模样？
“设共产党若握着东南富庶市场，区域广大，不知能如此清廉，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如延安之精神乎？”
那天夜里，陈嘉庚躺在窑洞内的土炕之上，久久难以入眠。延安的情形，在当时的中国，如同黑暗中的星星之火，虽然光芒微黯，却给人以无限希望。
毕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光明虽然微弱，但总会有刺破黑暗的那一天。
6月8日一早，陈嘉庚拜辞毛泽东，启程离开延安。相比蒋介石临行前的腹诽，毛主席不仅大度地请陈嘉庚向蒋介石带去问候，同时还对陈嘉庚殷切嘱托道，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向南洋侨胞告知此地情况。
“君到此多日，所有见过此间情形，如回南洋请代向侨胞报告。”
陈嘉庚则对主席保证，他此番回去，绝不像他人一般，指鹿为马，即便出了延安，也一定实事求是，据实报告。
经过了此番回国慰劳，陈嘉庚认清了国民党对共产党宣传扭曲的事实，而延安的社会、政治风气、以及毛泽东等人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得陈嘉庚对于两党之间的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他心中的天平开始逐渐倾向于共产党一面。
1940年12月，回到新加坡的陈嘉庚拉着儿子陈国庆的手，不禁兴奋地说道：
“余此次劳军经延安所见，深感中国有希望了！”
尾声：
抗战历史，烽火硝烟弥漫，期间有民族不屈的热血，也有魑魅魍魉的贪婪，伟大和卑劣共行在那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之中。
当我们仔细回视那段尘封的岁月之时，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句话的贴切和正确。
当年，陈嘉庚在延安兴起的大胆设想，后来最终成为了现实。
1949年5月，应毛主席的电邀，陈嘉庚再次回国，当时的他，看到了当年延安的清正风气，开始赢荡在整个北平城市之间。
一个崭新的中国，在希望中破土萌发。
1949年，陈嘉庚与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前合影
当天夜里，在与毛主席共进晚餐之时，面对依然简单的菜肴，毛主席和陈嘉庚回忆起了，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毛主席感慨道：
“还记得在延安请你吃饭，我毛泽东没有钱，菜是自己种的，有只鸡，还是邻居老大娘送的。”
陈嘉庚道：“那顿饭，吃得踏实，吃得让人高兴。”
时光荏苒，历史的长河匆匆流逝。今日的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上，回顾着昔日延安精神之时，却很少有人知道。
当年，有那么一个人，从万里之外，沿着中国残破山河的轮廓，一路跋山涉水而行。当他从黑暗、压抑之中，陡然看到一线光明之时，那种狂喜、庆幸，实非如今的我们，能够体会。
“中国有希望了！”当年，那声音从干涩的喉管中迸出，久久地回荡在历史的时空之中。
参考资料：
《南侨回忆录》
《南侨机工档案史料选编——云南省档案馆馆藏部分》